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一种圆领的袍服开始广泛地流行于中国各地与各民族之间，上至百官下至万民皆不分阶级普遍穿着，并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服饰体系。近年来，有关圆领袍服的学术研究开始增多，学界对于圆领袍服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已比较丰富，并逐渐形成了对于其源流的主流看法：这种窄袖、合身、圆领的袍服与交领的“汉服”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而来自于“胡服”。笔者在学习前人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基于对“胡服”和“汉服”的旧有印象，结合宋人笔记而得出的，仍存在一定问题。事实上，目前大多数相关的论文，都约定俗成的沿用了唐代圆领袍为胡服这一说法，并没有详加考证，而是转引了其他前人论文或者宋人笔记的说法，或基于圆领袍是胡服的“事实”再进行其他的论述。直接“层累地造成”了圆领袍源于“胡服”的历史。本文试图从前人研究的基础出发，结合史料细节、壁画与气候背景，回归到服饰本身的结构及作用，以试图对圆领袍源流提出一种新的观点。

1、“圆领袍衫”并非源于鲜卑、中亚

唐代所流行的是一种有内外两襟的圆领袍服，一般情况下右侧衣襟在内、左侧衣襟在外，中有中缝，下有接襴，内外衣襟相交叠于身前（图1左），比较典型者如《韩熙载夜宴图》中人物所着（图1右），这种圆领袍服在史籍中被称为“袍”或“衫”，其中双层曰袍、单层曰衫。

目前关于唐代圆领袍服来源的相关论述，主要分为2种：

第一种是胡服来源说，主要基于宋人笔记，如沈括《梦溪笔谈》：“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1]7，以及朱熹《朱子语类》：“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2]6。但首先，笔记所说“全用”、“大抵”，可能和“千古之未有也”之类相仿，更多为文学色彩渲染。其次，深受中唐古文运动至宋代儒学提倡“华夷之辨”思想背景影响的宋人，面对北面强敌辽金也穿着圆领袍的现状，不能不把圆领袍论证为胡服，否则就难以凸现宋在衣冠制度上的正统性，而这种以衣冠来树立正朔的行为与北朝衣冠制度沿用《周礼》是类似的。而且当时宋人还因此发明了一种饰件“曲领方心”来附会前代之“拘领（也称“曲领”）”，但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更替，已经遗失了有关“拘领”的形制细节和实物，故而“方心曲领”只能变成了宋代的“发明”。由此可见，宋代学者连唐代“拘领”的形制都考据不出，他们关于北朝圆领袍服来源的相关论述究竟几分能信实在令人怀疑。

图1唐代圆领袍服

回归到唐人所撰《北史》中，有载：“孝文引见朝臣，诏断北语……又责留京之官曰：‘昨望见妇女之服，仍为夹领小袖，何为而违前诏？’”[3]690，这则史料说明2个问题：其一，孝文帝时期推行彻底的汉化政策，“禁胡服”，鲜卑上层人士大多改穿与“胡服”相对而言的“汉服”，虽仍有穿着鲜卑服饰者，但在汉化政策之下并不被认可，且北周时期，宇文泰再次推行“五辂六冕”的衣冠制度全盘复古政策。那么相伴北魏至于北周时期极为常见的圆领袍服，如果确为鲜卑袍服，在这种衣冠制度改革下如何能留存，甚至穿着它“执笏”上朝并在保定四年由宇文护来加下襕？其二，鲜卑妇女服饰特点是“夹领”“小袖”，这和《梁书》中载：“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鲜卑慕容氏……著小袖袍，小口袴，大头长裙帽。女子披发为辫”[4]810类似，其他西域部族“武兴”、“高昌”、“滑国”、“渴盘陀国”、“末国”、“蠕蠕”，关于上衣也都是“长身小袖袍”。唐人自己的笔记，刘肃《大唐新语》关于北朝服饰的记载：“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5]302如果确与中原汉族的服饰体系不同的话，为何无论前文所引《北史》及《梁书》正史，还是笔记《大唐新语》的记载中，都未提及“圆领”这一特征？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圆领的领型并不为汉或者胡独有，而是在两者本身的服饰体系中都存在，是共同点。所以《魏书》有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徙河涉归子也……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6]2240但这种圆领却在结构上与隋唐的圆领袍服并不相同，从莫高窟285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略同于华夏”的圆领服之结构（图2），这是一种对襟式的圆领衣，与隋唐之圆领袍的内外两襟相交式是并不相同的。

