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与HCV共同的感染途径决定了二者具有较高的协同感染率。目前，全球HCV感染率约2.8％，1.3～1.5亿人感染HCV[1]。早期流行病学调查报告[2]提示，我国一般人群抗－HCV阳性率为3.2％，而近年调查[3]结果显示为0.43％，属于HCV低流行地区，而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率在11.6％～85.0％[4]，显著高于一般人群HCV感染水平。随着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案的推广，获得性免疫陷综合征相关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在明显下降，患者生存时间延长，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后终末期肝病成为HIV／获得性免疫陷综合征患者死亡最主要的原因，这种趋势在HIV／HCV协同感染者中尤为明显[5]。研究[6－7]表明，HIV的协同感染加速了HCV的自然病程并且增加了HCV相关肝病的病死率，HCV的协同感染也可能加速HIV自然病程的发展并且增加了HIV相关的发病率和病死率，HIV合并HCV感染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基于目前尚缺乏较为系统的广西地区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的流行病学数据，本文通过流行病学抽样调查，分析广西地区HIV／HCV共感染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广西东、南、西、北、中等地区的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北海市人民医院、百色市人民医院、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鹿寨县人民医院、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7家医院在2010年－2016年收治的HIV抗体确证为阳性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剔除非广西户籍的患者，收集基本人口学资料、HCV抗体检测结果以及感染途径等临床信息，应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广西地区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不同性别、年龄及感染途径HIV感染人群中HCV抗体阳性率，HIV／HCV共感染人群在性别、年龄的感染途径构成比分布特点和HIV／HCV共感染人群的危险因素等方面流行病学信息。本研究方案经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号：2013－KY－桂科－101），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方法或Fisher’s精确检验，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个样本率的多重比较。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P＜0.01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

共纳入HIV感染者6154例，其中男4304例，女1850例，年龄3～90岁，平均（47.9±12.1）岁，HCV抗体阳性409例，阳性率为6.65％，男性HCV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9.294，P＜0.001）。按照青年前期、青年、中年、老年及长寿等各阶段年龄标准划分为≤17岁、18～44岁、45～59岁、60～89岁、≥90岁5个年龄段[8]，其中18～44岁年龄段患者HCV抗体阳性率最高，45～59岁年龄段次之，但均高于60～89岁年龄段，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在6154例患者中，包括感染途径在内等信息均完整的病例共3514例，其中男2445例，女1069例，年龄5～90岁，平均（47.9±12.2）岁，静脉吸毒人群HCV抗体阳性率最高，静脉吸毒＋性接触次之，但2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0.133，P＝0.715），二者均高于单纯性传播、感染原因不明以及其他人群，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表1）。

表1不同性别、年龄、感染途径HIV感染人群的HCV抗体阳性情况

2.2不同性别、年龄HIV和HCV抗体共阳性人群感染途径构成比特点

HIV和HCV抗体均为阳性的409例患者中，男343例，女66例，年龄22～80岁，平均（40.7±6.1）岁，HIV／HCV共感染人群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占66.99％（274／409），其次为性接触传播，占29.83％（122／409），静脉吸毒＋性接触占1.96％（8／409），经输血传播占0.24％（1／409），其余为感染原因不明，占0.98％（4／409），未发现母婴传播者，静脉吸毒所占比例显著高于其他感染途径。

男性患者中，以静脉吸毒所占比例居多，其次为性接触；女性患者中，以性接触所占比例居多，其次为静脉吸毒，未发现经静脉吸毒＋性接触感染者，因此男性以静脉吸毒为主，女性则以性接触传播为主，二者在感染途径分布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HIV／HCV共感染人群中，≤44岁年龄段以静脉吸毒所占比例为主，其次为性接触传播；45～59岁年龄段以静脉吸毒所占比例居多，性接触传播次之，未发现经静脉吸毒＋性接触、母婴传播或输血传播感染者，60～80岁年龄段则性接触传播为主，其余为静脉吸毒。≤44岁年龄段患者静脉吸毒比例最高，其次为45～59岁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2.390，P＝0.122），但其比例远高于60～80岁年龄段以及其他年龄段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60～80岁年龄段性传播比例高于18～44岁年龄段、45～59岁年龄段，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1）（表2）。

表2不同性别、年龄HIV和HCV抗体共阳性人群感染途径构成比特点[例（％）]

2.3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剔除感染原因不明病例，对资料均完整的HIV抗体确证为阳性的3442例患者进行危险因素分析，应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HIV感染人群中，感染途径与感染HCV有关（P＜0.01），性别、不同年龄段与感染HCV无显著相关性（P＞0.05）。同理，对上述单因素分析中的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IV感染者中，静脉吸毒者合并HCV感染的危险性是其他（包括输血、母婴传播、私人诊所牙科治疗等）途径感染者的60.385倍[95％可信区间（95％CI）：7.909～461.017，P＜0.001]，静脉吸毒＋性接触人群合并HCV感染的危险性是其他途径感染者的46.667倍（95％CI：4.144～525.501，P＝0.002）。静脉吸毒和静脉吸毒＋性接触是HIV人群感染HCV的独立危险因素（表3）。

