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体都不能独立于全球经济圈生存。国内经济的企稳难以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复苏的影响。一方面，欧美金融市场恐慌情绪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信心的恢复，不利于投资的增长；另一方面，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可能进一步扩大，这将影响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全球不同地区、不同商品供给与需求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均将直接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不稳定的情况。因此，尽管现阶段国内经济受疫情影响不断减弱，但由于国外疫情的交叠影响，仍需保持高度警惕，既要保持战略定位，继续认真贯彻落实前期既定政策，又要持续关注疫情事态发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范潜在的各类风险。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也包括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疫情对就业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从要素市场需求来看，疫情提高企业交易、仓储、物流等成本，进而使得企业利润减少而减少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国内社会就业；另一方面，从要素市场供给来看，疫情影响劳动者对产品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前景的市场预期，从劳动力心理上影响其就业选择行为，进而影响劳动力供给；此外，短期内叠加大量高校毕业生、农村城镇化大量人口的劳动力供给，给我国社会就业带来不小的压力。

二是国外疫情对中国就业的间接影响。一方面，国外疫情管控较为迟缓，这导致行业、部门间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受阻，影响我国国内就业；另一方面，根据奥肯定律，经济下滑将影响一国的国内就业，海外疫情蔓延将造成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在全球经济活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国内经济的企稳难以避免将受到全球经济后续复苏状况的干扰，间接影响我国国内就业；此外，海外疫情蔓延造成国际投资、对外贸易受到重创，外资企业、外贸企业就业将遭受影响，进而影响我国就业水平。

新冠肺炎冲击使得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被打乱，对外贸易需求端供给端遭到损坏，各国正常的通航无法顺畅对接，对外投资遭遇阻碍，全球经济下滑，就业问题凸显。因此，研究新冠肺炎对我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效应以及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26个经济体的大型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加入了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的框架，并引入了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结构，同时使用最新的2018年数据校准和估计参数构建数值模型，进而量化模拟了中国、欧盟、美国以及全球疫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1)构建了考虑全球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的一般均衡数值模型系统，并且纳入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框架结构，有利于更加准确地探究疫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2)系统全面分析了疫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并且对不同情形的效应进行了对比，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和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效应

2020年1月30日下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我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HealthEmergencyofInternationalConcern,PHEIC)。

第一，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效应。

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考察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大量研究证实以降低人员流动、封锁公共社区和交通为主要应对措施的公共卫生事件会产生强烈的短期冲击，但与地震、火灾等灾难性事件相比，公共卫生事件并没有直接破坏土地、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其是否对一个城市发展潜能产生长期影响的结论并不明显(Lee&McKibbin,2004)。从长期来看，卫生事件的长期效应取决于事件的严峻性、持续性以及对经济结构的破坏性(Hanna&Huang,2006),薛熠、王若翰(2020)则将Carvalhoetal.(2018)的人工反事实(Artificialcounterfactural)框架与自身的实际数据相结合，认为大型传染病为代表的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在短期冲击总需求，还可能对宏观经济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公共卫生事件的就业效应。

公共卫生事件虽不会直接对就业造成影响，但其对就业造成严重的间接影响：一是公共卫生事件劳动力损失对生产力的影响等(Mckibbin&Sidorenko,2006;Meltzeretal.,1999);二是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提高企业生产成本，企业不得裁员导致的失业；三是从劳动者个人层面来看，疫情时期个体及政府在面临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也会降低社会就业(Geoffard&Philipson,1995;Boozeretal.,2000);此外，以2014年美国对埃博拉疫情为例，疫情期间出口支持的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失在2014年超过了1200个，在2015年超过了11000个，可见疫情对国内就业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Luytenetal.,2016)。

(二)新冠疫情经济、就业效应异质性研究

首先，传染病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对受影响经济体未来的信心。疫情感染形势越严峻、政府信息越不透明，人们对未来经济潜力会有更多担忧，因此引发的内部投资、吸引外资投资的吸引力下降问题将给全球经贸合作造成不确定性(Brown&Smith,2008)。

其次，新冠肺炎不论在科技水平、医疗水平以及国际环境都与之前大不相同。一是新冠肺炎短期内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影响了我国的服务业以及部分制造业生产效率(罗志恒，2020)。但随着各项政策的出台以及企业复工复产的进一步推进，不仅短期有助于企业恢复生产，而且长期内有利于就业等各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Luis,2020;Alfaroetal.,2020;李明，2020)。二是新冠肺炎的全球扩散所带来的政府财政负担、市场不确定性以及金融风险(Alanetal.,2020;杨子晖等，2020)。三是新冠肺炎将通过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交通运输以及国际科研活动交流产生负的外溢效应(Gao&Ren,2017;Akbarpouretal.,2020)。四是新冠肺炎不仅冲击需求端，同时也严重冲击或内产业链(尹响等，2020)。