《旧唐书舆服志》中也载：“开元来，妇人例著线鞋，取轻妙便于事，侍儿乃著履。臧获贱伍者皆服襕衫。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7]1958。“襕衫”与“胡服”之被分别列出可以推断它们所指的并非是同样一种服饰，而且此段上下文大意是将安史之乱归结于中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风日炽，但圆领袍自西魏便开始流行而历经北周、隋、唐，《凌烟阁功臣图》中初唐二十四功臣也有身着圆领袍者，唐初圆领袍服形象在壁画中更是不胜数，如果正史记载属实，那么“胡服”就并不是指圆领袍衫。

图2莫高窟285窟主室南壁西魏时期五百强盗成佛图

第二种说法是由赵连赏在《浅谈历史上两次异域服饰引入对中国古代官服的影响》中提出的，文中认为圆领袍来源于“西徐亚人和米提亚人所穿的圆领窄袖袍”，其证据是波斯王朝古城――波斯波利斯遗址的石浮雕，并认为反映西徐亚人和米提亚人所穿的圆领窄袖袍与隋唐时期的官服圆领袍“的结构特征十分相似”，尽管“从已经发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中还找不到相关证据”，后面的论述也是基于此展开。[8]然而，在遗址实地更为清晰的摄图中，我们可以发现，西徐亚人和米提亚人所谓的“圆领窄袖袍”其实与隋唐时期的圆领袍在结构特征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不论从正面（图3左）、左右半身侧面（图3中、右），均不能看到两襟交合处的实线，据此可以推断，西、米人所着的“圆领袍”应该是一种套头衫，这与中国隋唐时期两襟系统的圆领袍是完全不同的。《魏书》中也载有：“波斯国……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6]2271在伊朗国家博物馆展示的《三门宫复原图》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图4）。

图3波斯波利斯遗址的石浮雕

左：正面中：右侧面右：左侧面

图4三门宫复原图米提亚人

2、“连衣裳”的袍服本质

圆领袍的本质不是圆领，而是袍服。分析圆领袍也不应仅关注平面绘图上与西北民族服装领口之相似，更应该关注其结构。

何为袍服？《释名释衣服》曰：“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义亦然也。”可见袍服男女皆可穿，虽理论上一般作内衣穿着，但实际在马王堆汉墓已出土了一系列外穿的袍服（图5），说明早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袍服外穿的现象。

另有一种被称为“深衣”的衣服，如《礼记深衣》郑玄注：“名曰深衣者，以其记深衣之制也，深衣，连衣裳而纯之以采者。素纯曰长衣，有表则谓之中衣。”孔颖达疏：“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8]846其大体与袍服相类，止不同在于，理论上袍服为上下通裁，深衣则一般由上衣下裳两部分分裁后再缝缀为一体。目前关于“深衣”是否存在仍有争议，《礼记》为西汉人追述先秦礼制所作，《礼记深衣》中就其形制作了详尽的阐述，《礼记王制》亦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养老”[9]206，但这可能更近于一种攀附，因《上古汉语服饰词汇研究》一书曾对上古文献中服饰相关词汇做过统计，在上古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关于“深衣”一词几乎只字未提。

总言之，不论“深衣”是否的确存在，“袍”、“深衣”乃为区别其裁剪方式而分称，两者本质都是一种“连衣裳”的长款外衣，可以无疑。若从此计，中国人身着“连衣裳”的历史还要早些――在出土的西周青铜人（图6）身上已经可以明显看到“连衣裳”外衣的存在。故不论后世如汉、唐之袍服如何称呼，“衣裳相连”的两襟闭合型长款外衣之本质是一以贯之的。因“袍”之含义存在变迁及本文叙述便利起见，笔者将依照所见考古报告的惯例，将这种外衣称作“袍”。

3、隋唐袍服的“襕”与“骻”

隋唐的连衣裳袍服本身是先秦至汉袍服的延续，只是到了隋唐时期产生了新变，为代表者即是加裙襕。山东博物馆于1976年2月发掘的山东嘉祥县徐敏行（543――584年）夫妻合葬墓出土了大量壁画，其中即有交领、圆领两种领型的襕袍（图7），这是目前可见比较早的襕袍形象。

（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图5印花敷彩绛红纱锦袍

（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出土）图6西周青铜人

徐敏行夫妻合葬墓壁画图7山东省嘉祥县英山

西魏北周宇文泰当政时期，他曾重用儒学大家苏绰并于大统七年（541年）颁行其起草的“六条诏书”，推行了一场范围广大、影响深远的汉化复古运动。使得北周在官制、礼制上效仿周礼，形成了“六官制”及配套的冠服、仪轨制度。阎步克先生的《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也说道：“在舆服上，也根据《周礼》五辂六冕而全面复古。而且不止复古，还在《周礼》及郑玄注的基础上，大搞‘创造性发展’，造出了一套比《周礼》更宏伟的冕服体制。”[10]292“襕”即是在此背景下被加诸于袍服之下的。

