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8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发布了2019年11月公开听证会以后的结果:对孙杨禁赛8年。从目前看,这是中国体育历史上遭受的针对运动员个人的最大”国际罚单”,其造成的“地震式”反响和带来的多米诺骨牌般的效应,已引发了一些讨论。笔者认为,“孙杨事件”虽为特殊的个体事件,但其也反映出当下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特别是国家队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从”孙杨事件”出现的背景、过程、影响等维度展开,并从管理学视角反思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国家队运行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旨在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制度设计,优化国家队运行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1、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五业”匹配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核心目标被表述为“奥运争光”,《奥运争光计划》及其周期性变化为竞技体育不同阶段发展目标的基本指南。围绕国家体育总局自身体系展开,间或与其他部门、行业、系统进行沟通与资源交换,一条龙一贯制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因其”有效性”目前的取向为:坚持、完善和发展。本文仅从“五业”匹配的视角讨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完善。

现国家层面体育的基本制度设计大体为:(1)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一级目录中“体育”无独立的设置,其涵盖在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为代码89的二级独立类目[1];(2)全国人大序列中,体育被纳入10个委员会之一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中,该委员会简称为“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会名称中亦无“体育”[2];政府管理中,体育与文化旅游、传媒并列,为同一级财政拨款的单位[3];经改革,原属国务院组成部门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于1998年被调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体育类企业和体育社团,正成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结构中越来越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的单元;之前的全国政协的科教文卫委员会之中涵括有“体育”,但其也未出现在名称中,党的十九大后,“文化”被抽离出新成立“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全国政协的科教文卫更名为“教科卫体委员会”[4]。(3)国家职业分类的一级目录中无“体育”,但有专门的体育职业子类,具体为“2-09.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4)在国务院学位和教育部学科与专业体系中,“体育学”是非独立的学科门类,属13个学科门类之一的教育学之下的一级学科。(5)在体育专门人才培养的体系中,体育学具有自身招生和培养的某些特殊政策(如世界冠军班和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单招考试等)。

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经济体和国家而言,上文提及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政府/社会/市场管理序列(事业、企业)、职业分类、学科专业分类、人才培养体系具有依次匹配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具有动态性,某些时候某方面可能会超前或迟滞,但其总体上处于一个循环中:国民经济行业总揽发展方向,政府/社会/市场管理序列体现管控路径,职业分类体现人力资源布局策略,学科专业反应院校办学的基本目标,而学生的培养体系与学业要求(课程、实践、论文等)等是基础依托。笔者将这个系统称为“五业匹配”:行业-事业(企业)-职业-专业-学业。

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体育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一方面体现出国家经济体系要素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国家发展经济的行业取向和侧重方向,因此经常会有一定周期的动态调整。2002年开始,“体育”被纳入到我国国民经济的行业分类中,与文化、娱乐属一个大类中(1984、1994年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均无“体育”),之后的2011年版及目前最新的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体育依然维持着和文化、娱乐并列的国民经济行业地位。

从“五业匹配”的具体设计和实施环节查找问题,特别是从行业、事业、企业层面观之,孙杨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赛8年之事,可以看成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中有环节出现的问题特别是与世界上竞技体育最发达、最成熟的美国类似的体系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同为2017年颁布的最新版本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通用的北美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中一级目录的数量与我国大致相同,北美是24个,我国是20个。不同的是,北美的24个国民经济行业一级目录无明显的“体育”字样[5],我国20个国民经济一级目录则有“文化、体育、娱乐”类别,有明确的“体育”标识。但从体育行业中的竞技体育相关的“五业布局”及其匹配情况看,我国与美国却存在着差距,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目前呈现出来的是共时性差距。

如前所述,我国的国民经济行业类目中,体育事业、企业主要分布在“文化、体育、娱乐”这个比较明确的行业大类中,在代号“89体育”类别下,设有891体育组织、892体育场地设施管理、893健身休闲活动、899其他体育。其中竞技体育的内容在最低级别8911体育竞赛组织中,被描述为“指专业从事各类体育比赛、表演、训练、辅导、管理的体育组织”[1],体现出竞技体育产业的未细分、欠成熟态势。与体育服务业最为接近的娱乐业中也已包含着体育彩票服务、体育表演服务、体育经纪人三个体育类行业[1]。