最后，新冠肺炎的就业研究中，国外学者如Cowan(2020)对美国就业的研究表明新冠肺炎这不仅对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还减少了劳动力参与，工作缺勤以及工作时间，此外较脆弱的人群就业的可能性下降幅度最大。Gupta(2020)从社交网络出发，探讨了美国国内受新冠肺炎影响的劳动力转移问题，他认为企业关闭和居家办公导致的社交隔离，每经历10天的逗留，就业率就会下降约1.7个百分点。国内学者讨论新冠肺炎的就业效应问题的比较少，其中沈国兵(2020)认为新冠肺炎不仅冲击了我国现存就业，同时加剧了我国巨量高校毕业生叠加农村城镇化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此外，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暴发，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从采用的单向限制性手段逐渐转向双向、多边的严格管制措施，这直接导致劳动力生产要素流通受阻(葛琛，2020)。

(三)量化研究在流行病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

一方面，针对流行性疾病(如SARS、H1N1)对经济整体的冲击，有学者采用了一般均衡方法进行量化测量(Guoetal.,2006;Chou&Roger,2004),他们普遍认为：流行性疾病不仅会造成对当前经济的影响，同时，由于疫情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将影响部分经济体3～5年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学者针对不同类型传染病进行的研究。部分学者通过DID政策模拟手段，评估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对美国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探索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经济成果之间的联系，检验得出：地理上遥远的流行病可能会波及到未受影响的国家。但现有文献仅仅进行事件前后的对比分析，很少就突发事件本身对宏观部门进行全面的考察(Deryuginaetal.,2018;Boehmetal.,2019)。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一是对公共卫生事件的经济效应分析摆脱了传统意义上仅对其流行病经济学(Economicepidemiology)的片面分析，本文将从新冠肺炎的关税以及非关税视角探源新冠肺炎的就业、经济效应的影响机制；二是本文将新冠肺炎、贸易保护措施与宏观经济指标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丰富了现有文献的理论基础；三是少有文献对新冠肺炎的就业效应以及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本文将通过模拟不同程度对疫情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进一步分析新冠肺炎的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二、模型、数据和参数校准

(一)全球一般均衡模型结构

本文以一般均衡框架为基础，构建涉及多个国家的全球一般模型系统，旨在量化分析全球多地区疫情发展程度对世界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就业、经济效应。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包含多个(M)国家的经济系统，设定每个国家拥有N个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国家拥有T种生产要素禀赋。

生产结构方面，根据李春顶(2018)设计一个具有嵌套结构的CES生产函数：

Qli=ϕli[∑sδlis(Flis)σli−1σli]σliσli−1         (1)

其中，i代表国家，l代表行业，s代表生产要素。Qli是国家i的l行业产出，Flis是国家i的l行业生产中对要素s的需求，ϕli为国家i的l行业生产的规模参数，δlis是国家i的l行业生产中要素s的投入份额参数，σli是国家i的l行业生产中投入要素的替代弹性。产出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求得具体的要素投入需求。

消费结构方面，本文借鉴Amiti&Dai(2020)中关于国家效用的设定方法并作出消费替代弹性的改变，具体表示为：

Ui(xli)=[∑l∂1σiil(xli)σi−1σi]σiσi−1         (2)

其中xli为i国对l产品的消费需求，包含对国内产品以及国外产品的需求，∂il为i国对l产品的消费份额，σi为i国消费替代弹性。在阿明顿假设成立时，消费结构及产品属性具有异质性，因此在(2)式基础上引入产品异质性：

xli=[∑jβ1σ′iij(xli)σ′i−1σ′i]σ′iσ′i−1         (3)

其中，βij是i国进口j国产品占i国总消费的比重，σ′i是国家i对不同国家产品的需求替代弹性，xlij表示国家i对国家j生产的l产品的消费需求，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贸易行为，则xlij=0。

