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内科论文 > 肝脏疾病论文 >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2024-07-26 2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收集2018～2022年在佛山市中医院就诊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129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一般资料、中医证型以及就诊时的肝肾功能、血脂、肝脏瞬时弹性成像等临床数据，分析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中医证型分布，探讨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1）一般资料方面，129例患者中，男性128例（99.22%），女性1例（0.78%）；平均年龄为（48.71±11.50）岁；平均体质量指数（BMI）为（23.82±3.98）kg·m-2。（2）中医证型分布方面，以湿热蕴结证最常见，共70例（54.26%），其余分别为肝郁脾虚证24例（18.60%）、痰湿内阻证22例（17.05%）、肝肾不足证7例（5.43%）、痰瘀互结证3例（2.33%）、瘀血内结证3例（2.33%）。（3）临床特点方面，经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BMI、饮酒量、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谷氨酰转肽酶（GGT）、总胆红素（TBIL）、碱性磷酸酶（ALP）、甘油三酯（TG）、肝脏硬度测量值（LSM）以及反映肝脏脂肪含量的受控衰减参数值（CAP）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其中较为突出的特征是，仅有肝郁脾虚证、痰湿内阻证、痰瘀互结证及瘀血内结证等4型患者的BMI超标(>24 kg·m-2)，而样本量占比高达54.26%的湿热蕴结证和肝肾不足证患者的BMI均在正常范围(分别为23.03 kg·m-2和21.42 kg·m-2)，且此两种证型的BMI与痰湿内阻证(26.44 kg·m-2)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提示酒精性肝病有超过一半以上患者不会出现超重现象；另外，BMI最高的痰湿内阻证患者在血清TG（2.69 mmol/L）、CAP（292 db/m）等指标中也同样呈现出最高数值，提示痰湿内阻证患者的肥胖及肝脏脂肪浸润程度相对于其他证型严重；而代表肝脏慢性炎症损伤的AST和胆管细胞损伤的GGT，在湿热蕴结证和肝肾不足证中均有显著性升高，且此两型患者的LSM值也是所有证型分组里最高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结论】湿热蕴结证是酒精性肝病的主要中医临床证型；酒精性肝病的肝脏脂肪浸润程度和体质量超标与病情严重程度并不呈一致性关系；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异常指标存在一定差异，临床辨证时可将中医四诊资料与临床指标相互参照，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医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关键词：
中医证型
湿热蕴结证
肝肾功能
血脂
酒精性肝病
加入收藏

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ALD）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所致的慢性肝病，其涵盖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纤维化及酒精性肝硬化等诸多病理阶段改变[1]，是目前我国慢性肝病的主要病种之一[2]。随着中国人群酒精消费观念及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该病的发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中医学很早就对酒精性肝病有所认识，将其归类为“酒疸”“酒癖”“伤酒”等范畴，并认为该病的发生与饮食偏嗜、脏腑功能失调以及禀赋异常等因素有关[3-5]。近几年，中医学对该病的认识虽然也在不断更新，但总体而言，中医学对酒精性肝病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征认识尚存在诸多不足[6-7]。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临床常用指标角度，回顾性总结分析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的临床特征，以期为中医药防治酒精性肝病提供客观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所有病例均来源于2018年1月～2022年12月在佛山市中医院肝病科就诊的酒精性肝病患者，共929例，按纳入、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终共纳入129例患者。筛选流程见图1。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要求并已通过佛山市中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批准，伦理批件号：KY[2023]330。

1.2 诊断标准

参照《酒精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年更新版）》[8]中的酒精性肝病诊断标准：有长期（时间>5年）饮酒史，乙醇摄入量男性≥40 g/d，女性≥20 g/d；或两周内有80 g/d的大量饮酒史[乙醇量换算公式（g）=饮酒量（mL）×乙醇含量（%）×0.8]。

图1 酒精性肝病患者的病例筛选流程图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上述酒精性肝病的诊断标准；②首次就诊时症状、舌脉等证候要素记载齐全；③年龄18～75岁，性别不限；④能配合相关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指标收集的患者。

1.4 排除标准

①合并病毒性肝炎、华支睾吸虫病、自身免疫性肝病以及肝脏恶性肿瘤等疾病的患者；②缺失酒精性肝病诊断所需病史及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的患者；③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④罹患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无法准确提供相关临床资料的患者。

