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对，也称对药，是中医临床两味药物相对固定的配伍形式。药对配伍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以中药药性理论和中医辨治理论为主要依据，针对疾病、证候或症状而选择性应用与之性味、功用相匹配的两味中药，通过配伍以达到增强药效、提高疗效、减轻毒副作用的目的。药对作为中药配伍的最小单位，是中药与方剂之间的桥梁，体现了最基本的配伍理论和方剂的核心内涵；作为临床治疗疾病、证候和症状的关键药物组合，又体现了中医辨治的针对性与灵活性，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主要形式和诊治疾病的特色优势[1]。药对发展虽经历了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过程，但目前针对药对的理论研究尚不够系统和深入，论述药对组成及配伍理论的内容仍较为分散[2]；且多停留在形式上的举例，并未对其内在规律、联系等深入研究[3]，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药对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就药对配伍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和阐发，以期为今后更好地使用药对提供理论指导。

1、“气味相求”是药对配伍的理论发端

“同气相求”一词始见于《周易·乾·文言》，反映了自然界某些同类事物间的联系和作用规律。同，是“有一同”之意，指事物间在某一点上的同质性；相求，有“相召”“相感”“相需”之意，指在作用功效上相似亲和，在发展过程中协调一致，在事物关系上互补相助。综上，“同气相求”理论认为，万事万物只要在某一点上存在相同之处，则存在着亲和召感、互补顺应、协调有益的联系和作用[4,5]。《素问·五常政大论篇》言：“同者盛之，异者衰之。”所谓异者，即存在异质性的两类事物，甚至为同一矛盾体系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老子》言：“反者道之动”，意在揭示表面上相对立的事物，其本质上还存在相互冲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成的关系，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因此，“异气相求”是指通过对事物间不同或对立属性及特征分析，以寻求和利用事物间异质性所形成的相互排斥、相互佐制、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联系和作用[6]。因此，在临床药对配伍中，对于性味功效相同或相似的中药，它们之间往往能发挥协同增效的作用；对于性味功效不同的中药，由于它们某一功效能共同适合于某一病证需要，也能求同存异，互补为助[7]；而对于性味功效相反的中药，一方面可通过配伍来拮抗、抑制药物的偏性和毒性，另一方面可利用性质对立的药物综合协作的特点，配伍以达“相反相成”之效[8]。

2、“增效减毒”是药对配伍的核心目的

《神农本草经》中首次将两药配伍后产生的不同效应归纳为“七情”，明确提出“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也”的药对配伍宜忌。其中相须、相使皆为“增效”而设，体现了药对配伍“主辅之分”的特点；相畏、相杀的作用则是“减毒”，是同一配伍目的两种不同提法；而相反、相恶一般被视为配伍的禁忌。《侣山堂类辩》中言：“相反者，彼此相忌能各立其功”，故临床亦有借助相反、相恶配伍来激发药性，用于治疗疑难杂症[9]。

由此可见，“七情和合”理论与药对配伍关系密切，其揭示了“增效减毒”是药对配伍的核心目的。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阐释和演绎，例如《施今墨对药临床经验集》[10]3中认为“二药相合，有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转化之意义”；秦伯未先生在《谦斋医学讲稿》[11]中提到“通过适当配伍，能加强药物的效能，扩大治疗的范围”，再次丰富了药对配伍的内涵，形成了“同一核心配伍目的下，配伍思想多元化”的药对配伍理论发展特点。

2.1协同互用、双向调节、引药入经、变生新用，皆属“增效”

协同互用一方面是以中药同类相从，积累药力；另一方面是针对疾病的不同病理环节或借助中药治法间的内在联系，使不同中药间相互为用，综合药效。双向调节是借助两药在性味、功用上相反的特点，双向干预以动态求衡，进而调节脏腑功能盛衰和阴阳气血平衡[12]。清代尤怡《医学读书记》云：“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引药入经是借助引经药的选择和引导作用，帮助药对整体药力直达病所。此外，不同性味的药物配伍后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药物原有功效，得到一种新的、满足于临床需要的特殊整体作用[13]，即变生新用，有效地扩大了药对的治疗范围。总之，上述诸多配伍思想均是为了增强中药药效、提高治疗疗效来达到“增效”的目的。

2.2制约偏性、消除毒性，即所谓“减毒”

中药之“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泛指药物的偏性，狭义上特指药物对人体造成伤害的性质[14]。中药偏性是对中药特征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对于不同的病证或体质，表现为利害相依的双重性特点[15]。故药对配伍“减毒”是利用某些中药间拮抗制约或相畏相杀的关系，来减轻或消除治疗过程中可能的毒副作用，甚则发挥去性存用之效。

3、“中药药性”与“中医辨治”是药对配伍的主要依据

3.1基于“中药药性”的药对配伍形式

中药药性反映了药物的自身属性，提示了药物的主治功能。《韩氏医通》有言：“药有成性，以材相制，味相洽而后达”，故中药的药性特点是指导临床药对配伍的重要依据之一。

3.1.1四气配伍药对

四气是指寒、热、温、凉4种药性，临床中常将相同药性配伍以协同增效，如附子-干姜，二者均为辛热之品，且附子走而不守、干姜守而不走，共用则温中散寒、回阳通脉。此外还可将寒热药物共用，治疗寒热错杂之证，如麻黄-石膏，麻黄性热，外解在表之风寒，石膏性寒，内清肺经之郁热，适用于表寒肺热之证。

