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作为威胁人们健康的重大心理问题，轻者造成个体社会功能紊乱，重者导致个体自杀。近年来，抑郁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1],其对个体心理健康与社会功能产生了严重影响，由此对抑郁官兵的相关研究也成为了重点。现代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斗争，也是交战双方心理上的较量，官兵具有完整的社会功能、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关系着军队的安全稳定与战斗力的强弱[2],提示在当前练兵备战形势下，对官兵抑郁情绪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海军水面舰艇官兵遂行长航任务逐渐增多，作业空间狭小密闭，长航中面临的应激原复杂多样。长期身处于这样的情况，舰艇官兵心理健康可能受到威胁[3],进而对其战斗力产生不利影响。有研究表明，舰艇官兵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6.1%[4],另有研究表明，长航4个月后官兵的抑郁症状检出率明显增加[5]。但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特点未被系统揭示。

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认为，压力事件和个体素质是影响抑郁发生的两个重要因素[6]。在压力因素中，家庭因素影响尤其是亲子关系至关重要。亲子疏离是指亲子间的情感疏离(包括无助、孤独、被控制、被强迫等消极感受)[7]。研究发现亲子疏离的增长会增加留守儿童抑郁[8]与青少年抑郁[9],同时有研究提示亲子疏离可能与成年后的抑郁发生有关[10]。现有研究以探讨亲子关系多，部分研究聚焦青少年亲子疏离，而亲子疏离与成年后抑郁发生的关系研究鲜见报道，值得指出的是亲子疏离水平对青年官兵抑郁发生影响未见报道，而这对于拓展抑郁的素质-压力的理论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个体素质如心理弹性也可能影响抑郁发生。心理弹性又称为心理韧性、复原力，指个体能够应对压力、挫折、逆境等负面事件的影响，保持生理、心理功能相对正常的过程[11]。心理弹性水平越高，个体越能有效地应对压力、挫折及充满挑战的情境。研究表明个体良好的心理弹性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12-13],另有研究提示可能存在弹性因素保护，防止不良童年经历如疏离对精神病理风险的影响[11]。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影响官兵抑郁水平中的作用亟待深入探究，这对于丰富抑郁素质-压力的理论依据十分重要。

鉴于此，本研究拟了解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现状，探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并探索心理弹性在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为未来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干预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方案。应用整体抽样法选取海军某部水面舰艇官兵在平时非任务状态下进行调查。共抽取599名调查对象，分析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的人口军事学特点，其中男性583名，女性16名；年龄(24.98±5.02)岁；初中及高中学历240名，大专及本科学历348名，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1名；军龄(5.97±5.16)年；军官99名，士官332名，义务兵168名。同时选取横断面调查中抑郁得分≥5分者为研究对象，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与建立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本研究经陆军军医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2022第04-22号)。

1.2研究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军龄、军人身份等。

1.2.2亲子疏离感问卷(inventory of alienation toward parents, IAP)

本研究使用课题组前期编制的亲子疏离问卷[7]来评估水面舰艇官兵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质量。该量表共有18个条目，采用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共5级评分，得分越高者疏离感越强。该问卷内容适用于成人，经过分析证实，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0.813,说明该量表在评估水面舰艇官兵群体的亲子关系质量方面具有较好的信度，可用于本研究对象。

1.2.3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14]

用于测量个体心理弹性水平，包括乐观、坚韧、力量3个维度共有2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0～4共5级评分，得分越高者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0.964。

1.2.4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15]

是评估过去2周里抑郁症状发生频率的自评量表，在评估个体抑郁严重程度上，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采用0～3级评分，总分0～27分。评定标准：总分≤4为无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情绪，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0.879。

1.3研究过程

以舰艇为单位，于2022年3-6月行现场问卷调查。由研究者简明介绍调查目的及所需时间，征得调查对象知情同意，统一发放问卷并详细讲解填写说明，全场巡视解答被试的问题，问卷填写完毕后由调查员统一回收，并及时复核，保证其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x¯±s

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M(P25,P75)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对数据进行分析，相关性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分层回归分析，中介效应采用AMOS21.0软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问卷条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特征根>1的因子有9个，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释度是33.57%,低于40%的临界值，故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结果

2.1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得分的人口学特点

本研究共调查水面舰艇部队官兵599名，抑郁得分为1(0,4)分，其中抑郁得分≥5分者共127名(21.2%)。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军龄、军人身份的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157、27.969,P<0.05,表1)。军龄≥11年的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高于军龄<11年的官兵；军官的抑郁得分高于士官与义务兵。

表1不同人口学与军事特征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的比较[n=599,M(P25,P75)]

2.2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心理弹性、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讨抑郁情绪个体中亲子疏离和心理弹性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以抑郁得分≥5分者127名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及父子、母子疏离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r=0.451、0.419、0.431,P<0.001),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与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r=-0.412、-0.397、-0.389、-0.365,P<0.001),亲子疏离及父子、母子疏离与心理弹性及其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r=-0.413～-0.285,P<0.01,表2)。亲子疏离和心理弹性各维度与抑郁情绪、亲子疏离与心理弹性部分维度的相关均为中度相关，存在统计学意义。

2.3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心理弹性对抑郁情绪的回归分析

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第一层放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第二层放入军事学变量(军龄、军人身份),第三层放入变量亲子疏离，第四层放入变量心理弹性，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1、2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3、4有统计学意义(P<0.001)。亲子疏离对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β=0.547,P<0.001),解释了抑郁情绪27.0%的变异量，亲子疏离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高。心理弹性对抑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β=-0.211,P<0.01),对抑郁情绪解释的变异量增加了3.5%,心理弹性越高抑郁水平越低。亲子疏离的标准回归系数由第三步的0.547(P<0.001)减小为第四步中的0.462(P<0.001),初步说明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之间可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表3)。

