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百祥是近代哈埠民族工商业的知名人士,然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基督徒却鲜为人知。一直以来学界对他的关注也多放在商业贡献方面,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一篇论文专注其基督徒身份及其在基督教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武百祥作为一名基督徒,对于基督教在哈尔滨的传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领导建立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是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基督教自立运动的代表。笔者尝试丰富此方面的研究,不当之处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武百祥走上基督之路

武百祥(1879—1966),又名武作善,直隶乐亭人,其父武士信以农为业。1892年武百祥随其舅父何善荣到长春经商,在杂货铺当学徒、管账。1901年武百祥到哈尔滨,开启了在哈的传奇人生,其“同记”名下的“大罗新”“同记”“大同”三个大型百货商店雄踞商业要冲,对当时哈尔滨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武百祥走上基督教的道路,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受基督教教义——“教人行善、十诫”吸引。他一切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在他经营的商店和工厂里,职工们都不许抽烟、喝酒、娶小老婆、赌博、嫖妓,如有违犯,坚决开除。[1](P174)在经商活动中,更是以教义为标准。基督教教义要求“不能欺骗、说谎”,武百祥便提出在同记商场实行“言无二价”,标明价码出售商品。

其次,是同记管理的需要。肖任林在《记忆中的武百祥》中谈道:“……后来事业越干越大,人员一天比一天多,武百祥觉得需要有一种思想把大家统一起来,引导大家去走改旧习、建新风的正路,于是开始结交社会名流。武百祥在寻找合适巩固发展同记的思想的时候,找来找去,经朋友介绍,还是信了基督。他信基督,不是麻痹自己,欺骗别人,而是引导工人、店员走正路,改旧习,练修养,学文化,提高自信力,培养新式中国人。”[2](P153-154)入教之后,武百祥在工人和店员中进行宗教宣传,灌输“仁慈”“博爱”思想。1924年在同记成立了“教友生产合作社”,组织传道,有许多工人、店员领洗入教。[3](P138-139)武百祥根据教义和店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同记章程。同记工人、店员都按新章程去做,处处讲文明礼貌,说话不带脏字,待人热情,文化程度都在高小以上。

最后,是丹麦传教士的宣传。为了减少传教阻力,丹麦传教士们以兴办教育、开办医院及做慈善等社会事业为突破口,并宣传说在贫困的中国创办教会,旨在救济贫苦的人们,[1](P175)这样的传教方式吸引了不少当地人的加入。马德良初入哈尔滨传教便创办基督教夜校,设英文和俄文两个讲习班。此外还在道外保障街开办一所三育小学校女校部,在三育胡同开办三育男校。丹麦信义会当时虽然没有在哈尔滨设医院,但也进行简易医疗,这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哈尔滨市民来说也是很吸引人的。[4](P222)

1914年2月,武百祥在哈尔滨加入马德良创办的基督教夜校学习英文、俄文和圣经。1914年10月4日,和赵禅堂一起,由马德良牧师给他们施行洗礼,正式加入哈尔滨基督教路德会。两人的入教给哈尔滨路德会带来了信徒人员和财力上的支持,也由此被选为教会督会成员,武百祥还担任教会的司库。

二、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的建立

(一)自立缘由

1.哈尔滨本土信徒与西方差会传教士之间的矛盾

当时哈尔滨的教会掌握在洋人手中,他们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现,在教会内,中国人即使有较高的职权(指教会的执事们)或重要的捐献,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骗。武百祥与马德良之间的矛盾便是当时两群体冲突的集中体现。

第一次冲突是武百祥入教后不久,他将在道外保障街上同记工厂与赵禅堂合有的一块土地捐给教会,以建教堂方便工厂工人做礼拜。但丹麦传教士马德良却向督会提议因“所捐土地不适合建礼拜堂,换为丹麦差会的住宅,并答应丹麦差会每年给地方教会交纳地皮租金一千元”。其提议被督会通过,武百祥只好认可。但丹麦差会答应的地皮租金一直拖欠未交,武百祥感到丹麦传教士欺骗了自己。此次冲突看似是个人对抗,但却反映了当时以马德良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群体的政策取向不能代表和满足以武百祥为代表的本土信徒群体的利益需求。

