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有必要明晰一下关于汉代初期的历史阶段分期,汉代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时期｡西汉共经历了13帝,目前根据学术界达成的基本共识认为西汉初期包括汉高祖､汉惠帝､高后､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时期｡本文所要论述的便是此历史阶段内的政治思想内容｡

一､汉代初期政治思想下的治国理念

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与建立一个国的理念不同,需要更全面更为精细的机制体制的默契配合｡汉代初期在政治思想的转变之中所形成的国家建构以及这框架下所奉行的政治思想都有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特色,体现着汉代初期政治思想的倾向性先进性与独特性｡为汉代中期的繁荣鼎盛打下了很好的政治理论基础,推动着整个汉代的进步与发展｡

(一) 政治思想的转变

1. 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

开国之初,汉高祖刘邦曾训斥陆贾:“乃公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1]可见这一番犀利的反问便道出了自古以来建国与治国的思想不同｡与之前采取的相对强硬的战略思想相比较,治理国家的思想更在于温和有度｡而在汉代初期面对建国之初的种种问题,政治思想的转变便是整个国家起初的转型过程,决定着国家的发展走向｡经历了秦朝末期的战乱,在总结了以往的治国经验的基础上,政治集团内部在磨合之中确立了治国理念即实施宽松的抚民政策｡

这一宏观的政治理念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是历来朝代更迭之后的基业凋敝民生不振需要宽松的政治环境来休养生息,二是建立在汉代建国之前的秦朝的历史教训,使得政治集团内部成员融合了各方的思想后得出了一致方案｡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民生修养在于勿扰,汉初的统治者显然早就认识到这一正确的治国理念,在确立之后便一直维护着汉代初期的稳定局面｡萧何在汉高祖刘邦时期拜为丞相,之后惠帝即位曹参拜相,惠帝因其在政治上没有新的变革而责怪他｡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参曰:“陛下观参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2]可以见得,汉代初期政治思想下的治国理念的正确确立使得汉代在初期阶段的发展一直保持着平稳的状态｡

2. 仁政的实施

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中仁政的确立与实施一是因为统治集团一直以来所信奉的政治思想,二是一种对于历史的警惕性｡仁政的思想不仅在汉代初期应用于民心之上,更是应用于统治集团内部之中｡儒家强调:“仁者爱人”,爱百姓使得民心所归之处即国土扩及之地,而爱贤才使得国家这个大的统治机器在运转的过程之中又百密少疏｡秦亡的教训使得汉初的政治思想在逐步完善确立的过程中便很是谨慎,尽可能避免一切可以重蹈覆辙的因素｡在这一点上汉代初期的贤臣们都很是敏感｡陆贾在《新语》中强调实施仁政的重要性便是结合着秦王朝的灭亡来加以深刻的分析,选贤与能重用有德之人,是居高位者应该具备遵循的｡“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何哉?所任非也｡”“是以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覆倾,则以圣贤为杖,故高而不坠,危而不仆｡”[3]

晁错也以秦为戒尺进言君王要善于纳谏,对待臣子应该施以仁爱,“及其末途之衰,任不肖而信谗臣｡”[4]贾谊也指出秦朝在统治阶段的仁政不施酷虐为政,是为失去人心的根本｡“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4]所以汉初政治思想的逐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基于对于秦朝灭亡的警惕性｡

(二) 政治思想的统一

1. 郡国并行制的实行

汉朝初期局势刚刚稳定,为了尽快地恢复政治的统一,汉代没有完全地沿用秦国的郡县制,而是将郡县制和分封制度结合起来实行郡国并行｡这一政策的实施稳准地化解了汉初飘摇不稳的新生政权危机,但是也就是这样迫于当时局势的政治思想,却留下了隐患,使得汉初围绕着这一制度不断地进行着对地方的势力与政权的削弱,这实质上是政权在中央与地方的一次次的角逐｡《易经》有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汉初政权的稳定过程便在乎中央政权的居安思危｡贾谊便在进言之中提到诸侯的祸患问题“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至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4]

