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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绿色经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

2025-03-21 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23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数字化转型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及数量，数字化转型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及数量的正向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其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
CEO绿色经历
“绿色”教育
实质性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
策略性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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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环境问题也接踵而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数实融合,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是实现数字赋能和绿色发展的微观支点｡由于绿色环保的公共属性,绿色创新具有外部性特征,而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主体,因此企业缺乏绿色创新的主观能动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是推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

作为公司关键决策人员的CEO对公司的创新决策发挥重要的作用｡企业的决策会受到管理者个人特征的影响,CEO的“绿色”教育或工作经历可能会重塑其价值观,企业的创新战略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仍然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企业创新还会受到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转型在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调节作用｡本文以2014—2023年A股公司为样本,探究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并考察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绿色创新

高阶理论认为,企业高管在复杂决策情境中只能根据其已有的认知､经验和价值观进行有限理性的决策,因此,企业的决策会受到管理者个人特征的显著影响｡个人的认知､经验和价值观在其成长经历中逐渐形成并固化,不同个体的经历千差万别,因此不同个人在面临同样的决策选择时会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向,进而产生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因此,不同背景的CEO在同样的经营状况下会选择不同的决策,从而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与一般的创新存在一定的区别｡由于绿色环保价值的公共属性,绿色创新具有正外部性特征,且绿色创新的风险更大､周期更长｡接受过与“绿色”相关的专业教育或者曾经从事过与“绿色”相关的工作,拥有这些绿色经历的CEO对环保及绿色创新的理解与没有这样的经历的CEO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他们的知识结构为企业提供绿色创新的知识流,帮助企业提高绿色创新绩效｡不同背景的CEO对企业经营理念､企业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会做出不同的决策选择,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会有所差异｡因此,当他们进行创新决策时,倾向于选择绿色领域的创新,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动机将会得到加强,从而涌现出更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进而促进绿色创新发生质变,创造更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CEO绿色经历正向影响策略性绿色创新;

H1b:CEO绿色经历正向影响实质性绿色创新｡

(二)数字化转型调节效应

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善企业创新潜能,增强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在CEO绿色经历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会产生协同效应｡一是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充分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增强CEO对绿色创新决策的促进效应｡二是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促进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稳定,优化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提高创新决策支持的信息质量,提升创新决策效率,促进创新决策的顺利实施｡三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促进供应链的协同,降低企业库存成本,提高协同效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通过工业互联可以实现协同研发和协同制造,共同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四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企业的客户服务水平,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保持企业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应用帮助企业与客户实现有效沟通,及时反馈客户的需求､投诉和建议等信息,帮助企业持续改善产品质量｡五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细致记录企业及其产品的碳足迹,帮助企业监控自身碳排放数据,有利于企业早日申请到产品的碳标识认证｡六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以创新为驱动力,构建全员､全要素､全过程的数字化质量管理体系,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保障全面数字化管理,收集供应链上下游质量数据并实现数据资源共享,提升质量绩效水平,降低质量损失率｡在此背景下,具有绿色经历的CEO更能充分认识和利用数字化水平提升带来的机会,促使企业更有可能选择具有长期战略价值的绿色创新｡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CEO绿色经历与策略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H2b: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CEO绿色经历与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以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剔除金融保险类行业样本､被证券交易所特别处理的公司样本及数据缺失样本,最后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样本公司财务､非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及中国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测度

1.被解释变量:策略性绿色创新(Gist)和实质性绿色创新(Gisu)

参考潘子成等(2023)的研究,采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加1取对数来衡量策略性绿色创新;实质性绿色创新则选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加1取对数来衡量｡

2.解释变量:CEO绿色经历(Green)

借鉴卢建词等(2022)的研究,从CEO简历中查询其是否接受过如环境科学等“绿色”相关教育或曾在生态环境部､环保委员会等机构从事过“绿色”相关工作,若CEO具有这些经历,则取值为1,否则为0｡

3.调节变量:数字化转型(Dit)

参考吴非等(2021)的方法,用Python爬虫程序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抓取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并将相关词频总数加1取对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Cvs)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控制以下变量: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总资产规模(Size)､总资产收益率(Roa)､是否两职合一(Both)､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Cata)､企业成长性(Growth)｡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并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用第t+1期的被解释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式中,Gis为策略性绿色创新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用第t+1年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绿色发明专利加1取对数来衡量;Green为CEO绿色经历;Dit为数字化转型指标;Green×Dit为CEO绿色经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Cvs为影响绿色创新的其他控制变量;Year为年度固定效应;Ind为行业固定效应｡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检验

