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分析发展性阅读障碍(DD)儿童家庭功能和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与内在机制,为开展DD儿童家庭支持和家庭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3年3—7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从新疆某地区9所小学的3~6年级学生中筛出DD组儿童和正常(TD)对照组儿童各451人,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家庭功能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和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测评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用Stroop程序、2-Back程序以及数字转换程序评定执行功能。采用Amos 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1)DD组儿童的家庭功能总分高于TD组(t=3.501,P<0.001);DD组儿童的阅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父母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TD组(t=-26.375、-11.309、-2.341,P<0.05);DD组儿童的2-Back程序、Stroop程序和数字转换程序的正确率均显著低于TD组(t=-4.107、-7.336、-6.114,P<0.001);2)DD儿童家庭功能得分与阅读能力、社会适应、积极应对、2-BackACC、StroopACC和数字转换ACC呈负相关(r=-0.64~-0.32,P<0.01),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62,P<0.01);3)家庭功能对DD儿童阅读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β=-0.144,P<0.05),同时可通过执行功能、社会适应、父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对阅读能力产生间接效应(β=-0.552,P<0.001)。结论 家庭功能水平是影响DD儿童阅读能力的重要因素,执行功能、社会适应和父母应对方式在其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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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阅读障碍(developmental dyslexia, DD)是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类疾病之一,常表现为阅读成绩低下,无法自然地具备阅读兴趣和能力[1]。家庭对DD的预防和干预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家庭功能会影响个体语言技能的发展,缺乏父母陪伴与情感支持会直接导致儿童的语言技能低下[2]。已有研究表明,DD儿童存在社会信息加工缺陷,执行功能和父母应对方式是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3]。但目前我国有关DD儿童家庭功能的研究较少,尚不清楚家庭功能对DD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家庭功能与DD儿童阅读能力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执行功能、社会适应和父母应对方式在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为开展DD儿童的家庭支持和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于2023年3—7月采取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新疆某地区9所小学的3~6年级所有在校学生共9 891名。采用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4]、儿童汉语阅读障碍筛查量表[5]、小学生识字量测试[6]、斯诺佩评定量表[7]和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8]逐层筛选出DD儿童,共发放了筛查问卷9 891份,回收有效问卷9 007份,问卷有效率为91.06%,最终筛出符合条件的DD儿童454名,同时在DD儿童的班级中按同年龄、同性别1∶1匹配正常儿童作为对照组,即典型发育组(typically development, TD组),DD组和TD组儿童各454人。对两组儿童分别进行问卷资料收集和执行功能测验。问卷资料由儿童及其监护人填写,儿童在学校机房电脑统一完成执行功能测验。其中有3名儿童因时间原因中断执行功能测验,因此最终纳入两组儿童各451人,共902人。
DD组儿童的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并能理解测试任务;2)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教师版总得分<65分;3)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得分经T转换,T>70分;4)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总智商得分≥85分;5)小学识字量测验低于同年级平均水平1.5个s。
TD组儿童纳入标准:1)自愿参与并能理解测试任务;2)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教师版总得分>65分;3)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得分经T换算,T≤70分;4)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总智商得分≥85分;5)与DD组儿童同学校同班级,其年龄、性别大致相同。两组儿童的排除标准均为:1)既往有脑损伤病史或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2)有听力视力障碍、神经系统和行为障碍;3)未得到充分教育;4)斯诺佩量表得分>1.8分。本研究得到学校校长、学生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并通过石河子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号:KJX2022-019-01)。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年龄、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家庭居住地等。
