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奋斗舞台。高职院校聚焦于培养技能型人才，是为乡村振兴输送人才的重要来源地[1]。那么，高职院校作为乡村振兴的人才“蓄水池”，除了积极培养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还要培养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兴趣及意愿，这是该人才“蓄水池”能最大程度发挥实效的关键一环。当下，浙江正在积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研究以浙江省内6地市17所高职院校为例，分析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现实表现，并基于调研结果提出几点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省内杭州、宁波、温州、绍兴、金华、舟山等6地市的17所高职院校作为样本来源地。2022年7月15日至19日，在“省培”项目参训期间，笔者于培训课间现场，经该17所高职院校参训教师的帮助，将调查问卷发送给该校部分学生填写（一般为该教师所任教班级学生）。参训教师任教班级涵盖文、理、工、商、农、医、艺术等不同大类专业，所任教学生基本信息具有随机性，符合本次调查要求。本次调查共收集58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573份，有效率为97.8%。

调查对象涵盖大一、大二、大三全部年级，其中大一321人（56.02%），大二167人（29.14%），大三85人（14.83%）；性别比相对较为均衡，男生241人（42.06%），女生332人（57.94%）；入学途径方面以高考升学居多，通过高考升学的学生为369人（64.40%），通过单考单招升学的学生为139人（24.26%），通过“3+2”升学的学生为65人（11.34%）。且因调研主题是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表现，故将高职生生源所在地作为基本情况之一加以了解，其中浙江省内农村生源332人（57.94%），浙江省内城镇生源151人（26.35%），其他省份农村生源63人（10.99%），其他省份城镇生源27人（4.71%）。可见，高职院校中农村生源占比明显较高（随机调查对象中占比68.93%）。本次调查对学生所学专业类别划分较细，其中调查对象所学专业大类占比前三的是土木建筑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及财经商贸大类；政治面貌则以共青团员为主，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21人（3.66%），共青团员317人（55.32%），群众232人（40.49%），其他党派人士3人（0.52%，此项大概率为误选）。

（二）分析框架

在前期对学生的访谈中，发现部分受访者虽然对乡村振兴具体政策不甚了解但总体评价颇高，其目前鲜少参与乡村振兴活动但部分抱有毕业后可能尝试到乡村就业创业的想法。以“高职生&乡村振兴”或“大学生&乡村振兴”为关键词搜索“问卷星”平台公开问卷，除聚焦“农村就业创业”外，大部分则是探究大学生对乡村振兴的关注与了解程度、认知（认识）度、参与程度与参与意愿、服务路径、“三农情怀”培育等。在梳理相关文献成果中，发现探讨大学生与乡村振兴关系的多篇文献中提及“兴趣”“参与心态”“情感诉求”“感知”“就业意愿”“价值选择”等，如刘灵辉等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的因素，其中“对农业的兴趣程度”是显著相关指标之一[2]；胡小武提到青年群体出于市场理性、文化乡愁、社会责任等不同心态或诉求参与乡村振兴[3]；王丽萍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农村就业政策环境感知”是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重要因素[4]；陶自祥提到农村青年大学生作为典型的农村知识型青年，其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选择不同于返乡型或在地型青年[5]。

因此，结合学生访谈、“问卷星”在线平台相关公开问卷题项设置情况及阅读相关文献的成果，本研究选取了“兴趣度、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等四个维度作为实证调研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现实表现的分析框架。

（三）研究方法

在构建起“兴趣度、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这一四维分析框架后，笔者自行设计“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有关情况的调查问卷”。除了“基本信息”题项外，就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兴趣、认知、认同、参与”四维表现现状分设了多道量表题，每道量表题的四个选项分值由低到高设为“0、3、6、9”，均采用了Likert四级计分法[6]。由此，调查对象得分越高，表明其关于乡村振兴的“四维表现”现状越好。四维量表通过信效度检验后，运用“问卷星”平台收集问卷调查结果，再借助“在线SPSS分析”平台对所收集问卷数据开展加工与分析。