3.1.2五味配伍药对

《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从药性五味的角度阐述了药物的配伍运用。张仲景据此创制了辛苦、辛甘、酸甘等配伍方法[16]，是药对配伍后“变生新用”的经典范例。其中辛苦药对，辛可宣通，苦可清降，两味配伍可发挥辛开苦降、调畅气机、调和肝脾和调理脾胃的作用，以半夏-黄连为代表。辛甘药对，辛味药物能温通阳气，甘味药物能益气补虚，合用共奏化生阳气之效，如桂枝-甘草。酸甘药对，酸味药滋阴敛阳，甘味药补虚缓急、滋润增液，合而用之可化生阴液、滋润脏腑、收敛浮阳、以缓急迫，如芍药-甘草。此外，五味相同的中药也可配伍成对发挥相互依赖的作用，如咸寒软坚药对，以海藻-昆布为代表，二者性寒味苦咸，共用有软坚消结、清热消痰之功。

3.1.3归经配伍药对

归经反映了中药对机体某些脏腑经络病变的选择性作用，临床可选同归一经的中药相伍，但更常基于脏腑间关系分别选取归属两经的中药相伍。如麦冬-天冬，麦冬主入肺经，以养肺阴，天冬兼入肾经，以润肾燥，二者合用有金水相生之妙。生地黄-木通，生地黄甘苦寒，清心凉血养阴，木通苦寒，通利小肠膀胱，泄热利水，心与小肠相表里，生地黄得木通之助而导热下行。

3.1.4升降配伍药对

升降沉浮代表了中药作用的趋向性特点。《素问·六微旨大论篇》言：“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升降相因是机体功能正常的关键。临床可将作用方向趋同的中药配伍治疗气机逆乱之证，如旋复花-赭石治疗气逆，柴胡-升麻治疗气陷。除此之外，临床还常以升降互伍药对来调畅周身气机。五脏之中，肺气宣肃以降为主，肝司疏泄以升为主，脾主升清而胃主降浊。故升降配伍药对具体可分为宣降肺气、升肝降肺、升清降浊等药对。如麻黄-苦杏仁，麻黄宣肺平喘，苦杏仁降气止咳，宣降相因，调顺肺气。川芎-石膏，川芎引肝气上行，石膏清肺热降气，肝升肺降，人身之气顺畅[17]。荷叶-蚕沙，荷叶升发脾之清阳，蚕沙降泄胃之湿浊，升清降浊，健运中焦。

3.1.5毒性配伍药对

所谓毒性，是指药物的偏胜之性，及其损害机体甚至致死的作用属性[18]。安全性是临床不可忽视的问题，故药对常以解除毒性为目的，利用中药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进行配伍，如生姜-半夏，是以生姜来解半夏之毒，化弊为利，合用以治疗胃寒呕吐之证。此外，针对一些特殊病证，还可考虑使用以毒攻毒配伍，如全蝎-蜈蚣，合用具有解毒散结、熄风止痉之效，用于治疗多种恶性肿瘤[19]。

此外，除基于传统中药药性理论外，还有依据中药质地、生长属性、生物特性等认识配伍药对，如以大黄-火麻仁为代表的刚柔配伍药对[20]，以半夏-麦冬为代表的润燥配伍药对[20]，以当归-白芍为代表的动静配伍药对[20]，以金银花-忍冬藤为代表的同株配伍药对[21]，以半夏-夏枯草为代表的应时配伍药对[22]。

3.2基于“中医辨治”的药对配伍形式

药对是因临床疾病治疗而产生，施今墨先生强调“必须明辨证候，详慎组方，灵活用药。不知医理，即难辨证，辨证不明，无从立法，遂致堆砌药味，杂乱无章”[10]1。因此，药对配伍不可脱离中医辨治理论的指导。

3.2.1治法协同药对

治法协同可将两味治法功效相近的中药配伍成对，同类相从，以更好地突出某一治法作用。如蒲公英-白花蛇舌草，配伍后增强清热解毒之力，用于治疗丹毒、疮痈等疾病；女贞子-墨旱莲，配伍后增强补益肝肾之效。又可采用“一药一法，两法合用”的方式组成药对，从病证出发，综合不同治法以协同为用。如黄柏-知母，黄柏清热燥湿，知母滋阴降火，合用治疗肾阴虚火旺之证。

3.2.2治法互制药对

治法互制绝非治法间自相矛盾，而是利用治法间相互制约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临床需求。一方面，临证中广泛存在寒热并见、表里同病、虚实夹杂等复杂疾病状态，是故以治法互制药对来发挥温清并用、解表通里、攻补兼施等功效。以人参-大黄为例，人参大补元气，大黄攻下通便，两药配伍，扶正补虚而助祛邪外出，适用于老年性便秘等虚中夹实之证。另一方面，治法互制药对还是中医“中和”思想重要体现。中医用药既要以偏纠偏，也要纠之有度，以和为贵[23]。如治疗肝火犯胃证常用的吴茱萸-黄连，黄连苦寒可泻心火降肝火，搭配辛热之吴茱萸降逆止呕，且制约黄连之寒[24]，正如《丹溪心法》所言：“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凉药，必兼温散”。