1.2.2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
儿童学习障碍筛查量表[4]由熟悉儿童情况的教师填写,得分<65分代表疑似存在学习障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5。
1.2.3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
儿童汉语阅读障碍量表[5]由儿童填写,用于3~6年级学生的阅读障碍筛查,评分经T换算后,T=50+10(X-M)/SD,T>70分代表疑似DD儿童,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24。
1.2.4小学生识字量评价量表
小学生识字量评价量表[6]由儿童填写,用于评估3~6年级小学生识字量水平。分数计算方法为每组正确个数乘以相应的难度系数再加各年级的识字基数。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8。
1.2.5斯诺佩评定量表(教师版)
斯诺佩评定量表(教师版)[7]由熟悉儿童情况的教师填写,得分>1.8为ADHD可疑儿童。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5。
1.2.6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
中国韦氏儿童智力量表[8]包括言语测验和操作测验,总智商≥85分表示儿童智力水平正常。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81。
1.2.7家庭功能量表
家庭功能量表[9]由学生家长填写,总分为240分。家庭功能良好为60~120分,家庭功能一般为121~180分,家庭功能差为181~240分。本研究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1。
1.2.8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测评量表
小学生语文阅读能力测评量表[10]由DD儿童填写,本研究选用中、高年级测评量表,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5、0.87。测验总分高低作为判断阅读能力水平的标准,各维度的阅读能力水平得分需经Z分数转换,Z=(原始成绩/满分成绩)×100。
1.2.9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
少年儿童社会适应量表[11]由DD儿童填写,得分越高代表社会适应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2。
1.2.10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DD儿童家长填写[12],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维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为0.90。哪个维度得分越高,提示越倾向于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
1.2.11执行功能
采用Stroop程序、2-Back程序及数字转换程序分别评定执行功能的抑制、刷新和转换功能,所有程序均采用Eprime3.0编制。Stroop色词任务选定带有不同颜色的红蓝绿三个汉字为刺激材料。要求被试判断字的颜色与字义是否一致,若字义与颜色一致,按J键;若不一致,就按F键。2-Back任务选定了10个英文字母(ADEHINRSTU)为刺激材料,要求被试看清并记住最先出现的两个字母,从第3个字母开始做按键反应,若后面出现的字母与前面出现的两个字母相同,按F键,若不相同按J键。数字转换任务要求被试根据数字颜色判断数字的大小和奇偶。若数字颜色为黑色是大小判断,<5按F键,>5按L键。若数字颜色为绿色是奇偶判断,奇数按F键,偶数按L键。所有程序的评价指标均为任务完成的平均反应时与正确率,反应时越短,正确率越高,代表受试者相应的执行功能子成分越好。
1.3质量控制
DD儿童筛查阶段,由调查员集中培训学校3~6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统一问卷填写和批改标准,培训后让老师协助调查员完成筛查问卷收集工作。筛查出DD儿童后,由调查员一对一指导DD儿童及其家长填写问卷。执行功能测试阶段,所有被试均按照统一指导语,先进行预实验熟悉实验流程,预实验准确率>75%进入正式实验,每次实验结束后给予被试5~10min休息。
1.4统计学方法
用Epidata3.1双人录入问卷,建立数据库。用SPSS 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DD儿童及父母的相关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DD组和TD组的各量表得分及执行功能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DD儿童家庭功能、执行功能、社会适应能力、父母应对方式和阅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运用Amos26.0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 果
2.1 DD组和TD组儿童基本情况、各量表得分及执行功能比较
DD组和TD组儿童的年龄范围为7~14岁,平均年龄为(10.29±1.38)岁。DD组儿童的家庭功能总分显著高于TD组(P<0.001);DD组儿童的阅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父母应对方式得分显著低于TD组(P<0.05);DD组儿童的2-Back程序、Stroop程序和数字转换程序的正确率(ACC)均显著低于TD组(P<0.001),但DD组儿童的2-Back程序、Stroop程序和数字转换程序的反应时(RT)均显著高于TD组(P<0.05),说明DD组儿童存在执行功能的抑制、刷新和转换子成分均存在缺陷。见表1。
表1 DD组与TD组儿童一般情况及各量表得分情况及执行功能比较
2.2 DD儿童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DD儿童家庭功能得分与阅读能力、社会适应、积极应对、2-BackACC、StroopACC和数字转换ACC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P<0.01);阅读能力与社会适应、积极应对、2-BackACC、StroopACC和数字转换ACC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0.01);社会适应与积极应对、2-BackACC、StroopACC和数字转换ACC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0.01);积极应对与2-BackACC、StroopACC和数字转换ACC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P<0.01)。见表2。
