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四川省562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以“可获-可享-可得”模式构建包含生产、设施和经济的三维支持框架,运用Probit、LPM、Logit、Oprobit等计量模型,探究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因素及其边际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均对绿色生产转型具有正向作用,其中设施支持的促进效应最强,并且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具有互补效应。2)三维支持均通过增强农户转型意愿进而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即转型意愿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3)组织参与在生产和经济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网络在生产和设施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4)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驱动因素与响应程度具有种植规模和个体代际的异质性。
“两山”理论的提出和绿色发展意识的觉醒,对农业生产提出绿色转型的要求。农业绿色生产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路径,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十四五”全国绿色农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加快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农业绿色生产是适应资源环境承载力、维护地球健康的客观要求[1]。农业绿色生产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等内涵特征。推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促进农业由“量”到“质”的深刻变革,统筹协调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选择[2],也是顺应时代内涵,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农业模式。农户作为农业绿色生产的决策者与执行者,其生产行为能否“绿色化”是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3]。
目前,对于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论[4],学者们多以某一项或几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作为绿色生产转型的标志。已有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5-6]、感知价值理论[7]、生产者决策理论[8]等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动力、行为和驱动因素进行探索。在当前阶段,兼业化[9]、小规模家庭经营[10]依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该经营形式下的农户绿色转型动力与生产能力普遍不高[11]。并且,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生态效益显著高于经济效益,致使绿色生产转型的整体示范效应尚显薄弱,限制了其在农户中的推广和实施。因此,如何科学、合理地引导与带动农户从事绿色生产,成为推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核心[12]。
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生产者内在特征、政府支持、组织推动等方面。1)生产者内在特征。生产者资本禀赋[13]、绿色意识[14]、成本感知和收益感知[7]等内在特征差异会导致绿色生产转型的不同偏好,进而影响生产者在绿色生产转型过程中的决策行为。对于生产者而言,资本禀赋是保障绿色生产转型落实的基础[13],绿色意识和成本收益感知是推动绿色生产转型的驱动力。2)政府支持。政策导向与农户潜在利益密切相关,在规范和引导农户行为选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通过约束和惩罚[15]以及信息传递型、激励型及控制型[16]等政策工具均有利于推动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转型。3)组织推动。农业经营组织能够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以契约农业的方式将生产者协同到产业链生产中[8]。农业经营组织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将专业化优势与要素导入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17]。除此之外,城市参与[18]、电商参与[19]也会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产生影响。
可见,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达成受到外部环境的诸多因素影响[4]。从外部环境支持的角度,信息交换[20]、资源整合[21]、技术学习[22]和培训教育[23]等生产方面的支持能够帮助农业生产者获取市场信息和技术动态,完善的基础设施[24]能够使农业生产者享有良好的生产条件,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经济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25],继而推动绿色生产转型的进程。鉴于此,文中基于四川省562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以“可获-可享-可得”模式构建包含生产、设施和经济的三维支持框架,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外部驱动因素及其边际效应进行探究,为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提供思路和启示。
1、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发展应实现从生产功能型向兼顾生态型转变,从粗放高耗型向节约高效型转变[26],农业绿色转型的前景应该是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型的现代农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农业绿色转型的实现不仅仅是依赖生产技术的迭代升级,还必须依靠农业生产微观经营主体的生产方式转型[21]。
生产端外部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柠檬市场理论提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会造成市场低效率[27]。基于反事实框架分析,对称的信息促进市场参与者供求匹配,推进生产者的绿色产品与消费者的膳食结构均衡对接,由此带动农民的绿色生产转型。绿色农业技术具有提高生产效率、保护和修复环境等优势,是农业生产绿色转型的基础性支撑[4]。并且,技术培训的获取便捷性影响农民参与技术培训的意愿,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绿色生产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8]。通过整合信息、资源、技术和培训,从生产全过程给予外部支持,进一步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假说1:生产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有正向影响。
除了在生产端给予外部支持,还需要在销售端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全过程、全方位的实现绿色生产转型激励。基础设施下乡以增加乡村资源和服务供给的形式为乡村绿色发展注入动力,为引领乡村生产、生活的绿色转型创造契机[29]。交通设施为乡村提供运输保障,农资市场建设为乡村提供交易平台,电商设施为乡村提供线上购销平台,都为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奠定设施基础。
假说2:设施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有正向影响。
