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生育水平持续降低，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2021年，国家出台了“三孩”政策。然而，虽然我国生育政策已释放了大量的生育空间，但个体生育意愿并没有因为生育政策的放开而自然增强[1],由此看来，提高生育意愿是缓解人口老龄化、提高生育率的关键。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观念、态度、情感及其他一切言行举止的集合体[2]。研究显示[3],父母教养方式影响医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而主观幸福感对生育安排有影响[4]。婚姻态度是个体对婚姻的主观看法和评价，包括一般婚姻观念和自我婚姻的评价或展望两方面[5]。研究表明[6],在大学生的认知中，婚姻是生育的必要条件，婚姻与生育的绑定关系紧密。分娩恐惧是女性怀孕期间及分娩前因担心胎儿受伤、分娩镇痛、分娩不良影响或并发症，对自身分娩过程中的无力感和不能较好地控制自己感知焦虑和恐惧，引起孕妇身心上的一种障碍感和应对困难[7]。与国外相比，我国分娩恐惧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对象多为孕产妇群体，但男性也同样会产生分娩恐惧情绪，影响身心健康，且这种恐惧可能会影响伴侣的分娩方式和结局[8]。大学生群体作为未来婚育的核心主体，提前了解其分娩恐惧状况，以便采取相应措施降低分娩恐惧感、提高生育意愿是有必要的。护理本科生相较于非医学专业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医学知识。研究指出[9],生育知识掌握水平影响个人生育选择。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0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数为470余万人，相较于“十四五”护理事业中“争取到2022年全国护士总数达到550万人”的发展目标，仍存在较大缺口[10]。有研究表明[11],由于职业特点，护士在事业发展和生育孩子之间存在矛盾，孩子生下后需要长辈的参与，护士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是其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12]。护生作为护士的主要后备军，提前了解其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便护理管理者采取相应措施是有必要的。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生育意愿、缓解人口老龄化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2023年1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湖南省长沙医学院的713名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4年级护理本科生；知情且同意参与此调查。排除标准：转专业或休学的护理本科生。

1.2调查工具

1.2.1一般资料问卷

自行设计，包括年龄、年级、性别、是否为单亲家庭子女、民族、现居地、父亲最高学历、母亲最高学历、出生顺序、是否有宗教信仰、劳动收入(家庭有劳动能力者平均月收入)、是否为贫困生、生活费。

1.2.2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由蒋奖等[13]于2010年修订。该问卷分为父亲版和母亲版两部分，每部分均包括拒绝(6个条目)、情感温暖(7个条目)、过度保护(8个条目)3个维度，共21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从不”到“总是”依次计1～4分，部分条目采用反向计分。维度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水平越高，采取该教养方式的倾向性越明显。本研究中各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723～0.937。

1.2.3婚姻态度量表

由庾泳等[14]于2011年修订。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分别为一般婚姻观念(14个条目)、自我婚姻评价或展望(6个条目),共20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从“完全同意”到“完全反对”依次计1～4分，部分条目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婚姻态度越积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2。

1.2.4分娩恐惧量表

由STOLL等[15]于2016年编制，乔佳等[16]汉化。该问卷包括3个维度，分别为对疼痛和失控的恐惧(5个条目)、对并发症的恐惧(3个条目)、对分娩后身体变化的恐惧(2个条目),共10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1～6分。得分越高表明分娩恐惧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33。

1.2.5生育意愿调查问卷

陈蓉等[17]认为生育意愿是生育观的直接体现，他们将生育意愿分为数量(理想子女数)、性别(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理想初育年龄和生育间隔)等要素。参考以往研究中的指标设置[18,19],本研究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生育意愿程度、理想子女数、理想初育年龄这3项指标。生育意愿程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依次计1～5分，得分越高表明生育意愿越强烈。理想子女数、理想初育年龄以原始数值记录。

1.3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借助“问卷星”平台编制问卷，内容注明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填写方法，且问卷的每个题目均设置为必答题，以确保问卷完整性。调查者与辅导员取得联系后，表明研究目的及意义，并征得其同意，将研究说明和问卷链接等信息转发给各班级的学生。该电子问卷为匿名填写，愿意参与调查的学生点开链接，填写并提交。本研究共回收758份电子问卷，剔除填答时间少于3 min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13份，有效回收率为94.06%。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分析数据，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将偏态分布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经对数转换后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本科生父母教养方式、婚姻态度、分娩恐惧、生育意愿现状

结果见表1。

表1护理本科生父母教养方式、婚姻态度、分娩恐惧、生育意愿现状[M(P25,P75)]