表2 DD儿童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n=451,r)
2.3假设模型检验
根据家庭系统理论,本研究以家庭功能总分为自变量,阅读能力为因变量,执行功能、社会适应、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采用AMOS 26.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极大似然法作为模型估计方法,假设模型见图1。结果发现社会适应对消极应对的作用路径不显著(P>0.05),删除后确定最终模型。根据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各拟合指标均符合适配指数标准,模型拟合较好(χ2/df=2.642,RMSEA=0.060,GFI=0.931,TLI=0.972,CFI=0.978,NFI=0.965,IFI=0.978,AGFI=0.901)。结构方程模型最终拟合图见图2。模型中各变量间的效应关系见表3。
图1假设模型
图2结构方程模型最终拟合图(标准化)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模型路径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重复抽样5 000次,置信区间为95%)。路径结果显示,DD儿童的家庭功能得分对阅读能力的直接效应显著(β=-0.144,95%CI:-0.259~-0.011,P<0.05),家庭功能得分对阅读能力的间接效应显著(β=-0.552,95%CI:-0.663~-0.458,P<0.001),总效应为-0.696(95%CI:-0.753~-0.630,P<0.001),均不包括0。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家庭功能会通过执行功能、社会适应、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对DD儿童的阅读能力产生影响。见表4。
表3 DD儿童家庭功能与阅读能力路径关系检验结果
表4标准化的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
3、讨 论
3.1家庭功能对DD儿童阅读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DD儿童的家庭功能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儿童,这可能与DD儿童父母的疾病应对方式和教养方式有关。国外已有研究表明,DD儿童父母的压力和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儿童父母,DD儿童父母会表现出更多的育儿困扰[13]。此外,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可以正向影响DD儿童的阅读能力,这与Song等[14]研究相似。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系统理论,家庭是对儿童影响最大的微系统,会影响儿童的语言、认知和社会适应发展[15]。有关DD儿童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DD儿童的脑区连接和脑区激活存在异常[16]。良好的家庭功能可以给DD儿童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提高DD儿童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强了DD儿童大脑皮质的兴奋性,促进DD儿童语言相关脑区的功能连接,提升DD儿童阅读能力。
3.2执行功能、社会适应能力和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功能不仅可以直接影响DD儿童的阅读能力,还可以通过执行功能、社会适应能力和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间接影响DD儿童的阅读能力。已有研究证明,家庭功能的改善能促进儿童执行功能发展,执行功能在字母识别、拼写、音位意识习得与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认知基础[17]。执行功能存在代际传递性,其发展与大脑的前额叶、纹状体和小脑及其他脑区的发展密切相关[18],良好的执行功能有助于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而执行功能缺陷则会导致个体表现出攻击行为、阅读理解障碍以及注意力缺陷等问题。另外,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也属于一种重要的认知加工策略,父母可以通过改善情绪反应、转换应对方式等途径促进子女执行功能的发展[19]。综上,DD儿童父母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提高家庭功能水平,加强DD儿童执行功能训练,从而提升DD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和阅读能力。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强调提高家庭功能和执行功能对DD儿童阅读能力的重要性,为DD儿童的家庭支持和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定启示。但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调查无法验证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的DD儿童来源于同一地区,建议未来研究加强样本来源的多样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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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计划项目(2023ZD033); 202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202368);
文章来源:尹菲菲,高姗,李娟,等.家庭功能与发展性阅读障碍儿童阅读能力的关系研究[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24,32(12):1288-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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