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是承载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重要载体，充分挖掘传统村落的价值对保护传承利用好传统村落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部署开展中国传统村落调查及认定相关工作，提出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六大价值认知方向。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引入文化生态学，开展文化与环境互动关系的交叉学科研究[1]，开展村落风貌研究，并将价值认知方向拓展至生态景观价值、文化景观价值、情感价值[2-4]，部分学者从传统村落发展利用研判角度，提出传统村落的活态化价值、旅游价值[5-6]。通过综述发现，我国传统村落的价值认知趋于整体性、可持续性和关联性研究，但研究对象多以单个典型村落为主，缺少基于区域文化背景的系统性分类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引入人地关系理论，分析宏观的区域地理文化差异下传统村落中人与地、人与人、人与文化互动特征，提出分类价值挖掘和保护发展的策略。

1、价值认知转变与分类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保存比较完整，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包括自然山水环境、建筑及民间习俗等。一般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始于价值评价，价值评价视角和出发点决定了结果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人地关系视角的引入，将为重新认识和看待传统村落提供新的思路和动力。

1.1人地关系理论

在地理学中，人地关系即指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联系[7]，不仅要剖析地理环境的自然特性，还会将社会、经济、历史等多元化的人文因素纳入视野。其核心在于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过程，以及这种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地域系统如何展现其独特的格局、结构，如何经历演变，和驱动这些演变的核心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理解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复杂而微妙关系的视角[8]。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的特殊性，人地关系也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在不同类型地域上所表现的结构和矛盾都不尽相同[9]。

1.2基于人地关系的价值认知维度

研究分析传统村落选址和建设发展的人地、人群互动关系，将其适应发展变化的过程总结为五大价值维度，即环境适应传统、乡土营建传统，以及基于人群关系形成的社会组织传统、交流影响传统、文化习俗传统。

1.2.1环境适应与资源利用

传统村落环境适应与资源利用模式反映了人类回应环境资源制约条件而建立的地域资源利用模式，包括对土地资源、水资源、植物资源、动物资源、矿产资源及综合资源的利用。

1.2.2地域乡土建造体系技术特征

传统村落地域内乡土建造体系技术特征反映了人类在特定地貌和气候环境中解决定居生活需求的乡土建造体系特征，包括在对土、木、石、砖等传统材料应用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方位、朝向、规模、布局、结构、工艺、装饰等一系列的建造体系。

1.2.3村落社会组织关系聚落结构

传统村落反映村落社会组织关系的聚落结构是传统社会组织关系对村落空间结构的影响，包括基于血缘宗族、业缘分工、地缘联系及信仰等建立的社会组织、人文关系影响下，传统村落在聚落功能布局、组织肌理及空间关系等方面的关联特征[10]。

1.2.4区域间交流影响的历史见证

传统村落区域间交流影响的历史见证反映村落与区域社会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商贸经济联系、军事防御体系、文化观念交融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对抗等互动关系[9]。

1.2.5传统非物质文化的活态传承

传统村落传统非物质文化的活态传承反映村落特定人群的群体共识与口头传统、文化习俗，具有共同的地域特色并延续至今、活态发展。包括语言的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知识实践、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性要素，具有共同的人群共识和地域特色并延续至今。

2、人地关系视角下的村落分类

依据五大价值认知维度，结合多年实践，按照传统村落的演变规律将传统村落划分为依山型、临水型和伴城型三大类。

2.1依山型

依山型传统村落指位于山地或丘陵地区的传统村落，该类传统村落蕴含着先民适应原始地貌复杂自然条件的智慧和建立美好生活的愿望[11]。早期人类为了相对稳定的自然资源及避开平原上的洪水威胁，选择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间盆地或山谷地带定居生产生活，其中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木材、石材等满足村落的生存发展需求，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山地内循环的文化特征，由于山地之间有着天然屏障，其交通较为不便，发展交流也相对稳定向内。

大利村是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栽麻乡西南部，地处湘黔桂三省结合部中心地带，东邻黎平、从江，西壤雷山、三都，北界剑河，南接荔波，有“黔省东南锁钥，苗疆第一要区”之称。大利村地处云贵高原与广西盆地交界地带，海拔较高，地形层叠起伏变化大，属多山谷地，森林茂密，村落周围农田树林环绕，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大利村以其独特的选址格局、建筑形式、生态环境、农业景观及民族传统，有机地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侗族文化价值体系。

选址于地势较高的平坦山谷中，整个村落沿水系顺山势自由延展，寨门和花桥构成村寨的边界，反映出侗寨依山傍水的典型民族村落文化景观[12]。村民生活仍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民居多为吊脚木楼和木构地屋，布局得体，错落有致（见图1）。民居建设方案主要由墨师依据主人的需求选定建造地点，建造过程仍采用村民互助的形式。建筑就地取材，充分利用空间，体现了侗族的生活智慧和审美观。

