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传播疾病（性病）是一类主要通过性行为（或类似性行为）传染的疾病，主要病变发生在性行为接触部位。传统的性病包括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和腹股沟肉芽肿5种。随着性病定义的扩展和新病种的出现，目前纳入性病范畴的病种已经增加到数十种，其中HIV/AIDS也是重要的性病之一。目前，我国法定报告的性病有HIV/AIDS、梅毒和淋病，重点防治的性病还包括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生殖器疱疹和尖锐湿疣等。

性病不仅会引起生殖器溃疡和异常分泌物等急性症状，也会导致一系列并发症，如盆腔炎和附睾炎，对成人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如不孕、神经损害和宫颈癌），以及对胎儿和新生儿产生危害（如死胎和先天梅毒）。此外，性病是HIV感染的协同因素，可以明显增加HIV感染和传播的风险[1]。因此，长期以来性病一直是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其防治受到广泛的重视。

本文重点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性病（不包括HIV/AIDS）的流行状况、防治历程和取得的成就。

一、解放初期性病的流行与有效应对

性病（主要是梅毒）自1505年从印度传入广东（俗称“广东疮”）后，由于社会文化等原因造成全国范围的传播和流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梅毒等性病在我国流行程度仍然严重。虽然全国的流行状况不甚了解，但一些专科门诊统计及小范围人群调查的结果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当时的流行情况。北京地区娼妓群体的梅毒感染率高达84.9%[2]，个别省份局部地区的城市、农村人口感染率分别为5%~10%、0.5%~4%[3]。北京医学院皮肤科门诊患者中梅毒占10.1%[4]。据估计，当时全国的梅毒患者约1000万[5]，严重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威胁民族的繁衍昌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将梅毒等性病的防治列为公共卫生事业的优先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和措施加强全国范围内的性病防治[6-8]，主要包括：（1）取缔性病流行和传播的根源。在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取缔了娼妓制度，关闭了所有相关场所，同时对娼妓实施社会教育和职业培训等，帮助其自食其力和恢复正常生活。（2）建立和健全全国性病防治体系。为了有效应对性病的流行，原国家卫生部于1954年5月15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现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前身），承担全国性病防治的策略开发和技术指导。同时，全国各省（市、区）在原有专业机构基础上或通过新成立各级皮肤性病防治机构（所、站、院）等方式，建成全国范围内的性病防治机构体系和实施网络。（3）开展群众性的宣传教育和重点人群的检测动员。通过各种方式（如小组会和宣传演出）普及性病知识，并通过宣传要点提醒有感染风险的人群及时接受检测。（4）开发和建立梅毒实验室检测手段，并探讨梅毒有效治疗方法。在此基础上，开展梅毒免费检测和感染者免费抗梅毒治疗。（5）重点地区派遣专业医疗队伍。针对梅毒等性病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相对流行的特点，在原卫生部的领导和协调下由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等机构成立专业防治队伍，深入流行地区开展积极的病例发现和及时的规范治疗，强化当地性病的防治能力。

经过10多年的积极防治，我国梅毒等性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明显控制，皮肤科门诊性病病例数明显减少，流行地区人群患病率显著下降。在1960年开展的75万居民调查中仅发现1例复发的二期梅毒患者，在后续1961年、1962年和1963年三次大规模人群调查中没有发现梅毒患者[9]。基于这些调查结果，时任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的胡传揆教授于1964年向全世界宣布：我国实现了梅毒等性病的基本消灭。该成就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重要成果之一，于1978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上以“改进防治措施发动群众消灭梅毒的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二、对外开放后性病的复燃与积极应对

随着性病在我国基本消灭，全国皮肤性病防治机构的工作重点逐渐转向麻风病和其他皮肤病的防治。与此同时，大专院校的医学教育中有关性病的内容也被取消，人们对性病的认识逐渐淡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后的国际交往增多，旅游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内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流动频繁和人们性观念改变等，性病在我国复燃。自1977年湖南长沙报告首例淋病后，全国各省性病报病数逐年增多，流行范围逐渐扩大。

