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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哲学视角进行数据“镜像”生成机理分析
摘要：大数据的虚拟技术和虚拟数据所构成的“镜像”世界，是对现实的虚拟写照，是一种非真实的存在，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使现实世界逐渐地被“镜像”世界所掩盖，使作为理性的人迷恋“镜像”世界而忘却现实。要想从“镜像”中走出，需要发挥格理致“心”和“心”之所“象”的价值，以实现人和技术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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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所产生的“镜像”问题，已有很多的学者逐一阐述，但在诸多的研究成果中，对其生成机理的研究还不深入，需要进行相关的说明。“镜像”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发展结果，而是由理性自身的悖论所导致。要想恰当地利用大数据技术，避免走入其所带来的“镜像”，需要对数据“镜像”生成的机理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同时需要主体不断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更好地发挥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使其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发展。
一、理性思维模式的“悖论”
1.诉诸于因果关系的理性
“理性”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理性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早期。这一时期的哲学都着眼于探究客观世界形成的原因或规律。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有的哲学家诉诸于数学、有的诉诸于辩证法、有的诉诸于逻辑，这是西方理性思维的萌芽，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主观与客观分离，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去把握客观规律。[1]7这种思想孕育了西方独有的以逻辑分析为内核的理性思维方式，为西方带来了“理性之光”。在这种“理性之光”的照耀下，可以将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东西，即事物的内在规律揭示出来。[2]换言之，只有将事物放在“理性之光”之下，并以因果的概念模型将其呈现，才可以真正地把握事物的真理，才可以认识到客观事物“为什么”如此。因此，要揭示事物背后的“为什么”，需要一种非经验的概念关系模型，即因果关系，通过这种因果关系模型不仅可以对客观事物背后的“为什么”进行表征，还可以对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言说。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对事物的本质及对事物关系解释的因果概念模型。正是有了如此这般的因果关系概念模型，为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的根基；同时，科学的发展与转型也带来了因果关系模型命运的转折。
2.走向数字化的理性
“在科学由古希腊向近代转型的进程中，弗朗西斯·培根的贡献得在于他提出了一种区别于古希腊科学的方法，为实验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3]201-202。技术开始参与科学，科学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科学和技术形成了紧密的关系，科学开启了技术化的进程。在此，因果关系的概念模型并没有被抛弃，而是在笛卡尔的思想中得到了继承，通过“‘普遍怀疑’—解析几何”的数学关系模型，使传统的因果关系概念模型更加“清楚明白”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获得更可靠的真理。培根深信“在数学领域里应用得如此成功的方法，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领域，从而使探索者能像在数学领域里达到同样的确定性”[4]258。在笛卡尔这里，实现了几何和代数的历史性统一，对空间中存在的事物都可以通过数学模型来说明。
康德的“纯粹数学”使几何和代数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康德看来，时间和空间是两种先天直观形式，并且可以将空间纳入时间之中；同样，几何可以数字化。这样就可以将现实事物纳入这种数字的秩序中，从而实现对世界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从笛卡尔到康德，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实现了从几何化向数字化的过渡，这使基于因果性的理性逐渐变成一种计算理性，进而使科学数字化的形而上学基础得以完成。不容忽视的是，在科学借助于试验之后，科学的技术化已经是其必然的发展趋势，在二者之间已然构成了一种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科学成为现代技术进步的源泉，技术已经使其身份凸显”[3]327-328。而计算化的技术本质，使人们遗忘了最初的不可置疑的推理基石，诉诸于计算的技术，使知识自身的真理性根基逐渐地丧失。[5]4
3.基于相关关系的理性
