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根植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在文化影响力持续凸显的当下,习近平提出“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这种承继与发展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而来的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以利益关联为依托,以经济合作为主体,以全球治理为共识,以文化共同体价值观为支撑。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蕴。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是以价值认同、文化自觉为核心的共同体文化理念的构建。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向度,应当凸显其文化品格,明确其逻辑进路,继而消融文化冲突,推动文化融合,在交流、互鉴、传承以及创新中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图景。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品格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人类社会共生共荣的历史就是各种文化样态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与超越的历史。正如斯宾格勒所言:“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我把世界历史看成一幅无止境地形成、无止境地变化的图景,看成一幅有机形式惊人地盈亏相继的图景。”[3]因此,唯有在洞悉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品格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使这种价值观追求成为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驱动力和时代“导航仪”。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运行的内在机理和图式,其所蕴含的辩证性、多样性和自觉性的鲜明特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品格。

文化发展的辩证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构建的内在驱动力。认同、融合、自觉、自信、自为的文化价值观,反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认识和改造的文化路向。文化的发展如同丰富多样的自然、社会的差异性一样,离不开对其对立面统一的认知。文化正是在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融合不同的文化形态、化解文化进程中的矛盾,最终形成多样文化样态的共同价值认同。任何文化形态都是一个矛盾统一体,不同形态文化之间、同一形态文化的不同发展时期均是如此。新的文化因子不断对旧的文化因子进行排斥和否定,实践的直接现实性所诱发的现实问题与文化自身蕴含的矛盾问题相互交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例,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日渐融合的当下,文化事业取得了不菲成绩,同时也蓄积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文化的商品属性日益凸显,其意识形态属性日渐淡化;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举步维艰;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迅速提升,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则相形见绌。这些社会问题的文化映像凸显着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文化哲学问题,当然也是在社会有机体中审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物质、法则和信息辩证统一矛盾的不二选择。追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辩证性,不仅要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两个属性”“两轮驱动”和“两个效益”的问题,而且要解决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先后、难易、远近、轻重等矛盾问题。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在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成果量变的累积过程中,文化发展理念经由其实践样态对当前的文化形态进行否定,从而为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成果创造提供依据,这也是文化本身所蕴含的辩证性。

文化本身所兼具的多样性与融通性是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实践,实践总是以其无可比拟的多样性突破理论的界限,因而新的文化样态层出不穷;而历史总是以其无可比拟的复杂性挣脱逻辑的把握,因而文化的交融与互鉴在所难免。用池田大作的话来说,也就是“内在普遍主义”,即文化的天然个性又共通于彼此之间的普遍精神。基于实践多样性的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原发性特征,正是由于多样性的统一,人类文化在一些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认同之中逐渐形成一种共同性。文化作为人的社会属性的文化表征和精神标志,其对人置身于之中的群体有很强的依赖性,具体到文化形式和文化形态方面,也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以中国文化的发展演进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样态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的观念形式和内容,体现着不同文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主体和社会规律的实践认识。抑或说,文化多样性原本就是文化本质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共存于一个精神共同体的文化样态在一定地域和民族平台上得以相互融合,共同铸就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滚滚洪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纽带的文化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内,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革命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为批判、参照和借鉴对象的辩证统一体。在文化强国战略的目标体系上,中华文化坚持不忘初心,回归本位,寻找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内核”,以价值认同和目标共识为特征的文化共同体正在逐步构建。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融通性在语义理解上似乎存在着明显悖论,但绝不能由此推出二者是此消彼长、你死我活的对立体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厘清一个误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会排斥和消弭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会消除文化的多样性,也不是追求简单的形式上的同一性,而是致力于实现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的培育。

