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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相关性分析

2024-10-30 5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相关性，以增进对抑郁症患者心理健康风险的理解。方法研究于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共纳入138例首发中重度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将患者分为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25）、非自杀性自伤（NSSI）组（n=78）和自杀未遂（SA）组（n=35）。通过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以及其他心理评估工具，收集一般资料和神经质人格得分、负性生活事件、情绪状态、社会心理因素等数据。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研究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无自伤自杀行为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组和自杀行为组在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等人格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组和自杀行为组的评分普遍高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P <0.05）；自伤行为评分在这三组中也有显著差异，尤其是自杀行为组评分最高，但在生活事件评分方面则无显著差异；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应激生活事件和自尊方面的评分在三组间均有显著差异，其中自杀行为组在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和应激生活事件评分上最高，但在自尊评分上最低（P <0.05）；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显著相关，且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因素以及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应激生活事件和自尊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且内外倾向的最佳预测阈值为-10.5%。结论研究揭示了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对于临床实践和干预策略，了解这些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识别高风险群体并提供个性化的心理健康支持。

关键词：
人格特征
抑郁症
相关性
青少年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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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而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通常在青春期开始，表现为持续的、严重的沮丧、失眠或睡眠过度、注意力不集中以及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等症状。这种情绪障碍可能对青少年的生活、学业和社交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1]。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涵盖了情绪不稳定性、社交退缩、自我评价低和对抑郁性思维的倾向。这些特征使患者更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对自己产生负面认知，可能导致社交关系疏远和对未来持悲观态度[2]。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是指抑郁症患者刻意对自身身体造成伤害的行为，表现为一种应对精神痛苦或情绪困扰的方式，包括切割、自残和过量饮酒等[3-4]。人格特质影响个体如何感知、理解和应对压力和情绪困扰。研究青少年抑郁患者的人格特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患者采取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心理动因和行为模式。特定的人格特质，如冲动性、神经质或外向性，可能与自伤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5]。了解不同人格特质的青少年在面对抑郁症时的具体需求和反应方式，可以帮助医疗专业人员设计更为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种个性化的干预可以提高治疗的接受度和效果，尤其是在处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时。然而，对于与抑郁症患者相关的个体差异和心理特征的研究还相对有限。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以期通过对这些因素的详细分析，为个性化的干预和治疗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信息。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于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纳入138例首发中重度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为了深入探讨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通过自杀行为问卷一修订版（SBQ-R)[6]将患者分为3组：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25）、非自杀性自伤（NSSI）组（n=78）和自杀未遂（SA）组（n=35）。在这138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性别：无自伤自杀行为组中，男13例，女12例；NSSI组中，男38例，女40例；SA组中，男19例，女16例。年龄：3组患者的年龄分布范围为13～18岁，无自伤自杀行为组的年龄为（15.45±1.67）岁，NSSI组为（16.02±1.48）岁，SA组为（15.78±1.48）岁。治疗时长：参与者接受治疗的时长也被记录，无自伤自杀行为组的治疗时长范围为3～8个月，NSSI组为5～10个月，SA组为4～9个月。3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编号：2024伦审字（102）]。

1.2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参与者的年龄应在13～18岁之间，研究对象符合青少年群体的定义；（2）参与者被临床诊断为首发中重度抑郁症；（3）参与者在研究期间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4）参与者及其法定监护人理解并同意参与研究，包括接受相关的评估工具和测试。排除标准：（1）患有其他重大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的个体将被排除；（2）具有智力障碍或认知功能障碍的个体将被排除；（3）表现出严重自杀意念或计划的个体被排除；（4）对药物或其他物质有滥用或成瘾行为的个体将被排除；（5）具有其他严重身体健康问题，可能影响心理评估结果的个体将被排除。

1.3方法

1.3.1分组

非自杀性自伤（NSSI）：定义为没有自杀意图的自我伤害行为，如划伤、烧伤等。自杀未遂（SA）：指有明确自杀意图的自我伤害行为，不论伤害的严重程度。通过自杀行为问卷一修订版（SBQ-R）将患者分为3组：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25）、非自杀性自伤（NSSI）组（n=78）和自杀未遂（SA）组（n=35）。同时存在自杀行为和NSSI的患者根据他们最严重的行为（自杀未遂）来分类。