表3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的单因素以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所纳入的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为6.65％，与Freitas等[9]报道的巴西中西部地区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率基本一致，均显著高于全球一般人群HCV抗体阳性率水平（3％）[10]以及我国早期报道[2]的一般人群HCV抗体阳性率水平。HIV合并HCV具有较高的协同感染率，除了与它们共同的感染途径有关外，还可能与细胞免疫在抗HIV感染过程中起的作用有关，HIV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和功能缺陷，最终导致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缺陷，不能有效抑制和清除侵入机体的病原体[11]，从而导致HCV感染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升高。但是本研究提示广西地区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率均低于全球HIV感染人群HCV感染率水平（10％～30％）[12]以及Lu等[4]报道的我国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水平，比国内包括湖南、云南、广东、湖北、河南、上海、天津等省市[13－17]在内的多数地区HIV感染人群HCV感染率要低。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全国一般人群HCV感染率下降有关（1996年普查为3.2％[1]，2006年降为0.43％[3]）；另一方面，也可能与HCV具有高度异源性等因素有关[18]。蒙志好等[19]曾在2007年－2009年对广西桂中地区HIV感染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HCV抗体阳性率为22.5％，高于本研究结果，提示广西各地区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可能分布不一致，差异较大。此外，本研究采样时间为2010年－2016年，显示广西地区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近年来呈下降趋势，目前处于较低水平。

近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提示，广西为全国HIV感染的高发省（区／直辖市）之一。2015年中国疾病预防控治中心[20]公布的数据显示，性接触途径仍为目前国内HIV最主要传播方式，而静脉吸毒则为目前HCV最主要传播方式。国外学者[9]研究发现，静脉吸毒是HIV合并HCV感染的显著性独立相关因素之一，同时国内学者[4]研究发现，静脉吸毒为HIV合并HCV感染者主要感染方式，其比例甚至高达58.2％～91.6％。本研究提示静脉吸毒以及静脉吸毒＋性接触感染的HIV人群HCV抗体阳性率最高，静脉吸毒占HIV合并HCV感染者的大部分，静脉吸毒的HIV感染者合并HCV感染的危险性是其他途径感染者的60多倍，静脉吸毒以及静脉吸毒＋性接触是HIV感染者合并HC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与上述学者研究结果以及张旻等[21]对全国多地区的调查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张旻等[20]研究表明，既往有偿供血的HIV感染人群比例相对较高，同时是合并HCV感染的危险因素，但本研究中仅发现1例患者经输血感染HIV／HCV，样本量较少，未进一步行统计学分析。而经性接触或母婴传播途径HIV感染者HCV抗体阳性率相对较低（3％～6％）[22]。国外学者[23]较早期调查研究发现因性暴露的HIV感染人群中，HCV合并感染率低于20％。本研究中经性接触HIV感染者HCV抗体阳性率仅为2.53％，与国内学者对HIV感染高发地区河南、北京等地调查研究结果相近[24]。此外，本研究中女性、老年人群静脉吸毒比例相对较低，而性接触比例相对较高，因此女性以及老年HIV感染人群HCV抗体阳性率较低。至于母婴垂直传播等其他感染途径是否为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的危险因素，相关研究和报道较少，仍需进一步探讨。

静脉吸毒主要集中在青年男性人群，本研究也显示，男性、中青年患者主要经静脉吸毒方式感染HIV／HCV，而静脉吸毒为HIV感染人群合并HCV感染的危险因素，同时解释了男性、中青年患者HIV合并HCV协同感染率较高的原因。广西地处中国西南边境，毗邻毒品产地“金三角”，吸毒贩毒现象较为普遍，人口流动大，静脉吸毒人群不断增加，HIV／HCV共感染仍不能忽视。

与单纯HCV或单纯HIV感染不同，HIV／HCV共感染对机体造成双重打击，包括潜在的免疫抑制问题、与之相关的肝脏病变问题、抗病毒治疗药物的肝毒性以及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带来更为复杂的医学难题。多数研究[24－30]表明，HIV对HCV的生活周期和自然史产生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降低了HCV自发清除率，增加了急性感染者发展为慢性感染的危险性，人感染HCV后，约20％～50％的感染者可以自发清除病毒，成为丙型肝炎自愈者，而HIV／HCV共感染者，HCV自发清除率则低至5％～10％[24]，究其原因可能与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慢性免疫激活作用等因素有关[25]；另一方面，HIV的协同感染提高了HCV感染者血清和肝组织HCVRNA载量，降低了CD4＋T淋巴细胞计数以及IFNγ水平，加速肝炎自然进程和发展为肝硬化以及原发性肝癌的风险[26－30]。此外，合并HIV感染对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抗HCV的病毒学应答及不良反应均存在不同程度影响[31]，HIV对HCV的影响几乎已达成一致共识，但HCV对HIV的影响仍有争议。多项研究[32－33]表明，HCV的协同感染促进了HIVRNA的复制，导致T淋巴亚群遭到进一步损伤，免疫功能受损加剧。然而，也有学者研究[34－35]发现，与HIV单纯感染者相比，HIV／HCV共感染者CD4＋以及CD8＋T淋巴细胞调亡数量更少、HIVRNA载量较低。尽管如此，至少目前仍缺乏强有力的研究或证据证明HCV或其他的病毒协同感染对HIV感染者发挥确切的有利作用[36]。

单纯HIV感染者主要经性接触方式感染，而单纯HCV感染以及HIV／HCV共感染者主要经静脉吸毒感染，随着社会性观念的开放以及吸毒贩毒行为的泛滥，HIV、HCV以及HIV合并HCV感染率仍可能呈上升趋势，因此对HIV感染者进行HCV抗体检测显得尤为重要。

至今尚无有效疫苗预防HIV、HCV或HIV／HCV共感染，因此，HIV／HCV共感染的预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HIV／HCV共感染不仅仅是2种不同病毒在机体内简单的机械性叠加，二者在体内存在复杂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HIV／HCV共感染者临床特点的多样性，使评估患者病情及建立合理的治疗方案均变得更为困难。严厉打击吸毒贩毒违反犯罪行为，加强公众宣传教育，洁身自好，倡导健康行为方式，切断HIV／HCV传播途径，才能降低HCV和HIV的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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