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门大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不断。为了挽救日益严重的民族危亡，为了拯救民众于水火，无数仁人志士不顾自己的安危，揭竿而起，社会各界通力合作，反帝反侵略成为当时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不断觉醒，王礼锡便是其中一位典型的代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王礼锡先生凭借自己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奔走呼号，积极投身于反帝反侵略事业中，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抗战思想。抗日战争期间，作为知识分子的王礼锡也努力为国家、民族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他在欧洲积极发展国际抗日援华运动，寻求国外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回国后，他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进入抗战第一线，以自己的笔杆为枪作战。

然而，就当下学界对王礼锡的相关研究而言，仍较为欠缺，而关于其抗战思想的形成和影响的研究甚为匮乏。目前关于王礼锡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王礼锡生平事迹的研究，如晓歌《风火锻炼真豪杰——王礼锡生平事略》；二是关于王礼锡文学成就方面的研究，如潘颂德《读王礼锡〈在国际援华阵线上〉》。有鉴于此，本文力图以王礼锡先生生命历程的角度梳理出王礼锡抗战思想的形成的脉络和其抗战思想带来的影响。

一、王礼锡抗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抗日反帝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唯一出路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迅速地侵占东北三省后，又紧接着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王礼锡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能否找到一条出路已经迫在眉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读书杂志》在王礼锡的号召下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一辑》，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他在论战“序幕”一文中说：“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王礼锡发起组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试图为中国寻找到一条既有学术依据又具有逻辑的出路。出于现实的考虑，1932年6月，他撰文指出：中国已经陷于半殖民地，“中国如果不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中国便没有任何前途”，而“日本是中国的敌人中最直接劈面的敌人，如果不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殊势力，则中国将加速地沉沦于不可挽救的纯殖民地的地狱。所以，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他明确指出：“我们第一步要坚决地反帝抗日，以求得中国民族的独立生存。”[2]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的情况下，王礼锡提出的“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其实是大势所趋。

（二）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国际上的帮助

王礼锡在国外流亡期间也不忘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前途。1934年8月，王礼锡应友人约来到莫斯科参加苏联全国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在此期间，在向友人了解到国内抗战形势及经过一番探讨以后，他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妄图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一起瓜分世界的野心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中国的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国际上的帮助。要掀起一个运动，这种运动，政府方面要做，民间也可以去做。民间的宣传就叫“国民外交”，民间的运动就叫“国际援华运动”。[3]王礼锡心系祖国，在国外也不忘为抗战出谋划策，也正是因为他在这时就认识到了国外援助对抗战的巨大作用，中国才能得到国外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许多帮助，这许多帮助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的。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王礼锡出席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他在他的致词中提出了停止内战与建立全民战线的主张，这和中共中央在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确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一致的。此时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条正确的抗战策略是很重要的，而国民党政府却依旧以消极的、侥幸的心理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王礼锡站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立场上提出：“中国全民战线的成分是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农民及有民族意识的资本家，以及各种进步思想之党派及组织、民族革命同盟、共产党以及各现有政党之进步分子，全国学生联合会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反对侵略各军，如东北义勇军、西北军、十九路军、第五军及人民红军等等。总之，除叛国者外，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民战线的成分。”[2]王礼锡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择手段想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形势下，中国的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是很有必要的，王礼锡全民战线的主张体现了爱国主义胸襟和眼光。

二、王礼锡抗战思想形成的原因

王礼锡的抗战思想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可以认为是社会环境造就了他的抗战思想。他生活在一个中国迫切需要救亡图存的年代，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政治形势混乱，另一方面，中华民族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在这种背景下成长的王礼锡，其思想也逐步发生了相应变化。也正是在其思想变化的过程中，以上抗战思想应运而生。纵向地看，王礼锡抗战思想形成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熏陶

王礼锡从小便受到祖父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他抗战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思想渊源。由于王礼锡幼年丧父，教育他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祖父身上。他的祖父王仁熙是光绪十七年的举人，不但学问深湛，思想开明，且受他父亲邦玺公爱国思想的熏陶，关心国事，富有正义感。[4]祖父在教育王礼锡的时候不是单纯地教给他学问也会给他讲述时事，如饱含激情给他讲述革命党人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怀着悲愤的心情给他讲述袁世凯为了称帝接受了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亡国的“二十一条”等，这样，王礼锡在了解重大时事的同时也间接地受到了爱国教育。王礼锡这一时期的诗歌也能反映出他从小关心政治和热爱祖国的情感。如在《孙文》一首诗中写道：“中山先生才智高，排满革命救同胞”[4]，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崇敬和倾向革命的心情；在《袁世凯》一首诗中写道：“堪笑袁贼洪宪剧，八十三天梦黄粱”[4]，从他对卖国贼的厌恶可以看出他爱憎分明的爱国情感。

