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宝山路有一座闻名东亚的东方图书馆，由商务印书馆附设，1932年惨遭日本人纵火焚毁，藏书亦未幸免。东方图书馆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学界也给予了较高的关注。截至目前，以“东方图书馆”为主题见诸知网者有200余篇，其中专述东方图书馆的文章有18篇。这些研究成果可分为四个方面：其一，介绍东方图书馆的发展历程[1,2,3,4,5,6,7]；其二，论述近代学人与东方图书馆的关系[8,9,10,11,12,13,14]；其三，对东方图书馆开展业务工作的具体分析1；其四，讲述侵华日军对东方图书馆的摧残[15,16,17]。综上可知，学界对东方图书馆被日军毁坏后的复兴情况着墨不多。有鉴于此，考察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筹备复兴过程以及商务印书馆同仁与社会各界所作的诸般努力，可以增加对东方图书馆变迁过程的了解，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也可以深化战乱时期文化事业发展困境的认知。

一、东方图书馆的盛况与被毁经过

东方图书馆，由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附设的涵芬楼转化而来。作为编译所内的图书室，涵芬楼“藏中外图书数十万册，其中善本书不少”[18]694。1903年，张元济出任编译所所长后[19]24，长期收集各类图书，以扩充涵芬楼藏书，“十余年来，搜求未辍”[19]21。商务印书馆“鉴于国内文化进步之迟滞，世界潮流之日新，认为有设立公开图书馆之必要，乃于民国13年拨余利十一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特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一座，移涵芬楼旧藏图书实之，名曰东方图书馆”[19]240。1924年7月15日，商务印书馆召开第296次董事会议，讨论东方图书馆开办事宜。议决由商务印书馆总务处推举张元济等五人为董事，王云五为馆长，江伯训副馆长[18]700。1926年，东方图书馆正式落成，一层为商务印书馆出品陈列室，二层为自由阅览室、阅报室、办公室，三层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保藏室，四层为本馆中西文书库，五层庋置杂志报章舆图照片等件[20]314。同年5月2日，东方图书馆正式揭牌开幕，张元济等人出席。翌日，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向公众提供阅览等服务，“每天日班下午二时至五时，夜班六时半至九时半公开阅览”[18]746。历经多年发展，被焚毁前的东方图书馆，图书数量逾五十万册。时人对东方图书馆有着高度评价：“像这样藏书的种类繁多，不论中西学术图书馆，都备有相当分量，足供普通阅览研究的图书馆，在国内还找不出第二家。”[19]325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次日清晨，日军多架飞机对上海实施轰炸，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厂中弹起火，“东方图书馆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亦遭殃及”。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十分关切。30日，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汤尔和致电张元济：“闻图书馆孤本毁于兵火，为之痛叹。深望不确，盼复。”著名藏书家傅增湘亦致电询问：“工厂损失若何？藏书闻焚，确否？”31日，张氏复电二人，说道：“交通全阻，闻厂毁什九，东方尚存，然仍极险。”可惜的是，仅过一夜，就有日本浪人闯入东方图书馆蓄意纵火。“晨八时许东方图书馆及编译所又复起火。顿时火势燎原，纸灰飞扬，烟火冲天，遥望可见。直至傍晚，此巍峨璀灿之五层大楼焚毁一空。”[18]889除去事前取出寄存在银行的五千三百余册涵芬楼古本外[18]902，馆内图书典籍被付之一炬。20世纪八十年代，张元济之子张树年撰文，回忆父亲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故事：

1932年一·二八战争中，商务在闸北的印刷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毁。图书馆所藏之书全部化为灰烬。那天正吹东北风，纸灰由闸北直吹到沪西，落在我家园中。先父对此情景，不禁为之泪下，并对先母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这场浩劫！”[19]24

今日读来，仍能强烈感受到张氏苦心搜集之书被毁后的哀痛。

二、东方图书馆复兴始末

（一）东方图书馆复兴之筹备

东方图书馆被焚毁后，商务印书馆同仁沉浸在一片悲愤之中，战争随着中日停战协议的签订而告一段落。此后，重建东方图书馆的工作被提上日程，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印书馆同仁和组织作了诸多努力。主要举措有设立编审委员会图书室、设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等等。

