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心组织的学科评估（后文简称“学科评估”）自2002年起已经开展了5轮。经过多年发展，该学科评估已经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学科评价类别。学者们普遍认为对高校学科建设进行评估对学科建设有正向价值，通过学科评估实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达到质量保障和提升的目的[1]；科学的评估展现学科建设的具体进展，避免迷失学科建设的方向[2]；学科评估的必要性也获得了高度认可[3]。但学科评估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首先，工具理性超过了价值理性，趋向于终结性评价，忽视了学科评估的诊断意义和学科发展的可持续性[4]；其次，官方背景让学科评估有形无形地与资源、政策倾斜相挂钩，行政干预性过强[5-6]；再次，学科评估的标准窄化，包括指标体系窄化与内涵窄化[7-8]。

2020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指出：应综合呈现高校自我评价、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结果。对于学科建设评价应遵循“以评促建、注重持续提升”的原则，“设立常态化建设监测体系”，高校应该落实建设主体责任，持续提高建设水平。常态化、自主性、成长度等成为“双一流”学科建设评价的关键要素。基于“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的特点和要求，学科建设的监测评估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新类型[9]，已经成为“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的主要工具，教育部每年度开展“双一流”建设动态监测平台数据填报。在首轮“双一流”建设的过程中，学科监测作为一种主要的评价方法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新一轮的“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中，学科监测依然被作为主要评价方法。当前需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完善教育评价体系。根据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综合分析学科监测、学科评估等成熟评价体系，“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也应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必要的改进和优化。

二、学科监测：“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

学科监测的主要内容就是做好学科的日常动态监测。教育部制定了“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体系，每年组织高校在评价监测系统上集中填报，用以动态跟踪。该体系分为高校填报、学科填报和公共平台数据三个部分。其中，学科填报部分设学科建设进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等5个监测模块，含14个监测要素、40项监测点，其中定量指标33项、定性指标7项。定量指标项以数据填报，定性指标项以文字描述填报，填报内容以一个年度为周期，学科建设单位（院系）在系统上填报，由高校提交教育部。

学科监测的主要作用就是为周期评价提供过程信息与数据支撑。“双一流”建设方案包含预警、退出和新进等调整机制，无论是建设成效，还是调整机制，都依赖于周期评价的结果。在周期评价中，中期开展的高校自我评价和期末开展的建设周期成效评价，也都需要系统整理学科监测积累的信息与数据，以供教育部和校内外专家对建设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学科建设水平、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以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因此，学科监测是“双一流”建设实现连续跟踪、监测与评估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同时，学科监测也是“双一流”建设的鲜明特色，区别于以学科评估为代表的结果性评价，结果呈现形式规避了单纯的高校排名。

学科监测作为“双一流”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工作实践中，除了要总结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外，也应思考其还存在的明显不足：一是监测体系缺少及时反馈，每年在教育部“双一流”建设监测系统上填报完各类数据和文字描述后，没有及时的评价与指导；二是监测体系缺少必要问责，脱离行政管理机制和规避结果排名，容易导致动态监测填报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沦为单纯的行政工作，从而丧失学术性和严谨性；三是监测体系指标有待调整，当前的“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体系延续了学科评估的内容框架，较难体现“双一流”建设的中国特色。

因此，改进和优化后的“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在坚持学科监测具有的常态化、数据密集型等主要功能的基础上，还应更加明确建设主体责任和自主性，更加注重监测与评估的一体化，更加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三、学科分析：“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优化理念

将学科分析作为“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具有实践基础。对学科开展分析普遍地存在于高校的常规工作与专项工作之中。作为高校的重要常规工作，中国高校都设有校院两级以学科分析工作为主责主业的职能部门，如发展规划处、院系学科建设办公室等，并配备有一支专门从事学科分析工作的行政人员队伍（包括部分科研教辅人员），日常学科分析工作内容涵盖学科建设的各个方面，分析维度主要分为自身分析和对标分析等。而专项学科分析工作，主要表现为针对某个或者部分学科开展的阶段性综合分析，如高校自主举行的学科国际评估等，其主要工作实际上是具有鲜明问题导向的自主性学科评价。

