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一个族群一般有自己的自称,而相邻不同族群会对其有不同的他称,这是很正常的族群认识行为,是人们区别“我者”与“他者”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一个具体的族群而言,可能除“自称”和“他称”外,尚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称谓,这就是借称。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西南部越西、甘洛两县藏族的“尔苏”称谓来源进行考证,认为汉语所称“摩梭”与脱苏语所称“尔苏”所指族群为同一族群,从而论证甘洛、越西藏族的“尔苏”称谓不是自称而是借称,并以此为例探讨“借称”这一掩盖在自称下面的民族称谓形式所隐藏的民族学意义。本文论证是为了弄清楚“尔苏”这一称谓的来源及其中的“他称”和“自称”与“借称”的关系。毋庸讳言,随着时间的延续,“借称”也有可能慢慢转变为“自称”,当完成这种转变时,或许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被掩盖了,要想找到这个被掩盖的历史事实,重新追溯其族群名称是自称,还是由借称演变而来,就显得非常重要。
“借称”是指一个族群因为某种原因借用他族群对本族群的“他称”作为“自称”,或以本族群对他族群的“他称”作为本族群“自称”,甚至直接借用他族群的自称作为本族群“自称”的现象。这里所指的“借称”者与“被借称”者是两个不同的、有明确边界的族群。
一、问题的提出
生活在今四川省西南部的甘洛、越西两县藏族的“自称”是尔苏,“‘尔苏’(Ersu)是自称,也称‘布尔日’,还可以连称‘布尔日-尔苏’。‘尔’(Er)是‘白’的意思,‘苏’(Su)是‘人’的意思,‘尔苏’意为‘白人’”1。可见,当地藏族除自称“尔苏”外,还自称“布尔日”,“布尔日”可能是一个包含国内外所有藏族的总的自称,属民族自称,在藏文中写为,一般汉语音译为“博日”,而“尔苏”仅仅是这个族群的“自称”。
除此之外,居住在九龙县和冕宁县自称鲁汝的藏族人,称与之相邻的藏族纳木依人为“尔苏”,木里县卡拉乡等地自称里汝的藏族人,称木里、盐源等地的纳日人为“尔苏”。
藏族鲁汝人和藏族里汝人均由元明时期脱苏人分化而来,元明时期脱苏人生活在今四川省西南部雅砻江、安宁河和大渡河流域,明代成书的《四川土夷考·宁番卫图说》记载:“宁番卫,古苏州地。故名其蛮曰脱苏,其人凶犷强悍,刀耕火种,迁徙无常,不以积藏为事。……若五宿、若结古、若热唧瓦、若扯羊、若纳纳碑、若马蝗沟等番,虽叛服不常,亦多驯挠听命。”2说明明朝的宁番卫与元朝的苏州是一脉相承的,其主体族群的名称是脱苏。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4载:“元时于邛都之野立府曰苏州,借苏示之义以名之也。国初言土官怕兀它从伊噜特穆尔为乱,于是废为卫,降官为指挥,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宁番城周凡二千丈,在建昌北九十里。东连越嶲界,北至西天乌斯藏,西邻三渡月落口。”3从这里可以看出,宁番卫的辖区“就是从冕宁北至汉源及甘孜州境,东至越西”4。目前不同地区的藏族脱苏人后裔有不同的自称,其中冕宁县境内安宁河上游的自称“多续”,木里藏族自治县境内的自称“里汝”,冕宁县雅砻江流域和九龙县东部的自称“鲁汝”,石棉县和汉源县境内的自称“鲁苏”,这些不同的自称均是元明时期“脱苏”一词的不同变音,所指族群是相同的,这些人群可以统称为脱苏族群。木里县卡拉乡等里汝人聚居的地区在元朝时期不属于苏州,明朝时期也不属于宁番卫,据笔者调查,当地里汝人是近100年来陆续由冕宁迁移到木里的多续人和九龙迁徙到木里的鲁汝人交融而成的。这些人经过民族交融,有统一的自称,但内部又分为波罗板和吉依板两种,其中波罗板是指从冕宁迁入的部分,而吉依板指从九龙县迁入的部分,两者的语言除发音略有区别外基本一致。
藏族鲁汝人用“尔苏”这个名称来专指藏族纳木依人,虽然鲁汝人认为纳木依人也是藏族,但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尔苏”这个群体。可见,对于藏族纳木依人来说,“尔苏”是他称,而不是自称。对于鲁汝人来说,“尔苏”是他指,而不是自指。随着藏族纳木依人与鲁汝人的密切接触,“尔苏”一词逐渐成为纳木依人的一种自称,据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1982年的调查材料,“纳木依又称纳么日,该支系主要分布在今冕宁、盐源、木里、西昌等县境内的雅砻江流域和牦牛山一带,确切人数不详,据调查,纳木依人称自己的语言是‘尔苏’语,因此他们还有种自称为‘尔苏’”5。“拉乌和纳约夫称自己为‘尔苏’,庙顶、小堡子、沙夫和拉姑萨称自己是‘里汝’。但经常在口头上都说自己是‘郎木依’,新中国成立后认为自己当然是藏族。”6这里可以看出,藏族纳木依人虽然自称“尔苏”,但同时自称“纳木依”。直到清咸丰年间,当地汉族仍然称呼藏族纳木依人为“摩梭”,这一点在咸丰《冕宁县志》上有清晰的记载。