北美行业分类中虽在一级目录中未出现体育字眼;但众多的相关行业中包含着体育类子行业;体育行业的分类更加细化和层次众多;体育服务业的描述和阐释细腻和明晰。北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包含较多体育类子行业的类别是:61“教育服务业”和71“艺术、娱乐和休闲业”,前者包括体育和娱乐指导,后者包括观赏体育、体育运动队和俱乐部、体育推广人。其零售贸易中也包括体育用品商店,其农林渔猎中包含钓鱼和打猎子类[5]。体育和娱乐指导子行业包含:(1)营地、体育指导;(2)职业体育指导;(3)啦啦队指导;(4)骑行指导学院或学校;(5)体操指导;(6)体育(棒球、篮球、橄榄球、高尔夫球等)指导;(7)营地或学校武术指导;(8)游泳指导。观赏体育产业包含:主要致力于在付费观众面前直播体育赛事的运动队或俱乐部;主要运营赛马场的公司;在付费观众面前直播体育赛事的个体运动员;观赏体育中赛车、狗或马的拥有者;在体育赛事中为参与者提供特殊支持服务的体育训练师。产业中的运动队或俱乐部也许不运营场地设施,也许自己拥有场地设施。运动队或俱乐部子产业包括主要参与直播赛事的职业或半职业运动队或俱乐部,比如棒球、篮球、曲棍球、足球和回力球赛事。这类公司或许运营自己的球馆、场地或服务赛事的其他设施,或许不是自己运营。赛马场产业包含主要从事赛马场运营的企业,这些企业也许还/或提供赛事推广,比如场地内的赛车、赛狗或赛马比赛。其余观赏体育产业包括(1)独立的运动员,职业或半职业的高尔夫球手、拳击手、赛车手,主要参与在付费观众面前的直播赛事。(2)赛事资源的拥有者,比如用汽车、狗和马参与赛事或其他从事观赏体育。(3)体育训练师,主要为体育节庆或赛事参与者提供特定服务等。

综上可见,我国在制造业层面对体育相关行业包容较广,美国在服务业层面对体育相关行业分类较细,特别在竞技体育和观赏体育(类似我国的付费观赏的竞技体育表演)服务领域,划分极为细致,对运动表演的场地、项目、服务类型均有具体划分,体现出美国竞技体育服务业管理的精细程度。

相较而言,我国竞技体育管理尚未达到对具体运动项目、体育场地、体育活动类别、体育服务角色的细分程度,这或许正是我国竞技体育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有限的一个缩影,也是今后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竞技体育服务的成熟和细分,会对运动队和明星运动员形成一种来自社会和市场的多元规制,长此以往有助于优秀运动员践行奥林匹克主义基本原则所描述的奋斗中求欢乐、遵守基本社会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6],并发挥优秀榜样的教育作用,这可能成为规范像孙杨这样的优秀运动员的另一种来自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1.2 事业和企业中的体育

相较行业分类,现实的事业和/或企业规模及其比例更能反映一个领域的实际状况。2018年美国体育产业增加值达到5397亿美元,占其当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2%,占世界体育产业年度增加值的41.5%[7]。同年,我国的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26579亿元,增加值为10078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8]。显然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占世界体育产业年度增加值的比例,我国体育产业的差距都很明显:2018年中国体育产业年度增加值是美国的28.2%,世界的11.7%。

从我国2018年体育行业的具体数据看,体育产业法人单位23.8万个,从业人员443.9万人,占全部二、三产业比重分别为1.1%和1.2%。体育产业法人单位资产为31498.2亿元,占全部二、三产业比重为0.3%。体育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23460.4亿元,占全部二、三产业企业比重为0.8%。体育行政事业及民间非营利组织法人单位支出(费用)合计2002.3亿元,占全部二、三产业行政事业及民间非营利组织比重为0.9%[8]。这些数据体现出我国体育行业、事业、企业不断发展进步,但各类要素不平衡,处于不断的调谐之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总体规模明显不足,上述行业、职业结构的匹配方面,差距也不小。

