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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8年桐乡市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有关行为和感染情况分析

2020-07-01 102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2006—2018年桐乡市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病毒(HIV)流行状况和流行趋势，为制定相关策略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对2006—2018年桐乡市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每年调查人数不少于400人，共调查5 143人，了解人口学情况，采集静脉血样检测HIV、梅毒抗体，对梅毒感染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2006—2018年桐乡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知晓率总体趋于平稳，2011年知晓率为94. 80%。2017年梅毒阳性率为6. 40%，其余年份为3%～5%，低档场所梅毒阳性率高于中、高档场所。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场所档次为女性性工作者梅毒抗体检测阳性的独立因素(P <0. 05)。同居或在婚为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场所档次越低，检出梅毒阳性的风险增加。结论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中梅毒阳性率偏高，应对该人群艾滋病、梅毒等经性接触传播疾病进行重点干预，推广安全套使用，加强与公安等执法部门合作。

关键词：
传染性
性传播疾病
梅毒
流行现状
流行病学
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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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2017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约占69.6%[1]。艾滋病专报网疫情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2月底，桐乡市累计报告473例，能随访到的存活HIV/AIDS有293例。桐乡市位处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居沪、杭、苏金三角，交通便利，经济较发达，艾滋病以性接触传播占比最多[2]。为了解桐乡市女性性工作者中艾滋病和梅毒感染情况，于2006—2018年开展相关调查，为预防控制艾滋病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2006—2018年在桐乡市社区高危场所(桑拿/洗浴中心、夜总会、宾馆、酒店、发廊、路边店、出租屋和街头等)从事商业性性交易的女性性工作者共5 413名。

1.2调查方法

依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要求，2006—2018年每年4—6月根据桐乡市高危场所分布图，采用分层抽样法抽取调查场所。夜总会、宾馆、酒店、桑拿、洗浴中心属于高档场所，洗脚屋、发廊属于中档场所，出租屋、路边店、小饭店、街头属于低档场所，中档场所不少于40%、低档场所不少于10%。采用方便抽样法选择400名以上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行为(艾滋病知识共8题，回答正确6题以上者为“知晓”)、艾滋病梅毒感染状况及接受干预措施情况等。

1.3实验室检测

采集调查对象静脉血5～8mL,HIV抗体检测采用血清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初筛，初筛阳性标本送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用条带/线性免疫试验(RIBA/LIA)确认;梅毒采用ELISA初筛，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复检，双阳性者确定为梅毒阳性。

1.4统计分析

采用Excel及SPSS 19.0软件整理数据，采用χ2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梅毒感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共调查桐乡市2006—2018年女性性工作者5 413例，调查人群中年龄范围13～53岁，平均年龄为(26.82±6.99)岁，未婚、外省户籍和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见表1。

表1桐乡市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2.2艾滋病知晓和性行为情况

2006—2018年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总体趋于平稳，2016年重新调整健康问卷后，知晓率为84.5%，低于2015年。2011年知晓率最高，为94.8%,2018年为83.6%。最近一次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比例(除2009年之外)均在70%以上。见图1。

2.3 HIV和梅毒感染情况

2006—2018年，桐乡市除2009年发现1例HIV阳性外，其他年份均未检出。梅毒的感染情况，2017年梅毒阳性率最高，为6.40%，其余年份为3%～5%。见图2。

2.4 2011—2018年目标场所女性性工作者梅毒感染情况

高、中、低档目标场所中，低档目标场所梅毒阳性率高于中、高档场所。除2015年外，2011—2018年其他年份不同场所梅毒感染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图1 2006—2018年女性性工作者知晓率及安全套使用率情况

图2 2006—2018年女性性工作者梅毒感染率变化情况

表2桐乡市2011—2018年女性性工作者不同档次人群梅毒感染情况

2.5梅毒抗体阳性多因素Logistic分析

以“梅毒阳性结果”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场所档次为女性性工作者梅毒抗体检测阳性的独立因素(P<0.05)。对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向前法筛选变量，结果显示，相比未婚或离异，同居或在婚为梅毒感染的保护因素，场所档次越低，检出梅毒阳性的风险增加。见表3。

表3梅毒抗体阳性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有研究表明，娱乐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是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重要人群，同时通过这些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3]。调查结果显示，桐乡市每年均有梅毒抗体阳性者，提示桐乡市该人群仍然存在性传播疾病风险。曹智霞等[4]研究指出，在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是防控经性传播疾病的有效手段。虽除2009年外均无HIV抗体阳性检出，与李培龙[5]等研究中“增幅暗娼HIV抗体阳性率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的结论一致，但调查人群中梅毒阳性比例仍较高，提示这部分人群性行为活跃，仍是桐乡市重点干预对象。人群艾滋病综合知晓率总体尚可，但“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时每次均使用安全套”占比2017年出现最高点，2018年出现拐点，高于洪清瑜等[6]报道结果。

桐乡市低档暗娼场所梅毒感染率高于中、高档场所，这与王卫军等[7]研究结果一致。从干预的隐蔽性来看，她们是性工作者人群中需重点干预的主要对象，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暗娼[8]。调查发现，桐乡市低档场所目标人群集中在街头发廊、老城改造小区的弄堂、公园及轮船码头等较易隐蔽之处，由于暗娼本身的特殊性及艾滋病调查过程中涉及敏感信息，导致干预力度和检测难度增加，干预后较易失访。此人群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均较低，接待的主要是年纪较大的嫖客[9]，女性性工作者自身从业时间较长，很难劝服嫖客使用安全套，导致HIV和梅毒等经性传播疾病感染的风险尤为显著。

综上所述，HIV和梅毒在该人群中的防控任务依然艰巨，随着互联网+、微信等新媒体普及，暗娼交易方式和场所也更加隐蔽。通过高危干预、健康宣教和行为干预可以提高目标人群自我保护意识、坚持全程使用安全套并及时接受艾滋病/梅毒免费咨询检测服务，建议与公安等部门建立协商与合作长效机制，保证该人群合理求医就医行为[10]。

参考文献：

[1]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2017年12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8,24(2):111.

[2]辅海平,赵峥,钱一建,等.浙江省某市暗娼监测人群的十年动态变化分析[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7,27(1):97-100.

[3]钟坚,李骏,谭琳琳,等.梧州市2010-2014年暗娼人群感染调查及高危行为分析[J].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15,21(2):67-68,87.

[4]曹智霞,汪海凤,叶晟.大冶市女性性工作者安全套使用率及其影响因素[J].职业与健康,2015,31(3):408-410.

[5]李培龙,李东民,葛琳,等.2010-2015年我国暗娼人群艾滋病病毒/梅毒/丙型病毒性肝炎感染状况分析[J].疾病监测,2017,32(4):287-291.

[6]洪清瑜,杨中荣,金玫华,等.湖州市暗娼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结果[J].浙江预防医学,2016,28(6):588-590.

[7]王卫军,吴兴华,林兆森,等.钦州市暗娼人群梅毒感染状况及安全套使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7,18(2):97-100.

[8]周芸.低档暗娼艾滋病流行特征及流行现状[J].职业卫生与病伤,2015,30(2):125-128.

[9]周月姣,唐振柱,沈智勇,等.低档暗娼艾滋病防控集成干预模式研究[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1):88-90.

[10]温华斌,刘登来,周小军,等.江西省城乡低档暗娼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现状及行为特征[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6):529-533.

辅海平,孙强,赵峥,祝水清,吕蓓.桐乡市2006—2018年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相关行为及感染率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2020,36(01):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