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索远海渔民皮质醇在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关系中的调节的作用。方法用酒精依赖性疾患识别测验问卷和航海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对143名远海渔民进行出海前后两次测查,并收集头发检测出海期间的皮质醇。结果出海前与出海后两次测查远海渔民的酒精依赖有统计学差异(Z=-2.763, P=0.006)。远海渔民在出海后的酒精依赖与航海应激呈正相关(r=0.300, P<0.001)。皮质醇对航海应激和酒精依赖的关系在出海后有调节作用(β=-1.172,P<0.001)。结论本研究结果提示,与低头发皮质醇水平的远海渔民相比,高头发皮质醇水平的远海渔民在遭受航海应激后会表现为更低水平的酒精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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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又称压力,是诱发酒精依赖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促使人反复饮酒的重要因素[1]。渔民在海上作业的时候经常面临海潮、飓风、暴雨等不确定危险因素,往往危及生命安全,死亡率也相对其他职业较高[2]。加之在远海航行中生活枯燥、作业条件艰苦且劳动强度大因此渔民往往长期承受着由于职业原因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压力[3]。印尼、中国等地报道的渔民饮酒率分别为79%[4]、71%[5],均高于中国普通居民的饮酒水平[6],且发现90%的饮酒渔民在远海作业中有饮酒行为[4]。
由于长期使用酒精会导致神经衰弱,尤其是针对应激途径。酒精依赖者表现出的应激功能障碍,体现在交感性肾上腺髓质轴(sympathetic adrenal medulla axis,SAM)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ic pituitary adrenal cortex axis,HPA)通路上[1],其特征之一在于促进肾上腺释放更多皮质醇。皮质醇反应失调作为神经适应的表现特征之一,随着应激水平的逐渐累积,皮质醇的持续分泌会打破机体原有的稳定状态[7]。
皮质醇水平是常用来衡量应激反应的指标,常采用个体的尿液、唾液、血液样本来进行测定[8]。常用的采样方法可能会受到情境变量或昼夜节律的影响而通过头发皮质醇水平来测试是一项近年来兴起的技术,通过收集指标3 cm的头发长度可追溯前三个月的慢性应激信息,其优点是提供有关慢性压力的信息[9],不受取样时间的影响,并且易于运输和保存[10]。
个体应对压力时,往往需要改变自身以适应现状。有研究提出神经适应过程中导致的皮质醇分泌水平改变可能导致酒精依赖患者对酒精渴求的改变[11],渔民在工作生活中对酒精的摄取是常见的且普遍的这是否与在应对航海应激时皮质醇分泌水平有关。目前皮质醇对于患酒精依赖的渔民在航海过程中的饮酒行为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头发皮质醇水平对于航海应激与酒精使用障碍的关系是否存在调节作用,并为远海渔民饮酒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信息和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5—12月在海南省某渔港登记在册的远海渔民中随机抽取渔民参与调查,有效人数143人。纳入标准:无内分泌系统相关疾病、无精神障碍、无听力障碍;能够完成前后两次心理问卷并同意采集头发样本;采样期间无剪发、烫染发等情况。分为前后两次测验,前测于出海前一周内进行集体测试(前测不采头发),后测在返航一周内进行集体测试并采集头发样本。医学伦理学由海南医学院审查并通过,所有渔民均仔细阅读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工具
1.2.1 一般资料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从业时间、文化程度等。
1.2.2 航海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mental stressor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among the crewof naval ships,MSIQ)[12]
该量表一共由航海环境、工作关系、家庭家庭和领导风格这四个维度构成,本研究只选取了航海环境维度和工作关系维度用以评估渔民的航海应激水平,共36个条目,采用1~5级计分方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问卷信度系数0.94,航海环境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92,工作关系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89。
1.2.3 酒精依赖性疾患识别测验问卷(the 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AUDIT)[13]
由10个涉及酒精的问题组成,涉及饮酒量与饮酒频率酒精依赖,反映饮酒依赖程度和饮酒伤害程度。前8题以0~4级计分,后2题以0~2级计分,总分≥8分为阳性,总分<8分为阴性。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总问卷信度系数为0.87。
1.2.4 头发皮质醇浓度(hair cortisol concentrations,HCC)
所有头发样本都是从头部后顶角区域贴近头皮的地方剪下,将其装入干燥的密封袋中,做好标记,放入-20℃的冰箱保存。每次收集的头发被分批分析。从靠近头皮的末端开始,将样本分别切成1 cm长度的头发段,头发生长速度因个体而异,平均生长速度为1 cm/月,一个3 cm的段包含大约在过去3个月内沉积的皮质醇[14]。以出海一个月的渔民为例,从近头皮端往远头皮端依次标记为为C1、C2,C1反映了海上航行这一个月的皮质醇水平,C2反映了出海前一个月的皮质醇水平。在本研究中根据渔民出海的时间分析对应的头发长度。采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20 mg的标准头发样本进行了HCC激素的分析[15]。HCC的线性范围分别是0.25~500pg/mg(r=0.995 2)。头发样品中HCC的检测限和定量限为0.1 pg/mg和0.3 pg/mg。HCC的日间变异系数为3.8%,日内变异系数为2.3%,回收率为(93.7%±2.1%);正离子模式下,检测的离子对363.10/121.10。
1.3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Spearman相关分析。采用MPLUS进行调节作用分析。检验水准为α=0.05。