数据表明,美国的体育行业从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例大约2.5%,仅高尔夫行业的从业人口就超过202万,运动竞赛表演业从业人员在2018年为50.59万人,2019年第一季度达到53.37万人[9]。我国2018年的全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口443.9万,全社会就业人口为77586万,体育产业从业人口比例只有社会从业人口的0.57%。与此相应的是,我国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的目标是使我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口在2020年达到600万,国办发46号文的目标是到2025年使全国体育产业从业人口达到1000万,目前体育人才的数量缺口巨大。

1.3 职业分类中的体育

从职业分类来看,最新版本即2015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共有8大类、75中类、434小类、1481个职业,其中与“体育”相关的有[10]:2-09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4-13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6-09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作人员。其中在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中,专门有2-11(GBM2-6)体育工作人员,被定义为“从事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培养、竞赛结果的裁定和运动项目训练、比赛的专业人员”。这个“体育工作人员”小类包括下列职业:2-11-01-01教练员:在体育运动训练和竞赛中,培养、训练和指导运动员的专业人员;2-11-01-02裁判员:在体育运动竞赛中,依据竞赛规程和规则,对竞赛成绩、胜负和名次进行裁定或评定的专业人员;2-11-01-03运动员:从事球类、田径、体操、游泳、棋牌类等运动项目训练和比赛的专业人员;2-01-99-01体育研究人员:从事健身运动和竞技体育运动的理论、方法研究的人员。

从对职业的描述中基本可以看到职业的工作范畴,上述体育研究人员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1)研究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理论与方法;(2)研究运动生理、运动心理、运动生物化学等竞技运动基础理论;(3)研究运动项目技术、战术理论方法;(4)研究健身运动的理论、方法及身体监测等。不难看出,竞技体育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新闻与传播、法律与社会、语言与思维等维度的研究在职业范畴中是空白,至少是被忽视的。笔者认为,此次孙杨案例背后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我们缺少从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特别是法律层面理解、阐释和运作国际竞技体育的人才。

2019年11月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专门提到:“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11];2020年4月17日全国政协“建设高素质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汪永清作主题发言时也指出“要我们进一步做好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按照国际组织雇员选拔标准培养一批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建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数据库、国际组织岗位需求信息库,做好供需对接。”“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学科体系,提升国际法学学科地位,完善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委员们还提出要“深化涉外法治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建立涉外法律工作职业共同体,探索打通涉外法律服务行业与政府机构、高校之间的职业壁垒。”[12]凡此种种,表明涉外法律人才培养已嵌入了国家战略、现实需求、职业导向、学科方向、培养路径的思路,可谓是一个“五业匹配”的完整体系,以此映照“孙杨事件”,值得整个体育界深长思之,并奋起直追。

美国劳动部的职业分类基本是按照行业类别来展开,总共有22个一级目录,但职业划分比较粗疏:我国2015年版职业分类大典中有1481个职业,美国2018年的职业分类大典中仅有867个职业,其中体育类职业[13]主要分布在(艺术、设计、娱乐、体育和媒体职业)中,具体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其下有3个子类分别为:(运动员和体育参赛者);(教练员和球探);(仲裁、裁判和其他体育官员)。但具体到体育类职业分类美国则较为精细,如,其有专门的球探,在对裁判员也有具体的细分,如有记分员、发令员、司线员等,美国竞技体育职业这种相对精细的分工,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改革可借鉴之处。

