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作为城市中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是满足市民日常活动的最优质载体,也是城市中最公平的绿色开放空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公园扩张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规模变化呈现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经济是公园建设的主导力量,城市公园扩张与经济规模密切相关;人口是需求来源,人口聚集对公园发展的作用具有双面性;建设用地作为重要载体,对公园既支撑又约束[1,2]。另一方面,公园增长对经济提升、人口聚集、用地建设的反馈作用使城市发展更复杂多变。因此,揭示公园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之间的作用关系,对推动城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城市公园发展的相关研究涉及社会经济、自然地理等[3,4,5,6,7]多方面,既包括探究公园与经济的耦合协调[3],或是公园与用地的扩展关系[4],也有从可达性视角探究公园与人口的关系[5],皆是针对单一因素与公园的探讨评价;而对公园的相关性方面多是探究两两之间的协同、匹配、失调等[6,7],鲜有对“公园与人、地、财”多元作用的影响演变进行综合探究。长三角城市群(以下简称“长三角”)是我国吸聚最高端资源要素、汇集最优秀人才、实现经济产业最高质量发展的中枢发展带之一[8,9],选取这一典型区域,挖掘其公园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间的互动演变规律,是深入探究四者依赖程度、统筹多元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示范。

随着“生态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践行,公园增长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进一步契合,但与城市扩张、用地建设的相互约束日益突出。长三角作为我国城市改革的新高地,经济发展不均、用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激化等问题突出。基于此,本文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法,对长三角近20年间公园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关系进行定量探究,并利用非线性回归进一步明确公园与三要素间影响程度的变化趋势,以期推进联动融合,实现城市协同发展新格局。

1、研究区域及指标数据

随着城市网络群建设,长三角内经济剧烈扩张、人口快速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同时聚集效应下土地利用低效失衡、人地矛盾日益严重、低水平同质化经济竞争等问题也逐步显露[10]。为此,对长三角61个城市单元进行探究(临安、巢湖、明光、宁国4个城市因数据缺失予以剔除。)[11]。

公园面积、建设用地面积是城市公园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最直观体现,GDP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城市人口与城市建设关系最密切。选取公园面积、GDP(对GDP进行调整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具体方法:实际GDP=名义GDP×100/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城市人口(1996—2005年采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中“城市人口”的数值;2006—2016年采用《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城区人口”和“城区暂住人口”相加获得)、建设用地面积作为要素研究的相应指标,所用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鉴)》(1996—2016)、《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7—2017)。

2、计量回归模型构建

首先,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对长三角公园扩张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规模相对的依赖关系及影响程度大小进行初判;然后,采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究公园与三者两两影响的变化趋势。在回归前,先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和F检验,发现常截距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所得结果差异较大,故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

2.1线性回归模型

1)一元线性回归。

采用最小二乘法确定公园面积与GDP、城市人口、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模型如下[12]:

上述各式中,git,pit,rit,yit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第t年的公园面积、GDP、城市人口、城市建设用地面积,i代表长三角城市,t为年份,b为回归系数,a为常数项。

2)多元线性回归。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公园面积、GDP、城市人口、建设用地的原始数据减去其相应均数后,再除以该变量的标准差,将各个变量化到统一的单位上,使所得回归系数能在同一个水平上进行比较,其所得回归系数绝对值的大小可直接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并通过b1,b2,b3绝对值的比较,得出三者对公园面积的影响强度。模型如下[12]:

2.2非线性回归模型

在线性回归的基础上,使用非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更加准确地分析公园扩张与三要素规模变化的演变过程。通过变换将非线性函数化为线性函数,然后按照线性回归进行拟合(表1)[12]。

表1非线性方程转化线性方程一览表

对回归方程进行检验,选取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优度(R2)最高的函数模型。R2[13]检验式如下:

式(5)中,SSR为回归平方和,SSE为残差平方和,SST为总理差平方和,g为公园面积,R2是对回归模型拟合程度判断优劣的依据,R2越大,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越高,R2取值范围为[0,1]。

3、公园面积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的关系

3.1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需检验各指标的数据是否平稳,以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4个指标的T值均大于水平值,表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4个指标的一阶差分序列均通过LLC、Fisher-ADF、Im-Pesaran-Skin、Fisher-PP检验,说明4个指标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要求(表2)。

表2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通过Pedroni协整检验可以发现除Panelv-Statistic之外,PanelADF-Statistic、GroupPP-Statistic等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判断出4个指标间存在协整关系,故可进行回归分析。