第二次冲突是关于新建西门脸教堂产权问题。丹麦传教士认为产权应为丹麦路德会国外布道会(差会)所有,但地方教会骨干,特别是武百祥坚决主张教堂大部分建筑费用是中国信徒捐献的,应归地方督会所有。[5](P112)双方争执不下,甚至为此曾打官司到地方法院也未解决。后经两会多次协商,才决定信义会上午礼拜,自立会下午礼拜,其他办公室住宅也平分使用。这次冲突更明显的表明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内在矛盾。

2.南方自立运动的兴起

近代西方用大炮强制推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外国各种势力竞相进入中国,各国传教士也搭乘帝国主义这班顺风车蜂拥而至。大炮虽然为传教士们提供了便利,但也为其披上了侵略的外衣,进而导致近代中国民众绵延不绝的反教呼声,此呼声达到顶点便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在此过程中外国传教士也不断反思、调整传教策略,注重培养中国牧师以减少传教阻力。部分中国信徒也开始有意识地主张脱离洋教自立教会。开创华人自办教会之先河的是创办广东浸会自立会的陈梦南,他于1872年在一些广州本地教徒和美洲华侨的资助下,首先自行租屋宣教,次年组织成立“粤东广旅华人宜道会”。[6]20世纪初中国香港、山东、上海以及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相继成立了自立教会。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非基运动”,把基督教自立运动推向高潮,影响也蔓延到东北地区。

(二)自立准备

1.提议聘请中国牧师

自治和自传是自立教会的两个重要方面。要达到自治和自传,中国信徒主导教会并传道是首要条件。为此,哈尔滨信义会的本土信徒请在中华国内布道会任英文书记一职的牧师来哈担任本堂主任牧师,并得到了差会“领袖一致同意”。虽然此次提议随后又被差会牧师季天申单方面破坏,擅自推荐信义会武昌滠口神学院毕业的阎新亭牧师担任此职,但是哈尔滨信义会自立前期本着“和平过渡”的方针,做了妥协。这是哈尔滨信义会“第一次提议聘请中国牧师”,[7](P293)为自立做准备。同时,差会的态度也使哈尔滨信义会本土信徒认识到通过差会协助的和平过渡方式实现自立是行不通的,进而加强了哈尔滨本土信徒在之后的自立过程中贯彻自立精神的彻底性。

2.利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宣传

关于哈尔滨青年会的成立时间、地点和发起人众说纷纭,但根据1924年4月13日《滨江时报》中《青年会成立纪念之筵会》一文记载:“本月十一日为本埠青年会成立纪念典礼之日,当有世界青年协会总干事巴乐满博士、晏阳初硕士来临。”1929年4月16日《滨江时报》第10版报道:“后经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略谓本会之成立纪念日本为月之十二……”[8]通过这两则报道可以确定哈尔滨青年会成立于1924年4月11日。根据《滨江时报》1925年3月27日报道的“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召开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启示”中也提到其地点在道外四道街。因此,其创办地点应该是道外南四道街。

虽然目前关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与哈尔滨信义会关系密切,武百祥、赵禅堂等人不仅给予经济支持,还带领同记、大罗新商场的青年店员参加活动。哈尔滨西门脸教堂落成后,青年会多次借该教堂举行活动,信义会的武百祥、王素均女士、尚魁英等信徒也多次进行演讲。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内设德育科、智育科、体育科和卫生科,其组织的活动多种多样。当时的哈尔滨本地报刊《滨江时报》报道了很多关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包括开设英文班及俄文班、组织德育演讲会、安排体育活动等。

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为青年举行的各种活动给哈尔滨的自立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源,其提出的“振起精神救斯危局,愿为仆役福我国民”[8]号召同当时的自立思潮相呼应,大大推动了哈尔滨自立运动的开展。对当时宣传影响较大的还有哈尔滨中国基督教改进社编撰的《改进》月刊,创刊号向全社会发出的《改进社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差会”传教,依赖的是“从历次条约中取得的特权”;断然宣布:中国(华)民族“应以依附外人肘下为羞”,应当自立教会,“组织中华本色的基督教会”;大声疾呼:有“良心”的基督徒,“应当急起自决,发展(扬)大无畏的精神,谋求教会自立自传”。[1](P294)