1.4 学科和专业目录中的体育

美国的体育院系具有较明显的科学取向,指导而非强制性的学科规制习惯使体育类院系倾向于积极与医学、休闲、治疗、娱乐、表演、健身、管理、健康、营养等其他专业领域结合。全美与运动有关的治疗、康复、保健行业蔚为大观,在体育行业的各种职业中最庞大,其他策划、营销、广告、公关等与体育活动相互交融和渗透的职业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美国最新版本的2020学科专业目录[14]一级目录50个,体育类学科专业主要分布在(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和体育学);其他与体育学科专业相关的有:01.0607草皮和草坪管理(如:高尔夫球场管理);09.0906体育传播;10.0202收音机和电视转播技术/技师(其中有体育方向);13.1314体育教育和教练;31.0302高尔夫场地运营和管理;31.0504体育和健身管理/经营;31.0505锻炼科学和体育学;31.0507健身技师;31.0508体育研究;31.05体育、体育学和体育教育/健身,包括31.0501总论和31.0599其他;36.0108体育与锻炼;42.2815表演与运动心理学;47.0499设备维护和修理技术/技师(含有体育设备方向);51.0913运动伤害防护/防护师;60.0546骨科运动医学住院医师项目;60.0577运动医学住院医师项目;61.0213运动医学奖学金项目;61.1503骨科运动医学奖学金项目等。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的体育类专业中和竞技体育及其中相关角色的服务学科和专业亦相当具体和细致。如31.0504体育和健身管理/经营:为个体而准备的应用到服务运动员、运动队、健身/康复设施和健康俱乐部、体育娱乐及相关服务机构的组织、经营和管理中的商业、教练和体育教育原则。包括规划和发展;商业和金融管理原则;销售、营销和招聘;赛事推广、调整和管理;设施管理;公共关系;体育法律;应用健康和安全标准。这些内容在我国的体育学科与专业中尚未体现。再如31.0508SportsStudies体育研究:聚焦体育和身体活动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方面,包括体育理论、运动心理学、美国社会的体育,性别和种族/少数民族与体育,体育历史。与我国职业分类中的对体育科研人员工作描述相比,美国明显更注重体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此次孙杨案例反映出我国在这些方面尚显不足,尤值得一提的是09.0906体育传播,美国的具体描述为:聚焦在多种形式和多媒体背景下体育传播的方法和技巧;个人成为体育记者和作家、摄影记者、收音机和电视播音员,制片人和导演,娱乐体育推广人、公共关系专家所作的准备;包括体育写作、摄影、广播电视新闻、体育制作、赛事规则、媒体和体育公关、体育推广指导。可见其针对竞技体育的新闻传播和公共关系服务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较为详细、具体;我国则显得“粗放”,这次孙杨案例中出现的新闻报道和公关领域的偏误,与我国针对高水平运动员特定的新闻传播和公共关系服务缺失有关。

我国目前的体育类本科专业主要是教育学门类下体育学类的13个专业和管理学门类工商管理类的1个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15]。涉及的学科门类除教育学外,还有理学、工学、管理学。具体包括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康复、体能训练、冰雪运动、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智能体育工程、体育旅游、运动能力开发、体育经济与管理。

稍做分析,可发现我国体育教育本科专业目录基本是立足传统的体育院校学科格局而设立的,后设的几个新的专业则是被动顺应社会现实需求的产物。前者没有与运动项目为支撑的就业市场形成有机对接,后者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尚显薄弱,有赶时髦之嫌。笔者曾在某高校兼任体育学院院长,发现田径、体操这两个体育院校的人才输出大项在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中几乎消失,因为极少有学生选修这两个项目的课程;而后续的所谓新专业,一些体育院校又无力搭建起完备的学科和专业队伍,甚至连传统的公共事业管理(体育管理)等专业,多数体育院校的师资都无法涵盖全部二级学科。

最新版“我国普通高校自设的一级学科名单(截至2019年5月31日)”[16]中可见,依托不同的一级学科自设了体育学相关学科的院校中,14所独立设置的体育院校中有11所在体育学自设了一级学科;安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南大学3所大学在其体育学下自设了一级学科;另有15所双一流高校(不含专门的体育院校)设置了体育学科。除依托体育学设置一级学科外,其依托其他学科情况为:教育学8所、公共管理6所、管理科学与工程4所、工商管理3所、民族学2所、社会学1所、音乐舞蹈学1所、特种医学1所、材料科学与工程1所、应用经济学1所、法学1所、农林经济管理1所,涉及的学科门类包含教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医学、工学。

这种自设新兴学科和专业的导向鼓励了一些院校依据自身优势和社会需求来构架学科专业体系,但值得注意的是:体育院校的专业设置高度雷同,且受师资规模和效益的局限,很难配齐满足新兴学科和专业人才培养所需要的师资。而非体育院校中,人才培养依托的多是传统的体育院校或师范院校毕业生,参与人才培养的交叉学科师资不仅数量少,而且往往是兼职,无法确保学科专业的精深,更难以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且社会就业市场的需求与我们新设的学科专业也存在一些错位,使得一些院校的学科专业举步维艰。如:不少院校开设体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但录取时调剂生居多、录取后申请转专业的比例很高,毕业后无法进入预期的行业或企业的就业岗位。

