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绿色创新水平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支撑，而绿色金融政策的目标正是引导变革性技术突破，让绿色产业与绿色生产技术在经济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解决社会分配及公平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环境及社会三者间协调发展，以纠正市场失灵并产生环境效益(李晓萍，2019)。绿色金融作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在环境污染治理、促进产业绿色发展等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王姿力，2023)。尽管近年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逐渐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然而关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物流业影响的微观机制的实证研究仍比较匮乏。

在“双碳”目标约束下，作为节能降碳的重点行业，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物流势在必行。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业在推动绿色技术发展方面经验不足，市场机制不完善，减污降碳仍面临诸多障碍。尤其是相关企业缺乏绿色创新的主动性，大部分只能依靠行政系统的政策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然而，我国物流行业有相当大的资本存量基础，有更多潜在的降低排放成本的机会。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激励物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可能产生预期的环境效益，而且甚至可能赋予行业先发优势，促使整个行业开辟新的可持续路径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

为此，本文试图证实我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能有效促进物流业绿色低碳转型，并进一步挖掘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以期对有关部门的产业政策决策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有以下三点：首先是从区位政策出发，丰富了区域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旨在通过制度安排，引导信贷资源在不同地区、行业、企业之间流动和配置，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以往的论文主要从政府绿色补贴或银行绿色信贷的角度论证绿色金融政策的有效性。然而，既有文献对区域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有效性在物流业层面的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全面考察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物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从而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是从研究内容来看，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产业政策对于环境治理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作为转型期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样本，本文为我国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最后是从绿色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角度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并挖掘其政策效果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以帮助各类市场主体理解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内在逻辑并实现其低碳转型目标。

一、政策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背景及运行逻辑

2017年，我国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地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此我国绿色金融进入“自上而下”设计与“自下而上”区域探索相结合的新发展阶段。作为区位导向的政策形式，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的建设促进了信贷资源向绿色生产端的流动，同时抑制了信贷资源向高碳产业聚集，从根本上提高了区域和行业的低碳发展能力。

事实上，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旨在通过创新金融治理体系，实现绿色金融产业集聚和绿色资源流动，从而推动区域和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鼓励试点地区在绿色金融体制机制、组织机构、产品服务、区域合作等方面，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旨在避免金融资源向污染重、能耗高、排放高的行业或经济活动配置，引导信贷、债券等对绿色经济活动给予优惠的金融支持，从而实现资金汇集和绿色发展的目标。

(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机制

随着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和推广，学者们也探讨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区域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机制。祁怀锦和刘斯琴(2023)的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尤其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的传导机制表明该政策主要通过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张庆君和黄玲(2023)的研究也证实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正在成为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该政策作用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外部融资环境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然而，张庆君和陈蓉(2023)的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并不是绿色创新效应，而主要是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这可能是由于绿色创新行为因其具有高风险、公共物品、环境外部性等特点，而市场主体往往缺乏绿色创新的资源和动力，普遍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当绿色创新收益无法抵消其内在风险时，扼杀了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推动绿色创新需要发挥非市场力量的积极作用，提供资源和市场信息，鼓励和引导绿色创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某种程度能最大限度降低绿色低碳创新的风险暴露，稳定绿色低碳创新的外部宏观环境预期，从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同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产生的信号效应向市场发出积极信号，帮助物流企业吸引信贷资金，缓解融资困难。此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重污染、高能耗”行业本身具有融资约束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关注的绿色金融改革和创新政策事件自2017年开始实施，该项政策旨在促进试点城市以绿色金融为工具，进一步加强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融资约束，放宽环保绿色产业的融资限制，从而促使产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为此，本文采用DID模型对比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实施前后，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差异表现。其中，首批试点在浙江、江西、贵州、广东和新疆，本文将其视为处理组；同时，非试点地区(因数据限制，西藏以及港澳台地区不纳入样本)作为对照组。DID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年份；lnlcit指低碳经济转型指数，treati是政策虚拟变量。treati=1意味着该地区是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实施试验区，treati=0意味着该地区尚未实施。postt是时间虚拟变量，postt=1意味着该时期t是在政策干预之后，即2017-2022年；postt=0是在政策干预之前，即2013-2016年。treati×postt是一个DID变量，Φi、δt和ξit分别代表省份、年份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扰动项。control指本文所选取的一系列地区-时间维度控制变量。

(二)变量构造和数据说明

物流业低碳经济转型指数是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物流业产值增长率的比值，记为lnlcit。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参考刘战豫和孙夏令(2018)的研究，采用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来测算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仅在静态层面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并不能反映经济低碳转型的程度。为了在动态层面上了解物流业低碳经济转型程度，本文将物流业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指数相结合，构建物流业低碳经济转型指数。

结合以往的研究，本文选择以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评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以各省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征；市场化水平，本文采用赫芬达尔市场化指数反映经济体内部市场化的竞争程度；创新能力，采用各省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各省金融业增加值的对数来衡量；政府干预，以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百分比来评估；开放程度，使用各省进出口总额与实际GDP之比来表示。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公报以及CEIC数据库。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二氧化碳数据来自CEADs数据库，资本存量数据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遵循大多数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方法，选定折旧率为10.96%。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使用DID模型的前提假定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这是因为平行趋势检验可以验证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低碳经济转型具有共同趋势，从而排除其他政策的混杂效应。为此，本文将政策虚拟变量与各年份虚拟变量相乘得到交互项，并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替代原有的核心解释变量。表1结果显示，在初始政策执行年份2017年之前，变量did1-did3没有表现出统计显著性。相比之下，变量did4-did6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呈现稳健的正向作用。