二、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四维表现”现状总体分析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兴趣度情况

就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是否感兴趣情况，首先需要了解其获取乡村振兴有关消息的途径有哪些。如图1所示，主要是以线上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为主，这两类途径占比之和高达74%，这两项为“至关重要项”。相对的，通过“学校宣传推广”途径加以了解的仅占6.48%。因此，高职院校在校内宣传乡村振兴过程中利用好线上社交软件和短视频平台，对提升宣传的有效率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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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高职生获取乡村振兴有关消息渠道的帕累托图  下载原图

至于具体衡量兴趣度如何，设置多道量表题综合分析比较，并以各量表题题项得分情况的平均值生成“高职生兴趣度”这一新变量。如表1所示，从数据看，“高职生兴趣度”得分的平均值为6.147（最高分为9），可见总体上高职生对乡村振兴较为感兴趣。

表1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兴趣度情况 

（二）关于乡村振兴的认知度情况

就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了解程度，设置多道量表题综合分析比较，其中选择“比较熟悉”或“不太熟悉”这两项的占80%以上。进而以各量表题题项得分情况的平均值生成“高职生认知度”这一新变量。如表2所示，从数据看，总体上高职生对乡村振兴认知度的平均值为5.309（最高分为9），明显低于兴趣度。

表2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认知度情况

（三）关于乡村振兴的认同度情况

就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认同情况，设置多道量表题综合分析比较。就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乡村各方面的积极影响，约90%的高职生选择了“非常有用”或“比较有用”。进而以各量表题题项得分情况的平均值生成“高职生认同度”这一新变量。如表3所示，从数据看，总体上高职生对乡村振兴认同度的平均值为7.137（最高分为9），明显高于兴趣度和认知度。

表3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认同度情况 

（四）关于乡村振兴的参与度情况

就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参与行为，设置了关于参与渠道、内容、理由的非量表题和关于当下乃至毕业之后的参与意愿的量表题。

就高职生关于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在校期间以校方活动为最主要的参与渠道。如图2所示，65.27%的高职生通过班级、学院或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参与乡村有关活动，仅这项为“至关重要项”。

图2高职生在校期间参与乡村活动的渠道帕累托图  

而就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内容，重点关注其未来毕业后的职业选择。如图3所示，高职生对未来在乡村创业就业的具体职业方向选择并不聚焦，比较多元化，其中占比高的前三项是“乡村教师、乡村医生”（51.13%），“开设民宿”（47.47%）及“大学生村官”（36.65%）。

图3高职生对未来在乡村就业创业的方向选择  下载原图

进一步地，就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理由，聚焦“选择到乡村创业就业的首要原因”。如图4所示，“城市就业生存压力大，农村竞争小且生活成本低”“所学专业对口”“家庭原因（便于照顾父母，亲友往来等）”这3项为“至关重要项”，该3项累计占比为71.55%。可见，就业压力、生活成本等现实生存环境，期待发挥专业所长的热忱及亲情因素等均可能推动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

图4高职生考虑未来毕业后到乡村创业就业的首要原因帕累托图  

至于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程度，通过设置多道量表题加以分析，发现高职生未来毕业后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高于当下在校期间参与相关活动的意愿，可见未来能够进一步激发高职生到乡村就业创业的热情。以各量表题题项得分情况的平均值生成“高职生参与度”这一新变量，如表4所示，从数据看，总体上高职生参与度的平均值仅为4.869（最高分为9），得分偏低，且明显低于前述的兴趣度、认知度和认同度。

表4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参与度情况 

三、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四维表现”的比较分析

（一）“四维表现”之间的差异性

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四维表现”差异明显。对四个维度变量数据的平均值加以比较，由上述表1至表4可得，认同度最高（7.137），兴趣度次之（6.147），认知度再次（5.309），参与度最低（4.869）。可见，一是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认同度并非完全基于其认知度，其中部分是源于朴素的浪漫主义情感；二是高职生对自身感兴趣的事物如乡村振兴，亦未必肯下功夫主动了解相关知识资讯；三是高认同度并不一定能带来高参与度，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认同更多是基于“旁观者”心态而非“主人翁”心态，故出现对乡村振兴“高认同、低参与”的尴尬情况。