综上,从国家学位体系和教育部门的学科专业目录看,美国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而且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较好。相对来讲,我国更注重依托体育本体向外延伸,承担体育学科和专业建设任务的多数是体育院校、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其他类型院校的师资,这些师资多数毕业于体育类专业,多数从事体育学科专业建设任务的师资的学科专业背景是体育学,比如体育和师范院校基本是体育传统学科专业毕业的人员,其他院校基本是体育技术课程教师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状况或多或少导致了“体育学”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隔阂”。如,我国虽然涌现出大批法学理论和司法人才乃至海归法学人才介入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喜人景象,但也有某著名的双一流高校规定法学学者在体育学术刊物发表体育法论文“不作数”的“荒诞”及孙杨团队也“放弃”拥有能力、资源的国际体育法人才不用的现象。

1.5 人才培养中的体育特色

目前,我国的体育类高级专门人才主要是通过全国统一高考录取并在高等院校中培养或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单独招生考试(以下简称“体育单招”)进入高等院校两个途径进行。此外部分优秀运动员可以免试入学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前者是通过教育部批准的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院校进入,后者是特批的少数单位招生,如北京体育大学的世界冠军班硕士班和博士班。另,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还有选派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出国学习的计划,如2020年计划选派20名优秀运动员和2名体育管理人员赴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功夫运动学硕士的计划(留学期间两年,专业方向包含运动科学、体育管理和体育教育)。[17]

需指出的是,我国多数普通高等院不允许高水平运动队和优秀运动员免试读本科的学生任意选择专业,而是定向地将这些因优异运动成绩进入高校读书的运动员的就学专业加以限制,如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水平运动员学生多在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就学,其数院校也是只让这些运动员进入相对容易毕业或较易就业的学科专业学习。这种做法基本未按照体育行业、企业、职业需要的维度来考量,当前,我国国际体育、体育法律、体育传播、体育营销、体育策划和推广、体育赛事运营管理、运动康复与保健、运动营养等方面的人才均显短缺,普通高校培养规格不够、规模不足,获得进入普通高校读书机会的专业的优秀运动员,又很难通过学习进入这些领域就业。多数成绩优异的运动员难以通过大学学习完成人生的转型。有研究表明,我国高校的高水平运动员管理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高校为高水平运动员安排的学科类别较少,使得高水平运动员专业的选择权受限;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课程组织形式单调;文化课程考核时间不灵活,考核标准不够合理,出现标准“过高”和“过低”的情况;高水平运动员的学分设置缺乏统一,导致学制“不灵活”、毕业形式单调等。[18]

美国的情形与我国差别较大。美国的优秀大学生运动员要参加美国大学生体育联合会(NCAA)的I级联赛或II级联赛,在满足NCAA最低要求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录取大学特殊的要求。如果达不到学术要求但也被大学录取的话,大学的第一年就不允许参加比赛[19]。运动员入学后,学校会为学生运动员毕业而设计严格而适宜的进度要求。标准包括最低绩点、每学期和每学年学时学分的要求和取得学位的百分比要求,不符合规定的学生运动员不能参赛[20]。在学年度内,学生运动员在赛季内每周有一天不能从事与体育有关的活动,赛季外每周有两天不能从事与体育有关的活动,学生运动员参加体育运动有关的活动不能超过:赛季为4h/天,20h/周;非赛季为8h/周[21]。可见,美国的制度设计和实施从一开始就无明显的“照顾”性质,相反将运动员的全面成长、职业生涯与运动成绩等有机融合,尽可能实现学生运动员们的竞技专长与职业兴趣的统一。

从2019-2020美国国家游泳队花名册[22]看,其男队59人,女队55人,全部对应有不同的俱乐部和高校,而且多数来自著名的大学,如男队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8人,佛罗里达大学7人,印第安纳大学6人,乔治亚大学5人,密歇根大学3人;女队:斯坦福大学7人,乔治亚大学6人,南加州大学5人,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莱纳大学均为4人。这种大量优秀的能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的运动员出现在著名大学的景象,或许可成为中国今后体育和教育改革努力的方向。