疫情造成了贸易成本(tradecost)上升。一方面，航班、货轮停运阻碍了国家间进出口贸易，成为了一种由运输引致的非关税壁垒；另一方面，疫情导致国别间对特定产品(医疗用品等)加征关税，造成了关税壁垒。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量化疫情冲击各国及全球就业以及经济效应，同时结合上述模型特点，本文将贸易成本引入模型，并区分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两个部分，重点考察疫情的外生冲击造成的就业、经济影响。

引入价格机制可写为：pclij=(1+ti+Nij)plj(4)

其中，pclij是国家i消费j国生产的l产品的消费价格，plj表示j国生产的l产品的生产价格，国家i的进口关税率为ti。关税壁垒具体表现为进口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将进口税转移给消费者，用Ri表示国家i的进口关税收入(5)式；非关税壁垒则不会产生关税收入，但是非关税壁垒引致的贸易成本将全部转移给市场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具体表现为(6)式：

Ri=∑l∑j,i≠jpljxlijti(5)

NRi=∑l∑j,i≠jpljxlijNij(6)

Ri表示关税壁垒成本，NRi表示非关税壁垒成本，同时Nij表示非关税壁垒率。这样就将关税以及非关税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化引入到模型系统中。

为了更细致地刻画世界贸易结构和评估贸易摩擦影响，本文借鉴李春顶(2018)的建模思路，在现实中，由于货币需求是内生决定的，若依据传统的贸易不平衡建模思路——货币供给外生，将造成模型的不稳定性，因此本文在模拟实践中，引入“内部货币”(InsideMoney)的内生性贸易不平衡结构。方法是引入内部货币，假定内部货币的值等于贸易不平衡水平，同时内部货币进入效用函数，由预算约束和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内生决定。

考虑到全球贸易结构中增加值贸易的比重，本文进行以下处理：一是本文在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的生产要素中引入中间品投入，以及中间品生产的投入-产出结构；二是通过细化贸易方式，将增加值贸易系统引入模型中，再利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出清条件、全球贸易出清以及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零利润条件，所有市场同时出清的条件共同决定模型均衡。

(二)数据和参数校准

以最新的2018年数据建立基准数据集以校准和构建数值模型系统。数值模型包含26个国家/地区，分别是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巴林、巴西、文莱、加拿大、智利、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菲律宾、卡塔尔、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泰国、越南和世界其他地区(ROW)。数值模型中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行业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1。

(三)情景设置说明

新冠肺炎对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经济增长影响的情景设置共分为四类：一是将其数值设置为等同我国疫情强度；二是高于我国疫情强度——2倍我国疫情强度；三是更高程度的疫情发展——3倍我国疫情强度；四是当前实际的影响程度——使用确诊人数的比例来确定相对于中国的疫情强度。本文设置四类十六种具体的模拟情形，分别量化模拟当不同经济体疫情发展时，对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的影响(见表1)。

表1:疫情影响的情景设计

对于每种情景，我们分别关注其对主要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整体的影响。具体影响的指标上，主要关注对制造业就业和GDP的影响。主要影响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受疫情影响国家的非关税壁垒水平，二是减少受疫情影响国家的劳动力供给。由于其他国家的疫情仍然在蔓延中，校准影响不够准确，故而我们使用已经控制住疫情的中国作为参照，用中国在2020年2～3月份的贸易以及GDP受影响的数据2来校准疫情对非关税壁垒的提升程度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程度，然后使用欧盟、美国以及全球疫情的确诊人数相对比例来分析不同情景下的疫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三、欧盟和美国疫情的就业和增长效应

疫情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特征，下文分别分析欧盟、美国疫情发展的不同程度产生的制造业就业和GDP增长效应，即在情景1～4中，量化模拟了欧盟的疫情发展的就业和GDP增长效应；情景5～8中，量化模拟了美国的疫情发展的就业和GDP增长效应。

