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弱化，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的供求矛盾突出，且供需缺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不仅是中国，面对此趋势带来的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不同国家都正在制定、评估“综合护理”一体化的服务模式[2]。应运而生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整合了医疗与养老两类服务，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成为国内外都关注的养老模式[3]。但目前在我国，“医养结合”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着配套政策不完善、机构内养老服务尚不成熟、费用较高昂等问题[4]。本研究通过简单随机抽样调查法于2019年6—9月对河南省郑州、新乡、周口等地区2361人进行调查，探讨河南省居民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该模式服务内容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助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9年6—9月向河南新乡、周口、郑州、驻马店、南阳、鹤壁、商丘、开封、平顶山、洛阳、许昌、濮阳、焦作、信阳、安阳、漯河、三门峡、济源18个市的城乡居民发放自制调查问卷25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剩余2361份，回收有效率为94.44%。

1.2方法

参考目前研究现状，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问卷，以不记名方式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调查，被调查者皆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问卷内容包括4部分（1）一般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2）家庭情况：经济收入、家庭和谐情况等；（3）对医养结合的认知情况与态度；（4）选择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及对养老机构的主要需求。其中，选择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分为为自己和为父母选择养老机构两个维度。

1.3统计分析

对问卷进行统一编码后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分析，定性资料用构成比（%）表示，进行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的2361人中，在性别上，男性1076人（45.57%），女性1285人（54.43%）；在年龄上，≤18岁303人（12.83%),19～30岁1342人（56.84%),31～40岁252人（10.67%),41～50岁234人（9.91%），≥51岁230人（9.74%）；在户口类型上，城镇779人（32.99%），农村1582人（67.01%）；在文化程度上，初中及以下438人（18.55%），高中及中专420人（17.79%），大专184人（7.79%），本科及以上1319人（55.87%）；在职业上，学生1380人（58.45%），农民398人（16.86%），医务工作者98人（4.15%），国家公务员73(3.09%），公司职员209人（8.85%），离退休人员59人（2.50%），其他144人（6.10%）。

2.2居民对医养结合认知情况（表1)

居民整体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认知程度不高。大多数人从未听过（40.03%）或听说过但不了解（45.53%）“医养结合”。户籍类型为城镇的居民医养结合认知程度高于户籍类型为农村的居民（χ2=27.020,P<0.05）；年龄在31～40,41～50的居民认知程度较其他年龄段更高（χ2=82.760,P<0.05）；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医养结合认知程度越高（χ2=128.149,P<0.05）；职业为医务工作者和国家公务员的居民认知程度更高（χ2=237.680,P<0.05）；家庭人均月收入更高的居民认知程度更高（χ2=54.56,P<0.05）；家庭和谐程度越高，医养结合认知度越高（χ2=52.152,P<0.05）。

表1个人一般情况与认知情况的关系（n=2361)

2.3家庭情况（表2)

在被调查者中，人均月收入<3000元有916人（38.80%),3000～5000元有851人（36.04%),5001～8000元有389人（16.48%),>8000元有205人（8.68%）。在家庭和谐情况方面，非常和谐860人（36.43%），和谐946人（40.07%），偶有矛盾473人（20.03%），经常有矛盾82人（3.47%）。人均月收入5001～8000元人群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意愿略高于其他收入范围人群（χ2=45.207,P<0.05）。

表2家庭情况与选择意愿之间的关系（n=2361)

2.4医养结合选择意愿（表3)

居民整体对选择养老机构意愿不高，过半数居民（61.58%）表示不会考虑将父母送入养老机构，表示不确定的有670人（28.38%），会考虑的237人（10.04%）；步入晚年后会为自己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有578人（24.48%），不会选择有496人（21.01%），不确定的1287人（54.51%）。在调查人群中，大致呈现出越了解“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选择意愿越高的趋势（χ2=109.698,P<0.05）。在选择意愿上，对医养结合有了解兴趣比不感兴趣的人群会选择医养结合的比例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206.110,P<0.05)

表3认知及态度与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关系（n=2361)

2.5选择养老机构的影响因素

调查显示，在为步入老年后的自己或父母选择养老机构的所考虑的因素上有所差异。在为父母选择养老机构时，主要考虑赡养者时间精力（60.69%）、父母身体状况（53.49%）、医疗条件（43.58%）、家庭经济状况（42.61%）、传统养老观念（42.06%）、服务质量（41.76%）、硬件设施（32.23%）；在为自己选择养老机构时主要考虑赡养者时间精力（65.73%）、自己身体状况（61.80）、家庭经济状况（50.74%）、医疗条件（40.45%）、服务质量（39.43%）、硬件设施（30.50%）、传统养老观念（27.53%）。