2017年9月18日,笔者到木里县做调研,木里县城的亲戚们请吃饭,在饭桌上,我问身旁的一个里汝亲戚:“尔苏指的是什么人?”这个亲戚用手指着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小伙子说:“就是指他们。”这个小伙子也听到了,就把手举起来说:“我就是尔苏。”我问:“你是什么民族?”他说:“蒙古族。”我再问:“你们自称是什么?”他说:“我们自己说自己是纳日,尔苏是他们称我们的。”并用手指了指在座的里汝人。第二天,笔者到里汝人最为聚居的木里县卡拉乡调研,现在居住于木里县卡拉乡卡拉村上岗尖组的里汝人黄翁丁说:“尔苏实际上是蒙古族,蒙古族里也有几种人,有水田族,有蒙古族。博瓦镇那里就有蒙古族,但是人不多,水田族不是尔苏,蒙古族才是尔苏,蒙古族自己说自己是纳日。”7这里说的蒙古族不是蒙古高原上的蒙古族,而是木里和盐源两县经民族识别归入蒙古族的纳日人,藏族里汝人称他们为“尔苏”,汉族则称他们为“摩梭”。黄翁丁的说法再次印证了汉语所称“摩梭”在脱苏语中称为“尔苏”的事实。同时,他认为真正的“尔苏”是纳日人,是蒙古族,不是藏族。
在与黄翁丁的交谈中,他认为藏族分为四种:一种是嘎米,一种是普米,一种是旭米,剩下的都是里汝。这种认知显然是以木里县的藏族情况为基础的。他还提到一件事,卡拉有一个姑娘嫁给了冕宁县联合乡一个小伙子,黄翁丁说:“这个人说话就像是彝族,但他说他是藏族,是尔苏。”而我们知道,居住于冕宁县联合乡的藏族均为纳木依人。
“纳日”这个被汉族称为摩梭、被脱苏族群称为尔苏的群体,分布在四川省盐源县和木里县的被认定为蒙古族,分布在云南省宁蒗县的被认定为纳西族的一部分。学术界研究认为,藏族纳木依人、纳日人和纳西族均为唐宋时期磨些人的后裔,木仕华提出“纳系族群”的概念,用来指称古代磨些人分化出来的11个族群。8纳系族群是一个跨越藏、蒙古、纳西三个民族的族群,纳系族群自北向南分布的大致情况是:北部是属于藏族的纳木依人,中部是属于蒙古族的纳日人,南部是属于纳西族的纳日人和纳西人。直到清朝咸丰年间还被称为“摩梭”的藏族纳木依人和现在依然被称为“摩梭”的纳日人,在藏族脱苏族群中均被称为“尔苏”,说明“摩梭”这一汉语称谓和“尔苏”这一脱苏语称谓,所指称的范围是一致的,“摩梭”和“尔苏”这两个词语可能来自同一个源头。
甘洛、越西的“尔苏”,与世居于冕宁、西昌、盐源、木里、宁蒗等地的“尔苏”,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族群?换句话说,甘洛、越西的“尔苏”属不属于纳系族群?这个问题关系到对川西南、滇西北族群关系的认知,甚至是民族关系的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尔苏”名称的来源
“磨些”这个族群至少在唐朝时期就见诸史书,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写为“摩沙夷”。《新唐书·南蛮传》载:“剑山当吐蕃大路,属石门、柳强三镇,置戍守捉,以招讨使领五部落:一曰弥羌、二曰铄羌、三曰胡丛,其余东钦、磨些也。”这里的“东钦”就是元明时期脱苏人的先民9,脱苏先民与磨些同为五部落,说明两者居住地域相邻,在文化上比较接近。樊绰的《云南志》卷1载:“台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罗。泸水从北来,至曲罗萦回三曲,每中间皆有磨些部落。”卷6载:“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并磨些种落所居之地。”这些记载说明在唐代时期磨些就已经分布在从大渡河流域到金沙江流域的辽阔地域,其中,在大渡河流域到雅砻江流域,磨些人与脱苏人的先民杂居在一起。
在后来的史书上,磨些被写为“么些”、“摩梭”或“獏狻”等,“獏狻”是“摩梭”的歧视性写法。在汉语里,“些”字有两个读音,xiē和suò,其中suò音在《楚辞》中作为句末助词,在这里,“磨些”和“么些”的“些”字的读音应该不是xiē,而是suò,所以从“磨些”到“摩梭”,其字音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居住于盐源、宁蒗和木里等县的纳日人被汉族称为“摩梭”,咸丰《冕宁县志》将现在的藏族纳木依人记为“獏狻”,如“土职”条“有瓦都等处土目四名,俱是獏狻苗裔”等记载,可见,脱苏语的“尔苏”与汉语的“摩梭”所指的是同一个族群。脱苏族群的先民与纳系族群的先民至少在唐代就毗邻而居,说明“尔苏”一词出现的时间也不会晚于唐代,如果真是如此,则“尔苏”一词出现的时间至少在1000年以上。脱苏语的“尔苏”一词与汉语的“摩沙”或“磨些”应为同一称谓的不同音译。我们据此可以通过脱苏语和汉语的名称,构拟出这一纳系族群的称谓,这个自称大致为mo33er53su31,汉语在音译时强调了儿化前的一部分,于是出现了近似于mo33so33的音,而脱苏语强调儿化的部分,所以出现了近似于er53su33的音,鉴于纳系族群各支系的自称均与脱苏语和汉语称谓相去甚远,再加上“摩梭”一词明显不像汉语单词,因此,笔者认为存在汉语所称的“摩梭”来源于脱苏语所称的“尔苏”这一可能。