在数字化计算理性的形而上学基础上建立的杰作，应当属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的出现使人不再执迷于对事物背后的“为什么”，而是给人一种更现实的“是什么”，使人逐渐地从对“为什么”的痴迷中走了出来，并且可以从强大的相关关系中找到令人向往的因果关系。大数据所带来的历史性转折在于，其不再是用有限的“样本”去估计“总体”，认识事物的本质，而是利用大数据使“样本”的容量无限大，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总体，这使人向真理更接近了一步。但是，在强大的相关关系之下，因果关系的“为什么”成了其中存而不显的部分，人所能看到的仅有一个相关关系的“是什么”，并且这种大数据的相关性成为人新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实现，首先便是要将时间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即时间的数据化。其次便是将时间中的存在数据化。在数据化的时间之中，一切的存在不再是瞬时的，而是可以被复制的。同时，此在并非是真的在此，此在不再需要一个具体的情景，就算一个已经消失的存在物或者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只要需要依然可以做到“在场”。在这个数据化的时间场中，过去和未来不再存在，它们都是现在，都存在于现在之中，而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之分。在传统的历史中，时间总会消逝，过去是历史的表征，而在数字化记录的今天，人所在的每一刻时间都可以被生产出来，只要你选择接受，其都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被记录、存贮，再通过对其播放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6]在数字化时间不断地制造与复制出来的存在时刻之中，记忆可以通过对数据化时间的重新组合而编写，人不再需要去寻找历史，不需要对未来的欲望，未来不在期待之中，一切都可以在现在中找到。但是这个现在并不是真实的，其是被虚拟了的、数据化了的“镜像”。“镜像”成为人的存在“场”，以表明其曾经存在过，而这是非现实的真正存在。
二、对数据“镜像”的哲学反思
1.格理致“心”
由虚拟的数据所组成的“镜像”世界，是建立在强大的数据逻辑基础上的，并随着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负熵”的状态。在这种“负熵”的状态之中，人被强大的数据逻辑所掌握却难以发觉；其原因在于这种强大的数据逻辑是与人的理性思维结构相一致，人的理性越计算化，二者之间的逻辑契合度越高，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人沦为数据逻辑结构中的一个环节，成为数据化的存在，在“镜像”的世界中迷失。要想从“镜像”中走出，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思维方式上转换。这里并不是说要抛弃理性，而是要格理致“心”。“格”是指“使某种事物处于恰当的位置上”[7]，只有使理性思维处于恰当的位置，充分地体现“心”的作用和价值，通过用“心”思维来弥补逻辑思维的缺失。在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将“心”作为思考器官，如孟子有云“心之官则思”。“心”思维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强调体验，“而体验则意味着，是置身于主体能够想到的所有现存体验要素所构成的背景网络上考察其与相关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辨认其关系结构的特征，形成关于其意义的判断”[8]147。在这种背景的网络上，便可以将被数据所打碎的时间存在重新按照主体的体验重新编制，使被数据编制的历史与未来回归到其原来的位置上，这样就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时间连续性。时间之流便由静止实现了流动，立足于现在回忆历史，期望未来，以实现创造的意义。
2.“心”之所“象”
与理性的逻辑思维不同，“心”思维是通过“象”来对事物进行把握。而“象”的集合便构成了真实的“体验之网”[2]，人们可以凭借此来实现认识事物的目的。“象”是真实的，而非虚拟的数据之“镜像”，通过将时间中的存在按照主体的体验重新编制，就可以找到“镜像”中的真实之“象”，便可以从迷失中找到现实的方向，从而从“镜像”中走出。由“镜像”回归到真实之“象”，需要主体首先在思维方式上转变，主动选择运用直觉思维。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的“心思维”更多地是诉诸于体验，而非单纯的理性思辨，并且多用到取象比类。通过体验获得关于事物的直觉认识，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突出的是事物以主体自身的感受为基础的重构，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得以可能。中国传统哲学中所用到的“取象比类”，所取之象皆需要通过主体的体验而获得，通过体验之“象”而实现对世界的认识。在这种思维结构中，主体自身并没有被排除出去，而是贯穿于整个认识过程，可以通过主体自身对整个过程进行把握，这对消除数据“镜像”提供了一种思想借鉴。
三、结语
大数据“镜像”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的思维方式逐渐地被大数据技术所主导。要想消除大数据技术的“镜像”，需要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逐渐转变主体的思维方式，以促进人与大数据技术的和谐发展，避免深陷大数据技术带来的数据“镜像”中。
参考文献：
[1]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王前.“理性之光”与“体验之网”:两种认知模式的比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40(12):94-100.