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4)

本研究基于χ2检验的基础之上，结合了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各种因素对于居民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影响。首先剔除医养结合选择意愿不确定的居民，对剩下选择意愿明确的1074（会选择：496人，不会选择：578人）个案例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将居民医养结合选择意愿作为因变量（不会选择赋值：0，会选择赋值：1），将性别、户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和对医养结合的了解程度等作为自变量，并且将年龄以外的自变量都作为哑变量。对于性别、户籍、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和对医养结合的了解程度等哑变量，分别以男性、城镇户籍、初中及以下、学生、<3000元、从未听过“医养结合”等作为分析参照，随后纳入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户籍对于居民医养结合选择意愿影响不大（P>0.05），将没有统计学差异的自变量除去，重新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从学历上看，与对照组初中以下学历相比，初中以上各学历居民选择医养结合的意愿都较高（OR>1），尤其是大专、高中及本科学历居民选择医养结合意愿更加明显（P<0.05）。从性别看，与男性相比，女性选择医养结合的发生比率是男性的1.329倍（P<0.05,95%CI=1.019～1.732）；从职业上看，与对照组相比，离退休人员选择医养结合意愿较其他职业更高（OR=7.893,P<0.05），其他职业选择医养结合意愿较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从家庭收入来看，与对照组相比，当收入超过8000元时，家庭收入对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影响较显著（P<0.05），家庭收入在8001～15000元和>15000元居民选择医养结合的发生率分别是对照组的0.306倍和0.275倍。从对医养结合了解程度来看，其对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P<0.05），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居民选择医养结合的发生率逐渐升高（OR>1），听说过但不了解、基本了解和十分了解的居民选择医养结合的发生率分别是从未听过的居民的2.359倍、3.807倍和3.911倍，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了解程度对居民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本研究中二元logistic回归Hosmer-Lemeshow检验的χ2值为9.957(P=0.268），综合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比较理想，回归模型预测正确率为68.2%。

表4医养结合选择意愿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家庭养老、生病住院”的思想在许多人，尤其是思想较保守的老年人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生育政策原因导致的“4–2–1”型家庭的出现及增多，给养老事业带来了巨大压力[5]。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传统养老观念是影响养老机构选择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养老”这一传统养老方式在当今时代仍占据重要地位。本次研究数据显示，53.32%的居民认为理想的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87.08%的居民家中老人目前的养老方式为“家庭养老”。这与李秀芹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结果同时表明相比于传统养老观念带来的舆论压力，人们在决定是否选择养老机构时更关注赡养者时间精力、被赡养者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状况等现实因素。这说明传统养老观念正逐步淡化其主导作用，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时代发展，人们的思维和追求等在不断转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未来养老需求会进一步增加，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带来了积极讯号。

“医养结合”是将医疗、养老资源有机结合，最优化利用资源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旨在满足老年人对医疗及养老服务的双重需求[7]。本次调查中，居民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认知程度不高，这与“医养结合”相关工作尚处于探索状态有一定关系。但居民对进一步了解“医养结合”热情较高，有79.16%居民表示愿意深入了解“医养结合”。因此，政府部门可适当加大宣传力度，让“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为更多感兴趣的居民所了解，促使“医养结合”理念深入人心。关于宣传方式的选择，调查显示，居民获取医疗和养老方面信息的途径一般为广播电视（50.66%）、网络（49.09%）以及医疗机构人员（43.80%）等，故可借助媒体进行视频、音频等多形式的普及或通过医疗人员举办相关讲座等方式进行宣传。在宣讲内容具体安排上，宜详略分明，针对居民关心的问题展开详细介绍。致力于打消广大群众对于此新型养老方式的疑惑和顾虑，提升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好感度，增强选择积极性，切实助力养老事业发展进步。