2.2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年级、性别、单亲家庭子女、现居地、贫困生的护理本科生的生育意愿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护理本科生父母教养方式、婚姻态度、分娩恐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护理本科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情感温暖维度得分与生育意愿、婚姻态度及各维度得分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分娩恐惧及各维度得分与生育意愿呈负相关(P<0.05),见表3。

2.4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得分经过对数转换后的数值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年级、性别、单亲家庭子女、现居地、贫困生，以及父亲拒绝、父亲情感温暖得分、母亲拒绝、母亲情感温暖得分、婚姻态度得分、分娩恐惧得分作对数转换后的数值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见表4。结果显示，年级、性别、单亲家庭子女、现居地、父亲情感温暖、婚姻态度、分娩恐惧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见表5。

表2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单因素分析(n=713)

表3护理本科生父母教养方式、婚姻态度、分娩恐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n=713)

表4自变量赋值

表5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713)

3、讨论

3.1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条目得分中位数为3.00(3.00,4.00)分，与量表条目中位数3.00分比较，生育意愿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意愿程度的5个选项被选择的百分比分别为：“非常不愿意”占2.2%、“不愿意”占7.3%、“一般”占57.1%、“愿意”占28.3%、“非常愿意”占5.0%,其明确表示愿意生育的护生仅占33.3%,但有62.8%的护理本科生的理想子女数为2个，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考虑到生育对事业的影响、子女生育教育高成本等因素，受到家庭与经济、就业、学业等多方面的压力，处于多种压力源中，其叠加性压力现象普遍[20],心理压力水平较高，并迫于现实各种压力，导致生育意愿低。理想初育年龄在25～30岁的本组护理本科生占90.5%,该段年龄的比例高于曾梓林等[21]的研究结果，差异可能与本研究对象为医学生有关。有研究表明[22],女性最佳的生殖预后年龄在25～30岁，而医学专业大学生生育知识水平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因此，护理本科生的理想初育年龄在25～30岁的占比相对较高。本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可能是因为大学生生育观念转变，大多数人不再认可“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更倾向于少生优育，追求自我完善和发展，所以生育意愿降低。建议国家拓宽家庭减负渠道，探索建立多元主体成本共担机制[23],降低家庭养育、生育成本；用人单位实施弹性工作制，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学校和医院要关注护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积极的就业指导和心理疏导，提高心理弹性，降低心理压力。

3.2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人口学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级、性别、单亲家庭子女、现居地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即年级越高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越低(B=-0.006,P=0.041);性别为女性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较男性低(B=-0.043,P<0.001);非单亲家庭子女生育意愿较单亲家庭子女低(B=-0.029,P=0.027);以农村为参照，城镇(B=-0.023,P=0.006)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较低。大一年级护理本科生刚结束激烈的高考，压力相对较小。大二、大三年级护理本科生较大一年级学业压力大[24],但还未体验到大四年级较高的实习压力和求职压力，而大三相较于大二离实习、就业更近一步。因此，年级越高，压力越大。研究显示[25],性别角色分工和职业性别歧视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男性主理事业，女性相夫教子”的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和职场上的“母职惩罚”削弱了女性生育意愿，因此性别为女性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较男性低。非单亲家庭子女生育意愿较单亲家庭子女低，但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较低，分别为1.62、1.65,原因可能是本组为单亲家庭子女的护理本科生感知到来自家庭的情感温暖较好、心理健康状况良好。相较于农村，城镇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消费水平较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大学生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大学生更能感受到婚育成本的压力，也更加在意婚育与个体发展机会的潜在冲突[6],因此以农村为参照，城镇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较低。建议国家完善生育保险、产假制度和生育补贴机制，降低婚育成本，完善平等就业权以提高生育意愿；学校开设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和择业观的教育，尽量拓宽就业途径，以降低就业压力；政府和社会为单亲家庭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支持，学校和家庭要及时关注单亲家庭子女的心理状况。

3.2.2父母教养方式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B=0.107,P=0.001),即父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下，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增强。父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有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26],而社会责任感可以增强生育意愿[27],因此在父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下，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增强。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的父亲情感温暖条目得分中位数为2.57(2.00,3.00)分，与量表条目中位数2.50分比较，处于中等水平。我国传统上的父亲是默默无闻、不善于用言语表达爱、“严父”的形象，因此子女感知到的父亲情感温暖较母亲情感温暖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本组护理本科生的生育意愿只受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不受母亲教养方式影响，可能是因为本组护理本科生中女性占83.7%,而女大学生择偶偏好受父亲形象的影响[28],因此本组护理本科生的生育意愿受到父亲教养方式的影响。建议社区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父亲对教养方式的认识，尽量采用高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加强家校联系，以便父亲了解子女在校情况和需求，提高家庭关系亲密度，以便子女能感知到更高的情感温暖。