根据这点贾谊提出了削弱各个诸侯国势力的主张,提出“众建诸侯”“以亲制疏”｡汉初中央政治权利主要的力量在于消弱异性王,巩固大汉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而“以亲制疏”的过程中伴随着“疏者必危,亲者必乱”的隐患,所以“众建诸侯”的提出便是在弥补郡县制度中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祸患｡诸侯王既效忠朝廷又不能养虎为患,“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5],在汉代初期政治统一的思想方面便是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一步步的加强｡而之后郡国并行制度在汉代中期实现了以郡县制为主体的统治局面,这便使得政治思想统一过程中的主导权掌握在了中央｡

2. 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

历朝历代无论在王朝发展中哪个阶段,政治思想的中心必定围绕着如何巩固并加强中央集权,使得政治指导方向和统治力量牢牢地掌控在中央统治集团的手中｡汉朝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中国央集权也采取了相应了一系列手段,对于地方政治上的藩镇割据现象,汉初政治采取削藩的政策,将藩镇诸侯势力控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上面提及的贾谊在文帝之时提出的“众建诸侯”,文帝在一定的程度之上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继位之后采取晁错的意见削藩策略,“侵削诸侯”｡晁错上疏说:“诸候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1]汉景帝接受了其意见,虽引发了七王之乱,但景帝迅速平定叛乱,并采取了相应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汉代初期经历了文景之治,中央集权逐步加强为后来汉朝中期的中央集权的强盛打下了基础,使得汉武帝在位时期在地方实施“刺史制度”,对藩镇诸侯实行“推恩令”的政治措施顺利的实施｡监察职能高低程度与官职大小的实际政权掌控力成反比的“刺史制度”使得地方上形成良好的监察体制,在清明政治惠及一方上又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监控力度,而名为施恩实为削弱诸侯势力的“推恩令”更是保证了中央集权在整个政治局势中的绝对主导权｡这些都要得益于汉初建立的正确的政治思想中的治国之理｡

(三) 政治思想中的鉴戒思维

1. 以民为本

在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立足于“以民为本”的原则被汉代的统治阶级应用到了政治之中｡在汉高祖刘邦打天下之时,便初步确立了民本的政治思想观念｡刘邦进入咸阳城之后,与民约法三章｡召诸县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2]民心之向在乎惠及民众自身的利益程度,刘邦使得民心寒惧的秦法作废,自然深得民心｡

政治统治思想中的以民为本是鉴戒于秦王朝的失民心而亡的教训之上的｡之后汉代初期的皇帝均将这种民本思想融合在政治思想中使得国家长治久安｡“孝文帝亲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刑肉,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事也｡”[2]此为汉景帝在回忆文帝贤德之功时所说,这一系列的政策实施均站在民本的思想之上,景帝在位时期也延承这一政治思想,对侵蚀民生大计的事情绝不姑息“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貨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甚无谓也｡其令两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者､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2]汉代初期的民本思想具有自然性,政治色彩不浓厚,往往带着顺应自然民生的味道,使得汉初政治在渐稳的情况下自然地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况｡

2. 以史为鉴

鉴戒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源流长远,《诗经·大雅.荡》中提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尚书·召诰》中强调:“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汉初,为了政权的进一步稳定,统治阶级自然会将这样的殷鉴思想融合进政治思想之中｡鉴戒思维在政治思想中的展开,一是表现在汉初在地方实行的一系列具体巩固政权恢复民生的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即君主在任用人才之时是否着重考虑到群臣的谏言之能｡“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訞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2]文帝遂下诏以示众臣纳谏之心诚｡

