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与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与主要方式。因地制宜地开展中外联合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对于考古专业来说,既能够为社会培养对口专业人才、解决急需方向人才稀缺问题,又可以更好地发挥地区和专业优势。在研究生中俄联合培养方面,黑龙江大学考古专业初次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因此将对该研究方向进行深入探索。
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具有实践、创新、就业等几种能力的高水平专业型人才的任务。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人才,我国教育部门不断调整政策,加强中外高校的国际交流,并拓宽交流范围。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主要方式,也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渠道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的研究生联合培养事业“行政推动”特征明显,培养政策大多采取“一刀切”模式,而未针对不同专业的具体特征进行差异化对待,使得研究生联合培养多元主体在该项事业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如何凸显出“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在研究生培养中的优势和重要性,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国内对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的探索
国际学界与业界关于专业人才联合培养的范畴渐趋广泛。
早在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就将联合培养作为研究生教育领域特定概念并对其展开研究。1986年,国家教委开启了与国外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进程,要求研究生在国内完成基础课程后赴发达国家高校或科研院所,利用其先进的仪器设备、科研条件完成部分或全部学位论文并回国答辩。与国外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被认为是立足于国内培养的一个重要补充。
时至二十世纪90年代,学界对“联合培养”概念及其内涵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分别从不同学科专业、不同主题类型和不同地域等视角对研究生联合培养的价值与作用进行研究。杨桂根将校所联合培养视为培养高层次综合型人才的新模式。随着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工作的持续进行,学界对中外联合培养事业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邓存瑞认为选派品学兼优的博士研究生出国参与中外联合培养是充分利用国外先进学科、高技术学科和涉外学科等先进知识和技术,促进人才培养,提高我国高科技水平的捷径。
进入二十一世纪,联合培养逐渐成为研究生教育学界开展学术研究的重点分支,对其概念和内涵的深入、分类、细化探析也随之进行,中外联合培养研究生也不再局限于以博士生的培养为主,对于硕士研究生的中外联合培养也渐趋广泛。2011年后,“协同创新”成为国家意志并在全国逐渐实行,受此影响,联合培养的含义也愈加丰富,学术界对“环境”成为联合培养的基本属性达成共识,认为多元主体在交互合作中构建知识信息交换空间是必不可少的需求。在此阶段,业界更加注重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研究生中外培养方式的特性研究。初旭新、宗刚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新形势下的新对策;翁震华、王群珉等以中德联合培养项目为例,阐述了中外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相关素质构建;薛鹏、魏巍、韩顺杰等针对吉林省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地域性特征条件下的独特方式;赵东蕾、高璞珍、张志俭、崔媛等在双一流背景下中外联合培养模式中进行了该领域双学位硕士的研究和实践。这些以不同国家、不同专业、不同地域为对象的研究,因针对性强而更加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考古专业研究生中外联合培养的必要性
作为为社会需求培养人才的高校,为适应行业发展变化的现实需求,近些年,各个开设有考古专业的高校纷纷意识到对外考古的重要性和相关人才的稀缺,并加大了通过各种路径培养赴境外学习的研究生的力度,加强了同境外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间的人才培养合作意向。如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就与美国、韩国、以色列等国的多所开设有考古专业的高校进行合作,将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派出学习,或将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硕士研究生送至这些国家的相关学术机构深造和开展学术研究,并获取博士学位。这种做法一方面,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和研究理念,另一方面,为培养专业性更强的行业精英提供了平台。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同时,也关注人文互通和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广大考古工作者主动作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到世界考古学热点探讨中,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考古学者而言,不了解外国考古将成为自己学术研究领域的缺陷,国内考古科研院所也陆续开展起与国外考古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发掘。