3.与其他教派的联合

哈尔滨当时的自立迹象在其他教派也有所显现。例如,当时美国浸信会传教士栾马丁一身三任,既是牧师,又是美国驻哈副领事,并兼路透社记者。1925年杨美斋被立为牧师。由于教会“管理操纵之西人”“精神未克团结”,内部开始酝酿自立。栾马丁曾在述职报告中写道:“两年来,不吉利的因素一直在哈尔滨异乎寻常的活跃”,并预测浸信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P260)基督教的另一教派美国监理会(又叫卫斯里教会)每年信徒奉献近千元,足够堂费开支,达到自养。[2](P106)

为了促进教会自立目标的实现,哈尔滨信义会本土信徒联合其他教会的爱国基督徒一起积极组建团体,“共同研究革新教会的事工”。[1](P293)1926年秋,哈尔滨信义会、监理会、浸信会共同发起组织“以促进中华基督教会为宗旨”的“中华基督教会促成会”。同年,该促成会为准备改组成立中华基督教会培养人才,解决教牧人员的来源问题,成立了“储材委员会”,资助青年去神学院学习。此外还组成了“哈尔滨中国基督教改进社”及以它为核心联络外省同道组织的“东三省中华基督教改进社”。

(三)自立会的成立

通过以上种种努力,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于1927年7月3日正式成立,明确制定了“自立、自养、自传”的宗旨。武百祥担任“自立会”的执事长,李毓麟担任牧师,教牧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以武百祥为代表的中国信徒在外国势力控制得十分严密的宗教领域中坚实的竖起了中国人自办教会的一面大旗。当时,人们对这个中国人自办的教会很感自豪,都称它为“自立会”。[8](P138)当时的信徒有256人,在哈尔滨也属于一个不小的地方教会。1927年9月1日,已与原差会脱离关系,实行自立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哈尔滨市道里中华基督教会、哈尔滨市道外中华基督教会联合成立哈尔滨市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哈尔滨市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后,又联合当时吉黑两省部分市县的基督教自立会于1927年9月共同组织成立了吉黑中华基督教会协会,会址设在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9](P288)

(四)自立教会的本土化活动

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后,除了进行祷告、宣讲等一些基本活动,以武百祥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基督徒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活动。

1.武百祥编写《国韵诗篇百首》

唱赞美诗是基督教的一个例行活动,为了方便传教,西方传教士们结合中国本土情况创造了中文赞美诗、方言赞美诗。而中国人创作赞美诗最早的是以席胜魔于1886年刊印的《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赞美诗为开端,这首赞美诗采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带有鲜明的中国风味。[10]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反教排洋”运动,中国教会的圣诗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国人开始大量的自编圣诗,相继出版了一些圣诗集,本土化意味浓重。[10](P18)武百祥编写的《国韵诗篇百首》应运而生。此赞美诗集由哈尔滨北满基督教会发行,共有圣诗101首,其歌词均选自《旧约圣经·诗篇》,其主观意图是采用中国的曲调进行谱曲,与当时的基督教自立运动相呼应。

2.布道与中国传统节日相结合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开始新春大布道五天。”[11](P161)“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新春大布道七天。”[11](P163)“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中秋大布道七天。”“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除夕同乐会、新年同乐会。九日,开始新春大布道会七天。”[11](P169)“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开始端阳节大布道会三天。”[11](P170)这是北满基督教浸信会之哈尔滨教会在举行教会活动时考虑到中国传统节日的因素,使布道活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体现了教会活动本土化的特点。此外,《滨江日报》1926年2月23日第7版报道了“基督教之布道大会”,说明这种带有本土化色彩的传道方式效果显著。

3.其他一系列爱国活动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是近代中国基督徒一直面临的问题。近代各种侵略战争接踵而至,中国基督徒是应以基督教倡导的“爱”去感化敌人还是当兵以自卫,已经引起了不少的疑难和争论。“其中主张抗战的固然不少,但是主张积极用爱来感化敌人作为进攻利器的也不乏人。”[12](P57)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处境不同,他们多主张爱敌,谴责当兵救国的中国基督徒。

