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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新型毒品吸食者亲密伴侣暴力经历与高危性行为相关性

2024-12-26 1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青岛市新型毒品吸食人群亲密伴侣暴力（IPV）经历并探讨IPV经历与高危性行为的相关性，为制定艾滋病防治对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3年4-7月在青岛市招募新型毒品吸食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收集基本人口学信息、吸食毒品情况、IPV经历、高危性行为等信息。采集血样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共调查新型毒品吸食者792人，年龄（35.09±8.02）岁，男性占90.15%(714人)，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64.77%(513人)。最近1年有IPV经历的比例为13.51%(107人)。女性、月收入为2 000～5 000元、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艾滋病知识知晓以及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的主要性伴类型为临时性伴、患过性病（STD）、做过HIV检测和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的新型毒品吸食者有IPV经历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2.27,95%CI:1.07～4.84），已婚/同居（OR=1.74,95%CI:1.18～2.55），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主要性伴类型为临时性伴（OR=4.58,95%CI:2.96～7.10），最近1年有IPV经历（OR=2.13,95%CI:1.14～4.00）的新型毒品吸食者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结论新型毒品吸食人群中存在IPV现象，提示经历IPV的新型毒品吸食者会增加高危性行为的发生风险。应针对此人群制定更全面的预防措施，加强对毒品市场的打击力度，提供安全性行为的宣传干预。

关键词：
亲密伴侣暴力
依赖性
新型毒品
神经系统
高危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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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新型毒品滥用形势愈发严峻，新型毒品不仅会对人体的器官和神经系统造成严重损害，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严重依赖性［1］。新型毒品的流行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公共卫生负担［2］，新型毒品吸食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增加，从而导致HIV、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流行［3-4］。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是指曾经或现在处于亲密关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造成身体、心理或性伤害的行为［5］。研究表明，经历IPV的MSM会增加高危性行为的发生风险［6］，IPV可能是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本研究旨在探讨青岛市新型毒品吸食者IPV经历与高危性行为的相关性，为此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治对策和实施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4－7月，在山东省青岛市吸毒监测哨点招募吸毒者。纳入标准：最近1年有过口服、吸入或注射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冰毒、K粉（氯胺酮）、摇头丸、麻古等毒品的人；完成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编号：SDJK（K）2024-048-01）。

1.2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3年4－7月对新进入青岛戒毒所的全部吸毒者纳入调查，再通过“滚雪球”和网络招募等方法招募社区吸毒者。由调查员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样，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吸毒行为、高危性行为、IPV经历情况等。

1）相关定义：①IPV经历：最近1年经历过来自伴侣的身体或精神暴力、或被性伴强迫发生过性行为；②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1年使用过冰毒、K粉、摇头丸、麻古等新型毒品；③高危性行为：发生无保护措施性行为或与≥2人发生群交性行为。④固定性伴：保持联系≥3个月的性伴；⑤艾滋病知识知晓：艾滋病知识采用《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试行）》中的8个问题，回答正确≥6个题目为艾滋病知识知晓［7］。

2）实验室检测：采集静脉血5 mL进行HIV和梅毒血清学检测。根据《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2022年修订版）要求，所有HIV抗体初筛阳性的样品使用另一种不同原理或厂家的酶免试剂进行复检，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时，即可判定为HIV抗体阳性，用于哨点监测结果的报告；梅毒抗体初筛阳性者，使用TRUST诊断试剂复检，若两次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即可判定为梅毒抗体阳性，用于哨点监测结果的报告［8］。本研究HIV抗体初筛采用英科新创酶标试剂，初筛阳性的样品用上海科华酶标试剂进行复检。梅毒抗体初筛采用英科新创酶标试剂，初筛阳性者使用北京万泰TRUST进行复检。

1.3　统计分析　

采用Epi 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双录入核对，使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定量资料采用（x±s）进行统计描述。采用χ2检验比较最近1年有IPV经历者和无IPV经历者的差异，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相关因素，将单因素Logistic分析结果中P<0.10的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基本人口学特征　

共调查806人，其中8人仅使用传统毒品，6份问卷出现数据缺失，最终纳入分析样本792例。平均年龄（35.09±8.02）岁，男性占90.15%（714人）；未婚/离异/丧偶占51.39%（407人）；山东省户籍占80.93%（641人）；月收入≥5 000元占65.28%（517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2.47%（574人）。见表1。

2.2　新型毒品使用情况及认知　

吸食冰毒者最多，占90.91%（720人），其次为麻古，占8.84%（70人）；吸食两种毒品及以上的占1.89%（15人），其中80.00%（12/15）同时吸食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2.78%（22人）注射过毒品；初次使用毒品的平均年龄为（27.73±7.79）岁；烫吸为主要吸食方式，占77.90%（617人）；最近1年吸食频率以1~2次/月为主，占51.39%（407人），其次为偶尔1~2次，占23.61%（187人）；吸毒场所主要集中在自己家、宾馆、朋友家，分别占44.82%（355人），20.08%（159人），19.82%（157人）；有140人曾戒过毒，占28.40%（140/493），其中70.71%（99/140）在强戒所中戒毒；艾滋病知识知晓者占87.25%（691人）。