1.5 研究方法

1.5.1 临床资料收集

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饮酒量及中医四诊资料等。

1.5.2 相关指标检测

(1）肝功能指标：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谷氨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transferase,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2）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H）、甘油三酯（triglyceride,TG);(3）肾功能指标：尿酸（uric acid,UA）、肌酐（creatinine,Cr);(4）肝脏无创瞬时弹性测定（Echosens FibroScan 502检测仪）：肝脏硬度测量值（liver stiffness measurement,LSM）、受控衰减参数值（controlled attenuation parameter,CAP）。

1.5.3 中医证型的确立及其不同中医证型的临床特征分析

根据《中医肝胆病科医师处方手册》[9]所载分型标准，将中医证型分为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痰湿内阻证、痰瘀互结证、肝肾不足证、瘀血内结证等6型。调阅患者首次就诊病历中的四诊资料，由科室两名副高以上职称中医师分别认定为同一证型者纳入各证型组。

1.6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对于中医证型及性别2个定性变量进行数量化描述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者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比较用方差分析（ANOVA）比较，对于不符合正态分布者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入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及中医证型分布

入组的129例酒精性肝病患者中，男性128例（99.22%），女性1例（0.78%）；年龄18～75岁，平均年龄（48.71±11.50）岁；平均BMI为（23.82±3.98) kg·m-2；平均饮酒量为267.63(194.09,500.00) mL。中医证型分布方面，以湿热蕴结证最常见，共70例（54.26%），其余分别为肝郁脾虚证24例（18.60%）、痰湿内阻证22例（17.05%）、肝肾不足证7例（5.43%）、痰瘀互结证3例（2.33%）、瘀血内结证3例（2.33%）。

2.2 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一般性资料比较

表1结果显示：经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BMI、饮酒量、年龄均呈偏态分布），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BMI、饮酒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组间两两比较，肝肾不足证与痰湿内阻证的BMI存在统计学差异（P<0.01），湿热蕴结证与痰湿内阻证的BMI和饮酒量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其余证型的BMI、饮酒量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BMI由高到低依次为：痰湿内阻证>痰瘀互结证>瘀血内结证>肝郁脾虚证>湿热蕴结证>肝肾不足证；饮酒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痰湿内阻证、肝肾不足证>瘀血内结证>痰瘀互结证。

2.3 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比较

表2结果显示：经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ALT、AST、GGT、ALP、TBIL均呈偏态分布），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AL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AST、GGT、TBIL、ALP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组间两两比较，痰湿内阻证与湿热蕴结证的AST、GGT、ALP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痰湿内阻证与肝肾不足证的AST、GGT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其余证型的AST、GGT、TBIL、ALP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AST由高到低依次为：肝肾不足证>湿热蕴结证>瘀血内结证>肝郁脾虚证>痰瘀互结证>痰湿内蕴证；GGT由高到低依次为：肝肾不足证>湿热蕴结证>瘀血内结证>肝郁脾虚证>痰湿内蕴证>痰瘀互结证；TBIL由高到低依次为：瘀血内结证>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肝肾不足证>痰湿内蕴证>痰瘀互结证；ALP由高到低依次为：肝肾不足证>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瘀血内结证>痰瘀互结证>痰湿内蕴证。

表1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一般性资料比较

表2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比较

2.4 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肾功能和血脂指标比较

表3结果显示：经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TCH、TG、UA、Cr均呈偏态分布），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TCH、UA、C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TG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比较，湿热蕴结证与痰湿内阻证的TG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证型的TG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TG由高到低依次为：痰湿内蕴证>肝肾不足证>痰瘀互结证>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瘀血内结证。

表3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肾功能和血脂指标比较

2.5 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肝脏无创瞬时弹性成像指标比较

表4结果显示：经非参数秩和检验分析（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LSM、CAP均呈偏态分布），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LSM、CAP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两两比较，痰湿内阻证与湿热蕴结证的LSM、CAP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或P<0.01），痰湿内阻证与肝肾不足证的LSM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其余证型的LSM、CAP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中医证型患者的LSM由高到低依次为：肝肾不足证>湿热蕴结证>肝郁脾虚证>痰瘀互结证>瘀血内结证>痰湿内蕴证；CAP由高到低依次为：痰湿内蕴证>瘀血内结证>肝肾不足证>痰瘀互结证>肝郁脾虚证>湿热蕴结证。

3、讨论

酒精性肝病作为临床常见的慢性肝病，中医学对其认识虽很早，但至今尚未形成公认的较为完备的中医辨证论治体系。虽然目前有学者提出将酒精性肝病按4分型或5分型进行辨证论治，但对各中医证型的临床特点研究却也少有涉及，总体而言，中医学对该病的临床认识仍有待深入[6-7]。