基于理性人假设,人们在做决策时会依据自身偏好和面临的约束条件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30-31]。在生产过程中,绿色生产原料短缺、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价格上涨是农业绿色生产过程中的重要限制因素[32],因此,高补贴的政府政策、高溢价的经济回报和高效率的金融信贷机制是推动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转型的经济支撑。财政补贴为农户增加储蓄、改善生活、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等提供支持[33],以此增加农户资本积累,有效推进农业生产活动。通过成本收益的正向激励、市场需求变化的引导、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打造,共同构成推动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经济动力。金融贷款发挥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转型风险以及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为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基于实践理论,资本是可被使用的资源和权力,当占有最低限度可供支配的资本才能形成实践行为[34]。农业生产绿色转型可能会因自身资本禀赋不足受到制约,而资本禀赋总量的提升将会推动农户生产绿色转型[35]。
假说3:经济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有正向影响。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个体的行为意愿对其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36]。生产支持以信息传递、技术培训等形式向农户传递绿色生产知识,使农户感知到绿色生产的可及性,从而产生绿色生产转型意愿。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品,通过克服资源禀赋的不足,打破农业信息壁垒[37],降低农户进行绿色生产的成本,有助于激发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如今,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生态效益显著高于经济效益。经济支持作为激励型政策工具,通过缓解农户资金约束[38],进一步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的产生。农户对于绿色生产的信息、技术、资金等储备越完善,其对于绿色生产转型的意愿越强烈,越有利于其绿色生产转型行为的实施。
假说4:转型意愿在三维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农民个体的普遍信息接收渠道为亲朋邻里和合作社等相关组织。合作社作为农户重要的组织化形式,整合土地、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39],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40],为农民提供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并借助组织化、规模化的优势,带动农户步入农业绿色发展轨道[41]。
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熟人社会”特征,社会网络中形成的信任机制有助于双方达成共识,促进资源的流转[42]。在生产融资过程中,以血缘、亲缘、地缘为主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农户拓展融资渠道[43]。个体农户通过与亲戚朋友、街坊邻居等进行沟通交流,由此产生示范效应以达到经验交换和技术学习的目的[44],并且朋友圈等社会网络的拓展能显著提高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程度[45],最终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产生积极影响。
假说5:组织参与在三维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
假说6:社会网络在三维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
图1理论机制分析框架
1.2 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文中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3年8月在四川省6个县(市、区)开展的实地调研。选取四川省作为样本收集省份的原因如下:1)四川省既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同时也是西部唯一的粮食主产区。2)四川省采取多举措推进农业绿色生产,实现了化肥农药零增长,且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2.2%。基于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在四川省内随机抽取6个县(市、区),包括邛崃市、中江县、仁寿县、名山区、泸县、剑阁县,并在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3个乡镇,在每个样本乡镇中随机抽取至少3个村,在每个样本村中随机抽取8-10个农户。最终,选取18个乡镇66个村庄进行调查,发放并回收问卷576份,剔除核心问题缺失的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62份,问卷有效率为97.57%(表1)。
调研以水稻种植户为调查对象,样本区主要分布于平原、山地和丘陵地带,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绿色生产情况和村庄特征等。整体而言,调查对象多为男性,占比为59.25%;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调查对象年龄均值约为53岁;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户占比61.39%,总体文化程度偏低;从事纯农业生产的农户占比63.17%,兼业户占比20.28%;调查对象多为水稻种植能手,平均水稻种植年限约为21年;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多以2至6人为主,占比75.8%;样本区主要为小规模经营农户,耕地面积在5亩及以下的占比49.29%,大于5亩且小于等于10亩的占比18.86%, 10亩以上的占比31.85%;耕地细碎化程度较高,平均地块数量为10块;农业生产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半数以上的受访对象占比41.28%。样本区农户的生产经营特征符合四川省水稻种植户的实际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1.3 变量设置
表1样本量分布
(1)被解释变量:农业绿色生产转型。
基于农业绿色生产的行为过程,从农药减量、化肥减量、虫害防治、综合种养和秸秆还田五个方面选取农业绿色生产衡量指标,具体包括农药减量、生物农药施用、化肥减量、农家肥施用、商品有机肥施用、测土配方施肥、物理防虫、生物防虫、稻田综合种养、秸秆还田技术采纳。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指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模式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的过程,体现为绿色生产覆盖范围和发展程度。因此,文中对上述10项绿色生产行为分别设置虚拟变量(0-1变量),并将采纳情况的对应结果等权相加。若结果超过半数(≥6),则认为存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赋值为1;相反,则认为不存在农业绿色生产转型,赋值为0[7]。
(2)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支持、设施支持和经济支持。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微观主体,其行为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基于生产、设施和经济构建三维支持体系。生产支持指农业生产者在生产端能够获取的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保障产品质量的各项支持,下设指标包括信息可得性、生产资料/技术可得性和培训可得性。设施支持指农业生产者在生产经营方面可享受的物质基础设施,下设指标包括交通便利程度、农资市场发展程度和电商设施发展程度。经济支持指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业生产可获得的资金支持,下设指标包括政府补贴、市场溢价和金融贷款。运用熵值法将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以此对生产支持、设施支持和经济支持进行综合度量。
(3)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
依据相关的文献[7,46],从个人、家庭和生产经营方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人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家庭特征包括人口数量、土地集中度、家庭总资产和距县城距离;生产经营特征包括兼业情况、种植年限、土壤肥力和农业保险。