文化的自觉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必要条件。与经济、政治发展相比而言,文化的发展往往与前者具有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或超前于前者,或滞后于前者。就其滞后性来讲,这种滞后性往往会让人类社会付出种种代价:部落冲突、人种分层、财产私有等。农、林、牧、副、渔的物质生产活动能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因素需要参与主体在内心深处形成自觉认知再外化于物质生活,源于此,自然会在与利益攸关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不同步性和不平衡性。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人的现实需要将不仅仅满足于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而会转向一定的社会交往需求和获得尊重的需求。换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历经依次递进的三种形态:由抱团取暖式的生命共同体发展到为了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合伙开店式的利益共同体,最终达至具有丰富文化多样性的精神共同体。尤其是在共产主义社会的“共同体”中,人们对自我实现的需求日渐成为主流,文化的自觉性在这一共同体内成为主要彰显因素。抑或说,建立在文化自觉性之上的精神共同体,伴随人类经济社会向共产主义演进,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扮演“主角”。但我们同时要明确的是,文化自觉的养成以及精神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4],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支撑上,文化的自觉性与历史创造主体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共同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深度和健全度。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原本就包含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其核心价值理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了儒家文化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义利统一的辩证精神以及求同存异的伦理精神。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意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5]文化从其开启“以文化人”的精神历程之时,便深深地烙上了一个区域、一个族群的特征,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演进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5000多年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集聚了丰厚的传统资源,培育了肥沃的传统土壤。简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性、系统性和科学性需要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熏化,而其内涵和价值则需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培育。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旨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历来强调和合理念,推崇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蕴含着丰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倡导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理念可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换言之,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旨向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价值观。中华传统和合文化不仅有我们惯常理解的天人之和,而且注重人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当然更强调人与自然之和、“协和万邦”之和。简言之,“天人与共,人我共存”的宇宙和谐理念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从学理上讲,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可谓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新型文明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与“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和合理念一脉相承。西周史伯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记·中庸》中记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一脉相承的“和合”理论推动着中华民族文化认知的不断前行,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建构提供了思想借鉴和资源积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中华传统文化义利统一的文化意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推进,资本逻辑把经济学意义的发展演绎到了极致,并且以发展的名义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而且还美其名曰构建世界经济共同体。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聒噪的经济共同体言不符实,资本的扩张从始至终都对发展的伦理价值视而不见抑或是抛之脑后的。源于生产力前后承继的发展,其内在结果必然导致经济全球化态势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但缺乏义利统一整体价值观规制的经济全球化无疑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诚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与真正公平正义的全球共同发展却渐行渐远。事实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础绝不是资本扩张带来的资本全球化,相反,其玄机隐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义利统一观中。无论是“夫义者,利之足也;贪者,怨之本也。废义则利不立,厚贪则怨生”(《国语·晋语二》),还是“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二年》),都彰显着义利统一的文化意蕴。义利统一的文化价值理念一直一脉相承,睦邻友好、兼容并蓄、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理念一直书写在数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中。这种义利统一的文化价值观,为中华民族塑造了尚平贵和的精神气质、推己及人的文化情怀、强不凌弱的家国观念,同时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铺垫了文化脉络。习近平在论及义利统一的文化理念时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6]显而易见,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和平、发展、共赢、合作”的价值理念,根植于义利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人类关于美好社会普遍愿景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德尼·古莱指出:“伦理学每个学科的发展概念置于广泛的评估框架内,使发展最终意味着生活质量以及走向各科文化所表述的价值准则的社会进步。如何追求发展与获得什么惠益同样重要。”[7]在义利统一的文化理念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原本就蕴含着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国智慧。习近平用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以及中国智慧告诉全世界,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从来就是“普罗拉什迪的铁床”,用资本的逻辑削足适履式地使全世界纳入资本扩张的体系。在此基础之上,习近平承继中华传统义利统一的文化价值理念,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破解方案。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

每个文化样态中的个体通过现实生活的文化实践,去认同和拥有文化整体性的类特征,以使自我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实现一种全面的联系,亦即拥有区别于生物物种的自然统一性的社会生物的共同本质。换言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具有文化超越性的个体激发了自我的文化创造活力。当代中国的文化繁荣铸就了新时代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拓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空间。在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基的意义上,我们不仅要科学认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且要在文化交流互鉴中筑牢文化共同体的根基,更要以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和文化话语权的当代建构为重点,在交流互鉴、碰撞融合中展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图景。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砥砺前行。作为文化在不同社会有机体中的精神表征,社会思潮“反映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倾向”[8]。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导向的二律背反下,文化价值观日趋多元化与经济利益的不断分化相伴而行。基于利益分化而形成的阶层分化直接规制着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观点在一定的人群中产生影响,形成反映不同利益需求的各种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一些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思潮裹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不遗余力地借机加强对我国国体、政体的侵蚀,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不遗余力地消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价值导向,这一现象值得我们警醒。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9],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化建设沿着正确的价值导向前进,才能为当代中国话语权的构建提供价值保障。鉴于此,我们理应加强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认知和甄别,深刻把握各种社会思潮的意识形态本质和历史脉络,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阵地建设,从而有效拓展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空间。