三、越西、甘洛两县藏族“尔苏”称谓的来源
《元史·地理志》载:今越西等地“称邛部川,治乌弄城,昔磨些蛮居之,后仲由蒙之裔夺其地”。龙西江推测这一事件“其时大概应在宋末”10,也就是发生在大理国晚期。这则史料很重要,它说明在宋朝末期以前,这里居住的主体部族是磨些人,也就是脱苏族群所称的尔苏人。那么现在居住于越西、甘洛的“尔苏”人会不会就是磨些人的后裔?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因为一个“夺”字,显示这块土地已经易主,磨些部落战败后可能迁徙到其他地区的磨些人住地,即使有留下来的也应该不多,与现在越西、甘洛两县藏族的渊源应该不大。
元朝建立后,在“脱苏”地区建立了一个土司政权———苏州,土知州衙门就在现在冕宁县大桥镇境内。明朝初期,改苏州为“苏州卫”,后苏州土知州怕兀它反叛朝廷,被镇压以后,朝廷将“苏州卫”改为“宁番卫”。据《明史·四川土司》记载:“宁番卫,元时立于邛都之野,曰苏州。洪武间,土官怕兀它从月鲁帖木儿为乱,废州置卫。环而居者,皆西番种,故曰宁番。”11怕兀它是苏州最后一任土知州,位高权重的他为什么要反叛,反叛的结果是什么?《明实录》载:“洪武二十一年(1388)冬十月……,置四川苏州卫指挥使司,初以土官帕(怕)兀它为知州,扶其夷民,至是,命羽林右卫指挥佥事陈起领军至苏州,筑城置卫以镇之。”12明王朝对苏州卫加大统治力度,一方面派驻了军队,另一方面修建了城池,而这些驻军和这座城池竟然就在土司官寨所在地。对怕兀它来说,自己统治的核心区被官府驻扎军队、“筑城置卫”,严重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加之当时的驻军将领没有过高的思想素质,甚至可能受“贵华夏,贱夷狄”思想的影响,时常作威作福,经常受气的怕兀它自然心有不甘,只是苦于自己实力较弱,不敢发作而已。蒙古贵族月鲁帖木儿的反叛,为怕兀它反抗明王朝创造了条件,他趁势而起,最后不幸战败。怕兀它的战败,意味着其部众将面临明王朝的屠杀,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只有实行“战略转移”。追随首领怕兀它的部众,只能向周围的高山地区迁徙,其中应该有相当部分翻越了小相岭,来到了现在的甘洛、越西等地。
李星星通过田野调查,认为“尔苏阿塔家到甘洛清水,韩播、门格家到则拉,几摩尔家到凉山,时间都在明以后。按最早的韩播家早不过26代算,大致也在明洪武初”13。这里的“则拉”以及“凉山”均位于甘洛县境,说明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在当地居住的最早时间大致与怕兀它反叛明朝的时间相吻合。李星星还认为:“明初苏州‘土官怕兀它’可能就是鲁苏拋乌家的祖先。如是,则鲁苏拋乌家先民至明洪武年间还居住在冕宁腹心地区。在明朝平定月鲁帖木尔叛乱之后,鲁苏拋乌家先民可能才撤出冕宁腹心地区,而向边缘迁移。”14其实拋乌家最集中居住的地方在现在的越西县,截至2010年,拋乌家在越西县有272户1080人、甘洛县11户43人、石棉县214户642人。15特别是在越西县,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越西县藏族人口总数为2518人16,拋乌家族占该县藏族人口总数的42.89%。
方国瑜的《彝族史稿》中记载,1961年四川省志馆调查该省“西番族”提出的问题中说道:“木里、盐源两县和九龙的部分西番,自称‘普尔米’(意即白人);甘洛、越嶲二县西番,自称‘尔苏’或‘多虚’;冕宁西番的自称比较复杂,大部分自称‘多虚’,而‘多虚’又分为‘米纳’和‘吉苏’,该县沙坝地区的西番自称‘俄普’;此外,木里卡拉乡、倮波乡的西番自称‘吕汝’。”17“越嶲”现在写为“越西”,“多虚”现在在中国语言学界一般写为“多续”,在民族学界则有“多续”“多虚”“多须”“多苏”等写法。甘洛、越西两县的藏族有两种“自称”,一种是“尔苏”一种是“多虚”,而这“多虚”与冕宁安宁河流域的藏族自称相同,说明他们可能有相同的祖源,安宁河流域也是明朝初期怕兀它起兵反明之地。那为什么他们又有“尔苏”这个“自称”呢?我们前面提到过,在脱苏语中的“尔苏”指的是纳系族群,而纳系族群在唐宋时期称为“磨些”,甘洛、越西等地原来居住的是磨些,在宋朝末期,磨些人战败离去,但这是“尔苏地方”的认识应该继续存留在脱苏族群中。迁徙了的磨些人留下了大片无人或少人居住的土地,这就为明朝初期因反叛明朝失败的脱苏人迁往该地创造了条件。当脱苏人迁徙到这里后,只能“隐姓埋名”,不敢透露自己的族群身份,以达到躲避明朝军队追杀的目的,所以借用了先前居住在这里的尔苏人的名称,开始对外自称尔苏,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现在越西、甘洛一带的藏族传说的“不能说祖根,说了会被追杀”的疑问。