（二）“四维表现”之间的相关性

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兴趣度、认知度、认同度是否对参与度有影响，可以进行相关性分析，若显著相关，则进一步开展线性回归分析。如表5所示，关于乡村振兴，高职生兴趣度对其参与度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而认知度与认同度则直接对参与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p<0.01）。因此，可以通过提升高职生的认知度或认同度，间接提升其参与度。

表5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其他三维表现与参与度的线性回归分析（n=573) 

注：①因变量：高职生参与度。②D-W值：1.993。③*p<0.05,**p<0.01。

四、高职生基本信息对其“四维表现”的影响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高职生关于乡村振兴的“四维表现”彼此之间联系密切。为探究如何提升高职生参与度，须对高职生不同基本信息是否影响其“四维表现”有所了解。故就调查问卷所设的“年级、性别、入学途径、生源地、专业大类、政治面貌”等6项基本信息是否影响“四维表现”进行方差分析。经分析，其中“性别、生源地、专业大类”这三项对高职生“四维表现”的部分变量有显著影响（p<0.05或p<0.01）。

（一）“性别”显著影响高职生兴趣度、认知度、参与度

就“性别”这一项基本信息，如表6所示，高职院校男生明显比女生在乡村振兴的兴趣、认知及参与等方面有更强的意愿。

表6高职生性别与“四维表现”的方差分析

注：*p<0.05,**p<0.01。

（二）“生源地”显著影响高职生认知度

就“生源地”这一项基本信息，不同生源的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认知情况差异明显。如表7所示，来自“其他省份城镇”的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度相对最高，来自“其他省份农村”的高职生认知度最低。可见，农村生源的高职生并不一定对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有更多关注与了解。

（三）“专业大类”显著影响高职生认知度、认同度、参与度

就“专业大类”这一项基本信息，如表8所示，“交通运输大类”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认知度及参与度均最高，“农林牧渔大类”高职生则是对乡村振兴的认同度最高。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经上述总体分析、比较分析及影响分析，就浙江省内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表现，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创新拓展高职生喜闻乐见的认知渠道

在本次调研结果中，可以看到高职生了解乡村振兴相关资讯主要以抖音、B站等短视频平台和微信、QQ等线上社交软件为主，但这些平台和社交软件资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难以保证。故高职院校可以调动校园丰富的数字资源，通过学校官微、官网、小程序、公众号等平台，准确、及时、持久地推送乡村振兴相关活动、政策等信息。特别是学校可尝试出台激励措施，鼓励高职生自身创作关于乡村振兴最新政策消息的主题短视频，经审核发布到校园各类数字平台，进而择优推荐至校外更广泛的多媒体平台等。这既提升了高职生主动了解乡村振兴最新消息的积极性，又有助于其自主发掘更多的乡村创新创业机会。对乡村振兴认知渠道的创新拓展，有利于推动高职生将对乡村振兴的朴素认同情感转变为更牢固的理性认同。