3.2.3婚姻态度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态度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B=0.896,P<0.001),即婚姻态度越消极的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越低。究其原因，大学生婚姻态度能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9],而主观幸福感与生育意愿呈正相关[30],因此婚姻态度越消极的护理本科生，其主观幸福感越低，生育意愿越低。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的婚姻态度条目得分中位数为2.65(2.45,2.85)分，与量表条目中位数2.50分比较，处于中等水平。一方面，可能是离婚率高、失败婚姻造成的负面影响等社会因素带给大学生对婚姻产生的不安全感[31],导致他们对经营婚姻的信心降低，婚姻态度越消极；另一方面，可能是婚后承担的家庭义务和社会责任会发生很大变化，自由也受到一定约束[32],而当代青年比较崇尚自由，不愿承担婚姻的责任以至于对婚姻产生恐惧感，婚姻态度消极；还有可能是因为本组护理本科生年龄为17～24(19.94±1.64)岁，年龄较小且思想不够成熟，对婚姻没有正确的认知，因此其婚姻态度处于中等水平。建议国家完善和落实基层调解机制，以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减少冲动离婚和轻率离婚的发生；社会发挥舆论的引导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婚姻价值观念，不能只看到失败婚姻带来的负面效果，要提高大学生对婚姻的信心；学校要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2.4分娩恐惧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分娩恐惧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B=-0.083,P=0.039),即分娩恐惧程度越高的护理本科生其生育意愿越低。分娩恐惧是一种不良情绪，较高水平的分娩恐惧不仅会影响心理健康，还会增加不良分娩结局的发生率[33],所以分娩恐惧程度越高的护理本科生其生育意愿越低。本研究中，护理本科生的分娩恐惧条目得分中位数为5.00(4.30,5.40)分，与量表条目中位数3.50分比较，处于高水平。一方面，可能与分娩相关知识了解程度低有关，研究表明[34],分娩相关知识掌握度越高，分娩恐惧程度就越低；另一方面，可能与本组护理本科生中女生占比高达84.3%有关，有研究指出，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更易感到外表相关压力，常将外表视为自身魅力的重要体现[35],容貌和身材是其配偶选择的重要因素[36],且女性的社交外表焦虑水平相较于男生更高[37],她们可能担忧分娩后身体发生变化，因此其分娩恐惧程度高。建议社会大众媒体提高媒体素养，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校和家长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合理看待他人评价；学校开展全面、有效的生殖健康教育，提高学生的分娩相关知识知晓率，降低分娩恐惧水平。

4、小结

护理本科生的父亲情感温暖、婚姻态度量、生育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分娩恐惧处于高水平状况，年级、性别、单亲家庭子女、现居地、父亲情感温暖、婚姻态度、分娩恐惧是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此，应关注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其生育行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本研究仅选取了湖南省一所医学院的护理本科生，样本代表性不足，今后的研究中可扩大调查范围，增加样本量，以验证本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朱潇俏.论三孩生育政策的人口伦理意义[J].伦理学研究,2022(5):134-140.

[3]田桂香,刘之琳,武敬亮.医学生的成就动机､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8,26(6):912-915.

[4]杨雪,谢雷.主观幸福感､婚姻满意度与当代青年的生育安排[J].人口学刊,2022,44(2):44-56.

[6]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J].妇女研究论丛,2022(3):85-102.

[7]渠利霞,赵明,卞小洁,等.准父亲分娩恐惧的研究进展[J].中国护理管理,2021,21(1):141-145.

[10]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EB/OL].(2022-05-07)[2023-08-07].

[11]段晓侠,陈玲玲,姚荣英,等.已婚育龄女护士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护士(中旬刊),2019,26(2):108-110.

[12]杨瑾,靳迎,门雪妍.急诊科护理人员工作家庭冲突影响因素分析[J].护士进修杂志,2022,37(2):159-162.

[13]蒋奖,鲁峥嵘,蒋苾菁,等.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26(1):94-99.

[14]庾泳,肖水源,王希,等.婚姻态度量表中文版在未婚大学生及社区居民中的信度和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25(1):60-65.

[16]乔佳,江雨蕾,戴丽静,等.孕前分娩恐惧量表的汉化及其在大学生人群中的信效度评价[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24):4472-4475.

[17]陈蓉,顾宝昌.上海市生育意愿30年的演变历程[J].人口与社会,2014,30(1):49-54,71.

[18]孙威,吴小勇.贵州省大学生人格特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20,33(12):90-93,97.

基金资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S202210823025);

文章来源:沈思怡,李诗,王冬华.713名护理本科生生育意愿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护士(下旬刊),2024,31(06):135-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