通过以上论证,笔者认为,甘洛、越西一带的“尔苏”不属于纳系族群,而应该与冕宁安宁河流域的多续,石棉、汉源两县的鲁苏,九龙县东部和冕宁县雅砻江流域的鲁汝,以及木里县卡拉乡等地的里汝一样,属于脱苏族群。
我们从以下方面也能证明越西、甘洛的藏族属于脱苏族群,而不属于纳系族群。
(1)甘洛、越西自称“尔苏”的藏族与脱苏族群的里汝、鲁汝、鲁苏和多续等在语言、信仰等文化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他们的语言在语法上具有完整的对应关系,所以孙宏开将其归入同一种语言18;脱苏族群和越西、甘洛两县目前自称“尔苏”的人群,均供奉一块石头作为最重要的神灵,这块石头均称为“斯巴觉”;都要过还山鸡节;在祭祀山神或祖先的时候都要举行“姑恰基”仪式,只是在里汝等族群中,这个仪式被称为“姑杂兹”,名称的不同是方言不同造成的,其仪式过程和仪式内容是完全相同的;都要过类似于“火把节”的“结立局”,就是打老牛。
(2)甘洛、越西自称“尔苏”的藏族有许多姓氏与脱苏族群相同,并相互认同为一家。比如多续中的“吉摩尔”与甘洛、越西的“吉摩尔”就是同一个家族。甘洛、越西藏族中的“拋乌”属于“黄戈汝都”,“黄戈汝都”在里汝、多续、鲁苏、鲁汝中都有,“拋乌”是“黄戈汝都”下面的一个“德”,主要分布在甘洛、越西自称“尔苏”和石棉县自称“鲁苏”的藏族中。“抛乌”这个姓氏可能来自苏州最后一任土知州怕兀它的“怕兀”,在冕宁、九龙、木里三县的黄戈汝都中,均没有“抛乌”这个姓氏,可见,怕兀它家族成为明朝追杀的重点,所以其家族及其心腹部众在逃跑过程中,选择了翻越高大的小相岭和拖乌山,向东和向北逃亡,隐藏于莽莽群山中。
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目前越西、甘洛两县自称“尔苏”的藏族是脱苏族群的一部分。这说明“尔苏”一词最初不是越西、甘洛藏族的自称,而是借称,是借本族群对相邻的纳系族群的称呼来作为自己的族群名称。同样,部分藏族纳木依人自称尔苏,也属于一种借称现象,是借用脱苏族群对本族群的称呼来作为自己的族群名称。这两者借称的原因不同,甘洛、越西的藏族借称“尔苏”,是在一个危及自身生存的重大社会变故面前,采取的一种自保行为;纳木依借称尔苏是由于其本身与脱苏族群的鲁汝之间建立起了极为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频繁通婚,构成了一种“舅舅家、嬢嬢家”19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姻亲关系使得在鲁汝人称他们为尔苏的过程中,他们也逐渐认为自己就是尔苏,并主动自称为尔苏。
从以上分析来看,“尔苏”是脱苏族群对纳系族群的他称,这个他称可能来自1000多年前纳系族群先民的自称。
新中国成立以后,学术界展开对甘洛、越西等地藏族语言、历史文化等的调查研究,在族群命名上强调了“尔苏”,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多虚”,导致现在在这两县的藏族中,几乎很难有人知道他们还有“多虚”这一自称,险些使得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被掩盖。随着学界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汉源、石棉的鲁苏跟甘洛、越西的藏族非常相似,于是在调研过程中,以及调研成果的表述中,均称鲁苏为尔苏,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苏也逐渐借称尔苏,在一部分已经不会使用本族群语言的人中,甚至已不记得本来的自称了。
四、借称在民族学上的意义
族群称谓是我们认识族群的一个重要窗口,而不同族群的自称或他称,是我们区分此族群与彼族群的重要依据,相关族群之间的自称和他称,是他们相互间区别彼此的重要边界。一般来说,一个族群拥有一个自称,凡是使用这一自称的人都属于本族群的成员。同样的道理,一个族群也会对周边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他称,这些他称可能与那些族群的自称有关,也有可能是根据本族群的喜好来给他们取的名称,不同的他称成为这一族群区别周围不同族群的标识。