表7高职生生源地与“四维表现”的方差分析

注：*p<0.05,**p<0.01。

表8高职生专业大类与“四维表现”的方差分析 

注：*p<0.05,**p<0.01。

（二）提升乡村振兴急需专业对高职生的吸引力

高等教育扩招和分流背景下，高职生就业机会稍逊于本科生，但所学专业的差异亦会造成就业机会的不均等[7]。高职院校致力于培养专门的技能型人才，高职生毕业后职业选择和所学专业对口的比例高于本科生，故高职生可以通过专业选择扭转因高等教育类型不同而带来的就业机会不均等的现状。在本次实证研究中，高职生所学专业大类对其乡村振兴的参与度有显著影响。就“选择到乡村就业创业的首要原因”，有26.88%的高职生选择“专业对口”这一因素。因此，高职院校须尝试设置符合乡村建设发展的新专业，并且在招生阶段，加大对乡村振兴急需专业的宣传力度，帮助高职生意识到选择此类专业，一定程度上是增加了自身未来就业机会，尤其是面向和中职院校合作的“3+2”班学生，将相关专业宣传“下沉”到中职阶段。高职生入校就读后，对期间转入乡村振兴急需专业学习的学生给予专门的优惠扶助或评优奖励。多措并举，增强乡村振兴急需专业对高职生的吸引力。此类专业越受欢迎，则乡村聚集高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8]的可能性越大。

（三）激发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和机遇意识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高职生的认同点赞，更需要其积极投身其中献策献力。从调研结果看，高职生对乡村振兴的兴趣度和认同度较高，但认知度和参与度则相对较低，高职生的现实表现距离乡村需求仍存在较大“落差”。因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开展“大思政课”激发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意识。如动员高职生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大赛”、暑期“三下乡”等赛事活动，将思政课实践教学搬到乡村场景，举办“寻找新乡愁”等文化节活动，帮助高职生在参与乡村生产生活过程中提升知行合一能力和主人翁精神。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宣传乡村振兴优惠政策等激发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机遇意识。就调研结果而言，高职生考量毕业后是否选择去乡村就业创业，会理性评估就业现实环境和自身条件等，这些理性因素的作用明显大于眷恋乡村、回馈乡村等朴素情感因素的作用。因此需要将高职生视作“理性求职者”，积极宣传当下大学生参与乡村振兴的各项优惠政策、支持平台、优秀案例等，让其看到“乡村青年创客”越来越成为一张闪亮的集体名片。

（四）以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助推高职生在乡村精准就业

据本次调研结果，高职生对毕业后如若前往乡村就业创业，其所期待的未来职业以安稳型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大学生村官”为首选；其次是期待投资开设民宿成为个体工商户，但这对刚毕业的大学生而言挑战难度过大；再次是因为年轻人对网络及流行文化的亲近与喜爱，倾向直播带货、开发文创产品等。有关文献研究亦提到了就推进共同富裕急需的农村养老服务建设、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升级等方面，高职生普遍参与意愿不高[9]。因此，须加强对高职生职业生涯规划的个性化指导，在帮助其提升个人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的同时，努力改变高职生对乡村就业创业领域的固有单一印象，引导其看到乡村各行各业所涌现的就业创业典型人物事迹和乡村在养老、教育、医疗、农业现代化等方面的人才缺口现状，为其未来选择与乡村现实需求更为契合的职业，进而在乡村书写丰富多彩的奋斗之路做好铺垫。

参考文献:

[1]梅乐堂.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研究[J].教育与职业,2022(17):40-43.

[2]刘灵辉,唐海君,苏扬.农村大学生返乡创建家庭农场意愿影响因素研究[U].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20.

[3]胡小武.市场理性与文化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青年镜像与群体心态[J].中国青年研究,2019(9):5-10,17.

[4]王丽萍,曾祥龙.农业高校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研究[J].高教探索,2021(6):121-128.

[5]陶自祥.乡村振兴与农村青年群体类型的价值研究[J].当代青年研究,2021(3):66-72.

[6]周俊.问卷数据分析∶破解SPSS软件的六类分析思路[M].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17-19.

[7]刘保中,张月云.高等教育分流与大学生就业机会差异[J].青年研究,2022(2):41-51,95.

[8]杨儒雅,唐智彬.职业院校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现实逻辑与发展路径[J].职教论坛,2022(6).:101-108.

[9]郭小建,齐芳.高职教育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优势､问题与改进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5):108-113.

基金资助: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度科研一般课题“乡村振兴融入高职思政课生成式教学研究”(HKYDJSZYB-2022-5);

文章来源:姚丽丽.高职生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表现与对策建议——基于浙江17所高职院校的调研[J].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3,27(04):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