设立编审委员会图书室。1932年8月1日，克服重重困难的商务印书馆总馆复业。考虑到编译工作对各类图书的巨大需求，商务印书馆设立了编审委员会图书室。1934年出版的《上海各图书馆概览》在关于“商务印书馆编审委员会图书室”的记载中指出，设立图书室的目的是“一方供给参考，一方为复兴东方图书馆之基础”。该图书室在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四楼，书库可以容纳图书八万册，阅览室可提供座位三十个。藏书包括中文图书五万册，外国文图书八千册，杂志二千册，新闻纸六百本。徐能庸兼任图书室主任。经费由商务印书馆按需要开支。

在关于编审委员会图书室的文字介绍中，有一条目题为“将来计划”，云：于民国二十二年，组织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决定计划，委员聘定胡适之、蔡孑民、陈光甫、张菊生、王云五，及国际学术家美国盖乐君、德人欧德曼、英人张雪楼、法人李荣等。张菊生为主席，蔡、王为常委，潘光迥为书记。筹备处现暂设藏书室于商务印书馆之四楼。预成重建新馆计划，需款三四十万元。基金之筹集，决定于商务印书馆每年公益金项下，提三分之一，作为基金。上年度已得四万五千余元，张菊生个人捐一万元。预计五年后，可望建筑新馆。新址地点，将择静安寺路一带。并拟先租借处所，先行开发，供众阅览[21]134-136。其题为“将来计划”，乃是对编审委员会图书室未来发展的规划，包含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重建新馆所需资金数额、来源，新馆拟设地点以及新馆未成前的先期举措等内容。

设立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1933年4月29日，张元济前往银行俱乐部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09次会议，核议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案。该章程共十一条，明确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是受“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之委托，主持东方图书馆复兴事宜”，委员5-9人，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就董事及中外学术界、实业界中聘任之”，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常务委员二人，由委员互选产生。委员会职权为：“（一）计划及筹备东方图书馆之复兴；（二）使用东方图书馆基金复兴东方图书馆；（三）为东方图书馆募捐书籍、财物；（四）为东方图书馆规定适当办法，以其藏书供公众之阅览；（五）为商务印书馆保管东方图书馆财产。”为方便工作起见，“第一届委员会先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请委员五人组织之，其余委员由委员会推定后，经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之同意，仍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任之”，委员任期较长，“至东方图书馆正式成立公开时为止”。章程还明确了委员更换和替补办法，其一、如果东方图书馆成立时间在三年之后且委员任期已满三年，则“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另行聘任连聘者连任”；其二，当“委员在任期内辞职或不能任职时，原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迳行聘任者，仍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迳行补聘之。其原由委员会推定后再由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聘任者，仍按原定办法补聘之”。为便利各地募捐书籍，章程还明确将“于中外重要地点各组织一赞助委员会”，赞助委员会组织及章程由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规定，委员亦由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选聘，未尽事宜由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协商办理[20]380-381。

后经议定，聘请胡适、蔡元培、陈光甫、张元济与王云五等为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委员，张元济任主席[18]920。由上述章程可以看出，复兴委员会成为此后东方图书馆复兴的实体机构和主要责任者。依托从上海到全国、由中国至海外的组织架构，复兴委员会为东方图书馆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二）复兴委员会设立后的运作

复兴委员会在1933年6月7日由张元济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根据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章程，推定美国人盖乐博士、德人欧特曼教授2、英人张雪楼、法人李荣3等为国际委员[18]921。13日，张元济前往银行俱乐部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11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推定外籍委员四人请予同意聘任案”[18]922。复兴委员会成立，人员亦已确定，各项复兴举措也渐次开展。