数据显示，经济条件仍是影响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经济压力对老人及其家庭带来的负担会影响其选择之外，一些费用及其配置较低的“医养结合”机构所带来的不完美体验也成为人们选择的顾虑。在本调查中人均月收入≤8000元人群范围内，大致呈现出人均月收入越高，愿意选择“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的人数越多的趋势（χ2=45.207,P<0.05）。关于未在整个调查人群中呈现此趋势原因，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收入水平达到一定层次后，人们将会有足够财富支撑以获得更便利的医疗及养老服务，从而选择在儿孙身边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吴炳义等[8]的研究表示，机构缴费金额与老年人的医疗服务评价成正比，获得政府扶持补贴的公办公营型养老机构，相较于其他类型养老机构各方面配置较好，服务评价也较高。故有关部门可出台相应福利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在保障其设施配置的情况下适当减轻人们选择“医养结合”机构的经济压力。地方政府还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联合一些社会福利机构，加强其福利保障，进一步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根据佘瑞芳等[9]2016年的研究，我国对于养老与医疗服务的开展目前主要以部门规章、政策文件为主，关于医院设立养老床位以及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的资质、准入等的法律法规皆不完善。2019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医养结合机构审批登记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医养结合”机构审批规范的重要性，充分显示出国家和政府对养老问题的重视和不断探索的决心。但即便如此，仍有诸多细节需完善及诸多问题待解决。故政府还需不断探索，在实践的道路上逐步理顺管理机制，完善政策支撑体系[10]，使“医养结合”建设更有保障，发展无后顾之忧。

养老机构转型是社会老龄化的合理选择，快速老龄化、少子老龄化都是机构转型的重要动力[11]。调查显示，相比普通养老机构，认为“医养结合”机构是理想养老方式的人数更多，这主要归功于“医养结合”机构区别于普通养老机构的优化部分。因此，“医养结合”应结合居民实际需要明确区别于普通养老机构服务内容，尤其在医疗方面，要充分凸显其优势。关于居民养老需求，本次调查中有1893人（80.18%）更看重医疗服务质量，1404人（59.47%）重视内外环境，1283人（54.34%）关注休闲娱乐设施，1270人（53.79%）要求获得精神慰藉，1097人（46.46%）在意价格问题，1062人（44.98%）关注文娱活动，135人（5.72%）选择其他养老服务或内容。关于最受关注的医疗服务质量，我们可以多方借鉴，比如向美国学习，增加初级保健劳动力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接触到有技能的医疗人员，向老年人提供高质量、高成本效益的护理等[12]。数据同时说明随生活水平提高，人们不仅对医疗条件、环境氛围有更高追求，并且开始关注精神世界及情感需要，这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丰富“医养结合”相关服务，这和邵梅英等[13]“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提供的“医养康护”服务数量和质量应继续优化的意见相同。“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可着力完善医疗设施及服务、增强老人间交流、丰富娱乐活动等，给予老人更细致的人文关怀，弥补传统养老模式不足。

国内养老机构普遍缺乏科学的营养管理模式，膳食不均衡、营养知识宣传不到位、营养立法不完善等威胁着养老机构老人的健康。由于客观因素限制，养老机构老人的营养摄入形式整体上不如居家养老者灵活，故对膳食的搭配存在更高的潜在需求，这造成了突出的供求矛盾[14]。针对老年人亟待改善的营养状况，可以从加强营养宣传教育，配置专业营养管理人员，完善营养立法等方面着手，提升机构养老老人生活质量[15]。另一方面，医院营养科可以发挥其优势，通过为“医养结合”机构内的不同情况的老年人定制营养膳食计划等来改善这一状况，做到医养的深度结合。

参考文献：

[1]王玉芬.探索医养结合模式的政策思考[J].开放导报,2016(3):75–80.

[3]李腾,陈佳林,吕飞露,等.天津市居民对“医养结合”的认知､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科技创业月刊,2015,28(21):39–42.

[4]郑函,王梦苑,赵育新.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4):512–515.

[5]隋雨荧,阮云军,吴赛珠.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研究进展及我国现状[J].中华保健医学杂志,2019,21(3):287–289.

[6]李秀芹,刘睿,贾利利.咸阳地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价值工程,2018,37(35):88–90.

[7]王雯.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的必要性､难点和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10):2538–2540.

[8]吴炳义,李娟,马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服务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9(6):51–55.

[9]佘瑞芳,谢宇,刘泽文,等.我国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国医院管理,2016,36(7):7–9,66.

[10]汪连杰.“银发浪潮”背景下全面推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问题研究[J].晋阳学刊,2017(4):131–139.

[11]冯丹,冯泽永,王霞,等.对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15,36(4A):25–28.

[13]邵梅英,司明舒,井淇,等.基于SWOT-CLPV模型山东省“医养结合”服务模式评价[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7):910–914.

[14]孙欣然,孙金海,陈立富,等.老年人健康需求特点与健康管理对策[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21):5364–5367.

[15]周丽平,孙建萍,杨支兰,等.养老机构老年人营养管理研究进展[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6,36(3):753–755.

姜洪波,董家行,李婧雯,延怡迪,陈锦宝,胡永建,杜爱林.河南省居民“医养结合”养老模式认知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20,36(04):512-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