1931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以中国军队破坏为借口，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一夜间即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沈阳，随即侵占了长春等20多个城市。至1932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仅4个月零18天，整个东北全部沦于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3000万同胞陷入亡国惨痛之中。从小就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熏陶的王礼锡，面对民族危机不断加深，意识到此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他为了给革命的行动找到革命的理论在1931年借助《读书杂志》这个平台开始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又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为了寻找到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提出了“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的主张。

（二）意识到了国际援助的作用

1933年3月，因王礼锡主持的神州国光社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和进步文艺作品，触怒了国民党政府当局，国民党于1933年3月送他去英国考察。[5]在国外，王礼锡看到了许多对中国的抗战表现出同情的个人以及团体，如英国汉学家用文字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中国以其新建立的团结与统一，作伟大的奋斗，以反抗无情的侵略，在一切珍视自由的国家里获得了倾心的同情与赞叹。”[6]除此之外，还有诗人、传教士、青年等都表达了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因此王礼锡认识到中国的海外援华战线是广大而强固的，如果可以把他们的同情通过我们的努力变现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行为，这股力量将会成为尽快结束侵略战争的推手。

正如王礼锡所预想的那样，当把国外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变为实际的援助行为的时候能够极大地援助中国抗日战争。这其中包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在精神上，当国际上对中国的同情之声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鼓舞传入国内时，国人的抗战士气得到极大地提高，因为他们知道有一支抗战外援正在背后支持着他们的抗战；在物质上，包括直接捐款和捐助药品、旧衣、食品等物资到抗日前线等方式援助抗战，让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一定的物质上的保障。

因此，正是因为王礼锡清楚地认识到了国际援助对中国争取抗日战争早日胜利的巨大作用，才会提出“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国际上的帮助”这一主张。

（三）抗日形势日益严峻

灭亡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基本国策，日本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侵略政策，因此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仅百余日内，日本就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的全部领土并迅速地建立了伪满政权，但是日本并没有就此停下对中国的武装侵略。随后，日军势力侵占了热河，又直逼平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以妥协退让的姿态达到了求和的目的，并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在“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们看来：“占领该地只是初步胜利，完成‘世界统一大业的对外第一项目标’而已，下一个目标就是华北。”[7]通过武力威胁、政治诱降等手段，到了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对华北的侵略“工作”。作为一个充满野心的侵略者，截至到这一阶段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让日本满足，在此基础上，日本侵华的政策又转为积极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国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中。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行为，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态度都是比较消极的甚至是不抵抗的，为此，王礼锡在1936年5、6月间，先后撰写了《论准备》《再论准备》两篇文章痛斥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热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2]在这两篇文章中王礼锡分析了国内外的客观情势，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国民党当局那些害怕、等待和侥幸的心理都是没有根据、危害极大的，并有针对的提出：只有联合共产党及抗日军民，联合苏联，动员民众，立即抗日，才能救国。[4]在此基础上，王礼锡又在9月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王礼锡抗战思想的影响

（一）王礼锡的抗战思想与抗战实践形成的互动关系

1.激励王礼锡更加积极地从事反帝抗日活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王礼锡积极地投入到反帝抗日活动中，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到他出国前的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继续利用《读书杂志》积极组织社会史论战试图通过论战找到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外，还配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上面出版了一些专号。同时，也不断发表文章分析国内国外形势和自己的主张。

在这一过程中，他更加明确了今后中国该向哪里走，1932年他在《国际经济政治年报序》中写道“无论从纵的方面或从横的方面来看，中国如果不解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束缚，中国便没有任何前途，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唯一出路”[8]。这既成为了王礼锡今后行动的准则，也为中国今后的抗战指明了方向。

因此，在王礼锡被迫出国流亡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由他主持的神州国光社的业务不断扩大，《读书杂志》的订阅和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为爱国主义的宣传，为抗日运动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促使王礼锡积极投入国际反侵略援华斗争

王礼锡曾在他1939年回国后写的《在国际援华阵线上》说，“国际对中国抗战的帮助，有政府的，有人民的。在政府方面的帮助，是以政府与政府去交涉；而人民方面的帮助，也是要人民方面去交涉去宣传。别国的人民对中国作同情的帮助时，必须要发动一个广大的运动，这种运动，我们叫它国际援华抗日运动。而在中国方面，由中国人民个人或组织去推动这运动时，我们叫国际宣传或国民外交。”[4]于是，他一面结交许多同情中国、拥护正义的外国友人，如一直给予他帮助的薛西尔子爵、伍德门女士、维克多·高兰士等人；一面积极组织成立各种援华机构以及推动召开各种援华会，如世界和平运动大会、全英援华运动总会、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等。

王礼锡在国外的援华运动包括两方面：一是自己参与到援华组织中，1937年9月在英国社会活动家伍德门女士、著名作家马丁、文化界领袖维克多·高兰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组成的“全英援华运动总会”和1938年2月由来自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际团体的代表举行的“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等活动都有王礼锡忙碌的身影。二是他还在各处写文章呼吁人们将眼光投入到中国的抗战中并且到处进行演讲，在这一过程中他用大量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暴行，呼吁国外人民对中国的抗战进行援助。