3.2.3整体调治药对

中医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及精、气、血、津液等物质在功能上互相协调、彼此为用，因此治疗上应整体调治。以气血为例，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二者在生理和病理上息息相关，遂易成气血同病。因此临床常将气分药与血分药搭配使用，如黄芪-当归，黄芪大补肺脾之气，以资生血之源、行血之帅；当归养血和营，活血调血，二者合用，阳生阴长，气行则血行，血足则气旺，用于治疗气虚血弱之中风、眩晕等。

3.2.4辨证论治药对

辨证论治是通过对疾病当前阶段病理特征进行总结和思辨，来指导临床处方用药的过程，即所谓“有是证，用是药”。如对于湿热并重证，以茵陈清热利湿，配伍苍术健脾燥湿，二药合用，可用于清除三焦之湿热[25]。对于痰瘀互结证，以丹参活血化瘀，以泽泻利水祛痰，两药配伍，治以活血化痰，痰瘀同治[26]。此外，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不同的辨证体系也更为丰富了药对的配伍形式，如治疗伤寒表实证的麻黄-桂枝，治疗温病气分证的石膏-知母等。

3.2.5辨病论治药对

中医认为“病”是一个完整动态的过程。辨病论治的目的是寻求疾病的根本矛盾，把握疾病发展的趋势，明确临床诊疗的方向。因此辨病论治药对对疾病本身的针对性较强。如朱良春先生认为痛风性关节炎系湿浊瘀阻、停着经隧所致，故以土茯苓-萆薢搜剔湿热蕴毒，专以治疗痛风[27]。现代药理学发展为中医辨病论治提供了更多参考，故近现代医家中善用药对者在临证经验基础上，参考中药药理学作用机制，创制了不少对西医疾病具有明确治疗作用的药对。例如，施今墨先生以苍术-玄参，用于糖尿病之高血糖[28]；本文作者之一的张伯礼教授以香加皮-葶苈子，治疗心衰喘促之证[29]。

3.2.6对症治疗药对

对症治疗是以缓解或消除症状为主要目标的治疗方法，合了中医“急则治其标”思想，是中医辨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临床常以牛蒡子-射干作为治疗咽喉肿痛的药对，地肤子-白鲜皮作为缓解皮肤瘙痒的药对，大黄-枳壳作为治疗腹胀便秘的药对，半夏-黄连作为治疗胃脘痞满的药对，川芎-白芷作为改善头痛的药对等。

4、针对性和灵活性是药对临床应用的关键要点

《医学源流论》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一方面，药对无单味药药性之单一，通过合理配伍增效减毒，提高了对病、证、症的针对性，具有量小力宏的特点。所以一个疗效可靠的复方常包含多个药对，药对的使用使得复方的配伍更加合理，功效更为明确[30,31]。另一方面，药对无复方配伍之复杂，其配伍形式多样，且剂量随证可调，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能更好地满足于临床各种需求，故而一些药对本身就是临床常用的成方，具有明确的治疗作用。

在临床中，为了更好地发挥药对针对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其运用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1）在成方的基础上增加药对，以针对重点兼证（症）。如桂枝汤加厚朴-苦杏仁用以治疗太阳中风证伴喘逆。2）以药对为骨架，根据其配伍思想进一步拓展为药队或小方。以气血同调的丹参-郁金为例，在此基础上另加降香、五灵脂、延胡索构成了治疗胸痹心痛的常用药队，其中降香气味辛香而以行气见长，延胡索专治一身上下诸痛，五灵脂能散血和血而止痛[25]，诸药合用是对原药对的增强和完善。3）根据疾病证候特点和患者主要症状，将不同药对以君臣佐使的方式组方配伍。例如本文作者之一的张伯礼教授治疗冠心病痰瘀互结证时，君药以茵陈-苍术清热燥湿化痰，以丹参-郁金调和气血；臣药以降香-五灵脂-延胡索行气活血止痛，以蚕沙-泽泻分消痰瘀所生之浊，以半夏-黄连条畅中焦气化之枢；佐药以夜交藤-柏子仁养心安神。

5、小结

“药对”之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徐之才所著的《药对》一书，而其使用最早可追溯到《黄帝内经》，书中记载了乌贼骨-藘茹（茜草）治疗血枯、半夏-秫米治疗不寐等药对的运用实例[32]。此后，药对得到了历代医家重视。药对虽组成形式简单，但绝非两味药的随意组合，其有着明确的配伍原则与依据，体现了中药配伍灵活性与针对性的特点。因此，掌握药对配伍理论，对于准确引导中药发挥预期药效，提高临床疗效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临床医家重视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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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学部委员学术传承与传播专项(CI2022E025XB);

文章来源:昝树杰,王凯,李霖等.药对配伍理论疏义[J].中医杂志,2023,64(17):1729-1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