针对性病在我国可能再次流行的威胁，原国家卫生部组织专家对性病流行形势进行研判，并于1983年9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性病、疥疮防治座谈会”，正式启动了针对我国性病再次流行的防治工作。

1、全国性病防治机构的恢复和建立

为了有效应对性病在我国的再次流行，原国家卫生部及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逐渐恢复各级各地的皮肤性病防治机构并发挥其在积极应对性病流行中的作用。1986年7月，原卫生部指定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内成立了“全国性病防治研究中心”。中心的主要任务包括指导全国性病防治和监测工作；制订全国性病防治规划、全国性病防治技术标准和方法；培训全国性病专业技术骨干；开展性病防治新技术的研究；承担性病宣传教育，并编辑性病宣传资料和刊物；负责性病学术交流；承担性病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各省也很快恢复原有的皮肤性病防治机构在性病防治工作上的职能。随着2002年我国启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改革，国家及地方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陆续成立，许多皮肤病防治机构与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了整合，充分发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性病防治中的作用，以及强化性病防治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机结合。面临目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性病临床服务技术指导上的不足，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在具备临床医疗技术指导能力的医疗机构成立性病诊疗质控中心等形式，在体系上加强性病防治结合的能力。

2、性病防治相关政策的颁布和贯彻

我国1989年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梅毒和淋病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依法报告病例。1991年8月，原卫生部颁布了《性病防治管理办法》，规定对艾滋病、梅毒、淋病、软下疳、性病性淋巴肉芽肿、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等8种重点防治性病的管理办法。根据我国性病流行趋势、性病病种演变和防治手段提高等形势，2012年11月原卫生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明确艾滋病防治管理工作依照《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将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规定为我国重点防治的性病，并且要求根据疾病危害程度和流行情况等因素，确定其他需要重点防治的性病。基于性病防治作为艾滋病干预的重要手段，在国务院下发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2001年5月）、《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2006年2月）、《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2012年1月）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2017年1月）等政策性文件中，都将性病防治与艾滋病防治加以整合，强调了加强性病防治管理以及在HIV感染者中加强性病防治等工作。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为我国性病防治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3、监测和检测系统的建立和完善

1985年5月，“全国性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制定“全国性病监测方案”的设想，并于1986年7月召开的原卫生部性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得到落实，同年，原卫生部下发了《性病监测工作试行方案》。在1987年启动的16个试点城市的基础上，性病监测工作于1993年扩大到全国26个哨点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梅毒和淋病规定为法定报告传染病，并于2005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执行网络报告。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大疫情”（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梅毒和淋病病例报告）、“监测点”（全国105个县区开展的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和生殖器疱疹病例报告、性病危险行为监测和患病率调查）和“监测哨点”（结合艾滋病哨点监测在重点人群中开展的梅毒感染率监测）组成的性病综合监测系统，及时掌握性病的流行状况、流行趋势及相关因素等，为制定防治策略，评估防治效果提供依据。在性病实验室检测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以国家性病参比实验室、省级性病中心实验室和医疗服务机构性病检测实验室组成的性病实验室检测和质量控制网络，提供性病实验室检测服务和质量管理。全国已经有2/3的省份建立了省级中心实验室，超过1.2万家二级医疗机构已经纳入梅毒血清学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定期开展室间质控工作。全国性病实验室检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性病疫情监测和临床服务等提供了保障。

4、全国性病防治规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性病防治的国家级规划中，梅毒已经作为防治的重点和切入点，从而带动整体性病的有效防治。我国是全球制定和实施全国性梅毒控制或消除规划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之一，是全球唯一同时启动重点人群梅毒防治和梅毒母婴传播阻断国家级规划的国家。2010年6月，原卫生部制定和下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2010—2020年）》，并在规划中明确了2015年和2020年梅毒控制的目标。