3.致使王礼锡坚持全民动员进行团结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礼锡毅然返回国内参加抗日战争。蒋介石在接见王礼锡时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9]王礼锡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向战地委员会自荐赴敌后方工作，得到了冀察绥晋指导员的头衔后，为使我们的团结愈益巩固，定下了对目前作为的“摩擦”问题提出建议的任务，“团结多巩固一分，敌人就越失败一分，我们的胜利就多一分把握”[6]。在开展战地访问团的工作时，王礼锡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团长和其他头衔而觉得高人一等，他以平易近人的态度将访问团的十三位成员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从而使得访问团的各项工作都得到了顺利开展。另外，在访问途中，王礼锡时刻关注与抗战有关的人和事，他看到了红枪会等地方组织可以做战时的集结而成为抗日力量的潜力。正是这种务实的抗战实地考察，王礼锡更加了解了社会底层对抗战的态度与情形，以更为开阔的视野来思考当时的社会问题，并想方设法通过自己的笔端进行抗战呼吁，使各种力量融合到抗战的目标中来。[10]为了抗战的胜利动员全民，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在一起是很有必要的，王礼锡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对整个抗战进程的影响

在抗战期间王礼锡本色出演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战士、积极投身国际援华运动的外交家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抗战思想，他的这些抗战思想不仅对他自己的抗战行动也对整个抗战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抗战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介文人，实际上王礼锡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他的笔杆子，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利用《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试图通过论战来为中国革命找到理论，他的指导思想其实是很明确的，那就是，通过理论上的探讨和切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弄清楚中国革命的“路向”问题。[4]“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后他又提出“抗日反帝是目前中国的唯一出路”，更是明确了接下来中国的抗战方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有计划的从局部进攻到全面进攻的，那么为了顺应局势的发展中国也应该改变作战计划，而这需要一个明确的思想的指导。王礼锡提出的抗战思想是和当下的战争局势相适宜的，他在国外期间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因而提出“中国的抗战必须争取国际上的帮助”，让人们意识到争取国际上的力量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当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意图时，又以富有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果然，在这一战略下，经过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艰苦的抗战获得了胜利。

2.为抗战争取到了国际上的援助

1939年吴玉章在《悼王礼锡先生》里这样评价王礼锡：“他是一位诗人，一员热爱祖国、反对侵略的队员，中国在国外从事国民外交工作不可多得的一个人物。”也说到“他替祖国的抗战作广泛的国际宣传的功绩，是不能埋没的”。[8]可见，王礼锡在国外期间积极开展国际援华运动，为抗战争取到了许多帮助。这些帮助一方面是物质上的帮助，如王礼锡在1938年为了刺激英国援华运动的低迷而发动的印度援华运动，为抗战争取到了派遣医疗队赴华以及印度人民的捐款。另一方面是精神上的帮助，即对国人抗战的精神支持与鼓励，如王礼锡从国外带回了许多国际友人给中国人民的同情信，当把这些信件翻译出来刊发在报刊上时，必然会给予国人极大的鼓励与鞭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总结了许多关于如何做好人民外交工作和开展国际援华运动的经验，并在回国以后将这些经验写在了他的小书《在国际援华阵线上》，为今后的抗战中发展人民外交事业、推动国际援华运动提供了借鉴。

3.刺激国民党政府积极参与抗战

王礼锡早年参加了国民党，先后在国民党内部做了一些重要的党务工作，如他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南昌从事党务工作，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农民部长，与方志敏先后负责江西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毅然退出了国民党和政界，但他之前的那些身份在他做出对国民党政府的批判时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内部的震动。

1936年王礼锡人还在国外，但他时刻不忘抗日救国，在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而国民党政府却一味空谈“准备抗战”，仍然抱着侥幸心理。王礼锡对此十分痛心，于是先后于5月、6月写了《论准备》《论再准备》发表在《救国时报》上，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种种事实表明，当时南京政府‘准备抗日’是假，准备降日是真，结果只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唯一的出路是改弦更张，为抗日救国做实际的准备。”他指出南京政府之所以空言准备而不作真实准备的原因，并提出“只有联合共产党及抗日军民，联合苏联，动员民众立刻抗日，才能救国。”[11]王礼锡在这两篇文章中言辞恳切并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重，公开地指责国民政府的错误行径，也提出了具体的抗战救国方针。王礼锡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官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有助于刺激国民党积极抗战。

四、结语

王礼锡在国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因社会环境变化提出了“抗日反帝是唯一出路”“抗日战争必须争取国际上的帮助”“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系列抗战思想，这些抗战思想是他爱国主义精神以及长远的战略目光的体现。这些思想不仅影响着他本人的抗战行动，在推动抗日战争早日胜利结束方面也有着重要作用。他的爱国精神及价值追求仍值得今人学习和发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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