同一族群内部可能有不同的自称,但这些自称往往来源于过去的统一的自称,因时代久远而在不同地区发生不同的音变的结果。如鲁汝人将里汝人、多续人等均归入鲁汝的范围,而里汝同样将多续、鲁汝归入其范畴,这意味着他们相互间认同为同一族群。
借称是族群称谓的一种特殊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不同的原因,对借称现象的研究,可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一个地区的族群关系,甚至是民族关系的历史及成因,看到许多表象背后的实质。
本文中越西、甘洛地区的藏族借称尔苏,藏族纳木依人也借称尔苏,同时纳系族群又被脱苏人统称为尔苏,使“尔苏”这一称谓复杂化,但只要我们细细梳理就会发现,与之相关的只有两个族群:脱苏族群和纳系族群。表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脱苏族群称纳系族群为尔苏,纳系族群被脱苏族群称为尔苏。但现在属于脱苏族群的甘洛、越西的藏族,以及属于纳系族群的藏族纳木依人,均有“自称”尔苏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加以研究,就会被这些在“尔苏”一词下面的不同族群所迷惑。就族群本身来说,借用其他族群对本族群的他称作为自称,或者借用本族群对他族群的他称作为本族群的自称,都是有原因的,由于涉及的族群不同,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也不相同。
越西、甘洛的藏族借称尔苏是由于特定历史原因被迫做出的选择,这与历史上逃难的人们,有的隐姓埋名相类似,这是族群受到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威胁时的一种无奈之举。一般来说,在两个实力相差不是很大的群体之间发生战争,是很难出现这种类似于隐姓埋名的族群借称现象的。这种几近绝望的表述方式,可以推测出当时战争之惨烈,逃难的脱苏人心存侥幸,那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就在这一借称的背后若隐若现地存在着。
纳木依借称尔苏的情形则与越西、甘洛的藏族有着根本的不同。纳木依与鲁汝之间良好的族群关系,使得纳木依在很多场合将“尔苏”一词借过来,作为自己族群的名称,正如木里饭桌上的那位蒙古族青年。所以这种借称反映的是一种和谐的族群关系,这背后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心理认同。
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土司或望族,在与中原王朝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隐瞒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外宣称自己是汉人,并伪造族谱,这种情况也属于借称的一种类型,是权利不对等的民族关系所造成的自卑心理的一种反映。
借称现象的出现,可能给我们理解族群关系带来障碍,增加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与把握某一地区内部的民族与文化格局的难度,但我们通过追本溯源,弄清楚所借称谓的来龙去脉,再来理解当地的族群关系,就较为轻松了。可以说,借称问题的研究,无疑会成为我们研究族群历史、族群问题、族群认同和族群文化变迁的一条有效路径。
注释:
1.巫达:《四川尔苏人族群认同的历史因素》,《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明)谭希思:《四川土夷考·宁番卫图说》,云南省图书馆藏旧抄本。
3.(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4,西南大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
4.何耀华:《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5.陈明芳、王志良、刘世旭:《冕宁县和爱公社庙顶地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流域民族考察报告》,民族出版社,2008,第131页。