3.2公园面积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的线性关系

由一元线性回归可知(表3),长三角公园面积与GDP、城市人口、建设用地面积两两之间的线性相关关系都相当显著。GDP每增长1万元,公园面积平均增长约0.001hm2;城市人口每增长1万人,公园面积平均增长约1.673hm2;建设用地面积每增长1km2,公园面积平均增长约1.536hm2。在长三角发展进程中,公园建设是推动住宅用地扩张和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因素。高品质的创业条件和商业环境吸引大量外资企业投入,长三角内生产总值也不断增长[14];住宅用地的扩张代表着人口的迁入,人口聚集对公园绿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15,16],从而提升长三角宜居环境的更高品质与追求。

在多元线性回归中(表3),长三角内经济发展与公园面积扩张相互影响的程度最大,建设用地相对次之,人口最小。凭借“一带一路”等发展机遇,长三角经济格局不断拓展,坚实的财政基础直接拉动了公园建设,公园面积拓展迅速。随着用地结构的转型升级,长三角公园建设也出现新契机,如苏锡常都市圈中通过开发区功能改造,对公园环境与生态空间进行了修复和重塑,间接拉动公园面积增长。人口变动存在滞后性[17],且由于长三角落户门槛较高,人口规模在空间配置上存在一定差异,人口对公园带来的影响也受到限制。

3.3公园面积与经济、人口、建设用地的非线性关系

通过非线性回归,发现指数函数回归模型的R2最高,且显著性均高于线性。说明指数函数回归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两两之间的变化关系。所得公式如下:

表3长三角GDP、城市人口、建设用地面积与公园面积的回归结果一览表

通过非线性回归,还可发现公园面积扩张与人口聚集的相关性逐渐紧密,但其与经济、建设用地的密切程度却呈下降趋势。人口是城市发展的动力,长三角作为我国优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其人口数量与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人口与公园作用的紧密程度,同时随着人居环境需求的上升,长三角内公园面积增长的速率也在不断提升,人均公园面积逐年递增(图1)。

图1人均公园面积演变情况(1996—2016)

但近20年来,长三角内单位公园面积的生产总值呈下降趋势。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三角存在公园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公园用地的生态价值被大量削减,经济效益逐渐下降。而长三角高速发展期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较多,公园面积占比较低。近年来,受用地规模缩减影响,尽管公园面积快速扩展,建设用地与公园面积的影响互动仍在减弱(图2)。

图2单位公园面积产值、公园面积在建设用地面积中的占比演变情况(1996—2016)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1)从影响作用来看,公园面积随GDP、城市人口、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其两两之间都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对公园建设的影响程度大小为经济>建设用地>人口。

2)从影响演变来看,随着人口城镇化加快,公园建设与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愈发贴切,公园面积扩张与人口流动的作用力度日渐上升;用地规模与经济发展受一定限制,公园与二者的影响力度相对减弱。

4.2建议

1)协同并进,强化长三角公园建设整体优势。

受经济、人口、建设用地不同程度的影响,长三角城市公园发展速率差异显著,如何提升长三角各城市公园发展质量,强化资源整体优势已成当务之急。从各城市来看,既要缓解中心城市公园扩张阻力,又要全面强化嘉兴、舟山等城市的公园建设能力,以实现公园建设水平整体提升;从长三角整体来看,应协调公园建设与人口规模、产业布局、用地面积配合得当,将公园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建设进程中。

2)以人为本,扩大建设需求刺激公园供给。

随着人口聚集与公园扩张的影响作用日渐增加,优化人口规模、吸引优质人口,可为城市公园空间拓展提供推动力。以人口需求为导向,提升城市公园建设力度,降低城市落户门槛,为长三角内人口与公园良好关系的优化升级创造条件;协调区域间公园与人口要素的合理配置,向中小城市分流,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机制,促进区域人均公园面积均衡稳定发展[18]。

3)优化升级,创新生态补偿激励公园建设。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热点地区,其经济发展与公园建设都已进入转型提升的重要时期,应把握二者联动发展新契机,提升城市公园的社会价值。经济发展是公园建设快速提升的物质基础,通过经济提质、创新驱动等可为开拓公园建设新空间提供有效助力;建立公园建设投入激励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复合公园网络管理系统,推动单位公园面积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提升。

4)分市制宜,转土地城镇化为公园城镇化。

建设用地与公园的利用强度、贡献度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对此,应因城因时制定合理的调控对策。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如上海、苏州等,应由增量扩张向存量挖潜转变[19],调整公园面积与商住用地面积的比例;处于城镇化初始阶段或中期的城市,如义乌、嘉兴等,应综合分析群众诉求和城市环境质量,合理规划城市建设用地[20],优化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福利水平,推进公园建设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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