现阶段,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普世价值论等资本主义文化思潮在文化多样性和经济全球化的遮掩下,无一不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以历史虚无主义为例,其根本目标就是通过否认民族和国家的历史进而虚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肆无忌惮地消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特别是近年,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文化影响的部分文化界人士甚至是学界人士也开始妄自菲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恣意怀疑和曲解,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文化才是“真正科学的”,具有普世价值。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士借民众对“文化大革命”、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缺乏认知常识之机,蓄意曲解中国共产党党史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否定70余年来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的社会历史文化体系,主张全面引入资本主义的历史文化、政治文化、社会文化并对前者取而代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之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一直如影随形,甚至延伸到经济文化思想领域,主张削弱党和政府对经济产业、文化事业的管理权力,主张将文化产业化、商品化进而私有化,甚至主张效仿西方模式将文化产业资本化,其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成果不能为全体人民共享,进而影响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其次,以文化交流促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当前,世界格局瞬息万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快速发展,世界正逐步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丰富的内涵、持续的影响力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世界文化演变的格局。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5]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需要在交流互鉴中增强文化认同。

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中国一直走在文化交流互鉴的路上。无论是玄奘西行,还是鉴真东渡,抑或是郑和下西洋,带去的更多的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这种主动的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展了中华和合文化的世界影响,进而内化为一部分人的文化信仰。即使在新时代的今天,中华文化也正在数以百计的孔子学院中开花结果,在日渐频繁的中俄、中法、中欧、中美、中非等常态化的文化年中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倡议更是把整合世界休戚与共的经济、文化序曲谱写得更为壮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中华文化以行稳致远的步伐走出国门的同时,中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融合绝不意味着一切民族本土文化的彻底消亡,以及一种无地域和民族差异的大一统世界文化的生成。我们必须指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在任何时代,文化的民族化和文化的世界化都是建立在与本土文化共生共荣、互为条件的基础之上的。文化融合的前提是文化尊重,中华文化始终以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接纳国外优秀文化的融入。中华文化也有自身的排斥性,一些消极的、腐朽的文化在中华大地必然会“水土不服”,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能够自觉抵御低俗、消极价值观的侵蚀。基于文化多样性的理性文化精神依旧是我们时代人类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和生存样态,是任何一个民族要汇入世界历史进程进而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必须具有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要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为契机,用文化认同促进各个民族达成基于经济共同体的利益共识,在全球治理的文化理念、生态治理的文化观念、疫情防控的价值共识等各个方面相互融合,形成惠及各国人民的全球文化合力,共同布局和拓展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空间。

再次,积极推进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文化话语权构建。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坚实的经济基础为中华民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筑牢基础,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理念的文化共同体则像一条“精神丝绸之路”成为共同体思想的精神基因。毋庸置疑的是,任何文化形态积淀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资源都会呈现出精华和糟粕的两极分化,因此,文化及其资源也需要有效的治理。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严重。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1]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是自然而然的自发过程,而是有其自身构建的内在规律。因此,对于作为彰显共同体精神基因的文化而言,尤其需要在治理中积淀优良的基因。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能够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以升华。

话语体系是话语权构建的重要因素和关键所在,而文化话语权则是文化软实力评价的核心所在。具体而言,文化话语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共同体进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实践支撑和价值导向。正如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12]可以看出,习近平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欠缺的不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资源,而是文化软实力,进而是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向前推进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权,而这种体系和权利的构建则是以对作为文化发展过程的文化的实践形态为前提的。特别是在涉及公众精神文化状态的文化事业和文化共同体构建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够形成休戚相关的学科共同体,话语体系就会日渐薄弱,进而逐渐丧失文化话语权。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态和中华传统文化生态互动中的文化话语体系建设,在文化共同体的体系建设中推进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注重科学性与体现时代性同步,遵循规律性与务求实效性协调,在文化共同体的框架内促进话语模式转型、话语结构重组、话语格局演变。

四、余论

在人类步入新时代的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人类原初的基于生存祈求的生命共同体,也不是经济全球化资本逻辑主导下合伙开店式的利益共同体,而是要构建具有人类共同价值旨向的精神共同体;缘此,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向度,通过文化的融通开辟出一条联结世界的“精神丝绸之路”。换言之,作为精神力量的文化及其核心价值理念,通过化解文化隔阂,融通民族、区域、种族之间的隔阂,经由文化自觉最终实现文化自信,进而在文化自强的动力驱动下实现文化自为的历史进程,是一项关系人类文明延续的先导性工程,构建的过程中需牢牢遵守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化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机遇期和攻坚期,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生态、西方先进文化生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的人类精神共同体也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引领人类文明不断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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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六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16-01-01.

[3][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卷[M].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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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3.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5-18.

路向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向度[J].学习论坛,2020(06):12-17.

基金:2018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项目“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河南党的内生权威理论与实践研究”(18240041022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