本研究经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后，最终入组129例患者，采用了《中医肝胆病科医师处方手册》[9]所载的6分型，以期能较多地覆盖酒精性肝病的各种临床证型，而不遗漏。研究结果显示：湿热蕴结证占据酒精性肝病中医临床证型的首位，共70例（54.26%），是酒精性肝病的主要临床证型，与其他研究结果[10-12]相似。隋代医家巢元方认为：“酒者，水谷之精也，其气慓悍而有大毒”[13]，少饮可强精神、助气血，过饮则伤脾胃、碍运化，脾胃既损，升降失常，水湿不运。元代医家李杲又言：“夫酒者，大热有毒”[14]，提示酒精性肝病更易出现湿从热化的病理转归。因此，“湿热”是酒精性肝病的主要病理产物，湿热蕴结证是酒精性肝病的主要中医证型。

表4 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肝脏弹性成像结果比较

酒精属高热量膳食，过量饮用会导致人的体质量超重，但本研究发现，酒精性肝病中仅有肝郁脾虚证、痰湿内阻证、痰瘀互结证及瘀血内结证等4型患者的体质量指数（BMI）超标（>24 kg·m-2），而样本量占比高达54.26%的湿热蕴结证和肝肾不足证患者的BMI均在正常范围（分别为23.03 kg·m-2和21.42 kg·m-2），且这两种证型的BMI与痰湿内阻证（26.44 kg·m-2）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提示酒精性肝病有超过一半以上患者不会出现超重现象，而这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存在明显不同[15]。BMI最高的痰湿内阻证患者在血清甘油三酯（TG=2.69 mmol/L）、肝脏脂肪含量（CAP=292 db/m）等指标中也同样呈现出最高数值，提示痰湿内阻证患者的肥胖及肝脏脂肪浸润程度相对于其他证型严重，值得临床重点关注。

肝脏血清酶学指标虽不及肝脏病理组织学检查能准确反映肝脏的炎症水平，但在临床仍有判断病情严重程度的意义。本研究发现，代表肝脏慢性炎症损伤的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和胆管细胞损伤的谷氨酰转肽酶（GGT），在湿热蕴结证和肝肾不足证中均有显著性升高，且此两型患者肝脏硬度值（LSM）也是所有证型分组中最高的。众所周知，肝脏炎症与纤维化进展密不可分，因此，湿热蕴结证和肝肾不足证患者是酒精性肝病进展的高危组别，是药物干预的重点对象。

综上所述，肝脏脂肪浸润程度和体质量超标与酒精性肝病病情严重程度并不呈一致性关系，临床处理酒精性肝病时应注意不同侧重点；不同中医证型酒精性肝病患者的异常临床指标存在一定差异，临床辨证时可将中医四诊资料与临床指标相互参考，这将有助于提高中医临床诊断的准确性。另外，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共129例，对于酒精性肝病不同中医证型临床特点的研究来说，样本量较小，论证强度有限，希望在今后的临床工作中继续积累更多的相关病例以充实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灏珠,钟南山,陆再英,等.内科学[M]. 9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3]程爽,刘江凯,袁卓雅,等.酒精性肝病中医理法方药认知源流探析[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23,33(5):450-452.

[4]孙汇,卢秉久.基于中医体质学说探讨酒精性肝病体质特点[J].中医临床研究,2022,14(31):146-148.

[5]张安华.中医对酒精性肝病成因的理解[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5,15(90):131-132.

[6]罗晨,杨嘉恩,梁惠卿.酒精性肝病中西医辨治研究进展[J].医学信息,2018,31(15):16-19,24.

[7]张志雄,刘春芳,孔庆辉.酒精性肝病的中西医治疗进展[J].光明中医,2020,35(19):3137-3140.

[8]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中国医师协会脂肪性肝病专家委员会,厉有名,等.酒精性肝病防治指南(2018年更新版)[J].实用肝脏病杂志,2018,21(2):170-176.

[9]陈兰羽.中医肝胆病科医师处方手册[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10]祝海娟,敬小华.青海东部地区酒精性肝病中医证型分布及其与肝脏瞬时弹性成像参数相关性研究[J].江苏中医药,2022,54(3):35-38.

[11]吴云,姚志山,王巍,等.酒精性肝病患者中医体质分布特点及证型分布研究[J].河北中医,2021,43(1):25-28,33.

[12]傅克模,谢圣影,莫耘松,等. 200例酒精性肝病患者中医证候分布调查分析[J].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19,29(2):133-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