撰书于唐初的《隋书礼仪志》载：“保定四年（564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下加襕。”[11]250是为关于“加襕”一事的最早记载。从《礼仪志》一文前后皆处处仿先秦礼制来看，不难猜测其加“襕”一举很可能是出于附会上衣下裳分裁而后缀合的古“深衣”之制。由此也可以看出，自孝文帝至于宇文邕时的北朝虽不能排除个别贵族依然有穿着鲜卑袍服的例子，但宇文邕执政时期延续了宇文泰推行的汉化政策，其作为上层统治者而公开支持鲜卑袍服“执笏”上朝的可能性并不大，且后文其子“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也可为宇文邕执政时期由宇文护所加下襕之“袍”非鲜卑袍服佐证。

这种猜测并非无缘，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详尽论述了：“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而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其中一源即是“（西）魏、周”[12]3，基于北周与唐的制度承袭关系，袍下加“襕”的做法也为唐所沿袭，《新唐书车服志》中有载：“唐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说明唐人加襕正是出于附会深衣之义，在此基础上唐人甚至更进一步而赋予“襕”等级制度的色彩，“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绯、紫、绿皆视其品，庶人以白’”[13]527。故此，自北周至于隋唐，袍下加襕的风气传播开来，正如周锡保所言：“袍下加襕，始于北周而定于唐。”[14]178

除了袍下加襕以附会深衣、彰显等级外，隋唐袍服还有一处新变，那便是袍侧开骻，名为“缺骻”。前文所议《新唐书车服志》中唐中书令马周上议之后半句是为：“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7]527上下两句，一“士人上服”一“庶人服之”说明“闭骻”与“缺骻”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区分等级的标志。究其原因不难理解，相比与闭骻而言，缺骻因为两侧开叉，所以更利于劳作、骑乘等活动，更适用于庶人的日常生活，可能在人们出于行动方便而做出自主选择的社会风气之后，这种“闭骻”与“缺骻”才逐渐被固化为区分等级的标志。但实际上上层士人也常常身着缺骻袍（也称“袍”），“《韩熙载夜宴图》……其中可见着衣习惯：职官、学子、士人多着圆领襕衫，其他侍仆、官兵、歌妓都着缺骻袍。但是韩熙载在家宴饮享乐时，亦将襕衫换成缺骻袍。”程雅娟进而认为：“缺骻袍由于两侧开裾，显然更适合逐渐盛行的高坐具。出于对舒展的坐卧姿势在潜意识里的追求，缺骻袍被当时的士人阶层作为家居闲服所接纳。”这种认识，可能比较接近于实情。[15]

4、袍服领型从“襟”谈起

分析袍服领型时，其实未必要陷入盘领、曲领、交领、直领等人为的既有称谓中，我们不妨先回归衣襟本身来讨论袍服的领型问题。因中国古代的袍服大多为两襟系统，故此为便于讨论，暂将衣襟简化为“内”“外”“圆”“直”4个要素，“内”指在内侧的一片衣襟，“外”为外侧一片衣襟，“圆”指上沿能横以拥颈的一片衣襟，“直”指衣襟呈直线从肩部向下延伸。由此可以整理出4种典型样式：内直外直（图8）、内圆外直（图9）、内直外圆（图10）、内圆外圆（图11）。

图8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汉墓壁画墓主夫妇图（内直外直）

图10唐代陶人俑陕西省博物馆藏（内直外圆）

图9陕西省咸阳市塔尔坡战国秦墓骑马俑（内圆外直）

图11奈良朝上领袍日本正仓院藏（内圆外圆）

以上4种典型的领型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存在，除交领自始至终流行外，其他领型各代流行有差，本文主要谈论与隋唐圆领袍服相关的部分。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列出了一件战国中晚期交领袍服的结构图（图12右），这件袍服的右襟襻系位置要明显高于左襟，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墓地出土战国早期陶俑（图12左）身上所着长袍或亦与此类似。可能正是基于此，产生了如上村岭战国晚期墓跽坐人铜灯（图13左）、山东高唐城东固河出土东汉绿釉陶俑（图13右）等文物上所展示的“内圆外直”式袍服，表明这种“内圆外直”式袍服是可以外穿的。同时，从四川崖墓出土东汉陶部曲俑（图14左）、四川忠县涂井出土三国陶女侍俑（图14右）来看，这种袍服还可以着于交领袍内。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墓地出土的一件东汉时期短上衣（图15）证实了这种“内圆外直”式领口的存在。这种领型的袍服可能在汉代时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出现了“内圆外圆”式袍服，在壁画中零星出现了一批圆领袍服的形象（图16、17、18），似乎多穿着于儿童身上（图17、18）。到了曹魏――西晋时期，这种圆领袍服出现频率开始增加，在嘉峪关市与酒泉市之间的魏晋砖墓壁画墓群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的骑兵卒形象（图19、20）。北魏至北齐初期，圆领袍服与交领袍服并存的形象逐渐多见（图21、22、23），并有向圆领为主过渡的趋势。

