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海经》“奇”书简介

《山海经》由《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四部分组成、大概写于春秋末年至汉代初(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观点),由多人创作而成的古籍。其真正作者以及成书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目前较为主流的观点认为禹、伯益、夷坚是主要作者,经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的传世书籍。然而笔者看来,如此巨作,绝非一人所作,也非一时所作。考虑到当时的书写、记录等条件较为恶劣。先秦时期以书简记录为主,文字也尚未统一,而纸张到了东汉,经过蔡伦的改良才慢慢推广开来,且全文记事风格也不尽相同。故笔者认为《山海经》很可能是由多名作者,通过询问,游历以及亲身经历等方式得到书中内容,再通过口耳相传等古老的方式把内容传递给其他的写作者,代代相传,通过长时间的修改,完善,最后由后人经过系统的编校而成。

笔者研读此书认为《山海经》可谓“奇书”,“奇”之处主要体现在三点。

(一)内容之奇

《山海经》是一本内容丰富,无所不包的书,它涵盖了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交通、民俗、神话、祭祀、动植物等各个方面,仿佛像一本百科全书,对中国古代的许多方面都有涉及,内容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先秦乃至汉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难有比拟者,可谓之“奇”。

(二)事物之奇

《山海经》中所述的鸟、鱼、虫、草、玉、石等,都与我们当下所认知的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有的甚至闻所未闻。例如《西山经》中写道:“是多神[光鬼],其状人面兽身,一足一手,其音如钦……其中多蛮蛮,其状鼠身而鳖首,其音如吠犬……”在我们今天看来,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与我们口中所说的“怪兽”并无两异。正如《西山经》中写道:“是多奇鸟、怪兽、奇鱼,皆异物焉”。

(三)写法之奇

《山海经》其写法特异,以记叙手法为主,没有过多的故事描述。且其内容杂乱,逻辑冗杂,时而以空间方位为顺序进行写作,例如《南山经》中写道:“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又东三百八十里曰猨翼之山。”;时而以人物关系为顺序进行写作,例如《大荒经》中写道:“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有时甚至上下两个事物之间无必然的联系,例如《海内经》中写道;“有禺中之国。有列襄之国。有灵山……”诸如此类上下文之间无必然联系的写法在《山海经》中还有很多处,给人一种“随心而写”的感觉。

古今中外,有许多的学者研究此书,并发表了自己相关的文章和看法。如袁珂于1985年出版《山海经校注》,以及清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叙》等。国外学者也有丁振宗(马来西亚)的《破解<山海经>古中国的X档案》和日本学者伊藤清司的《〈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等等。数量繁多,不一一列举。可见中外学者都十分注重《山海经》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研究的内容也包括了祭祀、鬼神、生物、地理和中国古代历史。

综上可见,《山海经》是一部志怪,冗杂,内容丰富的文集,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二、《山海经》的性质之争

《山海经》本就成书时间,成书作者颇为复杂。大约历经数百年所创作,组成复杂,又经后世多加修改而成,因此学者们对此书的性质归类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二十世纪以前,主要有“刑法家之书”,“地理之书”以及“小说”三种说法。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又有了新的看法,主要以鲁迅先生的“巫书说”以及茅盾先生的“神话说”为主,也有其他一些看法,如“杂书说”和“信史说”等等。在此,笔者主要讨论“巫书说”和“神话说”。

(一)巫书说

巫书说的最早提出者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曾提到:“《山海经》今所传本十八卷,记海内外山川神祇异物及祭祀所宜,以为禹益作者固非,而谓因《楚辞》而造者亦未是;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而在笔者看来,想要弄清楚《山海经》究竟是不是“巫书”,我们先要弄清楚,何谓“巫”。