在合作中,各科研单位也渐渐意识到相关工作的针对性人才欠缺这一事实。以对俄考古为例,目前国内与俄罗斯开展过相关合作研究的仅有吉林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以及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科研院所,且多为点到即止,未能将此项工作长期连贯地延续下去。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即为相关专业人才不足,尤其是精通俄语的专业人才极为匮乏,导致各单位无力派驻专业队伍开展长期有效的合作。目前,国内从事东北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中,熟练掌握俄语技能的仅十余人,其中,几无一人专门从事对俄方向项目的工作。在俄文资料引入方面,大量重要的基础性材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因专业翻译人才缺乏而被搁置。目前国内所见的俄文考古资料,相当一部分为不具备考古学专业背景的人员翻译而成,这在专业理解度和学术用语的准确度方面就会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积极培养考古专业相关人才迫在眉睫。肩负培养人才重任的高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积极尝试相关人才的针对性培养。但因师资力量不足等方面因素制约,加之教学针对性不强,未能形成研究方向和语言背景结合的对口培养机制,使得成效并不显著。
三、中俄联合培养研究生的路径探索
中国与俄罗斯毗邻,我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等省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等地区具有多种共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研究黑龙江流域文明,中俄两国任何一方工作的开展都无法忽视对方的材料,因而,中俄两国在考古上的合作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间交流,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依托,共同发展。
黑龙江大学是黑龙江省唯一一所开设考古学专业并招收该专业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在研究东北亚问题尤其是俄罗斯方向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专业培养侧重于东北考古,尤以俄罗斯考古为特色。为应对当前社会行业需求,我校将培养对俄考古方向人才作为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工作之一。
相较于其他高校或其他专业,黑龙江大学考古系在中俄联合培养研究生方面具有多方面优势。首先,地处东北边境,与俄罗斯毗邻,交通便利,方便两国间师生及学者的交流,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其次,东北考古与黑龙江对岸的俄罗斯各州考古研究有大量共同的文化渊源,便于开展同课题的合作研究,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学术土壤。俄罗斯高校及考古相关科研机构对与中国的考古机构进行合作亦具有浓厚的兴趣。近年,我校考古专业已与俄罗斯阿穆尔州立大学等高校和考古研究所开展了合作发掘,并派出研究生进行联合培养的初步尝试。第三,我校俄语专业实力较强,使得我们较之其他考古院校有着学习俄语的优越条件。充分利用好这些特长,采用合理并有效的途径开展中俄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不仅对我校考古专业乃至同类学科的建设大有裨益,也将扩大我校相关专业的社会影响力,提高行业内的认可度,为研究生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黑龙江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教育已引入“专业+俄语”模式,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学生在本科阶段加强了俄语的学习,为进一步的研究生教育破除了语言壁垒,能够使学生更快进入专业领域的学习。在研究生联合培养方面,与阿穆尔州立大学达成协定,将我校具有一定俄语基础的考古学研究生派驻俄方高校交流学习一年。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每个学生将由中方和俄方各一名导师共同指导,助其完成学业。此外,俄方在与中国的高校开展这种联合培养考古专业研究生方面也持积极态度,在表现出较高热情的同时,也积极商讨派驻俄籍研究生进入中国高校,接受此种类型的专业培养。这将进一步深化联合培养人才的内涵和作用,对提升我国的考古学专业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亦具有积极的作用。
我们对这种联合培养模式试行阶段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做了一些预见性的设想,并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思路。
如接受联合培养的学生较其他学生,在课业量增加了近一倍的情况下,能否如期完成相应的课业量。在联合培养阶段,学生既要学习国内考古学课程,又要涉猎俄罗斯考古的基本课程和专业方向课,同时还要加进语言学习,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在三年时间内全部保质保量完成的,若增加为四年时间较为合理,鉴于学生的基础水平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建议可将学制改变为学分制,规定一定的必修分数,在3~4年的弹性学制内,何时修够学分,何时申请毕业答辩。
又如,像考古学这种实践性很强的专业,研究生培养阶段的实习如何保障,如何运作,也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在田野考古方面,受两国文物部门相关政策的制约,恐难以实现外籍学生参与他国的考古发掘,这种情况,可以考虑将学生的田野实习与中俄联合考古发掘项目相结合,用项目为实习提供平台,同时促进相关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一举两得。
考古专业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尚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亦没有现成的经验或实施方案可借鉴,我们只能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摸索,寻找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的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争取早日开创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达成社会人才培养需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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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16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考古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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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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