(4)中介变量:转型意愿。
转型意愿指农户对于绿色生产转型的态度和倾向性。具体以问卷题项“您是否愿意在未来的农业生产中运用绿色生产技术”进行表征。
表2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1.4 模型构建
由于绿色生产转型为二分类变量,文中选择二元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
式中:Pi表示水稻种植户存在绿色生产转型的概率,1-Pi代表水稻种植户不存在绿色生产转型的概率,
为概率比,β0为截距项,Xi为核心解释变量,具体指生产支持、设施支持和经济支持,Zi为控制变量,β1、β2为相关项待估系数,μ为误差项。
为验证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内部传导机制,构建以下计量模型[48]:
Mi=α0+α1Xi+α2Zi+μ(2)
式中:Mi为转型意愿,Xi为核心解释变量,Zi为控制变量,α0、α1为相关项待估系数,μ为误差项。
为验证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在三维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影响中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
Yi=γ0+γ1Hi+γ2Xi+γ3Hi×Xi+γ4Zi+μ(3)
Yi=δ0+δ1Si+δ2Xi+δ3Si×Xi+δ4Zi+μ(4)
式(3)和(4)中:γ0和δ0为截距项,Hi为组织参与,Si为社会网络,Xi为核心解释变量,Hi×Xi为组织参与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Si×Xi为社会网络同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Zi为控制变量,γ1、γ2、γ3、γ4、δ1、δ2、δ3、δ4为相关项待估系数,μ为误差项。
2、实证结果分析
2.1 三维支持对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文中选取二元Probit模型对562份样本数据进行基准回归,并在模型中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生产经营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纳入,运用Stata15.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生产支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信息、生产资料/技术、培训等生产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产生积极影响。信息的全面获取、生产资料的即时供应、技术的广泛普及以及培训的有序开展,协同促进了农户绿色生产决策的科学化,降低转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推动绿色生产的全面深入转型。设施支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结果表明交通、农资市场和电商平台等设施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有强烈的正向影响。村庄交通设施的完善有利于信息流通与市场开拓,加之农资市场的发展为农民实现绿色生产提供物质保障,再辅以电商设施为农产品提供新的销售渠道,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经济支持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农户获得的经济支持对其绿色生产转型产生积极影响。经济支持是农业生产的重要保障,依托于政府、市场、金融渠道的经济支持,引进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和模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采纳更为环保、可持续的绿色生产模式,以实现绿色生产转型。由此可见,生产和设施支持从生产端与销售端为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提供保障,而经济支持则是为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三者均对快速推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从边际效应结果来看,生产支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概率提升3.56%;设施支持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概率提升8.41%;经济支持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每提高1个单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概率提升0.72%。由此可见,设施支持相较于生产和经济支持,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更为强烈。设施支持通过为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硬件支持,能够直接改善农业生产经营的环境条件,降低了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转型的门槛和成本。设施支持有效提高市场可达性,农户能够迅速响应市场需求,同时也提升了绿色农资的易得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积极性和可行性。相较而言,虽然生产和经济支持都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生产支持更多依赖于农户的主动学习和应用能力,而经济支持存在政府补贴有限性和市场溢价不确定性的问题,因此设施支持为农户带来的直接影响在推动其绿色生产转型的过程中呈现出更为强烈的促进效应。
2.2 三维支持影响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交互效应
通过构造交互项,分析三维支持的相互作用对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49-50]。根据表4 可知,生产支持与设施支持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代表生产支持与设施支持在推进绿色生产转型上存在互补效应。生产支持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承载和应用,设施支持为农业生产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生产支持与经济支持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两者对于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存在互补效应。生产支持能够依托经济支持更好地确保农户在绿色生产转型过程中具备足够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培训,为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实际落地提供保障;而经济支持能够激发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意愿和积极性,为农户获取绿色生产信息、资料、技术和培训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和市场条件。设施支持与经济支持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设施支持与经济支持的互补作用对绿色生产转型有积极影响。设施支持为经济支持的落地实施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经济支持为设施建设提供资金和政策保障,两者的互补作用能够降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风险和成本,促进绿色生产方式的普及和应用,最终有效提升绿色生产转型的效率和效果。
表3 三维支持对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表4三维支持的相互作用对水稻种植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2.3 转型意愿的中介效应