图12左：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褚家墓地出土战国早期陶俑右：湖北省江陵县战国中晚期马山一号楚墓出土

图13左：河南三门峡上村岭战国晚期墓跽坐人铜灯右：山东聊城高唐县固河镇出土东汉绿釉陶俑（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藏）

图14左：四川崖墓出土东汉陶部曲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右：四川忠县涂井出土三国陶女侍俑

图15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东汉墓

图16河南省洛阳市郊烧沟村61号西汉墓壁画执戟持剑图

图17河南省荥阳市王村乡苌村东汉墓壁画童叟对语图

图18陕西省靖边县杨桥畔二村南侧渠树壕汉墓壁画孔子见老子图

图19甘肃省嘉峪关市新城乡魏晋砖墓壁画墓

图20甘肃省酒泉市果园乡西沟村魏晋7号墓壁画

图21陕西西安草场坡出土北魏骑马武士陶俑

图22河北省磁县东槐树村北齐高润墓壁画墓主人图

图23山西省太原市南郊王郭村北齐娄睿墓壁画仪仗、吹奏图

4、战国至北朝的领型与“温度”

在讨论包括袍服在内的服饰变迁时，更应该考虑的是地域及气候差异对服饰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一遍及南北、概念宽泛的“华夏（汉）”族群，在服饰上更不应该用某一种形象固化，而忽略其背后服饰的自然变迁。

就此我们不妨将战国至北朝时期袍服领型的改变放入到这一时期的年平均温度（图24）及冬半年温度变化图（图25）中来看。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中国地区的气温呈现一个陡降的态势，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右襟襻系位置提高的现象，并演变出了一种“内圆外直”式的领型，这种领型相对于传统的“内直外直”式传统交领更利于防风御寒。1

图24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

进入西汉时期，虽然竺可桢先生的《五千年来中国温度变迁图》中显示中国地区的平均气温开始上升，但是从《气候变化与民族战争变化序列》图中看来，冬半年（11月至次年4月）温度仍处于继续下降的趋势，可能在这一时期，“内圆外直”的领型开始流行南北。东汉时期冬半年温度在经过一个上升及平台期后又继续回落，并在三国和西晋时期延续，到了西晋末年温度达到一个新的底点，被称为气候史上的“东晋事件”。这一时期，在壁画中开始见到一些身着圆领袍服的形象，这些袍服明显与内穿的圆领套头服装不同，是作为外袍的，虽然大多无两襟交合处的刻画，但从郊烧沟村61号西汉墓壁画（见图16）左侧男子袍侧缺骻来看，可以合理猜测其有两襟形制的可能。且汉时期的圆领袍服大多出现在儿童形象的人物身上，可能是因为儿童更加不耐寒冷而导致的服饰选择。进入曹魏――西晋时期，这种圆领袍服为成年人特别是兵卒穿着的形象增多，从北魏时期的骑兵俑（见图21）看来，很可能是由于圆领袍服对于颈部能否起到缓冲外甲压迫的效果。南北朝时期，温度进入了一个极端的低点，与明末清初的17世纪小冰期相当，甚至更甚，同样也像明末“竖领”产生一样，圆领袍服开始广泛流行开来。北朝末期，气温开始回升而过渡到隋唐“温暖期”，可能正是基于这一温暖期及作为公服而须在夏季穿着，而出现了“内直外圆”这样在圆领基础上为方便散热而改进的领型及翻领穿法。至此，“内圆外圆”领型产生、发展，并最终固定下来。

图25气候变化与民族战争变化序列

5、结语

总而言之，圆领袍之“袍”是古代深衣制袍服的本质延续，“圆领”的内圆外圆是在传统内圆外直领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基于战国至于南北朝时期气候变化而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隋唐时期流行的直袖、圆领的袍服本在战国以来中国传统服饰体系之内，故不能因与“交领右衽”的“汉服”印象不合而忽视其存在，其与胡风结合的特点应更多地表现在配饰及穿法方面，而不是袍服本身。唐代时期所流行的翻领穿法则与配饰一类或为结合胡风的新变，但这仅是当时一种时尚的穿法，在宋已鲜见。故此不能简单地因为其可能源于胡服的翻领穿法和一些花纹、配饰方面的内容而判断圆领袍本身“源于”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民族的服饰，犹如不能因为隋唐时期在传统革带基础之上吸收西北民族特点而形成了“蹀躞七事”带，就判断革带或革带系物的传统来源于西北民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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