6.杨光甸:《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李绍明、刘俊波编《尔苏藏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第65页。(原件为: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查资料《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卷笔记》,1982年8月油印本。)
7.时间:2017年9月20日中午12:30,地点:木里藏族自治县卡拉乡卡拉村上岗尖组,访谈对象:黄翁丁,男,85岁,藏族。
8.木仕华:《谁是MOSO(摩沙)?---论古摩沙的分化与“纳系族群”的认同及识别问题》,《思想战线》2010年第3期。
9.龙西江:《凉山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西藏研究》1991年第1、3期。
10.龙西江:《凉山境内的“西番”及渊源探讨》,《西藏研究》1991年第1、3期。
11.(清)王鸿绪等:《明史》卷310《列传第一百九十九四川土司》,中华书局,1974。
12.《明实录·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94,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1982。
13.李星星:《归程》,民族出版社,2017,第144页。
14.李星星:《蟹螺藏族》,民族出版社,2007,第344页。“鲁苏”是石棉县藏族脱苏人的自称。
15.黄戈汝都谱编委会:《黄戈汝都谱》,西昌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016,彩页第25页。
16.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人口资料》上册,民族出版社,2013,第1031页。
17.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第407-408页。
18.孙宏开:《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兼述嘉陵江上游、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民族语言》,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报》第3期,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19.“舅舅家、嬢嬢家”指的是姻亲关系,在川西南藏族中,男子一般称呼自己的岳父为舅舅,女子一般称自己的婆母为嬢嬢。
韩正康.借称:族群称谓的又一种形式——以川西南的“尔苏”为例[J].西北民族论丛,2019(02):256-26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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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8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多元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是凝聚历史沉韵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民族文创产品蓬勃发展,成为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具有工艺性强、文化含量高、兼具实用性和收藏性等特点。本次研究立足于科技化背景下的文创产品设计创新,以宣传特色民族文化为目的,基于arduino控制技术,开发出一系列可编程立体拼图民族文创产品。
2021-05-04村落的公共空间是进行日常交往活动的主要场所,村民可以自由地出入,邻里之间在此进行社交娱乐、信息沟通及文化生活、参与商讨公共事务,是最能直观地体现村落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不同于城市公共空间,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受到的规划限制或影响较小,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自组织性,往往与村民的生活需求、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反映了村民公共生活的状态。