[3]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罗素.西方的智慧[M].马家驹,贺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5]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6]张一兵.先在的数字化蒙太奇构架与意识的政治经济学: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的解读[J].学术月刊,2017,49(8):51-57+67.
[7]王前,李贤中.“格物致知”新解[J].文史哲,2014(6):129-134+164.
[8]王前.生机的意蕴：中国文化背景的机体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于广莹.数据“镜像”生成的机理与哲学反思[J].现代交际,2020(08):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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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城市地下管线测量成果图精度评定中人工量测费时耗力的问题，提出利用ArcGIS模型构建器、Python开发语言，根据成果质检中精度评定规则设计处理工作流程，建立模型工具的方法，应用于管线成果精度评定工作。通过实例验证，ArcGIS模型构建器的使用可以实现一次构建，多人共享，重复使用，达到简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2023-07-10
莱布尼茨恰恰试图从科学上创立动力学,并且从存在论上为其奠基。”[4]261究其缘由,笛卡尔实则将广延而非力作为物质的本性,这也就是笛卡尔与莱氏的最大分歧。莱氏跃出笛卡尔式的机械论,凭借的是近代医学的有机论,蕴含知觉和欲望等内在活力的有机体就成为了莱氏后期单子论的前奏。
2020-10-19
我们生活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整体性地被技术所“包裹”,而逐渐疏离自然。人工智能、赛博技术、基因技术等现代科技的急速发展,使得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以至于人们认为永生不是不可想象的。人们能够设想并希望自己永生。美国导演伍迪•艾伦曾说:“我不想靠我的作品达到不朽,我想要靠着不死来达到不朽。
2020-10-19
讲到科学技术哲学,我想不管是在行的,还是比较生疏的,都一定会把它和科学哲学、技术哲学联系在一起,这是没有错的,望文生义就能搞定。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哲学除了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有很紧密的联系,不可忽视的是,它还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它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有很深历史底蕴的学科。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情况和自己的想法。
2020-10-19
进入20世纪后半叶，迅猛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哲学，随着自身演化发展的逻辑变迁和跨学科研究思潮的外在冲击，处于转型之中。尚处于转型中的科学哲学，一方面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公认观点”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甚至有人宣布了它的失败[1];另一方面，各种学派萌生以各自不同的视角探索新的研究进路。
2020-06-30
在科学从中古时代向近代转变的关头，有两位杰出的哲学家积极倡导近代科学方法，对推动科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一个是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一个是法国的笛卡尔（ReneDescartes,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17世纪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
2020-06-30
技术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技术与资本的关系是“资本‘绑架’了技术,技术迫于资本的势力而‘入伙’”[1]199,但对于技术转化为资本的“资本化”路径问题,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从技术到资本经历了怎样一个“资本化”过程?技术以效率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则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因此技术与资本“存在着逻辑关系上的共契”[2]295。
2020-06-20
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之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通常认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科学理论是否是真的,或者近似真的,但这一粗略的概括已经不适用于近年来兴起的新一轮交锋,因为双方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如何看待历史上和当前成功理论中的关键结构或特征,以及科学史中的理论继承和更替现象。
2020-06-20
程序的影响。从PI程序开始,萨伽德就注意到了计算机智能和人类智能的相似之处,他将人类思维比作计算机程序,将人类的思维结构比作数据结构,将人类的思维过程比作计算机算法,萨伽德这种运用心理学和计算机(或者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为科学哲学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
2020-06-11
在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哲学家们主要采取了三种进路,一是认为科学技术承担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而成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立场);二是强调科学仅仅是众多意识形态之一,因而并不具有认识论的优先性(如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宗教”);三是考察特定社会意识形态对科学内容的渗透(如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模式)。
2020-06-11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大众科学
期刊人气：1758
主管单位：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主办单位：当代贵州期刊传媒集团
出版地方：贵州
专业分类：科学
国际刊号：1002-6908
国内刊号：52-104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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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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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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