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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及其与家庭关怀相关性研究

2024-05-22 1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究围生期妇女的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及其与家庭关怀的相关性。方法选取76名围生期妇女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APGAR）分别评估其抑郁情绪和家庭关怀度。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结果 76名围生期妇女的抑郁情绪评分高于国内常模（P<0.01），有抑郁情绪的围生期妇女占研究人数的27.63%。无抑郁情绪组围生期妇女年龄小于抑郁情绪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优于抑郁情绪组，Family-APGAR评分及2次以上怀孕、计划内怀孕占比高于抑郁情绪组（P<0.05或0.01）。年龄、Family-APGAR评分、未婚或其他、初中文化程度、初次怀孕及非计划内怀孕均为围生期妇女发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P<0.05或0.01）。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水平与Family-APGAR总分及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条目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或0.01）。结论围生期妇女存在一定的抑郁情绪，年龄、婚姻状态、怀孕次数、计划内怀孕、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关怀与其密切相关，应对其予以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促进心身健康。

关键词：
围生期
孕产妇
家庭关怀
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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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生期是指怀孕28周到产后7 d[1]。这一时期围生期妇女要渡过妊娠期、分娩期及产褥期的漫长过程，无论在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2]。她们既担心分娩能否顺利、胎儿是否健康，又担心家人能否接纳孩子等问题。有研究[3,4]显示，围生期妇女出现抑郁情绪是围生期各阶段心理问题中最常见的类型。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为成员提供支持、资源、服务以及其他形式的帮助，家庭关怀是家庭功能和维持家庭亲密度的主要表现，是家庭成员心理转换的主要变量[5]。研究[6,7]表明，家庭关怀度越高，患者精神上的安慰、支持、暗示等效果越好，心理应激的防御能力越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越强。目前，国内已有较多围生期抑郁情绪相关研究[8,9,10]，但目前还没有围生期抑郁情绪与家庭关怀的相关方面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围生期妇女的总体抑郁情绪水平及其与家庭关怀的相关程度，为对围生期妇女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2021年2月～2023年2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新乡市妇幼保健院以及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门诊和病房接收的围生期妇女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取样的方式抽取85名围生期妇女进行调查。纳入标准：（1）已怀孕28周至产后7 d的孕产妇；（2）情绪稳定，意识清楚；（3）能独立完成问卷；（4）孕产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精神疾病、性病或严重躯体疾病史；（2）围生期服用影响精神状态类药物；（3）抑郁情绪较重，需专业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者。本研究经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编号XYEFYLL-（科研）-2021-01-05]

1.2方法

1.2.1资料收集

符合研究标准的85名围生期妇女，采取一对一的调查方式发放调查量表（问卷），要求根据最近一周的情绪体验答题，独立完成，现场收卷。共回收问卷85份，有效问卷76份，有效回收率89.41%。76名围生期妇女年龄：20～30岁52人，31～40岁24人；文化程度：初中35人，高中15人，大专及以上26人；分娩时间：预产期前31人，预产期后45人；分娩方式：剖宫产50人，自然分娩26人；怀孕次数：初次怀孕48人，2次以上怀孕28人；婴儿性别：男43人，女33人；居住地：农村47人，城市29人；婚姻状况：已婚69人，未婚7人；计划内怀孕：是49人，否27人。

1.2.2观察指标

(1）抑郁情绪。采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1]评估妇女抑郁情绪状况。SDS由20个条目组成，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SDS评分：<53分为无抑郁，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评分越高，抑郁情绪越严重。（2）家庭关怀。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family adaption,partnership,growth,affection,and resolve,Family APGAR）中文版[12]评估家庭关怀度。该量表包括家庭适应度、情感度、合作度、亲密度、成长度5个条目，每个条目以0～3分计分，得分越低，表示家庭关怀越差，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6。

1.2.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 30.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t、F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家庭关怀与抑郁情绪的相关性；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围生期妇女的抑郁情绪状况

76名围生期妇女SDS评分为（43.75±10.85）分，高于国内常模[13]的（33.46±8.55）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56,P<0.01）。76名围生期妇女中，有20例为轻度抑郁，1例为中度抑郁，占27.63%。因此，将76名围生期妇女根据抑郁情绪状况分为无抑郁情绪组（55人）和抑郁情绪组（21人）。