2.4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影响的中介作用

结合分层回归结果，以亲子疏离为自变量、心理弹性为中介变量、抑郁情绪为因变量，采用AMOS软件构建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属于饱和模型(图1),即所有待估计参数正好等于协方差矩阵中的元素。运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亲子疏离对抑郁情绪的总效应95%CI:0.294～0.742,直接效应95%CI:0.192～0.694,间接效应95%CI:0.022～0.190,均不包含0,说明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86%(表4)。

a:P<0.01,b:P<0.001

表2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心理弹性、抑郁情绪的相关分析

表3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心理弹性对抑郁情绪的回归分析

表4亲子疏离对抑郁情绪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图1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影响的中介作用模型

3、讨论

基于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心理弹性在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之间的中介作用，为未来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干预提供参考。本研究结果表明：军龄≥11年的水面舰艇官兵和军官的抑郁得分较高。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亲子疏离、抑郁情绪与心理弹性呈显著负相关。亲子疏离对官兵的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5.86%。

3.1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得分的人口学特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态的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既往对军人抑郁的研究[16]不一致，而与既往对舰艇官兵的研究[17]一致，可能的原因是：舰艇环境对官兵抑郁的影响较大[18],而人口学因素的影响就不突出了。虽然在人口学特征上差异不显著，但在军事学特征上差异显著，说明军龄与军人身份等军事学变量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的影响程度较大。军龄≥11年的水面舰艇官兵抑郁得分较高，这与既往研究[16]基本一致。提示应加强对军龄≥11年官兵的抑郁情绪的关注。军官的抑郁得分较高，但有研究认为军官抑郁发生率低于战士与士官[16],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为：水面舰艇部队由于特殊的舰艇环境、高技术的未来海战等[19]因素，军官的责任更重，决策能力要求更强。提示应重视对水面舰艇部队军官的抑郁情绪的预防与干预，以保证其指挥作战的能力。

3.2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这可能与个体受到的父母情感支持相关，而父母情感支持是社会支持重要的部分，与抑郁情绪发生关系显著[20]。回归分析发现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有正向预测作用，解释了抑郁情绪27.0%的变异量，亲子疏离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高。表明亲子疏离是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易感因素，这与既往留守儿童、青少年研究[8-9]一致。本研究在一个家庭联系较少的成年职业人群中证实了亲子疏离对抑郁情绪的影响，这提示高亲子疏离水平的官兵可能成为抑郁的易感人群，为了确保官兵的战斗力，应加强关注高亲子疏离水平官兵的抑郁情绪。另外可探讨改善官兵亲子疏离水平的方案，可以考虑从官兵对亲子关系的认知重建着手，及通过政策支持与重视社会支持，如现在军人父母赡养补助、优惠医疗政策等，改善亲子关系，以增加家庭支持[21]。

3.3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影响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中的中介作用

根据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个体素质与压力事件交互作用来解释抑郁的发生，同时抑郁、个体素质与压力三者相互作用[6]。本研究结果表明：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与抑郁情绪呈正相关，亲子疏离、抑郁情绪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亲子疏离作为一种社会压力因素，与心理弹性这一个体心理素质和抑郁情绪三者的关系进一步支持了该理论。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有负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越高抑郁水平越低。心理弹性较高的个体往往具备丰富的心理资源，而这些资源在其面对压力事件或应激时能有效调用，可减少抑郁发生，提示应关注水面舰艇官兵的心理弹性水平。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官兵亲子疏离水平会影响其心理弹性，这可能是因为不良亲子关系模式会影响其它关系模式[22],同时会影响心理弹性的发展[23]。同时因为水面舰艇官兵所处的特殊环境如封闭的舰艇、与家庭分离且通联不佳，使其在社会支持特别是父母支持上与其他人群存在较大的差别。而良好的心理弹性有利于保持积极的情绪及具有思维的灵活性，从而降低亲子疏离对情绪的消极影响，以减少抑郁的发生。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抑郁的素质-压力理论，在多种易感素质和压力中，当个体经历慢性压力事件亲子疏离时，心理弹性这种个体素质会在亲子疏离与抑郁之间起着缓冲作用，较高水平的心理弹性能够减少亲子疏离对抑郁的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开展心理弹性相关的训练，例如正念或冥想训练[24]、积极心理团体训练、基于虚拟现实技术[25]的军事心理训练等，增强水面舰艇官兵心理弹性，以降低抑郁情绪的发生。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①军事学变量中未加入长航时间、任务类型等因素，下一步可探讨长航时间、任务类型对抑郁情绪及与亲子疏离、心理弹性的关系影响。②使用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③横断面研究对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限制，未来可能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明确。

综上所述，军龄≥11年的水面舰艇官兵及军官的抑郁得分较高。亲子疏离是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且心理弹性在水面舰艇官兵亲子疏离影响抑郁情绪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为制定水面舰艇官兵的抑郁防治方案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一是舰艇部队心理服务人员在进行心理服务时应重点关注军龄≥11年、军官、高亲子疏离及低心理弹性四类人员。二是舰艇部队应通过各种增强部队凝聚力的方法来增加官兵的情感支持，以降低亲子疏离对官兵的不良影响。三是可以从提高心理弹性水平入手，探索适合水面舰艇官兵的能融入日常训练的心理弹性训练方案，提升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以提高舰艇部队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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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重庆市自然基金重点项目(CSTC2020JCYJ-ZDXMX0009)~~;

文章来源:文冲,孙笑笑,陈蓓婧,等.亲子疏离对水面舰艇官兵抑郁情绪的影响: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陆军军医大学学报,2024,46(14):1626-1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