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第(1)列是未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第(2)列是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上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结果，以此减少样本所在地区、时间、行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结果真实性的影响，第(3)列是在第(2)列的基础上加上控制变量的结果。所有基准回归结果系数均为正且具有1%的显著性，表明相较于非试点省份，政策实施区域与物流业低碳转型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有力推动了物流业低碳转型。以第(3)列结果为例，可以发现在政策干预后，试点地区的低碳经济转型指数显著提高了约31%。

上述模型假设此项政策是一个不受不可观测因素影响的外生变量。然而，现实中可能存在某些同期性因素往往会影响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的估计效果。因此，本文列出的控制变量可能并未涵盖这些因素，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偏差。为此，采用安慰剂检验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图1描绘了1000个伪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布，X轴代表估计结果的值，Y轴代表相应的核密度。核密度曲线是典型的正太分布，其峰值位于0值。然而，本文中实际回归系数的估计值为0.311，在安慰剂测试中是一个显著的异常值，这意味着虚假的政策变量与处理组之间的交互系数对物流业低碳转型没有显著因果关系，即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之前没有其他类似政策影响物流业低碳转型。因此，安慰剂检验证实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发展、要素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而这些差异可能会对绿色金融改革和创新政策试验区的物流业低碳经济转型产生异质效应。因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两个子样本再次进行回归。估算结果如表3第(1)(2)列所示，东部地区受政策试点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则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化石能源占能源结构的比重高于东部地区，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物流业低碳转型面临的阻力更大。

此外，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物流业面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能有不同的低碳行为。根据信贷市场发展水平，按照全省贷款余额占GDP比重的中位数将物流业所处区域划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第(3)(4)列所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仅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同时，试点区域将制定有利的财税政策，营造有利于绿色金融投资的环境，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质量，这将在一定程保障物流业低碳转型中对绿色金融的多样性需求。

(三)机制分析

本文的基准结果和稳健性检验证实了试点政策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但影响机制仍不清楚。为此，本文主要从绿色创新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角度来考察其具体影响路径机制。其中，绿色创新效应选择绿色专利申请数量(Innov)来度量，之所以选择申请数量而不是授予数量的主要原因：首先，专利申请数量可以衡量绿色创新努力程度，质量更高；其次，专利审查和授予都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基于专利授予数量来评估近年来的政策效应可行性较低。资源配置效应主要表现为能源效率的提高，本文采用能源消费强度(EI)作为能源效率的代理变量。

表1 平行趋势检验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图1 安慰剂检验

表3 区域和金融发展的异质性结果

表4 中介机制检验：资源配置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

表4第(1)列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对能源强度具有负向效应，且在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试点省份的能源消费强度。第(2)列考察了在纳入能源消费强度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系数和能源消费强度系数分别显著为正和为负，说明能源效率的提高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与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通过降低物流业能源强度来达到物流业低碳转型的目的。这可能得益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能够优化我国目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表4中第(3)(4)列显示了绿色创新总量的中介机制分析结果。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在显著提高试点省份的绿色创新总量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区域物流业低碳转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物流业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绿色资金融资渠道，提高了融资便利性，引导资金、资源投入低碳清洁的能源技术等领域，有利于驱动物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四、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需要统筹部署，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工作引导和支撑机制。在不断优化绿色金融改革措施的基础上，形成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具体来讲，政府应持续优化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建立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示范体系、积极参与碳金融市场建设，从而加快推进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加快建成绿色金融机构集聚创新区，集聚各类金融机构，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化参与绿色投融资，推进新兴金融机构重点支持绿色产业发展，丰富绿色金融服务主体。

其次，金融机构要推动创新，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推动试验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绿色金融产品或服务创新。例如，争取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按照市场化原则，引导金融资源绿色化配置。尤其要认识到碳金融衍生品等新兴金融产品在绿色技术研究中的支撑作用。同时，金融机构要加强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绿色投资评估、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监管权限、绿色信贷信息共享等政策方面的多规合一工作的统筹。

最后，各方应协调联动，深化绿色金融交流合作。切实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绿色物流及其绿色园区等示范单位创建，支持绿色供应链、清洁能源替代、生产清洁改造等关键技术研发、示范和规模化应用；完善供应链物流支撑体系，加快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上下游、全行业绿色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萍,张亿军,江飞涛.绿色产业政策:理论演进与中国实践[J].财经研究,2019,45(8)

2.王姿力.绿色金融对流通业碳减排绩效的影响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3(20)

3.田骏杰,林梦嫚,杨玉香等.双碳背景下扶持政策对物流行业上市公司综合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J].物流工程与管理,2023,45(9)

4.张庆君,陈蓉.绿色金融政策创新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强度:资源配置效应还是绿色创新效应[J].甘肃社会科学,2023(5)

5.祁怀锦,刘斯琴.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J].当代财经,2023(3)

6.刘战豫,孙夏令.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化及动因分析[J].软科学,2018,32(4)

7.陈可蒙.风险与约束:“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发展的极限分析[J].时代经贸,2022,19(9)

基金资助:辽宁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森林旅游生态效率测度及时空演化研究”(项目编号:XB2022016); 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项目“数字金融赋能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识别与动态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辽企业数据”(项目编号:JYTMS20230883);

文章来源:李冰,孙亚男,余鑫韬.金融改革向“绿”而行对物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J].商业经济研究,2024,(17):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