学科分析具有理论依据。院校研究，即在一定理论关照下，应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式，对单个高等院校运行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评估论证，从而直接服务于该校管理决策的一种研究范式，可以作为学科分析理念的成熟理论参考。[10]院校研究始于高校的“自我研究”，目的在于“知己知彼”和决策制定。“知己”主要指理论和模式分布在本校管理的各个领域，诸如规划研究、学生事务研究、财政状况研究、教师事务研究、专业和课程研究以及年度报告等，这些也是当前美国院校研究所涵盖的6个主要研究内容；“知彼”主要指高校通过多种方式对“同等”（peer）高校进行研究，如，与自己所在高校进行比较并制定标杆参照（benchmarking）的研究和实践。[11-12]国外高校十分重视院校研究对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在澳大利亚，许多高校设立了院校研究机构，如科廷大学的院校研究办公室、墨尔本大学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聚焦于师生、教学、科研、预算等有关统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13]经过几十年发展，当前中国院校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系统收集院校运行信息资料，二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和规范严谨的方法科学地分析收集的资料，三是基于院校信息资料和院校运行环境提供高水平的决策支持信息。[14]

可见，学科分析在理论和实践的内容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如，通过实现“知己知彼”的分析工作支持学科规划与建设决策等，学科分析可以视为在具体学科层面的院校研究，也可以视为对学科分析工作的学理化和概念化。因此，作为“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优化理念的学科分析，可以定义为：以具体学科建设单位为行动主体，以对学科建设成效开展“数据收集-科学分析-决策支持”为行动范式，以提升“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为需求导向开展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相较学科监测，学科分析保持了常态化、数据密集型等主要特征，同时，明确了院系作为学科建设单位的主体责任和自主性，加强了监测与评估的有机衔接，突出了“双一流”学科建设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

学科分析本质上是院系层面的学科自我评价。《“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明确将自我评价列为综合评价之首。而相较专家评价和第三方评价，也只有通过自我评价才能够有效体现“双一流”学科建设常态化、自主性、成长度等关键评价要素。当前，“双一流”建设自我评价工作分为“中期自我评估”和“建设周期自我评价”。由于中期和期末自评报告主要作为第三方评价结果的比对材料与“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专家评价）的评价依据，因此，自我评价在现有由教育部主导的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中仅仅是前置评价。特别是在“中期自我评估”部分，《“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要求建设单位“发布自评报告”，然而实际工作中，“发布自评报告”变成了“在系统上向教育部提交自评报告”。根据第四代高等教育评价理论，评价活动应是由评价者和被评价者共同作用的结果。[15]教育部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管部门，无疑是主要的评价者，但无论是从成长度评价，还是凝聚学科建设参与者共识的角度[16]，具体学科建设单位自身才是最为重要的评价者，即在“双一流”学科建设工作中，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需要高度统一起来。学科分析强调在“双一流”建设的整体方案下，以具体学科建设单位（院系）为主导，组织包括教师、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等学科建设参与者共同参与监测与评估，发布自评报告，以供教育部评定、同行评议与社会多方评价，以学科建设参与者为主要评价者，可以使学科分析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内驱性、“及时发现、及时解决”的连续性以及“自我比较、体现成长”的增值性，真正践行“以评促建、注重持续提升”的评价原则。

学科分析的难点在于监测与评估连续一体化。《“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要求监测与评价相结合，以实现监测与评估一体化，然而，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过程中显露出了一些运行机制不畅的问题，如监测与改进之间的衔接不够密切等。[17]学科分析相较学科监测最明显的优化在于强调监测与评估的有机衔接。首先，学科分析具备连续性。如前文所述，通过自我评价将具体学科建设单位作为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高度统一起来，不会等到中期评估、建设周期评估以及学科评估时，才对日常动态监测的信息与数据进行分析。其次，学科分析具备适配性。大数据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广泛而深刻，但大数据的算法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风险[18]，监测评估作为一种数据密集型评估，需要克服数据偏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学科分析改变了以往主要由图书馆等情报机构收集分析论文数据的做法，基于对学科领域内研究方向、机构、学者的熟悉，所开展的监测更为精准，分析内容也更具决策参考性。最后，学科分析具备推广性。“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结果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就是建设单位的退出和新进。学科分析体系由于强调具体学科建设单位的自我评价，因此，可以复制推广到广大非“双一流”建设入选单位，使“双一流”建设的示范效应得以提升，也为新进建设单位的遴选提供有效依据，促进了“双一流”建设大周期的连续一体化。

学科分析的关键在于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学科类评估属于整体评估，包含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声誉等内容。[19]“双一流”学科监测体系包含学科建设进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建设一流师资队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等模块，因此，实践中的学科监测体系总体上如同学科评估一样，依然还是一套“面面俱到”的体系。学科分析则可以不拘泥于教育部监测系统上定量指标的数据统计以及定性指标的描述范式，具体学科建设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历史基础、发展规律与深层问题，探究本单位学科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优势学科之径，并将自我评价聚焦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等指标，监测系统上定量数据和定性描述可以被灵活地用于分析相关指标的完成情况，用鲜明的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指导建设工作、评估建设成果以及接受多方评价。