巫,从字形上来看,它是由“工人”和“人”两部分组成的。在古代,“工人”有“天地”的意思。而笔者认为此处的“天地”一词是指:人处在天地之间,可以认识、通晓天地,是天与地的“信使”。而且不难看出,巫字中的“人”,不是单数的“人”,是复数的“人”,它包含有众人之意,它象征着先人们企盼能够与天地上沟通的愿望;从释义上来看,“巫”是指古时候掌管祭祀,供奉天帝与鬼神的术士,还肩负着为百姓祈福、消灾的责任。有的巫师还有占卜、观星历的能力。逐渐地,一些心术不正的巫士变成为专门以装神弄鬼骗取财物为职业的人,因此在很多朝代“巫”一词往往带有贬义。从词汇角度来看,巫在古代具有神秘色彩,其所关联的词汇往往带有中性或者是贬义的含义,例如巫师、巫蛊、巫术、巫祝等等。

笔者看来,若“巫书说”中“巫”字意为祭祀、鬼神、占卜之意,《山海经》中确有此相关内容。如《山海经》中多次描述了凶兆吉兆的字样,如“见则天下安宁”“见则大穣”为吉兆,而“见则天下大旱”“见则大水”“见则有火”则为凶兆。而古时由于人们生产力低下,往往是“靠天吃饭”,古人因此对自然征兆十分重视,对自然抱有崇敬的态度。人企图通过与天神的共鸣来达到自身的心理安慰,这也是巫术的源头之一。而凶兆吉兆的占卜在《山海经》中是有详细体现的,由此可见“巫书说”是有一定理论根据的。然《山海经》中大篇幅的描述的植物动物以及其他事物还是难以和祭祀、鬼神与占卜搭上边的,诸如,《山海经·山经》中关于动物的记载有五十三则,其中兽类十则,鸟类十六则,水生类二十七则,有关植物的有二十九种,其中草类占十七种,木类占十二种。《山海经》中确有许多关于祭祀和预兆的描述,但由此断定其为“巫书”未免太过牵强。再来,鲁迅先生所说“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未免过于牵强。《山海经》中祭祀的载物种类繁多,包括酒、动物、粮食、玉石。即使“糈”与巫术有关,然而在先秦时期把祭献的新鲜谷物称为“糈”,“糈”也是先秦时期常用的祭祀物品,总不能说先秦时期的大多数祭祀活动皆称之为巫术吧。此外,《山海经》中的祭祀也多与神明相关,更多强调的是祭山的仪式与祭品的介绍,与传统意义上的“巫”还是略有不同之处。

综上观点,不可否认“巫书说”有可取之处,但考虑《山海经》复杂又特殊的成书时间和作者,笔者认为,此书作者在写有关祭祀巫术的篇幅时,可能参考借鉴了当时的巫术与祭祀文化,又或者有巫士参与了《山海经》的创作。例如《中山经》内容中明确提到“巫祝”一词,可见,此处内容与巫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神话说

神话说的最早提出者是茅盾先生。茅盾先生在其《神话研究》中认为《山海经》“大概是秦末的喜欢神话的文人所编辑的一部杂乱的中国神话总集。”支持神话说的学者主要以袁珂先生为代表。

神话,从概念上理解,是指大部分由人们集体创作,小部分由个体创作,往往以口头形式呈现,以“口耳相传”的古老方式传递的故事。它往往会表现出先人们对超能力的敬仰、斗争以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这种故事大多经过文学加工,有的甚至在流传过程中失去其原有的意思,且往往是非生活、科学现象的描述,富有创造力,多创作于远古时代。按照内容上的区别,神话可以划分为“民间神话”和“宗教神话”。其中民间神话就是老百姓们口耳相传留下的神话,再经过后人的整理流传于世,诸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等等,而宗教神话多强调是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为了宗教的传播以及促进教徒信仰,吸收的民间故事改编而形成的。