在规划实践中，笔者团队认识到其价值经过岁月的变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不尽适应现代的生活节奏，因此规划提出要结合传统和现代的矛盾点找准问题，针对性解决，主要采取了以下方式：一是利用山体的高差重新梳理了水循环系统，对已污染的水体进行净化、疏浚淤积的水塘和沟渠、对水系缺乏连通的部分增设水渠，使大利村山水环境良性运转（见图2）。二是为满足村民对现代生活的需求，对公共空间进行升级，采用村民日常箩筐编制工艺，设计具有地方特色的竹编、竹筒雕刻的路灯，经防火处理后，悬挂于民居屋檐下。既富有本土气息，也传承了村民的传统工艺。三是恢复山路，重构美好环境的依存关系，同时在材料上延续传统石砌工艺做法，用于修复、现代建构筑物的风貌整治，以及猪圈、牛棚、围墙等现代构件的改造中（见图3）。

图1 大利侗寨整体风貌

2.2临水型

临水型传统村落指临近江河湖海，水运交通便利的传统村落。该类传统村落的建立与水系流域息息相关，水源作为聚落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人类活动形成了紧密的互动关系。对于村落的发展而言，水域可提供丰富的渔业资源，周围湿地也有利于农业生产，同时水道也可作为自然的交通通道，是不同地域间交流的途径。在人地关系的视角下，临水型村落的建立基于充足的水资源、便利的交通模式、天然的防御机制，同时村落的建立也会对原有水域带来新的变化，临水景观的产生，渔业活动、交通贸易，以及防灾减灾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原有水域的生态环境及发展态势。因此这种类型的村落往往倾向于多元包容、外向交流的特征。

图2 大利村水系环境整治前后

图3 大利村传统建筑节点修缮前后

塘东村是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位于福建省泉州晋江市金井镇，地处围头半岛的西南部，处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区。唐中后期，泉州港为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的四大贸易港口之一，元代时跃居为“东方第一大港”，南宋末期泉州港逐渐超过明州港和广州港，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商贸港。在此期间，围头澳（今围头湾）和塘东海域是晋江市与南安市的水路要冲。

塘东村作为沿海型村落，其发展与水域紧密相关，发展鼎盛、衰败、重生等不同阶段，是“海禁”“沿海迁居故民”华侨下南洋等不同时期变化的连续见证。在经济方面，渔业为塘东村的主要产业；在空间结构上符合“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山—海—村”的整体格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连接内部空间要素[13]（见图4）。在建筑层面，塘东村的红砖建筑其材料及结构受其地理环境影响，以条石砌筑墙体墙基满足当地通风、防潮的需求，是闽南沿海地区中西文化融合的突出代表（见图5）。

在保护实践上，规划充分尊重塘东多元交流的文化特色，希望在新时代继续延续并发扬文化交流重要地位，因此在明确基本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海丝文化，积极联系华侨乡贤、向村民征集故事、物件，先后利用华侨捐赠的古民居改造完成“邮金岁月”文化邮局、塘东红色侨乡记忆馆（见图6）。还依托亚洲唯二的触角沙堤自然景观资源突破传统旅游方式，采用旅居模式，让游客体验刺桐港上的华侨之乡和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文化特色。

图4 塘东村整体格局和传统风貌

2.3伴城型

伴城型传统村落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和村落的相对空间位置发生变化，村落逐渐临近城镇且与城镇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该类传统村落在与城镇的互动发展中，适应城镇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和人员构成随之发生变化，同时其村落建筑和设施更新发展速度加快，为了保护传承好村落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与城镇实现良性互动发展，形成了新时代的传统村落特征与发展模式。

西安村是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五里街镇，地处县城，是村、城相对模糊且密切联系的城中之村，既有保护的要求，也有发展的诉求。

西安村是闽南最早的商业市场。据《永春县志》记载，五里街镇繁荣盛况为全县第一，也是闽南著名集镇之一。大量来自沿海和内陆山区的人由于做生意而定居在此，形成了以孙、陈、林多姓聚居的分布格局，这也意味着西安村逐渐脱离单一的农业生产，逐渐在向综合的功能空间转变。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民国时期，823西路已经成为永春重要的商业主街，可以说西安村已经逐渐和城市生活融为一体。