四、“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的优化路径

在教育部层面改革顶层设计。作为“双一流”建设的主管部门，教育部最关心的就是各个高校的建设情况。评价结果直接影响资源分配和机制调整等行政决策。从公信力的角度出发，教育部希望评价结果能够被多方所接受和认可，因此，教育部以结果为导向不断优化政策，确保方法的科学性、过程的准确性、发布的严谨性。然而，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理念，必然导致建设单位自主性不足、监测与评估二元化、评价指标和结果循规蹈矩。因此，教育部应该弱化结果导向的决策理念，从顶层设计上加以改革。调整“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工作中教育部和各个建设单位的关系，赋予建设单位更多的评价权。实际上，根据学科分析的实践和理论内容，学科建设单位在日常的自身分析和对标分析中就不断地进行动态数据监测，且数据类别同质化程度非常高，即便没有“双一流”建设监测系统的填报要求，教育部也能够获取各个建设单位的基本数据。因此，教育部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对体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优势学科考核内容的制定与问责上。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关键指标为例，在现有的“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体系中，相关监测内容出现在“X010101学科建设进展情况写实”“X050302服务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重大区域发展规划、重大工程、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等标志性成果写实”等监测点中。一方面，在监测点中，较为宽泛的监测点内涵描述要求使指标体系具有补偿效应，即体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指标的不足，可以靠其他优势指标来弥补；另一方面，在监测体系中，体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指标难以突出，相关监测点中都可以使用，无法通过集中性体现其关键性。针对这种局面，教育部应当将“双一流”建设监测指标分为关键指标和常规指标，并将如“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等监测内容作为独立的关键指标监测点甚至模块加以评估。对于关键指标不但要做到建设单位自评与全程监督反馈相结合，还应以“达标制”和“一票否决制”的态度开展考核问责。总之，优化“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教育部应在“放权”的同时，主要做好关键指标的标准制定和考核评估。

在高校层面下沉资源配置。随着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方案模糊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概念，是否是“一流大学”取决于有没有“一流学科”，“一流大学”的学术地位也取决于有多少个“一流学科”，因此，如何组织好具体学科建设单位（院系）开展学科建设，是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重要职责。然而，高校在面对众多学科时，除了重视已入选的“一流学科”建设外，也希望能有更多学科的入选，以体现大学整体建设的能力与水平。这种看似“分类”实则“均衡”的学科建设理念，导致了高校在资源配置方面并没有突出“一流学科”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地位。以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开展的学部制改革为例，学部制强调相同或者相近学科门类内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但这种资源配置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如经管学部中，由于经济类和管理类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特点的不同，造成了在制定期刊等级列表、职称评聘等方面的矛盾甚至冲突。学部实体化运作中，增加了管理层级，加大了资源配置低效与不公的风险。因此，高校直接将“双一流”建设资源配置给具体学科建设单位（院系），更加符合学科分析理念。首先，从学科分析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内驱性和“及时发现、及时解决”的连续性角度，具体学科建设单位能够保证“双一流”建设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双一流”建设关注国家战略需求等“大任务”，具体学科建设单位可以通过资源配置的自主性，主导学科内或学科间的有组织科研，并保持学科建设的定力，在一个甚至几个“双一流”建设周期内持续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科学研究。“双一流”建设的资源配置从高校层面下沉到具体学科建设单位层面，是学科分析理念作为优化“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的机制保障。

在院系层面强化组织能力。院系作为具体学科建设单位，在“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体系中担负着评价者和被评价者的双重角色，院系“双一流”学科监测与自我评价的质量，不仅微观上决定着自身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结果，并且宏观上也影响着“双一流”建设成效的整体评价水平。当前“双一流”建设单位开展学科分析工作的行政化，未能体现“以评促建”的工作目标，根本原因在于建设单位组织动员“双一流”学科分析工作的能力不足。强化“双一流”建设单位的组织能力关键在于打造一支专业化的学科分析工作团队。一方面，合理划拨岗位及编制资源，扩充辅助人员数量[20]；另一方面，以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宗旨，吸引教师和科研人员等重要学科建设者参与分析工作。凝聚所有学科建设参与者的共识，明确自身“何为”和“何以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促进教师和科研人员等重要学科建设者对“双一流”建设工作的重视，改变“建归建，评归评”的局面;保障自我评价结果的严谨性和公信力，约束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甚至控制。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教育评价体系的完善，自我评价占主导地位已成趋势，强化院系层面的“双一流”建设组织与动员能力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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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梁枫,王靖媛.“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方法:从学科监测到学科分析[J].高教发展与评估,2024,40(06):45-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