2、国家队运行机制“五元”贯通的思考

从“国家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看,其管理原则应该是组织性质和目标——组织使命和任务——组织结构和功能——机构设置和职能——岗位和人员依次传递,前者决定后者的产生,后者反作用于前者的实践成效。组织定位和目标不明确以及最终岗位上选人用人不当,就会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负面效应演进循环。

国家队作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的主力军,是我国竞技体育管理的重要单元,是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也是各类体育管理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目前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系的架构,因运动项目不同运行机制有些许差别,但总体上看,各项目国家队是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这两个中国体育最高的管理机构倾注心力和资源的重点。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使政府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更加优化、权责更加协同[11]。这是党和国家对整个国家治理改革的要求,也应是竞技体育管理改革的遵循。

从目前的现实架构看,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训练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国家队依次承担了不同职能的管理部门,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管理目标和服务理念。而从组织机构的运行体系看,国家队从性质、定位、目标——愿景、使命、任务——结构、功能、布局——机构、岗位、职能——素质、能力、水平五个维度呈现出依次顺应的逻辑关系。这种纵向的管理要素的逻辑关系的呈现,恰恰与横向的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竞技体育司——训练局——项目中心(协会)——国家队的各自管理特征具有耦合性。

2.1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的职能与国家队的运行

从现状来看,国家体育总局的主要工作是界定国家队的性质、定位、目标;竞技体育司的核心职能是规划国家队的愿景、使命和任务;训练局的基本职能是通过保障服务的形式做好国家队的结构、功能、布局的架构;运动项目中心或项目协会则通过行政手段或社会资源为国家队提供专业化的机构、岗位、职能配备;国家队自身则通过人员的素质、能力、水平的培养和提升来获取优异成绩和优良表现。

具体而言,国家体育总局10条主要职责[23]中的第四条与国家队运行有关,其表述为:统筹规划竞技体育发展,设置体育运动项目,指导协调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指导运动队伍建设,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体育总局是代表国家管理我国竞技体育的最高机构,也是管理我国各项目国家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笔者认为,其“指导运动队伍建设”的职能似乎可以拓展,应明晰国家队的性质、定位、目标。笔者以为可表述为,国家队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体育赛事和活动的主体,努力提高竞技水平是其基本定位,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是其基本目标。

中国奥委会业务范围的第三条与国家队有关[24],具体表述为“在有关全国单项体育协会的配合下,选拔运动员组成中国体育代表团参赛,并提供必要的费用和体育装备”。其亦可从管理要素层面上进一步明确而表述为:国家队是代表中国参与国际奥林匹克赛事的主体,遵守奥林匹克主义和赛事规则规程是其基本定位,努力获取优异成绩和赢得对手尊重是其基本目标,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作贡献是其国家责任的体现。

从“孙杨案例”来看,其个人生涯中时有出现因追逐自身商业利益和赞助收益,而忽视相关规则导致相关方发生冲突的问题。设想,如果我们有严格的国家队和运动员赞助规则及日常执行、监督细则,当不会出现那些事件;而此类情况在传统深厚、规则严密、管理细腻的美国国家队中就很少出现,至少不会在一名运动员身上屡次出现。

2.2 竞技体育司的使命与国家队运行

我国现行竞技体育司的使命与任务中,专门有“指导全国体育训练、竞赛、运动队伍建设和训练基地发展工作”“组织重大国际比赛的训练和参赛工作”[25]等,这与国家体育总局主要职责的表述基本一致,未能体现管理层次上的差异和管理侧重点的不同。笔者以为:规划国家队的愿景、使命和任务应该是竞技体育司的基本使命,其可以表述为:在奥运会和其他国际体育赛事中努力取得优异成绩和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同时与世界各国优秀运动员相互尊重、深化友谊。尤其在一些重大国际赛事中,竞技体育司应该站在竞技体育整体发展的高度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参赛的国家队提出具体要求,在规定国家队的业务目标时也应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如对市场价值和商业价值较好的运动项目国家队提出市场开发和社会服务的明确目标,由此,可在整体上扩大国家队的社会影响、增强国家队及优秀运动员的商务开发能力。如,目前美国奥委会关于国家队服务的网页上就专门有《奥林匹克宪章》第40条、第50条的目录,即有指导和回应美国各项目国家队运动员如何合规地在奥运会期间展示个人形象获取商业利益、如何理性地在奥运会上表达个人的不同观点和诉求等。这,也应该是所有中国国家队运动员可以得到的服务和指导。