2021-01-22社会文化因素在村落的形成、民居的产生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深入理解嘎多村的内在的文化,才能准确把握住村落景观空间的核心与内涵,凝练出村落景观空间的特征。对于单个传统村落的研究,大多学者将实地调研[2]、量化分析[3]、空间句法[4]等方法运用于村落研究中,此外,社会学、人类学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等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也对村落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2021-01-16民族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侗族是我国历史较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在较早的汉文献中已有侗族的文字记载。现今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和湖南三省(区)的交界处,人口总数达288万人。侗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他们的世界中歌唱的重要性就等同于生命,民谚“饭养身,歌养心”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2021-01-1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就扶贫开发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完整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理念。这是对以往扶贫工作采取“大水漫灌”形式的反思,也是到2020年解决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问题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并把精准脱贫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2020-12-25手艺工匠是“非遗”资源的制作者和传递者,也是将“非遗”文化转化为旅游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纽带,但许多“非遗”项目生存环境濒危。因此,面对非遗文化,首要任务是保护与传承,而非旅游开发,如常州留青竹刻、北京景泰蓝工艺等。在“非遗”资源的旅游市场开发过程中,也要避免过度追求市场利益,而遗忘了“非遗”的本质。
2020-10-26布依族是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大约有两百八十万人。其中大约97%的布依族聚居在贵州,其他零散分布于云南、广西和四川等地区。贵州地区的布依族主要聚居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长顺、罗甸、独山、荔波、龙里、贵定等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望谟、贞丰、兴义一带,安顺的镇宁、关岭、普定等地;贵阳市的花溪、白云、乌当、清镇、开阳等地,以及其他的散居地。
2020-10-16蚩尤是与炎帝、黄帝处于同一时代的英雄人物,蚩尤族是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著部族,古代称为九黎族。当黄帝族进入中原时,他带领族人与炎帝族结成联盟而共同对抗黄帝族,最后失败而被黄帝所杀。蚩尤族的一支向南方迁徙,进入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三苗等土著居民融合,最终形成苗蛮集团,而蚩尤也因此成了后天苗族的祖先。
2020-09-12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民族研究
期刊人气:939
主管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文化
国际刊号:0256-1891
国内刊号:11-1217/C
邮发代号:2-523
创刊时间:1958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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