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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传承了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气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论语》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论语》在汉字文化圈的传播和影响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本文旨在探究《论语》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及其影响,有助于构建中国典籍的海外传播研究体系,促进人类文明共同繁荣。
一、引言
《论语》是我国儒家学派经典著作之一,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其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其主体内容在春秋时期就已初始创成,最终成书于战国时期。《论语》多为语录,但都言简意赅,篇章形象生动。
在我国历朝历代,儒家思想一直都发挥着巨大影响,而《论语》作为儒家代表作,也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从起初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的罢黜百家,再到南宋时与《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日益提高,此后,一直到废除科举前,《论语》一直都是文人墨客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此外,这部经典还对海外国家产生了巨大辐射作用,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日本、韩国等深受其思想感染熏陶。号称“亚洲五条龙”之首的日本,与儒家伦理思想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旨在探究《论语》在日本传播的历史和影响,为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一定借鉴。
二、文献综述
以《论语》为主题,检索中国知网,共获16885条文献(2020-3-31,18:00),经分析后得到如下数据:
《论语》在20年代末期逐步进入研究范围,进入21世纪后迅速发展,尤其在世纪之交,其研究数量呈高速增长。从《论语》的研究主题学科分布可以发现,关于《论语》的研究主要还是作品本身,也有大部分是研究孔子及其思想,但是对于《论语》海外传播影响的研究十分欠缺,这值得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在仅有的关于《论语》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影响的相关论文中,张士杰(2011)以日本《论语》接受的发展脉络为纲,探讨了《论语》在中日学术融汇和文化交流中的意义。瞿莎蔚(2015)则立足于《论语》在日本接受与传播的考察,对《论语》新旧注释的受容与变化与江户《论语》诠释古学派的独创研究进行了介绍,以事实举例论证了《论语》在日本的变迁均是符合岛国历史发展需求的。郭敏(2017)则从日本近现代企业家的立场,论证了《论语》是日本企业家们经营思想的指南和管理思想的依据,传达出日本的“半部《论语》治企业”说法。前期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论据支撑。本研究将从《论语》在日本的传播历史以及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作深入探究。
三、《论语》在日本的传播历史
《论语》是中国的历史经典,但蕴含的智慧则可以说是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的共同精神财富。自《论语》传入日本后,它代表的儒家思想给日本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且长期处于一个稳定的地位。本文针对其在日本的传播发展过程,暂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传入期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后,经由朝鲜半岛东传至日本。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中记载:应神天皇十六年时,百济使王仁来朝,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另外,在《日本书纪》中也提到当时的太子菟道稚郎子拜王仁为师,随王仁学习诸多典籍,其中自然包括了儒学经典《论语》。由此推断,《论语》的传入比《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编撰要更早,而《论语》就是日本人最先看到的典籍。
(二)发展期
一千多年来,《论语》在日本广为流传。1915年,日本文学泰斗林泰辅先生编篡了著名的《论语年谱》,记载了从公元285年至1915年中出现的《论语》抄写本、刊刻本,共计数量近一千部,不妨说,这部《论语年谱》还是比较直观地再现了《论语》在日本的流传历史。在日本,儒学经典的传播为《论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其变化研究大致分布在三个时代:上古-飞鸟奈良时代、平安-安土桃山时代和江户-明治时代。其中江户时代是《论语》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当时的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在东京的汤岛圣堂中设立孔庙,其建筑仿造中国样式,同时专门派人讲授儒学,这时《论语》的教学已经成了官学教育的核心。
(三)成熟期
在近现代,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媒体的传播渠道也更加丰富,主要有书籍、音乐、电影、电视等,这些传播形式不同程度上突显了《论语》的内涵,大大推动了《论语》在日本的传播。其中以书籍的传播影响力度最大,值得一提的有涉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和下村湖人的《论语物语》。