2.2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单因素分析

无抑郁情绪组围生期妇女年龄小于抑郁情绪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均优于抑郁情绪组，Family-APGAR评分及2次以上怀孕、计划内怀孕比例均高于抑郁情绪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0.01）见表1。

表1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单因素分析[n(%)]

2.3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以是否发生抑郁情绪为因变量（发生=1，未发生=0），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怀孕次数、计划内怀孕、Family-APGAR评分）设为自变量，其中年龄、Family-APGAR评分为连续变量，怀孕次数（初次怀孕=1,2次以上怀孕=0）、计划内怀孕（否=1，是=0）、文化程度（初中=0，高中=1，大专及以上=2）以及婚姻状态（已婚=0，未婚或其他=1）为分类变量，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年龄、Family-APGAR评分、未婚或其他、初中文化程度、初次怀孕及非计划内怀孕均为围生期妇女发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P<0.05或0.01）。见表2。

表2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2.4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水平与Family-APGAR评分的相关性

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水平与Family-APGAR总分及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条目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或0.01）。见表3。

表3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水平与Family-APGAR评分的相关性

3、讨论

研究[14]显示，我国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发生率为16.30%。本研究结果显示，76名围生期妇女的抑郁情绪评分高于国内常模（P<0.01），有抑郁情绪的围生期妇女占研究人数的27.63%。分析原因可能为，本研究样本均来自于围生期妇女，而分娩前后，孕产妇正在处于巨大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应激过程之中，这些都会加重其抑郁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抑郁情绪组围生期妇女年龄小于抑郁情绪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均优于抑郁情绪组，Family-APGAR评分及2次以上怀孕、计划内怀孕比例均高于抑郁情绪组（P<0.05或0.01）。进一步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Family-APGAR评分、未婚或其他、初中文化程度、初次怀孕及非计划内怀孕均为围生期妇女发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P<0.05或0.01）。提示在育龄期女性中，特别是高龄产妇，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围生期并发症风险更大，可影响孕妇的情绪，增加抑郁情绪发生风险。家庭关怀与抑郁情绪有明显的关系，与王瑞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家庭关怀度越高，孕产妇对心理应激的防御能力越强，越能为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另一方面家庭关怀越高，孕产妇对重大生活事件的应对能力越强，对自身情绪的控制能力越好。有研究[16]发现，孕产妇获得的情感支持与抑郁情绪的发生呈负相关，缺乏社会支持则是引起抑郁情绪发生的较强危险因素。初产妇没有生产经验，对分娩后角色的转变适应性较差，另因产后孕激素的迅速下降，抑郁情绪发生风险更高。而非计划内妊娠可能会影响孕妇工作、生活，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因此抑郁情绪发生风险高。不同文化程度围生期妇女的抑郁情绪水平存在显著差异，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抑郁情绪水平逐渐下降，与王佳等[17]的研究结论相同。文化程度高的孕产妇对于围生期心身变化有较多的了解，并且更加主动获取相关知识，从而降低对于围生期生理变化、角色转变带来的紧张情绪，提高自身的角色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对缓解自身的抑郁情绪有重要作用。由于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农村会存在性别偏好的现象，孩子的性别也会影响产妇的情绪，但随着社会观念快速更新，重男轻女的观念逐渐减轻，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生男婴与生女婴的围生期妇女的总体抑郁情绪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而刘璐[18]的研究也证明了本文的观点。

本研究结果显示，围生期妇女抑郁情绪与Family-APGAR总分及其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亲密度条目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P<0.05或0.01），表明围生期妇女家庭关怀良好。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观念与家庭观念开始转变，女性角色在家庭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处于围生期这一特殊阶段，她们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关心和鼓励。良好的家庭关怀不仅能够缓解孕产妇的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同时也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心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有研究[19]发现孕产妇获得的情感支持与抑郁情绪的发生呈负相关，缺乏家庭关怀和社会支持则是引起抑郁情绪发生的较强危险因素。推行以家庭为中心的医护观念，建立家庭化病房，重视丈夫与家人对孕产妇的理解和支持作用十分必要。

综上所述，围生期妇女存在一定的抑郁情绪，年龄、婚姻状态、怀孕次数、计划内怀孕、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关怀与其密切相关，医护人员应做好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家属也应该给予孕产妇良好的家庭关怀。但是，本研究因小样本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婴儿性别与围生期妇女的抑郁相关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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