初期的汉朝在敏感的政治格局中戒鉴秦朝亡灭历史,众臣进谏多以秦朝盛衰转折为例,以史为鉴告诫君主应如何完善政治思想｡其中贾山便指出:“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养老之义亡辅弼之臣,亡进谏之士｡”[2]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这种敏感的鉴戒思维渗透在汉代初期的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中,天子群臣德行与百姓生息,居安稳之处亦心有忧患,使得国家在谨慎中稳步前行｡

二､政治思想下的文化思维

汉初的文化思维总体来说是以道家为主以儒家为辅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统治,面对汉初之时,战乱初平,民生凋敝的状况｡统治者采取道家倡导的“无为而治”和儒家学说中的等级观念民本思想仁爱学说等作为政治的思想导向｡在这期间道家与儒家思想在政治思想中所占据的比例大小又要结合着汉代初期的具体的政治局面考虑｡总之,在汉初这一阶段中文化思维里充斥着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与具体现实的结合碰撞之中形成了独具汉初特色的政治思想｡

(一) 道家思想对汉初政治思想的影响

道家思想在汉初的政治思想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的原因在于两点:一是道家学说在统治阶级内部影响深厚｡二是比较先秦时期的各家的学说,结合当时的政治情况,思想在外化的过程中最容易与政治措施结合的便是道家的思想｡而具体的政治实施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道家的两种思想:一是“无为而治”,二是“尚俭”｡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汉初便实行了这种与民休息的政治思想｡“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2]这种思想的应用使得西汉初步确立的政权在民生方面的矛盾得以很好的缓和｡在此政治的作用不是强硬的为统治而统治,而更是发挥顺应民事,辅佐民生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在儒家的学术中也有提及,《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与?”[6]所以在汉初的政治中便呈现儒道两融的现象｡而“尚俭”的思想在政治中的应用是基于初期民生惨淡的现实｡曾有赞誉文帝之语说:“(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戈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2]可见这种尚俭的政治思想在汉初不仅仅是针对于国家民生大事,更是被落实到了帝王的私人生活之中,以之为表率,从上至下形成优良的政风｡

(二) 儒家思想对汉初政治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汉初的政治思想中政治性更为强烈一些,不同于道家养生无为的治理观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多应用于选才任贤的选拔制度中,而值得一提的便是儒家遵从的等级制度在汉初政治中的作用｡汉初政权刚刚稳定,面临着多方面势力的觊觎,所以确立好等级关系也便是宣告了尊卑上下的秩序｡陆贾曾提到:“长幼异节,上下有差”,“尊卑相承,雁行相随｡”[3]贾谊也提出:“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这就明确了刘氏集团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就内部而言又明确了上下等级制度下政治绝对的掌握权以怎样的形式进行逐级的下派｡等级制度的确立之下,自然需要礼仪加以巩固修饰,儒家的礼仪制度与等级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贾谊提出:“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2]｡又以秦法为例讲求礼义仁德:“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月,秦俗日败｡”[2]在统治者的精心策划下,汉初自然就将礼仪的修订和等级的确立,纳入到了政治思维之中,儒家思想也便在这其中｡在主体道家的无为之中行有为之实,起到了政治思想的辅助作用｡

(三) 天人合一思想对汉初政治思想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是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思考,人存在于宇宙与自然的大空间之中,本身又是自我的一个小空间｡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中休养生息,这一哲学思想恰恰应和了汉初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削弱了天人关系之中的天命论,为政治思想加入了哲学思维,强调国家兴建运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规律的运生恰恰有人处于其中｡“尧､舜不易日月兴替,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3]正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汉初陆贾便将这一哲学思维化为一种政治思想,劝谏君王应该顺应规律的发展,实行人事,在人道与天道之间平衡关系,相互融合又有不同之处,力求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汉初的政治思想中更具有一种求和的状态,君臣统治,黎民百姓,社会发展,天道自然等种种关系的相互契合｡这为之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理论提供了依据｡