2.3 训练局的功能与国家队运行

从国家队运行机制“五元贯通”的管理学视角看,训练局的基本职能是通过保障服务的形式做好国家队的结构、功能、布局架构,如对国家队的训练业务、赛务、研务、医务、法务、财务、商务、外务、媒务进行全面架构,对国家队整个团队及其重点人员的言行进行全面规范和系统指导,全方位保障各项目国家队的整体运行的顺畅和稳健,为此,应定期或不定期向国家队传达基本涉外法律常识、应对媒体技巧、反兴奋剂基本规则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指导和规范国家队的日常言行,确保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时的整体表现优异。但目前训练局的主要职能中有5项都是直接服务国家队的,涉及的内容包括:提供训练场地;膳食、生活住宿、康复医疗等服务;提供义务教育和中等教育及其他教育培训;提供科研服务;协助有关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做好国家队运动员政治思想教育及相关管理工作[26]。这些内容看上去比较全面,但显然在外务、商务、法务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缺失。孙杨的个案可以看出,这些方面的缺失很可能造成意外的不良后果,值得改进和完善。

此外,值得思考的是,与竞技体育司同处国家体育总局机关序列的其他各司业务未突出管理或服务国家队的职能。如政法司的主要职责是:拟订体育事业发展规划草案,提出政策建议;调查研究体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方案;起草有关法律法规草案;指导、组织法制宣传教育和行政执法工作;承担行政复议工作,[27]未提及国家队和运动员的管理与服务。宣传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体育对外对内宣传,同样未突显国家队和运动员在国际大赛期间的应对媒体职能。[28]科教司的职能表述中,有与竞技体育管理相关的内容,具体为“指导管理教练员岗位培训和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指导、协调、管理反兴奋剂及国家队医疗保障工作”[29]。然而,科教司的教练员岗位培训工作也有所偏颇,如国家体育总局曾于2019年6月28日印发《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强化对教练员的培训。但其培训内容基本是技术性的,缺少人文性和社会性的内容,包括一些与国际体育组织打交道的知识与技能、应对媒体的理念和技巧、应对法律纠纷的方法与对策等。这也许是孙杨案例中,甚至是体育部门的承担反兴奋剂职能的专业人士对国际反兴奋剂规则理解不透彻的一个原因所在。

2.4 管理中心(协会)职能与国家队运行

因运动项目中心和协会较多,且近年来一些国家队日常管理和奥运会备战工作交由单项协会负责,结合孙杨案例,本文仅选取国家游泳队的现行运行机制进行探讨,考虑到游泳项目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协会基本是同一拨人马,在此仅从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职能层面进行论述。

现行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与国家队运行有关的主要职责有“全面负责所管运动项目的业务管理”“负责和指导所管运动项目的普及和优秀运动队伍建设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负责运动员、教练员奖励实施工作”“负责教练员、裁判员的业务培训”等。[30]如前所述,运动项目中心或项目协会主要是通过行政手段或社会支持方式为国家队提供专业化的机构、岗位、职能配备,也就是在具体的业务指导方面服务国家队的运行。笔者认为,如果训练局层面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配置具体岗位,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则可以不重复配置资源,进而言之,如果训练局设有营养、医疗、法务等人力资源且可满足国家队需求,具体的管理国家队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就可以腾出资源进行更具体的业务岗位配备。但目前各上述各项事务齐备的项目管理中心/协会少见,导致一些国家队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借助国家体育总局系统其他部门的资源,甚至是通过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如从高校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律师,从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研所借调科研人员等。