(一)欧盟疫情的效应

疫情的蔓延不仅对欧盟经济体内部的制造业就业、GDP增长造成影响，且造成了其他经济体制造业就业、GDP增长不同程度下滑(见表2)。

首先，欧盟疫情蔓延给我国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一是从欧盟疫情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情景1～4可以看出：在情景1,即欧盟疫情强度等同我国疫情强度时，我国制造业就业减少6.151%,随着模拟疫情强度的上升，这种减少逐渐减弱，直至欧盟疫情为情景3,即3倍我国疫情强度时，对我国制造业就业减少效应为-2.894%。但目前来看，欧洲疫情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因此实际情况对我国的制造业就业冲击大于3倍情形，为-4.282%。二是设置欧盟疫情对我国GDP增长的情形，可以看出：随着欧洲疫情强度增加，其对我国GDP影响将持续为负，且随着疫情的强度增强负效应不断变大，当模拟至欧洲疫情的实际情况时，负效应高达-20.315%,这表明欧洲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远超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其次，欧盟疫情影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与经济增长。一是欧盟疫情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可以看出：除韩国和新西兰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就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受影响强弱依次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加坡。随着模拟疫情强度的上升，这种负效应逐渐减弱，部分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转负为正，但欧盟疫情的实际情况不止于中国疫情强度的3倍。处于实际疫情强度情形下，除美国、日本外，对其他发达国家均由负转正。这表明，美国是欧盟密切的贸易伙伴，欧盟的疫情将最大程度上冲击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市场。二是设置欧盟疫情对主要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情景，可以看出：实际疫情强度情形时，欧盟疫情对发达国家经济冲击的负效应消失，转负为正，这是因为欧盟作为国家联盟组织，各国疫情防控情况不同导致其内部恢复缓慢，而其他发达国家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业务与其具有重叠性，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一些国家经济复苏水平将随着欧盟内部疫情发酵而不断上升。

表2:欧盟疫情的就业和增长效应(%变动)

再次，欧盟疫情影响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与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越南和菲律宾外，欧盟疫情不断发酵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下降幅度强弱依次为巴西、墨西哥、印度、泰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印尼。除俄罗斯外，欧盟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的负效应不断下降，这是因为俄罗斯是与欧盟经贸合作往来频繁，且由于地理距离的问题，导致俄罗斯国内制造业就业受到较大影响。二是设置欧盟疫情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的情景可以看出：与发达国家不同，一方面，随着欧盟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GDP的效应各有不同，例如对中国、印度、巴西和泰国的影响逐渐降低甚至有负转正，但对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影响却逐渐加深；另一方面，当处于实际疫情强度情形时，欧盟疫情的负效应反而没有以上情形严重，这是因为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对产业链中原本欧盟国家部分业务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欧盟疫情的持续发酵促进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最后，欧盟疫情发展不利于世界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总体水平。一方面，随着欧盟疫情不断发酵，世界制造业就业水平不断下降，尤其是当疫情强度为2倍我国疫情强度时这种负效应达到-5.386%;另一方面，当疫情强度为实际情况时，对全球经济造成造成-3.032%的影响，低于3倍于我国疫情强度的情形。

(二)美国疫情的效应

首先，美国疫情持续发酵给我国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从美国疫情的实际情况出发，当疫情程度等同我国疫情强度时，我国制造业就业减少0.6%。这是因为，即便美国疫情现状远超我国，但我国制造业就业受其影响并不大，这表明我国的制造业就业耐受性强，复工复产、国内一系列保就业措施(如“六稳六保”政策)初步见效。二是设置欧盟疫情对我国GDP增长的情形，可以看出：随着欧洲疫情强度增加，其对我国GDP影响将持续为负，且随着疫情的强度增强负效应不断变大，但当模拟美国疫情的实际情况时，负效应与等同我国疫情强度时基本相同，均为-0.1%左右，这与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趋势相同。

其次，美国疫情持续发酵影响部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韩国和新西兰外，美国疫情的蔓延将造成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就业下降，且这种降低的强弱次序为欧盟、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二是通过设置美国疫情对主要发达经济体GDP的情景，可以看出：一方面，除新西兰外，美国疫情发展均不利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其中韩国在实际疫情发展情形时与2倍、3倍情形相差较大，呈负效应，这说明韩国受美国疫情影响的情况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处于其实际强度情景时其他发达国家所受影响普遍小于其面临2倍、3倍我国疫情强度的情形设置。

再次，美国疫情蔓延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与发达国家有所差异。可以看出：除越南和菲律宾外，在情景5～情景8中，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除印度及印尼外，这种降低随疫情恶化不断加深。此外，美国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等于甚至小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但对GDP增长的影响却显著高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这表明，由于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以及疫情爆发后医疗物品短期内需求的集中增长，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受到疫情冲击得以缓解。

最后，美国疫情蔓延严重影响世界范围内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一方面，世界就业水平将受到美国疫情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从美国疫情的现状出发，这种对全球就业的冲击更大，为-5.864%。此外，美国疫情的扩散也将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损失与风险，当其疫情等同3倍我国疫情强度，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4.724%,但随着全球疫情的变化与经济复苏，在实际疫情强度下，美国疫情造成的经济增长负效应为-1.46%,这与IMF预测的趋势有相似之处。