第一，订立规章制度，建立涵盖国内外的赞助复兴体系。为保障复兴事宜的顺利进行，复兴委员会订立了各类规章制度。6月17日，复兴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定各地赞助委员会章程，及募集图书章程，并议决组织英、法、德、美四国赞助委员会，推定张雪楼君筹备组织英国赞助委员会，李荣君筹备组织法国赞助委员会，欧特曼筹备组织德国赞助委员会，盖乐君筹备组织美国赞助委员会。这次会议议决组织南京、杭州、北平、广州、济南、汉口、长沙七处赞助委员会，每处先聘一人为提名委员[20]378。后来分别由罗家伦、郭任远、袁同礼、全湘帆、何思源、杨端六、曹典球七人负责办理[18]922。各地赞助委员会章程规定“委员会设委员三人至十五人，由复兴委员会就中外学术界实业界中聘任之”。赞助委员会委员职责有三：（一）代表复兴委员会为东方图书馆捐募书籍；（二）备复兴委员会之顾问；（三）在预算范围内支付必需之款项[20]382。8月31日，张元济主持召开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12次会议，议订《东方图书馆之组织及捐助书籍之保管原则》[3]378。这些规章制度的订立，为东方图书馆复兴提供了制度和组织支撑，特别是国内外赞助委员会的设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筹集款项，募捐图书。重建东方图书馆，资金的获得和书籍的收集入藏是当务之急，也是最紧要的两样东西。作为复兴委员会主席，张元济对资金筹措相当重视。他不仅主持会议讨论相关事项，更是自己捐款，用以恢复东方图书馆。1933年4月5日，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08次会议。这次会议核议了乙种特别公积支配案，议决以乙种特别公积三分之一（约4.5万元）为东方图书馆复兴之基金，而以复兴委员会董理其事[20]5。张氏在会议上还提出，“本人前捐扶助同人子女教育基金现尚存七千余元。拟再加捐贰仟余元，凑足一万元，移捐与东方图书馆为恢复之用”。1934年3月10日，他以复兴委员会主席身份致函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希望“东方图书馆现存之款请商务印书馆拨出，仍存于商务印书馆，并请予计息”[18]947。24日，商务印书馆在银行俱乐部召开董事会第415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张元济10日的提议并决定“东方图书馆存款自本年1月份起按周年七厘计息”[18]949。在4月21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18次会议上，董事会对上年度乙种特别公积如何支配进行了讨论，议定其中三分之一用于东方图书馆的重建[18]953。根据王云五所作报告，至1934年10月8日“东方图书馆已有复兴基金十一万余元，每年仍有四五万元收入之希望”[20]21。

为做好图书募集工作，复兴委员会还讨论通过了《东方图书馆募集图书章程》。该章程共十六条，对募集图书的方式、种类、所有权及管理办法等方面，均作有具体规定[20]384。此后，图书募集就陆续开展起来。

在复兴委员会聘任的英、法、德、美四国外籍委员中，德国嘉璧罗博士首先向其祖国宣传，募捐书籍，得到德国各界响应。通过德国学术互助会，德国向东方图书馆捐赠名贵图书数千种[20]5。而在这次捐赠之前，东方图书馆已收到国内捐赠图书两千余册[20]22。1934年10月8日，德国学术互助会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举行，同日，张元济致书德国学术互助会会长施美德，提出回赠对方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以感谢德方赠书义举[18]963。1935年6月6日，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举行，张元济出席。典礼上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捐赠书籍一千余种。同样，为表示感谢，张元济代表复兴委员会回赠《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一部[18]986-987。

（三）东方图书馆的结局

经多方努力，东方图书馆藏书逐步增加。张元济于1935年1月22日复邱华若书信中透露，东方图书馆图书数量将达到十万册，但是，“欲恢复旧观，重新建筑，则尚须需以岁时耳”[18]974-975。不幸的是，1937年7月，日军寻衅，挑起卢沟桥事变，将中国彻底拖入战争的泥潭中，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退入公共租界。

1938年出版的《最近之上海图书馆》一书写道：“商务印书馆附设之东方图书馆，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损失之巨，得未曾有。原拟今春（引者注：此处指1937年）进行重建，继而忽又停顿，惟目前商务当局，仍推进此项文化机关之一切重建计划，所有经费及内部藏书已有准备，馆址亦已勘定南京路。将来新馆落成，裨益市民，当非浅鲜。”[21]366可见，当时人对东方图书馆的复兴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除在南京路勘定新馆址，委员会还在租界内静安寺路别墅中设立临时书库，以保护所收赠书。只因战事影响，书库难以开放，新馆亦未能建成[2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商务印书馆被迫迁往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944年，商务印书馆开办东方图书馆重庆分馆，公开阅览。然而，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重庆分馆都不可与原先的东方图书馆同日而语。重庆分馆在1947年结束经营，藏书全部运往上海。同年，商务印书馆租下闸北宝源路一家纸张店的二楼和三楼，拟装修为阅览室和书库，逐步恢复社会服务。因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崩溃，商务印书馆本身陷入困境，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只得搁置。原存于静安别墅的图书，据上海市文管会1950年调查，约有12万册[23]63-64。1953年1月13日，张元济致函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本公司东方图书馆即将解散，经董事会议决，全馆图书除编审部需用者酌留若干外，余均献与中央政府。”[18]1382同年，东方图书馆解散，藏书全部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后转移至公共图书馆使用。至此，东方图书馆退出历史舞台。

三、结语

从上可见，为重建东方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积极运作，努力筹集资金，募捐图书，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未尝放弃努力。东方图书馆复兴未果，有多方面原因。