然而随着我国民族危机的日趋加深,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占据上风,中国爱国基督徒也参加到救亡图存的活动中来。哈尔滨各自立教会的基督徒也尽自己所能贡献一份力量。例如,1929年,中苏两国在东北边境发生冲突,张海云募集捐款200余元,衣服200余件,送往海拉尔和博克图等地济助灾民。1931年九一八事变,武百祥义愤填膺,不顾安危,奋笔疾书,连夜赶写了长达千言的《倭奴寇我东北》的告同胞书,指斥日寇,号召反抗,并印刷了数千份。1931年冬季,日本侵略军进攻哈尔滨,中国有一部分军队在市郊进行抵抗,基督教青年会志愿组成医疗服务队,到战场去抢救伤员,自立会李毓麟积极参加,不幸负伤,虽经努力医治,最后还是因视网膜被炮火炸坏造成一只眼睛失明。[9](P297)

(五)自立教会的沉寂

东北沦陷初期,日伪当局考虑到稳定秩序的需要,并未对教会进行打压。此时的自立会尚有一些自主活动的余地。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宗教的管理与控制逐渐加强,自立教会的一切活动都在日伪的严格监控之下进行,根本谈不上自立。山下永幸来到哈尔滨做北满基督教自立联合会的顾问,哈尔滨自立会教堂也为日伪警察、特务专设了“临检席”,以便他们监督教会活动。[5](P114)1943年,日伪当局强制西门脸自立会与已经分开多年的信义会重新合并,取消了西门脸自立会和哈尔滨信义会的名称,改名为“满洲基督教许公路教会”。[13](P102)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兴起的自立教会由此沉寂消亡。

三、对武百祥及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的评价

(一)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的特点

哈尔滨地区的基督教本土化运动时间上相对于全国来说较晚,这与基督教传入东北地区较晚有关,但这并没有影响该地区本土基督徒的爆发性。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在建立过程的艰难性、自立原则的彻底性、影响的广泛性等方面,都是其他地区的自立教会无法比拟的。

1.建立过程艰难

全国很多地方的自立教会都是在西方差会的支持下完成的,而哈尔滨信义会本土基督徒的自立过程是受到西方差会打击最严重的。传教士们一般以上帝的使者自居,以施舍者的面目出现,在教会内,中国人即使有较高的职位(指教会的执事们)或重要的捐献,但一切仍要受洋人的控制和欺骗。[1](P175)武百祥决心脱离丹麦信义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以马德良为代表的丹麦信义会的多次欺骗,包括干预聘请中国牧师、资助华牧薪金以期左右教会、拖延本土基督徒的提案决议、强行封锁礼拜堂霸占教产使本土基督徒无从礼拜,等等。可以说,在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成立过程中,他们层层设阻,使得哈尔滨自立会的建立过程举步维艰,其艰难性是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

2.自立原则彻底

虽然外国差会层层设阻,但以武百祥为代表的本土基督徒的自立精神却非常坚定,在自立教会过程中始终坚持自立原则。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得以成立完全是靠中国本土基督徒的力量,这是很多地区本土基督徒没有做到的。虽然有的教会在基督教自立运动遍及全国时也打起自立教会的旗号,但并没有完全断绝差会的津贴。而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以武百祥、李毓麟为代表的基督徒,始终坚持拒绝差会的任何“嗟来之食”。在教会聘请中国牧师时,丹麦差会牧师马德良极力主张请求中会“照例资助”华牧薪金的三分之二,但哈尔滨信义会爱国信徒自始至终坚决拒绝这项建议,彻底贯彻自养精神,使差会企图以此左右教会的打算落空。[9](P294)