笔者看来,神话,实质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非科学现象,是用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甚至于没有人见过此类事物,凭空想象而成。诸如女娲,夸父,后羿。照此思想《山海经》中出现的大多动植物,或许大多带有神话色彩,至少含有虚构成分。如《山海经·南山经》中描述道:“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又如《山海经·西山经》中描述道:“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这些生物,或许当事人亲眼见过,或是听他人所言,又或许完全是自己凭空想象而成,这些都已无法查证。以笔者的理解看来,《山海经》中描述的很大一部分的生物与我们所说的“怪物”相类似。我们为什么会说一种生物是怪物?归根结底,是这个生物超出了我们的认知,我们没见过这种生物,而它又长相奇特,因而称之为怪物。而《山海经》中许许多多的描述的生物,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确确实实是“怪物”,又或者说是虚构出来的,但是或许这些生物在当时的确存在,加以文学修辞被记录下来,但它们是否是虚构的,是完全虚构还是部分虚构?这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诚如常征先生所言:“《山海经》的作者们,包括成文以前的传述者,在几千年前,用原始的知识,以“孟怪物”的形式传述未曾身见但为耳食的事物,又何足怪!”至于祝融,夏后启,蓐收,句芒等等,此类神灵是否真正存在过,着实有待考证。由此可见至少《山海经》中所描绘的大多数生物,有虚构夸张的成分。

综上论述,笔者认为《山海经》是一本以神话为主,祭祀为辅,掺杂着人物、国家、地理等众多内容的古籍。其中有关“巫”的内容比重不如神话,是以神话为主。且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神话不仅仅是“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我们所熟知的神话,而是指虚构,非科学的事物。

三、《山海经》中的祭祀文化

12关于此论题的相关文章,在学术界已有不少,诸如肖圆圆的《<山海经>》祭山仪式的研究》,方金花的《<山海经·山经>祭礼字词研究》以及敬婉茜的《<山海经>与原始宗教信仰初探》等等。各位所提出的观点略有不同,然而相同之处在于“祭祀”,无论是祭山也好,祭礼亦或是宗教信仰,都不开祭祀这一范畴。

(一)祭祀的定义

首先,先谈谈何为“祭祀”。祭祀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信仰活动,它最初可能是源于天地共生的信念,现已经无法查证。人类最开始的祭祀信仰有两种,一种是天地信仰,一种是祖先信仰。而后慢慢衍生出来的神灵祭祀,宗教祭祀等等,其实质在于追求心理上的感悟与共鸣,即所谓的“人神共鸣”以达到精神层次上的满足。

笔者认为,所谓的“祭祀”,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活动,或者说是信仰,或者说是崇拜。例如图腾,其实质是也是一种祭祀。例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写道:“有犬戎国。有神人,人面兽身,名曰犬戎。”以及《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写道:“犬封国曰犬戎国,状如犬。有一女子,方跪进枉食。不难看出,犬戎国对“犬”的热衷与喜爱,以至于加入国名之中,“有一女子,方跪进枉食”,大致可译为“犬封国有一女子,正跪在地上捧着一杯酒食向犬戎人进献”这个国家对于“犬”有崇高的敬意。虽无明显的动物图腾,然笔者看来,这就是最早期的动物图腾崇拜。其与我国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流传至今的“狼图腾”也有相似之处。犬戎国的人以犬为尊,以犬为荣,犬戎国内的人民与犬有密不可分的情感;同样内蒙古地区的游牧民族也以狼为尊,以狼为荣,而且人们与此类图腾之间往往呈现的是唯一的归属关系。时至今日,此类动物图腾崇拜仍然存在,历史悠久。在他们的眼中,这以及不仅仅是一个图像符号,而是一种部族的精神象征。

(二)《山海经》中的祭祀文化

《山海经》中出现最多的莫过于神灵祭祀,而且祭祀载体多种多样,多以粮食为载体,如糈、黍、酒等;还有以玉器为载体进行祭祀,如圭、璋、琥、璜等;少数以“活畜”祭祀,即用动物的鲜血进行祭祀等。这三种祭祀载体各有其独特的意义与内涵,有的甚至沿用至今,能够充分反映出中华祭祀文明独有的蕴意。

以玉器为载体的祭祀,往往与祭祀者雄厚的的经济实力相挂钩,多以皇族、贵族为主。古人以玉为贵,玉能养人,人能养玉,信奉“玉器能吸收天地之精华”。玉供祭祀之用,可见此类祭祀规格之高,祭品之“厚重”,寻常百姓的财力是无法支持的。