由于逐步回归法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48],因此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51],进一步识别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和转型意愿的因果关系。据表5可知,生产支持在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生产支持通过提供信息、生产资料与技术以及培训等多方面的支持,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提供优质的生产资料,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系统的绿色生产技能培训为载体,使得绿色生产变得更加可行和易于操作,有效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意愿。设施支持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设施支持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市场可达性、拓宽销售渠道等多种方式,使农户更快速便捷地接触到市场,为农户拓展销售渠道的同时便于其获取绿色生产资料,以此增强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意愿。经济支持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经济支持能够有效提升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意愿,进而推进绿色生产转型行为的实施。经济支持通过降低农户的经济负担、提升转型预期收益和提供灵活融资渠道的形式,降低农户在绿色生产转型初期面临的成本和风险,增强了农户对绿色生产转型的意愿和积极性。并且,转型意愿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实证检验了转型意愿对转型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2.4 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
表5转型意愿的中介效应
合作社通过与农户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在农户进行绿色生产决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主要示范者和推广者[52]。实际上,农民合作社的激励性和约束性规制均能够促使社员参与绿色生产[53]。如表6所示,组织参与同生产支持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组织参与在生产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员提供相关的农业生产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并为社员提供优质的生产资料,配备相关的技术人员为社员提供绿色生产培训,促进信息和技术在农户之间的传播,让社员更好地掌握并实施绿色生产技术,推动绿色生产转型进程。组织参与同经济支持的交互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组织参与在经济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合作社利用其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和风险共担等机制,有效传递绿色生产信息,整合内外部资源,确保经济支持措施能够精准对接绿色生产需求,并组织协调农户参与绿色生产,通过规模效应降低绿色生产成本,进一步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农业绿色生产信息交换与技术学习提供重要路径,通过与亲戚、朋友、邻里等沟通,获取信息,交流经验。如表6所示,社会网络与生产支持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意味着社会网络作为普遍存在的信息传递平台,可以加速生产信息、资料、技术以及培训内容的广泛传播,有利于农民做出绿色生产的决策和行动。社会网络与设施支持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社会网络在设施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的信息和技术为绿色生产转型提供软件保障,交通设施、农资市场和电商设施则为绿色生产转型提供硬件支持,信息流通和设施共享的推进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行动力。
2.5 稳健性检验
2.5.1 替换计量模型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文中通过替换计量方法的形式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借鉴以往学者的做法[54],采用LPM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LPM模型估计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初步证明实证结果较为可靠。选取Log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表明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依然对绿色生产转型有显著正向影响。两次更换计量模型后,实证结果都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的调节效应
表7替换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2.5.2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将10项绿色生产行为的采纳情况对应结果等权相加,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适合连续变量回归的Oprobit模型对结果进行估计,显示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均对绿色生产转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8),与基准回归一致,意味着回归结果稳健性良好。
2.6 异质性分析
2.6.1 规模异质性
表8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受访者耕地面积的大小,将耕地面积10亩以下的定义为小农户,耕地面积10亩及以上的定义为规模户[55],分组进行回归(表9)。对于小农户而言,生产和设施支持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于规模户而言,生产和设施支持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无论是小农户还是规模户,生产和设施支持都是促进其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因素。相较而言,小农户对于生产和设施支持的响应更加强烈。小农户对于外部支持显示出高度敏感性,生产和设施支持均使小农户的绿色生产活动频率或效率显著提升;而规模户依托其较为完善的生产体系和基础设施,对于生产和设施支持的响应相对较弱。
2.6.2 代际异质性
按照受访者出生年份将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划分为新一代,1980年以前出生的划分为老一代[56],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10)。对于新一代来说,经济支持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较于生产和设施支持,对于绿色生产所能获得的经济支持更有助于推动其绿色生产转型。而对于老一代来说,生产和设施支持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绿色生产转型的过程中,老一代更加注重生产过程所能获得的信息资料、技术培训以及基础设施保障。对比来看,新一代和老一代对于绿色生产转型的接纳和实施存在一定差异。
3、讨论
表10代际异质性分析
当前,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在生态层面展现出的环境效益远远高于经济层面的直接回报,这一现状导致绿色生产模式在整体上的示范引领效应不足,进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模式在广大农户之间的普及与应用。因此,推动农户向绿色生产模式转变,亟需借助外部力量的支持,以此加速农业整体向绿色生产转型的发展进程。由此,文中创新性地提出“可获-可享-可得”外部支持模式,从农业生产源头、市场消费末端以及经济支持全过程出发,融合生产实践、设施配套及经济激励三个维度,深入剖析推动绿色生产转型的外部支持因素。
实证研究发现,生产、设施和经济支持能够显著促进农业绿色生产转型,这一结论与现有研究成果相一致[28-29,33],证实了外部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拓展性地探究了三维支持的边际效应和互动作用,结果表明相较于生产支持和经济支持,设施支持在推动绿色生产转型的过程中促进效应最强;并且,经济、生产和设施支持的交互支持能够弥补单一支持的不足,进而有效促进绿色生产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三维支持通过激发农户转型意愿以推动绿色生产转型,以外部支持的力量激发并增强农户对于绿色生产转型的自主驱动力,继而促进绿色生产转型;而且,组织参与和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发挥桥梁的作用,连接农户和外部支持资源,在三维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39,45]。