针对该规划策略措施的核心环节，我国提出了“一个结合、两个体系和三查一规范”梅毒防治策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的同时组织部分地区（如浙江桐乡、宁夏银川）开展相应的试点工作。“一个结合”是指将性病防治与艾滋病防治有效结合；“两个体系”是指加强性病监测体系和检测体系的建设；“三查一规范”中的“三查”是指加强对性病就诊者、HIV检测人群和社区高危人群开展主动筛查，“一规范”是指对发现的梅毒感染者给予规范治疗[8，10]。在2007年WHO提出消除先天梅毒的全球倡导以前，我国已于2001年率先在深圳地区开展了预防和控制梅毒母婴传播试点项目[11]，并于2009年率先在全球提出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的整合策略，将消除梅毒母婴传播有机地与消除艾滋病及乙型肝炎母婴传播工作相结合，形成2011年由原卫生部启动的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的“三合一”国家规划[12]，并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除了全国梅毒防治规划外，我国还针对淋球菌耐药的威胁，建立和实施了全国淋球菌耐药监测规划。在WHO的倡导下，我国作为全球少数建立了“淋球菌耐药监测系统（Gonococc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Programme，GRSP）的国家之一，在及时监测我国淋球菌耐药状况和指导临床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英国等发达国家针对重点人群实施全国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免费筛查规划或在全国层面上推行对重点人群提供定期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检测建议的情况下[13-14]，我国于2018年在深圳地区启动了政府主导和公共卫生投入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综合防治试点项目，成为率先启动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综合防治公共卫生项目的发展中国家，并将深圳的试点经验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

5、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国际合作的拓展

针对性病防治中的难点和关键策略，我国科研工作者和现场防治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和经验总结，特别是结合我国性病防治实际的应用性研究，包括性病流行病学分析、性病快速检测技术的验证与推广、不同检测/筛查策略的评估、性病治疗方案的临床验证、高危人群现场干预试验等，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展示我国的科研成果，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防治政策和技术策略，为优化我国性病防治策略和提高防治水平发挥了作用。

为了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更好地发挥我国在地区性病防治方面的技术指导和支持作用，2000年我国首次向WHO派遣短期专家，WHO于2001年在我国成立“世界卫生组织性传播感染预防与控制合作中心”，开展与WHO之间的全面合作，包括淋球菌耐药监测和性病快速检测方法评估、高危人群安全套推广、性病病症处理等方面合作研究。这些合作研究为WHO制定全球技术指南，提出防治策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我国学者参与了WHO一系列性病防治指南的制定，发挥了我国专业人员在全球性病防治进程中的积极贡献和作用。此外，我国于2017年首次举办了淋球菌感染与耐药国际论坛，并提出针对淋球菌耐药的“ROADMAP”研究计划[15]，即淋球菌耐药监测、耐药结局、抗生素管理与使用、诊断技术、耐药机制、抗生素疗效评估和群体药代药效评估，受到WHO和国际学者的一致好评。目前，我国正借助“一带一路”倡导，将我国在性病防治中的经验及时向其他国家加以推荐，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

三、成就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我国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性病流行，并于之后的10年内取得了第一场性病防治战役的胜利。20世纪80年初性病死灰复燃，我们启动了第二场性病防治战役，目前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体现在防治政策和策略不断完善、防治体系进一步健全、防治工作扎实推进、科研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目前，我国梅毒疫情快速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全国梅毒报告发病率增长幅度显著下降，母婴传播得到有效控制，一期与二期梅毒报告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我国性病防治工作仍然面临着防治形势严峻、防治机制和保障措施尚不完善以及防治措施落实不够等方面的挑战。今后需要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明确防治职责、落实关键措施、强化精准防治等，从而全面推进性病防治工作，有效控制性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最终实现梅毒等性病从有效控制逐渐迈向基本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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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8ZX101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