3.影响广泛

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对哈尔滨市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各教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兴起了“摆脱西方控制、建立自立教会”的热潮。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后不久,香坊、高丽帽子、绥化、缅甸、兴隆镇、勃利等地原信义会教会先后自立。哈尔滨市其他教派也纷纷自立:1927年9月4日,哈尔滨道外浸信会改组为哈尔滨道外中华基督教会;美国卫斯里教会(监理会)也达到自养,并由华人独办,改名为哈尔滨道里中华基督教会。哈尔滨自立会的建立也影响到了外地,呼兰、北安、克东、齐齐哈尔等地也先后出现了自立教会。有些地方的代表性信徒自愿发起自立运动,但由于传道人数不足,一时形成传道人严重缺乏的困难局面,幸有李毓麟牧师创办的“北满圣经学院”,才使得这个局面得到缓解。[13](P226)1931年,拥护自立的各教会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北满基督教自立会联合会”,以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为领导,会址设在道外景阳街七十五号。至1938年,这个组织发展为2个中心区、8个区会、38个堂会。[13](P103)

(二)原因探析

东北边境尤其是黑龙江地区普遍被认为是基督教势力较弱的地区,且传入时间较晚。但当全国兴起自立运动热潮时,哈尔滨地区的基督徒也丝毫不落后,甚至比其他地区办得更成功。以武百祥为代表的基督徒建立的哈尔滨西门脸中华基督教会便是例证,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

1.以武百祥为代表的基督徒的经济支持

武百祥作为当时哈尔滨商业巨头,具有很高的经济地位,其创造的“同记王国”对哈尔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武百祥加入丹麦信义会后被选为教会督会成员,还担任司库,替传教士管钱。在当时,教会司库职位比较重要,均由外国人把控,而武百祥能担任此职也表明了他的经济能力。武百祥加入丹麦信义会后两次向教会捐出价值可观的地产以建教堂,对于教会在哈尔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说,正是武百祥在经济方面的雄厚地位,促使其在教会中有较大的话语权,也使得其主导的自立教会在脱离西方差会的控制中有资本彻底坚持自立,这是自立的物质基础,也是很多地区的自立教会无法实现彻底自立的关键所在。

2.外国传教士与中国本土信徒的矛盾

当时,东北地区英国长老会的势力最大,其受餐信徒占95%。正常推理应该是苏格兰长老会与爱尔兰长老会的中外职员平均人数最多。但表1可以看出,丹麦路德会的外国职员平均数要比苏格兰长老会和爱尔兰长老会多,这从侧面反映出相对于其他教会,丹麦路德会在东北地方教会中有更多的外国职员和中国职员。然而从武百祥与马德良的冲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两个群体之间是存在固有矛盾的,因此丹麦路德会在传道过程中两群体的摩擦与冲突会更多,进而使得哈尔滨信义会(路德会)在自立过程中遇到西方传教士的重重阻挠,但却加强了中国本土信徒实现自立的坚决性。

表1东三省外国职员及受薪中国职员平均人数表

3.武百祥在哈尔滨本土基督徒群体中的权威主导性

武百祥在丹麦传教士眼中是一个“教会叛逆者”的角色。作为近代哈埠工商业代表,武百祥因其经济地位在教会中话语权的增强,本身就是对西方传教士主导地位及权威的一种挑战,因此当武百祥提出一些代表中国本土基督徒利益的主张时,丹麦传教士无论从本位思考还是从在教会中的权威考虑都不会对其主张表示支持,而在本土信徒自立过程中丹麦传教士更是重重阻挠以维护其权威。在此种环境下,武百祥能带领中国基督徒建立自立教会的一个必要条件便是武百祥在哈尔滨本土基督徒群体中的权威性及主导性,尤其是在武百祥周围聚集了一批忠诚的信教群体——加入哈尔滨信义会的“同记”员工。该群体之所以能牢牢地聚集在武百祥的麾下,一方面是武百祥控制着他们的经济生活来源,武百祥的命运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武百祥在这些信徒的信教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武百祥于1927年8月在同记工厂设立了“智育科、德育科、卫生科等,几乎囊括了基督教所有的宗教方式,以此作为管理同记工厂职工的精神武器”。[14](P223)平时基督教的例行活动也是由武百祥统一带领大家去教堂参加。由此,聚集在武百祥周围的中国基督徒群体具有很强的群体认同感,当武百祥要“揭竿而起”自立时,其他信徒均群起而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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