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面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呈现出疲软的态势，因此必须大力发挥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打通经济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国内循环的重点便是扩大内需，让消费不断地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二元结构的问题，农村的消费远远落后于城市，而刺激农村消费是实现“双循环”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截至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为18 175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为32 994元，可以看出农村的消费还存在不足，仍需要不断刺激农村消费。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快速的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高新技术不断应运而生，这些技术与传统的普惠金融相结合，形成了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低成本、广覆盖的特点，降低了传统金融的门槛，而又具备不受物理网点和营业时间限制的优势，为西部以及偏远山区的村民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缓解了传统金融排斥性的弊端，有助于解决金融服务“嫌贫爱富”“最后一公里”等问题。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机制又是怎样的呢？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各个地区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这些问题在当今的研究中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文章针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对于促进乡村振兴，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献综述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大量运用，数字普惠金融逐渐取代普惠金融成为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微观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已经全面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衣、食、住、行等，对日常的家庭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宏观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对当今的互联网消费时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随着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发布，其便成为当今研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最具权威性的指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这套指标开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1]。众多学者不仅探讨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与未来[2]，而且还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各个不同主体产生的效应。针对不同的研究主体进行分类，文献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在宏观领域，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地区收敛性和空间集聚性，地区收敛性能够让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缩小，而空间集聚性能够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限制，实现各地区的资源互配[3]。2）对社会企业的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和地区创业，进而推动经济的增长[4-5]。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创新创业，其中对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具有很强的空间异质性[6-7]。3）对居民消费的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性地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8]。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付的便利性、缓解流动性约束和减少预防性储蓄等一系列的措施，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消费[9]。但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数字普惠金融并没有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反而使优势群体受益，这里面存在着一道数字金融鸿沟[10]。还有人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空间溢出效应[11]。

大部分学者往往研究宏观事务，对微观方面的研究仅停留在居民消费的影响，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研究甚少。基于此，文章将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由于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不同，区域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不同，对消费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文章从东、中、西地区入手探讨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问题，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文章还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是否具有非线性影响。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作用机制可以分为直接影响机制和间接影响机制。直接影响机制包括降低农民获取普惠金融的门槛，通过数字化的便捷支付服务，达到平滑支付与心理账户效应，来刺激居民的消费；通过现代金融的可得性，弱化或者缓解了流动性约束的问题，来促进居民的消费；降低预防性储蓄，通过金融保险等措施，改变消费者的观念和消费习惯，进而促进居民的消费。间接渠道作用机制为，居民能够通过数字理财或其他金融产品，来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进而能够刺激居民消费。

2.1 直接影响机制

便捷支付。随着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不断发展，移动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移动支付减少了人们对现金的需求，并且手机等移动支付的便捷性可促进居民增加网络购物的频率，来增进居民的消费。2）心理学理论认为，相较于现金支付来说，非现金支付能够降低心理损失，通过移动支付做出的消费行为会更迅速，来提升消费的倾向[12]。3）通过以农村淘宝等互联网购平台作为媒介，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农民满足足不出户购物的需求，刺激了农村的消费[13]。因此，文章提出假设1。

H1：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付的便捷性，能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减少预防性储蓄。当未来的风险越大，对未来的收入越不确定，消费者就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养老和医疗等制度的不完善，会使居民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将会减轻当前的消费[13-14]。数字保险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能够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当前的消费。例如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能够保证人们未来失业或者退休的时候，获得一份稳定的持续性收入；医疗保险和重大意外伤害险等能够减轻农村居民在发生意外时造成的经济负担，以此来减少储蓄，促进当前的消费。而现在数字普惠金融保险的发展不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保险范畴，凭借着大数据时代，催生了多样化的基于消费场景的农村互联网保险业务，让传统农业农村的生产生活得到保障，让农民对未来充满信心，可以放心大胆地进行当前的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文章提出假设2。

H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保险等业务，减少预防性储蓄，能增加居民消费。

缓解流动性约束。有学者认为，随着金融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可以利用金融有效分配资源，实现跨期平滑消费。但农村居民由于收入较低且不稳定等原因，这些金融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规的渠道获得信贷增加消费且无力承担金融服务成本，只能通过民间信贷或者高利贷等形式获取少量的借贷，这明显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不断的发展，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农村居民获得了金融服务，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约束。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不断的发展，可以让那些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跨期平滑地消费，尽可能满足消费需求[15]。例如，支付宝的花呗、京东的白条等跨期支付工具使农民可以跨期进行消费，有效缓解了农村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实现平滑消费。此外，凭借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构建的数字移动支付平台，其能够准确地识别每一个消费者的习惯和商业诚信信用，极大地降低了双方授信门槛，有效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了传统数字普惠金融难以解决的问题，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用性，增加了农村居民获得信贷的渠道。因此，文章提出假设3。

H3：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互联网金融信贷，进行跨期平滑性的消费，缓解流动性约束，来增加居民消费。

2.2 间接影响机制

增加居民收入。根据经典的消费理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通常收入越高，消费也就越高。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产业的结构，而且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16]。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增加收入：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了数字基金理财业务，其凭借着服务便利高效、产品种类丰富、可得性高等特点，打破了农村居民获取金融理财服务的壁垒，为农村居民带来投资收入[17]。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农村小微企业融资困境，激发企业活力，让其不断适应社会市场新形式，加快转型升级，带动就业，增加收入[18]。3）数字普惠金融带动了数字产业及配套设施的发展，给乡村等偏远地区带来了资本及发展机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因此，文章提出假设4。