在《论语与算盘》中,涉泽荣一提出了一个重要理念——“道德经济合一说”,该理论奠定了今后日本的经济框架以及社会走向,在日本近代文明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人也因此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他幼年深受家庭熏陶,饱读朱子学的四书五经,其中尤《论语》对他影响最大,这本书不仅陪伴着他改变自己的人生,甚至伴随着他改变日本的走向。在晚年他写下《论语与算盘》来讲述自己的成功经验和创业心得。而后9年,他又出版了《论语讲义》,进一步指出《论语》对人的一生能够产生极大的影响。近百年间,日本社会都在默默实践着他的《论语》体系、受到了日本群众的热烈反响,乃至二次印刷的《<论语>是人一生的心得》一上市,便又被一抢而空。
在1938年出版的《论语物语》中,作者下村湖人通过描写《论语》中的小故事,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儒家文化的赞美。他表示在书中,他其实并不只是把孔子的门人当作两千年前的中国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普通人,他认为孔子其实是在一个中国的大地上踏踏实实追求天道的“求道者”。因而他觉得《论语》其实不仅是一本“苍天之书”,还是一本“大地之书”,孔子则是用大地的声音传播宇宙的声音的人。正是下村湖人用心灵在真正地品读《论语》,其小说《论语物语》才能够以清新而又全新的阐释来使《论语》的内涵走出历史,活在当下。
(四)全盛期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更加重视《论语》及其思想,将《论语》的传播推入全盛时期。不仅是国家,日本人民也将其放在一个重要地位,且近几年一直持续兴起着“论语热”。在2003年,日本就开始逐渐将《论语》列到学生的学习课程中;现在,这已经完全成为了日本高中生的语文必修科目。在各式各样的书店里都摆放着孔子专栏,不少的音像店里也能发现像《论语》朗读CD、《论语》课程DVD等音像光碟,乃至于2005年时日本电视台还专门开设了《〈论语〉进行时》和《德川家康与儒教》等电视节目来扩大群众的学习途径。在日本随处可见的连锁店,我们也都能在书架上发现一本面向高中生的《论语》解读书。此外,连网络上销售的《论语》版本也相当多:仅在YAHOO上注册售卖的就有568种版本。甚至在2009年,台湾竟发刊文称《论语》是日本的救世圣经,原因是日本民众对长期社会的不景气充满了失望,他们转而选择重拾中国的《论语》来找到生存与教育方法。这些细节都足以见《论语》在日本社会中有着重要影响力。
四、《论语》对日本社会产生的影响
《论语》在日本的长期传播中,对日本的教育、政治和社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丰富的教育意义
《论语》虽然是以对话为主,但其深刻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却在简短的话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更是有力地彰显了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
最初《论语》的德育思想是借助学校传播至日本贵族和群众的,其中主要的是孔子推崇的道德观念和原则。在道德实践层面上,日本自身文化的发展及当时政治力量的推动,加速了孔子的德育思想与日本现实生活的融合,使其快速地渗透到日本的各个阶层,更好地促进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与消化。《论语》中的仁爱思想、儒家学说中的“三纲五常”被日本民众视为一种权威力量,认为它能够从灵魂深处帮助人民群众增强民族凝聚力,在重要关头同仇敌忾,团结一致谋发展。
(二)稳定的政治意义
儒家思想是构建日本民族之魂的主要文化资源。正如日本学问家津田左右吉说的那样:《论语》中的道德观和政治观是互相渗透、互相结合的。政治的本义就是要君主以德治民,通过道德来让群众服从归顺。在当时的家庭结构和政治形势下,人们参考《论语》,制定了具体的、可实践的行为准则。在道德方面,日本采用的忠孝思想也与《论语》中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不谋而合。此外,《论语》强调了道德的根本在于“仁”,主张以人为本,这也与统治者的立国基本理念相一致。
(三)积极的社会实践意义
在日本,不论是统治阶级还是人民层级,都能很好地将其思想践行到实践中。
在早期,《论语》对于统治者来说,可以为其提供政治改革服务。比如6世纪中期圣德太子领导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就是采用了《论语》的记录形式,以对话为主。再如,仁德天皇登位后,施政以仁,爱护百姓,提倡的“德治仁政”思想,正是汲取了《论语》的政治道义。由此可见,在日本早期封建社会,《论语》已经成为统治阶层施政治国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对于民间来说,“官学”的朱子学《论语》成为必读典籍,被称为“农民圣人”的二宫尊德幼时自学《论语》,并将思想积极传播给农民阶层,面对饥荒时,又对《论语》的思想进行深入钻研,创立了“报德思想”和“积小为大”的经济原理。其中的“报德思想”在日本明治社会西学一边倒的时代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五、结语
《论语》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传播过程中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日本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感染与熏陶。鉴于《论语》涉及到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蕴含了优秀的中华民族精神,日本学习者通过学习可以了解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气质。另外,由于《论语》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入到日本本土文化,汉语学习者在《论语》中可以找到两国的相似性,因而阅读时会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在传播过程中,两国人民相互交流,促进文化互动,对汉字文化圈的繁荣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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