(三)欧盟和美国同时疫情的效应

首先，欧盟与美国疫情的联合效应(以下简称“联合效应”)将给我国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带来负效应。联合效应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就业，当3倍我国疫情强度的情形下对我国的制造业就业的负效应最低为-0.017%。设置联合效应对我国GDP增长的情形可以看出：联合效应给我国GDP增长造成的负效应不断增强，但从实际疫情状况出发，联合效应对我国经增长呈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我国经济复苏韧性较好，经济发展整体向好。

其次，欧盟与美国疫情的联合效应影响部分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除韩国和新西兰外，联合效应将造成其他发达经济体就业下降，且这种降低的次序为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和新加坡。此外，联合效应对主要发达经济体GDP造成一定的负效应，可以看出：一方面，除新西兰外，美国疫情发展均不利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其中韩国在实际疫情发展情形时与2倍、3倍情形相差较大，呈负效应，这说明韩国受美国疫情影响的情况较为严重；另一方面，当处于实际疫情强度情景下，对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为正效应，对韩国以及新西兰的影响为负，分别为-1.904%、-0.304%,与前三种情形有所差别。

再次，欧美疫情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相差不大。除越南和菲律宾外，欧美疫情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影响均为负，同时欧美疫情对俄罗斯国内就业产生持续加深的负影响，但对其他国家的负效应逐渐减弱。二是通过模拟欧美疫情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GDP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方面，除巴西及印度外，欧美疫情的叠加作用将导致部分发展中经济体GDP下降；另一方面，欧美疫情加深了越南、菲律宾及俄罗斯的GDP下滑，其中俄罗斯尤为严重，当疫情达到3倍我国疫情强度时，对俄罗斯GDP将造成-0.943%的负影响。

最后，欧美疫情对世界总体经济增长不利。一是欧美疫情降低了世界就业水平，且疫情发展将不断加重全球失业水平，在实际疫情强度情形下，这一数值将达到-7.007%,大于2倍、3倍我国疫情强度造成的负效应。二是通过模拟欧美疫情对世界GDP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方面，欧美疫情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欧美疫情对世界GDP的影响不断加深，降幅范围为-0.292%～-5.206%,但当疫情发展为实际疫情强度时，负效应水平却弱化为-1.801%,这是因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增长呈现向好发展趋势，弱化了两者叠加的负面影响。

四、疫情全球蔓延的就业和增长效应

(一)全球疫情的效应

在模拟不同经济体疫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通过模拟全球疫情发展程度，旨在深入探讨疫情发展对不同经济体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效应(见表3)。

表3:全球疫情的就业和增长效应(%变动)

首先，全球疫情蔓延对我国制造业就业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全球疫情不断严峻，我国制造业就业受其影响将出现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从-0.668%～-0.993%;二是从实际疫情强度情形来看，全球疫情发酵可能对我国GDP产生促进效应，这种促进效应为1.827%。

其次，全球疫情蔓延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是就业方面呈现负效应，此外随全球疫情程度加重，这种负效应将持续上升，但在全球疫情达到3倍我国疫情强度时与其他情形略有区别，不论是制造业就业还是经济增长在此情景下效应都会减弱。实际疫情强度对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就业影响最为严重，均达到-20%以上；二是对各国GDP产生负效应，其中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均在-5%以上，特别是对欧盟、韩国。

再次，全球疫情蔓延对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可以看出：一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就业随疫情加重不断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印度、巴西，此外与实际疫情强度情景相比，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负效应被严重低估，普遍下降幅度在-20%左右；二是对GDP产生负效应方面，产生的负效应相较于对发达经济体更为严重。

最后，通过设置全球疫情对世界的情景，可以看出：一是疫情造成全球制造业就业下滑；二是在GDP方面负增长严重，在实际疫情强度情形下，全球疫情的蔓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幅度逐渐达-6.264%。

(二)稳健性检验：不考虑增加值贸易的模拟结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行业产品的生产可能由多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企业共同完成，而各生产环节均会产生增加值，增加值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将部分增加值贸易从样本删除，利用其他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疫情对我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效应方面。模拟结果同之前的影响方向相同，在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满足稳健型检验的要求。其次，模拟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效应，可以看出：一是在就业方面，除美国、欧盟、日本外与前文影响方向一致，在其他国家呈现不一致的状况。这是由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增加值贸易中占比较大，且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攫取了增加值的大部分，这使得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增加值贸易的冲击较大，但剔除增加值贸易后，疫情并不会对发达经济体就业造成太大的负效应；另一方面，增加值贸易的重复计算将高估疫情对发达经济体就业的负效应，甚至是错误估计。二是在GDP方面，去除增加值贸易之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负影响是普遍存在的，这与前文分析的相同。