三､政治思想下的经济与政治政策的实施

汉初经济实力薄弱,为了稳固政权,使得国家可以在贫弱不振之中恢复生气,必定要实行一系列的经济手段来取得上层建筑所依赖的经济基础,而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又是密不可分的｡汉代初期统治集团在政治上的思维方式成为发展经济的理论参考,并以各种形式的经济手段融入进整个国家的运行机制之中,以求得政治､经济､文化的均衡发展｡

(一) 以农为本重农抑商

相比较秦朝来说,汉代的商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与其“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不仅使得农业生产恢复,也带动了商业的蓬勃发展｡而商业发展的过程自然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空间,民从商不务农对于中国古代封建国家来说是一大忌讳｡况且有些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操控物价,扰乱了市场的秩序也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为此汉初国家利用“平抑物价”的经济手段实行宏观调控,干预市场,对商业进行规范,并在其中得到利益｡

虽然商业在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统治下赢得了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以农为本仍是国家生存的命脉所在｡汉初统治者很是重视农业的生产,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汉初也一直贯彻于汉初的政治思想之中,汉文帝二年春正月丁亥,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民谪作县官及贷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九月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2]汉景帝后二年夏四月下诏说:“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还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原也｡夫饥饿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2]｡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基础是国家生存的依靠,无论汉初统治者如何利用经济手段在商业中获取国家利益,农业为本的思想仍旧是统治的主导思想｡

(二) 轻徭薄赋体恤民情

在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中,无论是基于政权的稳定制定的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制度,还是在统治思想上的继承革新,无论是在道家的思想影响下的无为而治,还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仁爱尚礼,归到根源之处便是要稳固政权以求长远的发展,而这其中最为基础的要素便是人｡对于民情实际的体察,对于民生的体谅,是在位的统治者所要躬亲为之的事情｡民若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吸取了秦末不恤万民,赋税繁重,民力不支的教训后,汉代初期的政治环境变得宽松温和｡轻刑法重德教,使得民风规正｡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民治不在于法令严森,而在于倡礼仪与教化之功｡文帝十二年冬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其遣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2]执政者以德化民,是为大智｡文帝十三年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在轻徭赋税方面,贾山主张不可滥用民力｡统治者不应该因一己之私,利用政治手段来压榨民力｡“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2]此为贾山借用秦史之实来谏于君主之语｡节省民力,与民养息,与农便宜,汉初的农业经济在各种惠民的政治举措之中取得了稳定的发展｡

四､结语

本文从治国理念､文化思维､统治政策三大方面简要论述了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内容｡首先,汉代统治者从夺天下到坐天下的转变中,由政治思想的转承起合所体现的外在及内在的变化所交织而成的系统理论形成了汉代初期的治国理念｡其中,经过历史的经验总结,融合儒家思想的仁政思想便在汉代初期的治国理念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选贤与能任用贤才,使得汉代从立国之初便形成了优良的治国之风｡而政治思想的统一更是为汉代之后的大一统局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格局,在中央集权的加强与郡国制度的并行之中,汉代成功地根据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而在治国理论之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鉴戒思维,以民为本､以史为鉴,得失兴替便是一剂良方药引,指引后者思之､戒之､治之､愈之｡

其次,汉代初期,民生凋敝百业待兴,统治集团从道家思想之中提炼出的“无为而治”思想植入政治思想之中来整顿汉代初期的局面｡相应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守礼也在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中占得一席之地｡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在哲学观念之上阐述着自然､社会､人生三者的关系,完美地应和着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其中衍生出来的民本思想和仁政思想结合着道家无为而治的理念,使得汉代初期的政治思想圆融温和｡

最后,汉代初期政治思想下的经济与政治政策的实施也是汉代政治思维趋于理性化的重要体现｡具体表现为轻徭薄赋,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这两项政策的实行增强了政治思想在具体治民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性,是之前提到过的道家､儒家思想结合下所形成的具体产物,更是政治思想不断完善过程中的经典范例｡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汉)陆贾.新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4-18.

[4](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汉)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王泽宇.汉代初期政治思想新解[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37(1):129-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