图6 塘东村海丝文化宣传展示

图5 塘东村红砖大厝和番仔楼

在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团队除了确定西安村拥有海上丝绸之路首站陆运码头，是现今海丝文化重要载体的重要价值以外，还重点把握西安村的传统建筑融合中西方特点、脉络清晰、风格连续，骑楼商贸建筑、大厝居住建筑及中西合璧的建筑是闽南侨乡建筑文化典型代表的特征（见图7）。修缮中按照“整体修复、保证风貌”的要求，探索“工料分离”的方法，邀请古建专家通过现场指导及利用图片、照片对修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修正，凸显原有韵味。在修缮过程中，充分留住原住民，真正做到“见人见物见生活”；对乡村遗存的传统老业态整体暂时迁移，修缮完成后再将原有业态整体回迁；在旧宅利用上，借助民间力量，积极引进各级非遗，填补入闲置的商铺中，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沿街249栋传统骑楼风格建筑修复完成为各类特色商铺、特色文创、特色主题场馆、特色小吃的入驻提供了空间（见图8）。同时，名人工作室、农副产品网络直播间及文创驿站也在积极推进，新文创、新活动正在抖音、快手等现代社交平台上快速推广，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西安村正在城市生活的拥抱里焕发勃勃生机。

图7 西安村传统风貌

3、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传统村落保护路径探索

基于上述人地关系认知视角对于不同传统村落形成了“山水城”的分类保护发展策略和路径，从人地互动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地理环境特征、村落功能演变形式，针对性地探索活化利用模式。

3.1依山型传统村落

依山型传统村落因其原生性的资源，是最典型的农耕代表。针对地理上的独特性、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及文化上的稳定性，对于依山型传统村落可以提出以下的保护路径。

3.1.1价值挖掘

因其特殊的地形地貌而具有较为鲜明的景观特征，与平原型传统村落相比，山地型传统村落具有更加复杂的层次关系和空间结构[14]，往往与周边所处的山地环境密切相连，村落的建筑布局和景观常常与山地形态相互交融，在村落的发展变迁中，村落的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也常常与所处山地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在价值挖掘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原始环境与聚落之间变化关系的挖掘。

3.1.2保护思路

依山型村落的空间格局、社会文化结构、发展路径与所处山地环境紧密相关，在其山水格局之下，依山型传统村落形成了独特的建筑布局及村落结构，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15]。同时，这类传统村落往往位于地势较高的地区，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如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因此要考虑到自然灾害防范的需要以提高村落的安全性及稳定性[14]。

3.1.3发展路径

山地环境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独特的自然景观、植物物种和野生动物资源，满足了依山型传统村落的发展需求，在此基础上，通过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可以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促进村落经济的发展，实现依山型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11]。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会存在很多外来的冲击和变化，这些村落发展过程中更要注重稳定性和渐进性的发展频率，避免过快过热失去自身的特色。

图8 西安村传统街巷修缮后及传统文化活动举办现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3.2临水型传统村落

从临水型传统村落的人地互动关系可以看出基于内外资源的交换，此类村落的物质资源流通性、经济开放性及文化包容性特征十分突出，因此提出以下保护发展策略。

3.2.1价值挖掘

在临水型村落的建立中，所在水域所提供的水资源是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水资源满足了村落中日常饮用、农业灌溉等基本生活需求。随着村落的发展，其所在水域就成为天然的交通通道，河流湖泊海岸线是村落居民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途径，会利用水路进行交通运输，与周边地区进行物资交流，产生人员上的流动，促进地域间的经济发展[16]。在人口的流动中，不同地域间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要素也随之产生相应的交流，地域间的文化习俗随着人口的流动而在不同地域间产生交流，丰富了村落的文化内涵，产生新的文化景观与文化特征。

从人地关系的视角来看，水域作为临水型村落的重要地域特征，既促进了村落内外的经济交流，更是推动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临水型传统村落的价值挖掘应从交流互动的关系入手。

3.2.2保护思路

在对临水型村落的研究中，其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水为纽带的交流与互动。因此，保护这些村落的思路应该着重于理解并维护这种交流过程。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临水型村落的历史演变实际上记录了其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历程。深入挖掘这些村落的历史变迁，理解其发展脉络，是对临水型传统村落进行有效保护的关键步骤。

3.2.3发展路径

临水型村落的发展与其所依赖的水环境资源紧密相关。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如渔业、农业和水产养殖，都围绕着这些水资源展开。通过水域进行的交流不仅促进了物质资源的流通，也丰富了村落的历史文化资源。村落中独特的传统建筑和民俗风情，构成了其文化符号，对这些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既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也能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此外，临水型村落通常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景观要素，这为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基础。基于这样的生态环境，可以发展生态旅游和打造生态居住区，这不仅能够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临水型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应综合考虑其自然资源、文化价值和生态环境，以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推动的双重目标。

临水型村落的发展紧密依赖于水这一核心载体所促成的交流与互动。在这一过程中，外界的发展变化持续对村落产生影响，内外的互动关系在村落的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也在经历着变化。对临水型村落的活化利用需要从现代生活转变的角度出发进行推动。这意味着在保护和利用这些村落时，不仅要关注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还要考虑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生活方式。通过创新和适应，可以使得临水型村落在保持其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融入现代生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3.3伴城型传统村落