H4：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间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

2.3 非线性影响机制

数字化信息时代，各经济部门的主体边界逐渐模糊，之间的交往日益紧密，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在不断增强。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非线性的边际递增效应[19]。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等生产要素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居民消费[20]。总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初期，难以凭借低成本、广覆盖等优势为农村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果较小。但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对农村居民消费可能具有边际递增的效果。因此，文章提出假设5。

H5：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趋势。

3、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3.1 基本模型的设定

为了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参考了范方志和彭田田的具体模型构建方法[21]，模型如下。

式中：RCit为省份i在t年的农村居民消费，i为不同的省份，t为不同的年份；α0为常数项；α1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DFit为主要解释变量，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β为控制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Controlit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γi为省份固定效应；ηt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 被解释变量

文章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的影响，其中消费水平（RC）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来进行表示。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选取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2021年的省级数据，包括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指标和三个二级指标。文章使用深度指数中的支付指数、保险指数和信贷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分别验证假设1、假设2和假设3。

3.2.3 控制变量

参考邹新月和王旺的指标构建体系[22]，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1）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居民的收入水平可以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进行表达。2）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主要由少年抚养比（Young）和老年抚养比（Old）来进行衡量。3）产业结构（Is）。选用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用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4）城镇化水平（Urban）。选取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5）政府投入（Gov）。选取政府财政中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衡量。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具体变量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4、实证分析

4.1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影响

表1 描述性统计

基准检验所使用的模型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1）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确实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模型（2）至模型（4），分别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数字化支付服务和数字化保险业务均能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因此假设1和假设2均得到验证成立。但是对于模型（5），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反而显著地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解释是，农村地区的信贷业务风险较高，基础设施和法律规章制度并不如城市完善，出现了大量不规范或者违法的信贷，使得农村居民承受了大量的贷款压力，抑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而且有些正规互联网信贷业务并没有因地制宜地发展，导致其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这些原因使得数字普惠金融信贷业务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因此，假设3不成立。

4.2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间接影响

为了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参考温忠麟等的做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3]。建立了如下参考模型，其中MEDit为中介变量，即农村居民当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余变量和上文一致。

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和收入，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3）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都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因此存在中介效应。其中，可以计算得出中介效应为34.386，直接效应为14.428，在全部的效应中，中介效应的占比约为70.46%。因此，假设4验证存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表3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4.3 区域异质性分析

通常来说，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各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文章从经济地理位置区分，将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分别对相应区域进行研究，具体结果见表4。可以看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但是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却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特别是杭州的阿里和深圳的腾讯等互联网金融巨头，让该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发展相当完善，所以对该地区的农村居民促进效果有限。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而言，金融基础设施发展缓慢和互联网金融企业影响不够深入等原因，使得该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

4.4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非线性效应分析

文章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借鉴参考了Hansen的面板门槛回归来进行非线性机制的检验。将单一门槛模型设定为：

其余变量和上文一致，因此不进行解释。数字普惠金融即主要解释变量，也是门槛变量，为指示函数，取值为0或者1，为门槛值。

使用stata软件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如表5所示，发现只存在单一门槛。

在确定为单一门槛后，再次进行检验，发现单一门槛的估计值为235.360，落在95%的置信区间[230.319,237.530]之内，通过有效性检验。由表6可知，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小于235.360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大于235.360时，其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

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不断的发展，提供给农村更好的服务，更加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表现为递增的趋势，因此假设5验证成立。

4.5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农村居民消费越高的地方，数字普惠金融的水平也往往越高，考虑到农村居民消费和数字普惠金融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使得模型出现内生性的问题，文章选取数字普惠金融的滞后项，即上一年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估计今年的农村居民消费影响，来消除反向因果的影响。如表7所示，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依然能够显著性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余控制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无明显变化，说明结果相对稳健可靠。2）剔除直辖市进行回归。考虑到我国四个直辖市的农村地区人口较少且受到中央直接管辖的行政特殊性，与其他省份存在异质性。如表7所示，移去四个直辖市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依然能够显著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而且其促进效果更强了，说明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4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表5 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表6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5、结论和建议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其中农村地区严重不足，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数字普惠金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根据理论分析，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性地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直接和间接两条作用机制。直接作用机制方面：通过便捷支付和互联网保险业务等方面促进了消费，但是数字化信贷业务并没有促进效果。间接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居民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中西部受到的影响显著，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门槛效应，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化，其对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递增的趋势。

根据研究可以提出以下建议：1）继续坚持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不断地完善互联网金融的相关制度和政策，争取让所有农村居民都能够享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福利。2）转变农民传统消费观念，倡导农民大胆消费，放心消费，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作用。3）不断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水平也会逐渐上升。政府应该不断为农村劳动人民提供高质量岗位，增强农村居民住房、土地等其他方面的收入。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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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新时代乡村能力贫困治理研究”(19YBA178); 湖南省教育厅“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低收入群体可持续脱贫能力提升研究”(20A226)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蒯小明,李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J].山西农经,2024,(17):18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