1.3.2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7]

由88个项目组成，包括内外倾向：较高分数表示外向，偏好社交活动，较低分数表示内向，更喜欢独自活动。精神质：较高分数表明对非传统、刺激性的行为有较强兴趣，较低分数则表示对传统行为更为接受。神经质：较高分数意味着情绪更为不稳定和易受压力，较低分数则表示情绪相对稳定。掩饰性：较高分数可能表明试图通过回答问题使自己看起来更好，可能存在社交期望的影响。

1.3.3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问卷[8]

采用万宇辉及同事开发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评估问卷，该问卷包含12个题目，使用李克特5级评分系统，分值范围从0～4，对应的评分选项依次为“从不、偶尔、有时、经常、总是”。总分反映了个体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严重程度，分数越高表示行为越频繁或严重。

1.3.4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9]

问卷由26个条目组成，每个生活事件在这个量表中都有相应的分值，总分代表青少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历的生活事件的累积强度。分数越高，表示经历的生活事件越多或越剧烈。

1.3.5自尊量表（SES)[10]

该量表中的问题各有不同的分值，总分10～40分，反映了被评估者的自尊水平。分数越高，表示自尊水平越高。

1.3.6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11]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有14项，每一项有不同的分值。总分反映了个体的焦虑水平，分数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高。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项（HAMD-24)[10]：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的每一项有不同的分值，总分代表了被评估者的抑郁程度。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

1.3.7儿童期虐待问卷（CTQ)[12]

CTQ包括多个问题，每个问题有相应的分值。总分代表了儿童时期可能经历的不同类型的虐待程度。分数越高，表示经历的虐待程度越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对于分类变量（性别、自伤组别等），使用χ2检验来评估它们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之间的关系。t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人格特征在不同自伤组别之间的平均分差异，以评估它们是否在不同自伤行为组别中存在显著差异。将人格特征作为预测变量，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组别作为因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系数。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人格特征对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组别的影响，模型的因变量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有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者艾森克人格问卷评分比较

无自伤自杀行为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组和自杀行为（SA）组在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NSSI组和SA组在所有人格特征评分上均高于无自伤自杀行为组。见表1。

表1患者EPQ评分比较

2.2患者自伤行为及生活事件评分比较

无自伤自杀行为组、NSSI组和SA组在自伤行为评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组评分最高；三组在生活事件评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患者情绪及心理状态等资料比较

三组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童年期创伤问卷（CTQ）、应激生活事件量表（ASLEC）和自尊量表（SES）评分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SA组在HAMA、HAMD-24、CTQ、ASLEC评分上最高，而在SES评分上最低。见表3。

2.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

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定义为一个二元变量，其中“0”表示无自伤行为，而“1”表示有自伤行为。计算NSSI得分与其他人格特征（内外倾性、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之间的相关系数。“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变量是基于患者的自伤行为得分，这些得分用来衡量与人格特征之间的关联度。结果显示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存在显著相关性（P<0.05）。见表4和图1。

表2患者自伤行为及生活事件评分比较

2.5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掩饰性、HAMA、HAMD-24、CTQ、ASLEC和SES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最佳预测阈值为内外倾向的-10.5%。见表5。

表3患者情绪及心理状态等资料比较

表4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图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的热图