2、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计143名远海渔民,全部为男性,年龄22~68岁,平均年龄38.06岁。见表1。
表1 远海渔民一般情况征
2.2 出海前后远海渔民皮质醇、酒精依赖、航海应激的差异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Wilcoxon秩和检验对出海前后远海渔民皮质醇、酒精依赖、航海应激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皮质醇(Z=1.892,P=0.059)、航海应激(Z=-0.763,P=0.46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酒精依赖具有统计学差异(Z=-2.763,P=0.006)。见表2。
表2 出海前后远海渔民皮质醇、酒精依赖、航海应激的得分比较
2.3 出海前后远海渔民皮质醇、航海应激、酒精依赖的相关分析
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对远海渔民出海前、回航后的皮质醇、航海应激、酒精依赖分别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出海前酒精依赖与航海应激呈正相关(P<0.001),皮质醇与酒精依赖,航海应激均不相关(P>0.050)。结果显示,回航后酒精依赖,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均不相关(P>0.050)。见表3。
表3 出海前后皮质醇、航海应激、酒精依赖的相关分析(r值)
2.4 皮质醇在远海渔民航海应激和酒精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在模型中单一标识内生潜变量,因为其测量容易有误差因此需要采用重测可靠性测量看做单标识变量可靠性的近似估计值,以此避免估计偏移。在模型中固定单一标识变量的误差方差值,再将因子载荷固定为1。单标识变量的误差方差=方差×(1-重测可靠性)。在本模型中将出海前后的皮质醇作为单一标识内生潜变量,最后计算出的误差方差分别是183.29和318.54。由于调节模型中并不直接报告拟合值,使用两步法评估调节模型的整体拟合度[16,17],并使用对数似然比进行检验[18]。在没有皮质醇和航海应激的交互项参与模型中时,χ2=564.85,P=0.000,df=15,CFI=0.999,TLT=0.999,RMSEA=0.02,SRMR=0.05,各项指数均比较理想,认为该模型拟合良好。根据无交互项和有交互项两次数据结果计算对数似然比D=1923.00,使用df=1分布[17],查χ2表得,χ20.05=7.88,D>χ20.05,P<0.050,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存在皮质醇和航海应激的交互项的模型也同样的显示模型拟合良好。Mplus执行LMS法不提供标准化解,交互项系数为(β=-1.172,P<0.001),显示有调节作用。见图1。
最后,本研究采用了简单斜率检验以进一步了解皮质醇水平在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之间的调节状况,结果发现随着航海应激水平的增加低水平的皮质醇不能影响酒精依赖水平的增加,但在高水平的皮质醇影响下应激水平越高酒精依赖越低。见图2。
图1 皮质醇对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的调节作用 下载原图
注:路径分析描述了皮质醇与航海应激,酒精依赖之间的调节作用。y1=出海后航海应激,y2=出海后皮质醇,y3=出海后酒精依赖,y1×y2=出海后航海应激×出海后皮质醇。参数已标准化。
3、讨论
本研究对远海渔民出海前后的皮质醇水平、航海应激和酒精依赖的得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渔民在远海时会有更高水平的饮酒行为出现。在相关的研究中发现在使用酒精的渔民中,十分之八的人有害使用酒精[19]。在对酒精依赖的患者进行临床研究时发现当使用压力诱导图片诱导患者产生压力的实验中患者对酒精的渴求增加[11]。本结果证实了渔民存在在出海期间通过增加对酒精的摄入来应对航海应激的情况。
图2 皮质醇对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图
远海渔民航海应激与皮质醇以及酒精依赖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远海渔民的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只在出海前呈正相关。这表明航海应激水平越高的远海渔民酒精依赖水平也越高,也就是说出海前应激水平越高饮酒行为也就越高。因此在海上面对航海应激时很大可能因为皮质醇水平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出海前还是回航后皮质醇水平均与航海应激和酒精依赖不相关,显示皮质醇水平与心理压力程度不相关[20]。航海应激并不会直接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变化。结果证明了皮质醇并不是航海应激的中介变量,不会直接作用于酒精依赖。
本研究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头发皮质醇水平对于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具有的反向调节作用,表明应对远海作业带来的心理应激的时候,个体的较高水平的头发皮质醇会减少个体利用饮酒来应对压力这一行为,说明了自己感觉到的压力与皮质醇之间存在联系[21]。本研究的数据结果显示可以通过提高机体的皮质醇水平来减少航海人员利用酒精来应对航海应激的行为,缓解渔民群体的酒精依赖现状。
参考文献:
[5]季凌燕,顾永健.渔民嗜酒行为与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交通医学,2010,24(1):33-35,38.
[6]刘素,严亚琼,李长风,等.武汉市流动人口、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饮酒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10):1844-1847,1851.
[12]余浩,陶永华,潘沪湘,等.航海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的编制[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4,32(2):119-121.
[13]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51.
基金资助:青年科学基金项目(81901392);
文章来源:熊健竹,杨娟.皮质醇对远海渔民航海应激与酒精依赖关系的调节作用[J].现代预防医学,2021,48(12):2235-2238+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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