以动物为载体的祭祀,往往是与生产畜牧能力相关联的。祭祀的祭品多少,繁盛程度往往能反映出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其目的也很简单,祈祷来年丰收,风调雨顺。且祭祀仪式庄重,规矩繁多,仅动物性别的选择就颇有讲究,在《山经》的祭山仪式中我们常会看到“雌”或“雄”的字样,对祭山选用牲畜性别的要求共出现十一次。可见其仪式之严格。且今日之祭祀祖先,祭祀神灵等等,也有繁多的规矩,庄严的仪式,二者虽祭祀的目的有所不同,但同根同源,其共同的目的都在于寻求心灵上的安慰,祈祷保佑自己。

以活畜为载体的祭祀,其祭品可称之为——“牺牲”。在古代,供奉祭祀使用的纯色畜类以及供联盟宣誓、宴会享用的畜类,都可称之为“牺牲”。同样的,以活畜为祭祀载体能够反映该地区的畜牧业水平,且往往为贵族所用。无论是民间还是统治阶级,都希望以这种方式来使畜牧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其中,还有一种更为血腥的祭祀方式,即为“血祭”,用动物的鲜血,用以祭奠神灵以及死去的灵魂。由此衍生出来的祭祀,用死囚的鲜血,来祭奠己方死去的军士,此类暴力的祭祀,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遗弃。然而其血腥程度,恰恰反映了古代暴力的人治,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类祭祀无疑是希望通过贡献祭品,得到神灵的福佑的心理,实际上往往伴随着崇信上天的宗教行为时,也伴随着心理上安慰,即相信神能给予自己健康长寿,诚如肖圆圆所说,“牺牲既代表死亡又代表生命,既代表疾病又代表健康”。然而无论是前文提到的图腾崇拜也好,神灵祭祀也罢,其实质反映了人对力量的渴望。君王渴望一统天下、国泰民安的力量,百姓渴望荣华富贵的力量,农民渴望五谷丰登的力量。时至今日,那些前去烧香拜佛之人,归根结底仍是在渴望的得到力量,又或者说是得到“帮助”,只是两者在方式方法上略有不同罢了。

(三)研究祭祀文化之意义

笔者认为,研究《山海经》相关的祭祀文化,又或者是其他书籍中记载的祭祀文化,其意义不仅仅是了解先人们的思想与文化,更重要的是给我们当代祭祀活动给予相应的借鉴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祖先留下的祭祀文明也并非都是好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陋习”可能渐渐被遗弃,如何在先人们留下的众多传统中找到适合时代发展,是留给我们的一道难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研究发掘,仔细研读,才能抽取出其中的精华所在。

遗憾的是,在现代化快节奏的高压下,人们渐渐忘却了祭祀,可怜的清明节在我们眼里可能仅仅只是一个小假期罢了,而中元节甚至已经被大部分人所忘却。虽然强调科学生活的理念,不崇尚封建迷信,然而几千年祭祀文明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清明,哪怕是我们没有充足的贡品,没有足够的时间前去先人们的墓前扫墓,可就像笔者前文所提到的,“祭祀是一种精神层次的活动”,只要我们心怀敬意,对逝去的人和事有怀念之情,这就足矣。

四、结语

时至今日,我们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去研究史料,了解前人思想,其根本目的都在于,为了社会更好地发展。

今时在此对发表《山海经》“奇”书的看法,并非想向他人说明什么,只是兴趣罢了,希望引起更多人对此书的关注,对其产生兴趣,去了解发掘它的价值。同样的,对《山海经》中蕴含的祭祀文化的浅析,是希望人们能从先人的祭祀文化中发掘出有用的东西,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学习中。而对《山海经》“巫书说”以及“神话说”的看法,也并非去反驳任何一方的观点,只是了解到两位大师的观点,再结合《山海经》的内容,细细品读,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希望对后人的研究有所帮助。

无论是鲁迅先生与茅盾先生的“巫书说”与“神话说”的争论,或是对《山海经》中蕴含的祭祀文化,亦或是对《山海经》“奇书”的见解,都是为了更好地去剖析《山海经》,从中汲取养分,来滋润今日之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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