由表1可以看出,Gist和Gisu的标准差分别是1.2792和1.1237,这表示不管是策略性绿色创新还是实质性绿色创新,不同的企业是有差异的｡Gist和Gisu的均值分别是1.0818和0.9644,表明企业在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意识到绿色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或多或少都会开展一些绿色创新的活动,获得些许绿色创新的成果,以此回应社会公众对企业绿色经营的期待｡Green均值为0.0050,说明拥有绿色经历的CEO只是少数,大多数企业的CEO并没有与绿色相关的背景｡

表1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从表2可以看出,策略性绿色创新与CEO绿色经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88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实质性绿色创新与CEO绿色经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930,也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CEO的绿色经历不仅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策略性绿色创新,还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初步验证了假设H1a和假设H1b｡这也再一次印证了烙印理论,绿色经历塑造了CEO的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在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开展绿色创新活动,进而带领企业取得了绿色创新成果｡表2显示,不管是策略性绿色创新还是实质性绿色创新,其与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0.5,因此回归模型中的变量之间不太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

表2变量相关性分析

(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

表3是CEO绿色经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检验了CEO绿色经历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的关系｡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β=1.2631,p<0.01),说明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带领企业开展更多的绿色创新活动,取得更多数量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进一步支持了假设H1a｡模型(3)检验了CEO绿色经历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关系｡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CEO绿色经历与实质性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β=1.2622,p<0.01),表明具有绿色经历的CEO能够带领企业走上真正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绿色创新数量提升的基础上创造了更多的绿色发明专利,取得了较多的实质性绿色创新成果,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b｡

模型(3)检验数字化转型在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CEO绿色经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的系数为正(β=0.294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随着企业数字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水平也在不断提高,CEO绿色经历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由此支持了假设H2a｡模型(4)检验数字化转型在CEO绿色经历与实质性绿色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CEO绿色经历与数字化转型的交乘项的系数为正(β=0.2664),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数字化转型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CEO绿色经历对实质创新的正向作用也在加强,由此支持了假设H2b｡综合上述,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论证了CEO的绿色专业背景能够促进绿色创新的结果,特别是在数字化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这种促进的作用更强｡

表3回归分析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首先,借鉴卢建词等(2022)的做法,分别以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作为策略性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的替代指标,从回归结果可知,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系数为正(β=1.1124),CEO绿色经历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系数为正(β=1.1364),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其次,由于Gist和Gisu的数据都是大于0的,因此改用Tobit模型重新估计,回归结果显示,CEO绿色经历与企业策略性绿色创新的系数为正(β=1.6474),CEO绿色经历与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的系数为正(β=1.302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了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CEO绿色经历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绿色经历的CEO在创新决策能坚持绿色领域的创新方向,进而实现绿色创新实质绩效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在二者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企业在选聘CEO时,不仅要考查应聘者的绿色经历,还要在聘任后的经营过程中强化CEO的绿色价值观,从而促使CEO在创新决策时主动选择绿色创新｡企业也应该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提升要素配置能力,快速捕捉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通过产品升级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政府部门一方面要加强高等院校环境类等“绿色”相关学科及信息科学等“大数据”相关学科建设,加强“绿色”专业和“大数据”专业的人才供给能力,加强产业界与教育界交流互融,着力解决“产”与“教”的匹配度,同时也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宣传,形成社会公众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广泛共识,有效发挥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平台建设,推动公共数据的开发与开放,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数据安全保护措施和数据获取､使用等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对平台企业算法体系的立法和执法监督力度,切实保护平台使用者的消费者权益;同时,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特别是环境信息披露制定统一的强制披露标准,保护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信息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赵子夜,杨庆,陈坚波.通才还是专才:CEO的能力结构和公司创新[J].管理世界,2018,34(02):123-143.

[2]陈冬梅,王俐珍,陈安霓.数字化与战略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2020(05):220-236.

[3]潘子成,易志高.内部薪酬差距､高管团队社会资本与企业双元创新[J].管理工程学报,2023,37(03):26-41.

[4]卢建词,姜广省.CEO绿色经历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J].经济管理,2022(02):106-121.

[5]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J].管理世界,2021(07):130-144.

基金资助:安徽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编号:2024AH052464);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项目(编号:2023ZDG06;2024KZR09);

文章来源:牛永芹.CEO绿色经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5,(03):106-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