表5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进行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对于深入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发展和干预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早期干预，可以更早地发现患者的心理困扰并实施更早的干预措施。了解人格特征有助于制定个体化、精准的治疗计划，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特定需求[13-14]。相关性分析还有助于识别哪些人格特征可能与自伤行为风险增加相关，帮助制定更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这样的综合分析可以提高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全面认识，为科学干预和个性化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自伤行为的出现与多种心理和人格特征有显著关联。特别是，无自伤自杀行为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组和自杀行为组在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等人格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发现强调了在抑郁症患者中识别和干预自伤行为的重要性。左甜甜等[15]研究发现童年情感忽视和被同伴侮辱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实施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童年创伤和同伴排斥在诊断和预测青少年抑郁症中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方面具有显著价值。自伤行为评分在不同组别间的显著差异进一步强调了自伤行为与个体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自杀行为组在自伤行为评分上最高，这可能反映了这一群体更高的心理危机和自伤风险[16]。胡燕等[17]提出性别、留守儿童状态、抑郁症状程度、自评成绩和好友数量是偶发和反复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生活事件评分在三组间无显著差异，这表明生活事件本身可能不是自伤行为的直接诱因，而是个体对这些事件的心理反应和处理方式可能起到更关键的作用。

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应激生活事件和自尊评分上的显著差异进一步支持了心理健康状况在自伤行为发生中的作用。特别是，自杀行为组在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和应激生活事件方面的评分最高，提示这些患者可能需要更为集中和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干预。内外倾向、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显著相关性表明，人格特征可能对抑郁症患者的自伤行为有重要影响[18-20]。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心理特征及焦虑、抑郁、童年期创伤、应激生活事件和自尊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

罗运娇等[21]发现农村中学生的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状是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重要相关因素，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加交互作用，增加了中学生发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风险。相关性分析发现NSSI与内外倾向存在正相关、与精神质、神经质存在负相关，与组间比较结果不一致，可能是因为内外倾性、精神质、神经质和掩饰性这些维度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下与自伤行为的关系表现不同。例如，内外倾性在某些情境下可能与积极社交行为相关，而在压力或抑郁情境中，内向的个体可能更容易表现出自伤行为。人格特征之间以及人格特征与其他变量（如抑郁症状、焦虑水平、生活事件）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在简单的组间比较或单一的相关分析中无法完全揭示。NSSI是一种常见的问题行为，特别是在抑郁症患者中。通过分析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与NSSI之间的关联，可以帮助医生、心理健康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触发因素[22]。特定的人格特征可能与NSSI行为的发展有关。通过识别这些特征，可以帮助专业人员及早识别出处于高风险的青少年，从而及时进行干预，预防NSSI行为的发生。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这限制了对因果关系的解释。即虽然可以观察到人格特征与自伤行为之间的关联，但无法确定人格特征是导致自伤行为的原因还是结果。缺乏对患者随访的数据，这意味着无法观察人格特征与自伤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依赖于标准化的心理评估工具，如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这些工具虽然广泛使用且信度高，但它们的解释可能受到文化和语境的影响。个别测量的人格维度（如内外倾性、精神质等）可能受到评估工具本身局限性的影响，如各维度得分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可能在不同人群中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在设计、方法和分析方面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干预这一高风险群体。

综上所述，NSSI更可能与高内倾性、高神经质和高掩饰性相关，而SA更可能与更高的精神质、更强的神经质、高掩饰性以及其他如更严重的焦虑和抑郁、低自尊和显著的童年期创伤相关。了解这些关联有助于精神健康专业人员识别出高风险个体，从而提供更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参考文献:

[6]石绪亮,朱亚,董江雪,等.自杀行为问卷一修订版(SBQ-R)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21,29(4):593-597.

[7]王安妮,张雯,郭玉芳,等.失独者抑郁的心理弹性多因素作用模型[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21,46(1):75-83.

[8]王鑫强.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3,21(5):764-767,763.

[11]崔利军,杨永涛,崔伟,等.伴自杀自伤行为的青少年情感障碍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对照研究[J].实用医学杂志,2022,38(12):1522-1526,1532.

[15]左甜甜,王康程,胡宇飞,等.童年创伤与同伴环境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预测作用[J].中华精神科杂志,2022,55(4):272-280.

[17]胡燕,徐慧琼,万宇辉,等.安徽省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0,24(8):923-928.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2071509);

文章来源:董晓杰,王鹏,马俊华,等.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征与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相关性分析[J].实用医学杂志,2024,40(20):2848-2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