此外,由于农业绿色生产转型具有地域异质性,根据地区农业资源存量、经济发展状况、农民绿色素养等不同,其绿色生产转型的驱动因素也会有较大差异,可以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4、结论
文中基于四川省562份水稻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LPM模型、Logit模型和Oprobit模型研究三维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
(1)生产、设施和经济三维支持均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产生正向影响,其中设施支持的边际效应显著高于生产支持和经济支持,其在推动绿色生产转型的过程中促进效应最强;并且,生产、设施和经济三维支持在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呈现出互补效应。
(2)三维支持均通过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进一步促进个体实施转型行为,即转型意愿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传导作用。
(3)组织参与在生产和经济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社会网络在生产和设施支持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4)基于种植规模和个体代际的异质性,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驱动因素和响应程度略有差异。基于种植规模异质性,小农户对于生产支持和设施支持的响应相较于规模户更为强烈;基于个体代际异质性,新一代更多受到经济支持的影响,老一代更多受到生产支持和设施支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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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四川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C22A016);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2021JDR0396)资助;
文章来源:李嘉雨,罗磊,傅新红.多维支持对农业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基于四川省562份水稻种植户的调研数据[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4,38(12):6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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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行的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坚持物质、精神和生态协同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是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打造永续发展新农村,而“厕所革命”正是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优化农村整体环境、提升人民身体健康、提升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环节,在乡村生态振兴层面具有重要作用和现实意义。
2024-11-27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缺乏问题日益严重。土地撂荒和无人种田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已十分突出,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未来中国,谁来种田,怎样种田”的重大问题。
2024-11-27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需要健康有序推进,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注重地域特色,体现乡土风情,特别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因此有序推进乡村传统要素保护,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底层逻辑。
2024-11-26在此背景下,国家对乡村的大力投入使得乡村人居环境得到迅速提升,大量项目的不断落地也带给乡村发展新的活力[1]。然而,当前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境与问题,比如空心化问题严重、发展内生动力不足、资金投入的使用绩效低下和只重表面美化而忽略当地特色的保护利用等。
2024-11-26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对土地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所引发的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对我国农业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在此背景下,土地绿色利用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与实现土地永续利用的核心工程,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2024-11-26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新质生产力,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正逐步成为引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024-11-262021年,《“十四五”全国绿色农业发展规划》中提出,加快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动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农业绿色生产是适应资源环境承载力、维护地球健康的客观要求[1]。
2024-11-26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品牌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不仅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是我国农产品品牌建设的重点,也是引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之举[1]。
2024-11-26在国家“双碳”目标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响应宁夏政府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和数字乡村、智慧乡村等乡村振兴样板区建设,宁夏移动、银川艾尼及北京大数据院配合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合作开展赋能“零碳乡村”智慧能源数智化项目,以富宁新村为示范点。
2024-11-26我国是世界水果和蔬菜生产第一大国。据统计,2023年全国果园面积达到1 320万hm2,产量达到2.44亿t,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 280万hm2,产量约为8.2亿t[1]。然而,尽管总量庞大,我国果蔬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产业竞争力不强、缺少优势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引领带动、消费动力不足等问题。
2024-11-26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期刊人气:4880
主管单位:国家农业部
主办单位: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区划所,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学会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经济
国际刊号:1005-9121
国内刊号:11-351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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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0年
发行周期: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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