2.5 国家队成员能力水平及其运行

本部分仍以游泳管理中心为例进行讨论,笔者认为,虽该中心设置有专门的奥运保障部和游泳部,但其主要职能的描述均较笼统,如奥运保障部的职能有3项:负责奥运项目的训练科研保障;负责奥运项目的运动队教育培训;负责奥运项目的反兴奋剂工作。游泳部的职能同为3项:指导全国游泳运动,促进游泳事业发展;负责和指导游泳项目的普及和优秀运动队伍建设以及后备人才的培养;负责运动员的注册与转会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技术等级评定。事实上,游泳运动管理中心还设有专门的反兴奋剂办公室,其职能是:负责研究制定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项目年度反兴奋剂工作计划;制定反兴奋剂规则和国家队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组织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协调配合兴奋剂赛内赛外检查,对兴奋剂违规事件开展调查和实施处罚等管理工作[30]。而另一方面,从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31]上,均无法找到国家队的网页;从中国奥委会官方网站看,有“中国之队全部名录列表”以及现代五项中国之队、皮划艇中国之队、跆拳道中国之队、帆船中国之队、柔道中国之队、举重中国之队等国家队的链接,但均无法进入网页。一些单项协会有国家队信息,但均没有花名册。或许是国家队出于保密或其他目的,选择不在公开平台上实现日常信息的披露与大众的沟通。但也可看出我们整体的国家队管理和具体的国家队运行依然不算稳定、公开,至少从治理透明度角度看,国家队运行的工作存在一些不足。

美国国家政府体育机构管理和服务国家队的一些做法或许可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参考。笔者注意到,美国奥委会和残奥委会的官网网址直接为https://www.teamusa.org,其使命被概述为一句话:为美国运动员获得持续而有竞争力的卓越和幸福赋能;其核心原则展开表述为:(1)推广和保护运动员的权利、安全和健康;(2)维护体育诚信;(3)尊重成员组织的重要角色并支持他们取得成功的需求;(4)设定组织卓越的清晰标准并使自己和所有其他成员组织对此负责;(5)致力于成为全球奥林匹克运动和残奥运动可信而有影响力的领导者;(6)以奥运和残奥运动员的精神传承为荣。

美国奥委会和残奥委会官方网站的3个一级目录分别是:治理、资源和投入。治理包括:法律、财务、隐私权保护、服务条款、合规;资源包括:运动员服务、意外报告、美国奥委会/残奥委会、品牌使用指南、美国队准备中心、美国队门户网站登录、无障碍环境;投入有:捐赠、职业生涯、联系我们、参访我们、广告、美国奥运与残奥训练中心等。而其对运动员的服务内容详细而全面,具体包括:疫情资源、心智健康、队伍选择、高水平项目、医学、财务资源;训练设施、安全体育、反兴奋剂、运动员生涯教育、建议&争端解决、校友、市场营销。以上包含了运动员个人和运动队几乎所有的需求,体现出其奥委会和残奥委会对运动员需求的关注和服务意识。如医学包括运动医学、国家医学网络、研究整合、心智健康、精英运动员健康保险等。

此外,美国还有大量的社会服务机构亦在从事服务竞技体育人才成长的工作。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结束以后成立的洛杉矶业余体育基金会就一直在坚持服务青少年体育。[32]他们通过培训大会等形式免费培养了75000名青少年教练员,涉及足球、田径、越野、排球、水球、棒球、篮球7个运动项目。该基金会从2012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青少年体育峰会,还编写有执教6～18岁运动员的教练员手册及7个项目的教练手册。他们传输教练哲学,倡导理解年轻运动员,教授体育技巧,制定训练计划,让教练员保持对胜负、乐趣、纪律、营养、安全的健康态度,教授伤病管理、增强动力的技巧、比赛战略和组织越野比赛的原则等,体现出严谨而细腻的专业服务态度。这些或许可成为我们改革的借鉴。

3、结语

综上,笔者认为孙杨是我国极为难遇的一代天才型运动员,多年来,其成长环境和境遇也深深打上了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国家队运行机制乃至运动员服务体系的烙印。其被禁赛8年的遭遇令人扼腕,但更值得我们深思。为了让孙杨的遗憾不再重演,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要改革和完善当前我国的竞技体育和国家队管理的体制机制,但这远非一日之功,须从管理理念层面认识问题,从运行机制层面发现问题,才有可能在实际操作层面去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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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2022年冬奥会筹办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研究”(16ZDA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