第一，资金困难。1933年12月18日，复兴委员会委员之一的蔡元培致书询问张元济，是否可将无名氏藏书及康有为旧藏书目两种书目购入，以复兴东方图书馆。张元济认为这些书为“难得之品”，只是资金短缺，“公司现在无此力量，亦徒作临渊之叹而已”[18]935，这就束缚了商务人的手脚。后来，商务印书馆决定，“每年公益金项下，提三分之一，作为基金”[24]，用于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太平洋战争后，日军进驻租界，商务印书馆在租界的资产落入日军手中，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失去资金保障。由此东方图书馆的复兴陷入窘境。

第二，时局动荡。早在1924年，东方图书馆即拟对外开放。因国内战事频仍，先有齐卢之战，后又有五卅之役、直奉之争[25]，东方图书馆直到1926年才顺利开放。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开始在上海的反动统治。为争夺上海统治权，国民党内部爆发冲突，以致东方图书馆关闭了一段时间。1932年，东方图书馆更是遭遇日军毁灭性打击，全部藏书化为灰烬。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东方图书馆的复兴进程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爆发，国统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使各项事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东方图书馆的复兴再次被推迟。

第三，公私合营背景下，国有化的趋势。新中国成立后，饱受战乱的国民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为了尽早建设社会主义中国，1952年下半年起，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酝酿开展三大改造，其中之一便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于1952年公私合营。同年，公立性质的上海图书馆开馆。在当时，国有化成为一种趋势，上海的私立图书馆纷纷归公。如创建于1939年的合众图书馆，在1953年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26]23。此时若再复兴东方图书馆，已显得不合时宜。因此，商务印书馆选择解散东方图书馆，将藏书全部捐献上海市政府。

保存人类文化典籍，是图书馆最古老的职能。东方图书馆馆藏图书在战火中化为灰烬，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中华文化莫大之浩劫。为复兴东方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和社会各界作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应予充分肯定。困境中文化人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执着与奋斗精神，更是值得后人学习与敬仰。只是身处乱世，其复兴缺少必要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时局动荡，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接踵而至，文化事业势难发展。东方图书馆复兴未果是近代东亚文化史，乃至近代世界文化史上的巨大憾事。

参考文献：

[1]汪家熔.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J].图书馆学通讯,1981(1):82-85.

[2]曾建华,王开宁.商务印书馆与东方图书馆[J].出版科学,2002(2):59-61.

[3]徐宾.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里程碑——东方图书馆[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33):37-38.

[4]吴翔辉.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小史[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0(11):239-240.

[5]张曼.东方图书馆的创建､发展及复兴[J].文史博览(理论),2011(5):8-9.

[6]卫凯.涵芬楼——东方图书馆述略[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1(6):96-100.

[7]吴翔辉.东方图书馆的创建及其历史功绩——纪念东方图书馆惨遭日军摧毁八十周年[J].图书馆,2012(3):138-139.

[8]黄少明.胡适和两个东方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1992(2):56-57.

[9]李辉.王云五与东方图书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2):43-46.

[10]张喜梅,杨杰.张元济·东方图书馆·地方志[J].沧桑,2002(3):55-56.

[11]蒋玲玲.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张元济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J].浙江档案,2003(6):38-39.

[12]凌晨.张元济与东方图书馆[J].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6(1):72-73.

[13]张维.张元济与东方第一图书馆——从涵芬楼到东方图书馆[J].华商,2008(20):134-135.

[14]柳和城.上海东方图书馆馆事拾零——以徐亮致张元济信札为中心的考释[N].文汇报,2018-11-02(W08).

[15]王琳.我国文化史上的损失——“东方图书馆”被毁[J].晋图学刊,1991(4):56-57.

[16]孟宪梅.华夏文明史上灾难深重的一页——记毁于日本帝国主义“一·二八”战火的东方图书馆[C]//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第四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2004(3):134-136.

[17]王一心.论日本侵华战争摧毁中国图书馆事业之“蓄意”——以东方图书馆､南开大学木斋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为例[J].新世纪图书馆,2018(12):65-69.

[18]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19]商务印书馆.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0]王强.近代图书馆史料汇编:第3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21]王强.近代图书馆史料汇编:第2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22]东方圕复兴委员会近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5):15.

[23]《上海图书馆事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图书馆事业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24]上海东方图书馆决定复兴计划[N].大公报(天津版),1934-02-09.

[25]上海之东方图书馆[N].申报,1925-11-01.

[26]孙秉良.筹建上图回顾[M]//上海图书馆.岁月流痕——上海图书馆历史记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

李文辉.一·二八事变后东方图书馆的重建及其困境[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0,33(04):8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