基于城乡之间地理上的交融性、经济上的相对复合性及文化上的多元性，对伴城型传统村落可提出以下的保护发展路径。

3.3.1价值挖掘

城市与乡村之间，空间交错，功能互补，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结构复杂、功能多样的城乡地域系统[17]。对于伴城型传统村落而言，与所在城镇之间的资源配置、市场流通、文化交流等都对村落的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村落拥有丰富的土地、农产品等自然资源，而其所在城镇又聚集了人口、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城乡之间通过资源的互相交流和利用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产销对接等市场互动。在文化交流功能方面，新时代城市的文化为传统村落带来新的文化概念、生活消费形式，而传统村落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也为所在城镇丰富了文化底蕴。认识城乡功能之间的互补性与互动性是伴城型传统村落价值挖掘时重要的考虑因素。

3.3.2保护思路

伴城型传统村落的价值不仅体现在村落本身，还体现在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上。这种互动不仅促进了资源和文化的交流，也为村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保护这些村落的策略应当基于其独特的功能要素。

3.3.3发展路径

城乡之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层面上存在互补性和互动性。因此，城镇可以通过提供产业扶持、技术支持和资金投入等方式，帮助传统村落发展，使其能够借助城市的资源和发展动力，实现自身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这些功能要素在新型乡村特色中得到了体现，不仅保护和利用好了自然资源，也是吸引城市居民和游客的重要因素。

这种发展模式加强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资源和产业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传统村落能够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城镇也能从村落的独特资源和文化中获益，实现双方的共同繁荣和发展[18]。通过强化城乡之间的合作，为传统村落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城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为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但是由于所处位置紧邻城市或城镇，这种类型的传统村落受现代化进程影响较大，在保护传统文化及历史遗产中，还需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结合城市发展研究的趋势，以适应性强、可持续的活化策略，平衡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文化传承和经济振兴的双赢，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19]。

4、结语

传统村落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始终贯彻其中，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是其重要特征，其价值不仅限于静态的物质内容，更在于不同环境中多样而独特的人与自然的共生互动关系。在保护传统村落的过程中，要关注物质形态的保存，更需重视内在文化力的挖掘和传承，而不论是依山、临水或是伴城的传统村落类型都应将文化力转化为持久的生命力，在变化中保持村落的门槛和底线，实现内涵式的传承。本文在新的视角下提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路径，希望能为提升人居环境、实现乡村振兴做出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冯白雪.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安康市传统村落风貌保护与整治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21.

[2]刘文凯.云南澜沧县芒景村传统村落景观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20.

[3]侯雨.盐源县舍垮村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评价与保护研究[D].成都:成都理工大学,2021.

[4]江富翔.文化景观视角下婺源岭脚村传统村落价值研究[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22.

[5]魏峰群,马文硕,杨蕾洁.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认知与多维弹性评估模型研究——基于陕北地区案例实证[J].地理科学进展,2023,42(4):701-715.

[6]姚佳昌,王金平.村落遗产的价值认知与保护发展反思[J].文化遗产,2022(5):143-150.

[7]李小云,杨宇,刘毅.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J].地理研究,2018,37(8):1495-1514.

[8]李扬,汤青.中国人地关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方法述评[J].地理研究,2018,37(8):1655-1670.

[9]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J].经济地理,1991,11(3):1-6.

[10]付孟泽.人地关系视角下乡村聚落空间形态演变与发展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9.

[11]魏宇.晋中山地传统村落生态适应性及保护发展策略研究[D].太原:太原理工大学,2015.

[12]李光涵.贵州大利侗寨的“保护”——以鼓楼和风雨桥为例[J].建筑学报,2016(12):16-21.

[13]单彦名,田家兴,高朝暄.基于“人本观念”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研究——以福建晋江塘东村为例[J].南方建筑,2015(4):52-57.

[14]焦奕程.鲁中山地型乡村景观规划设计研究[D].济南:山东建筑大学,2023.

[15]李楚智.依山就势,林水环绕——江华瑶汉传统村落与地域环境共一体的村落格局思想[J].美与时代(上旬刊),2020(1):67-69.

[16]杨小军.钱塘江流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变迁及活态传承策略研究[D].杭州:中国美术学院,2022.

[17]何仁伟.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理论探讨､机理阐释与实现路径[J].地理研究,2018,37(11):2127-2140.

[18]杨馥端,窦银娣,李伯华,等.符号消费与场域转换:传统村落文化空间演变与重构[J].地理研究,2023,42(8):2172-2190.

[19]田鹏.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村落共同体变迁及秩序重建[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119-128.

文章来源:单彦名,王岚,刘娟.基于人地关系视角的传统村落分类与保护发展策略研究[J].小城镇建设,2024,42(11):95-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