2.3 HIV与梅毒感染及性行为情况

HIV抗体阳性率为0.76%（6人），梅毒抗体阳性率为5.68%（45人）；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64.77%（513人）。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的主要性伴类型为固定性伴者占比42.94%（289/673），42.79%（288/673）为临时性伴、14.26%（96/673）为商业性伴；75.13%（595人）最近1年患过STD，68.06%（539人）最近1年做过HIV检测。

2.4 IPV经历者特征　

最近1年有IPV经历者占比13.51%（107人），经历过身体或精神暴力者53人（49.53%，53/107），被强迫发生过性行为者61人（57.01%，61/107）。女性、月收入为2 000~5 000元、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艾滋病知识知晓以及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主要性伴类型为临时性伴、患过STD、做过HIV检测和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的新型毒品吸食者有IPV经历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青岛市吸食新型毒品人群中IPV经历者特征

2.5 IPV经历与高危性行为相关因素　

最近1年有IPV经历的吸毒者，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

82.24%（88/107）。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型毒品吸食者发生高危性行为与性别、婚姻状况、月收入、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主要性伴类型和最近1年IPV经历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aOR=2.27，95%CI：1.07~4.84），已婚/同居（aOR=1.74，95%CI：1.18~2.55），最近1年使用毒品后主要性伴类型为临时性伴（aOR=4.58，95%CI：2.96~7.10），最近1年有IPV经历（aOR=2.13，95%CI：1.14~4.00）的新型毒品吸食者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见表2。

表2　青岛市吸食新型毒品人群高危性行为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截至2022年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112.4万名，其中滥用冰毒者占比52.3%、滥用海洛因者占比37.0%，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已取代传统毒品成为我国滥用人数最多的毒品［9］。青岛地处沿海，新型毒品来源广，贩运途径多，已成为新型毒品滥用较高的地区［10-11］。新型毒品吸食者常出现幻听、幻觉、过度兴奋和焦虑等症状，易导致行为失控继而出现暴力性行为。本研究结果显示13.51%的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1年有IPV经历，高于山东省MSM调查结果（7.8%）［12］，可能是由于吸毒者更易导致个体行为失控，继而出现暴力伤害行为；低于中国HIV感染者调查数据（15.4%）［13］，可能是由于HIV感染者比吸毒者面临的社会心理压力及疾病负担更重，且此研究调查时限为受访者一生中是否有IPV经历，而本研究只调查最近1年的IPV经历，以期更好地反映受访者当前高危性行为与IPV经历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最近1年有IPV经历的吸毒者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为82.24%，多因素结果也显示该人群的IPV经历与发生高危性行为显著相关。吸食新型毒品与IPV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14］，一方面，新型毒品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控制和认知功能，从而使吸食者更容易发生高危性行为，增加IPV的风险［12］；另一方面，IPV还可能破坏正常的亲密关系和伴侣沟通方式，使IPV经历者在性方面的协商能力和保护意识减弱，从而不敢拒绝性伴高危性行为的要求［15］，有些IPV经历者还通过吸食毒品来应对压力或寻求逃避，从而加剧了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女性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1年有IPV经历的比例较高。在吸毒群体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在伴侣关系中女性更易被强迫发生性行为［5］，这不仅体现在她们的身体和心理特质上，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地位。从事商业性活动的吸毒女性，在提供性服务时也更易遭受IPV，且女性有IPV经历与出现抑郁症状显著相关［16］，建议对女性IPV经历者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结果还显示最近1年患过STD和使用毒品后主要性伴类型为临时性伴的吸毒者IPV经历的比例较高。IPV经历者在身体和心理上可能更害怕性伴，被迫妥协发生高危性行为，从而增加感染STD风险［15］，极有必要对IPV经历者提供STD检测服务。临时性伴通常意味着双方关系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基于毒品的性行为缺乏情感支持，临时性伴发生无保护性行为的比例也较高［18］，应加强对临时性伴关系的关注，加强安全性行为的宣传干预。研究结果还显示该人群存在知行分离现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的吸毒者，最近1年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例更高。知行分离的发生可能与知识尚未转化为自身认知有关，也可能与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单一，教育效果不佳有关［19］，应积极探索新的宣传干预模式。随着新型毒品使用的增加，以及其在从事性服务者和MSM中的流行，以性养吸、多性伴等复杂的性伴网络和性行为方式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风险。因此，需对该人群采用更全面的预防干预模式［20］，特别关注IPV问题，并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干预，同时加强对毒品市场的打击和监管力度。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横断面调查无法进行因果推断；研究仅在青岛市进行且采用场所和“滚雪球”招募，调查对象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推广受限；吸毒、IPV经历和高危性行为都是敏感话题，可能存在回忆和报告偏倚。

综上所述，青岛市新型毒品吸食人群存在IPV现象，提示经历IPV的新型毒品吸食者会增加高危性行为的发生风险。应针对此人群制定更全面的预防措施，加强对毒品市场的打击和监管力度，提供安全性行为的宣传干预，减少高危性行为的发生。致谢：衷心感谢参与本研究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帮助。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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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苏丹,万彬,谢鹏,等.男男性行为者亲密伴侣暴力和高危性行为相关性的Meta分析[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4,30(7):760-766.

[7]吕柯,陈任,胡志,等.《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框架(试行)》指标的应用适宜性分析[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11,15(12):1061-1064.

[8]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2022年修订版)[Z].2022:7-8.

[9]2022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N].中国禁毒报,2023-06-30(003).

[10]刘晖.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现状､成因与防控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9(5):7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