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效应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在就业方面，除越南与前文影响方向一致，在其他国家呈现不一致的状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存在“发展中邻国溢价”现象3(杨继军等，2020)导致的；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这些国家内部的贸易结构、就业结构导致的。这也证明，增加值贸易导致的疫情风险高估现象是普遍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以及发展中经济体间的。二是在GDP方面，去除增加值贸易之后，疫情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负效应是普遍存在的，但对少数国家也有促进效应，这与前文分析的相同。

疫情对世界整体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效应方面，可以看出：一是疫情发展将导致全球就业水平下滑；二是疫情发展将不利于全球经济发展，均与前文结论相同，证明结果是稳健的。4

(三)敏感性检验：对弹性的敏感性分析

由于数值模型构建的过程中，消费函数和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值来自其他文献，存在一定的不一致性，故而有必要对弹性的敏感性进行分析。具体做法参考李春顶(2020)做法，即更换替换弹性取值，重新对参数进行校准并得到数值模型，再用新的数值模型模拟疫情的就业、增长效应，对比不同弹性值下的模拟结果，就可以分析效应对弹性值的敏感性。分别间隔相同单位取弹性值，分别为1.5、2.5、3.5和4.5,对20国疫情的就业、增长效应进行敏感性分析。为了分析简便仅分析对我国的就业、增长效应，发现：影响方向并没有变化，仅在影响强度有所差异；进一步地，随着弹性的增大，整体上对我国的就业影响效应将增加，对GDP的影响效应将降低。说明疫情对我国就业、经济的影响效应对弹性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但结果是稳健可靠的。5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论文构建了一个嵌入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且包含26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一般均衡模型，使用2018年数据校准参数并建立数值模型系统，分别量化模拟了中国、欧盟、美国和全球疫情等不同情形下的经济效应，并且对比了不考虑全球价值链情形下的影响。

量化模拟的结果发现：(1)不论是全球疫情蔓延、欧盟疫情蔓延、美国疫情蔓延还是欧美疫情叠加发展下，都将对我国制造业就业、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种负效应的持续时间具有差异。(2)不同情景下的疫情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比较而言，全球疫情蔓延对发达经济体的总体影响大于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其中以对美国、欧盟、日本的劳动力就业以及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分别为我国的5倍以上。(3)部分地区疫情蔓延对我国经济增长为“U型”影响。其中，欧盟、美国疫情蔓延情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效应先负后正。(4)不同疫情经济效应的比较结果发现，全球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美国疫情带来的影响大于欧盟疫情，而欧盟疫情的负面冲击大于中国疫情。

此外，新冠疫情期间其他的外生因素也将影响我国的就业以及经济增长水平。一是中国企业在疫情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的壁垒问题。一直以来，中国企业对欧投资存在“大门开、小门关”的现象，欧盟内部存在诸多限制，隐形壁垒大量存在，例如，技术标准壁垒等。更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欧盟成员国受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趋向的影响，政治环境趋向保守，中国企业在欧盟的发展面临着外资安全审查日益趋严、中国企业开展业务与扩张受到限制等挑战。通过签署相关协议，其中涉及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条款将影响双边贸易、投资流量，进一步影响我国国内就业以及经济增长。

二是，协定的签订促进中国与欧盟、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一方面，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将促进中国在欧洲的投资，也会促进欧盟在华投资，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就会促进增长；另一方面，协议条款将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缓解双边就业压力，具体地，协定中的多数条款都涉及新能源、新技术领域，甚至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都有相应的调整。

新冠疫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效应量化分析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全球新冠疫情对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产生负效应各有差异，说明考虑价值链和增加值贸易后，新冠疫情将增加国内失业、经济下滑的风险，但这种风险具有国别异质性，因此，应全球积极共同抗疫、共克时艰，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积极恢复生产。第二，加快推动我国的“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不仅要积极扩大经贸“朋友圈”的范围，也要将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国内需求上，提高我国的经济效益。第三，优化营商环境并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积极吸引外资，促进国内就业。第四，应增加自身贸易投资吸引力，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尤其是东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我国应继续保持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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