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挖掘博物馆教育资源,开展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馆校合作教育活动,是近年来科技博物馆践行自身教育职能的工作内容之一,从提高展厅参观效度、设计开发教育活动到提供教师教学辅助以及开展教师培训等多方面,均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其中,科技博物馆参考学科课程标准,基于博物馆自身的主题和资源特点,自主设计开发的课程类教育活动,由于充分考虑参与受众的认知特点、学习能力、学习方法以及学科对接等多方面因素,受到学校的广泛认可。将多样的课程类教育活动编制成“菜单”供学校在团体参观过程中选择参与,是多数科技博物馆努力的方向;但对其教育效果的评价,却没有与活动的策划和实施得到同步的发展。由于尚无科学、规范并为业界所广泛认可的教育项目评价办法,特别是未成年人教育项目[1],科技博物馆课程类教育活动(以下简称课程类活动)的教育效果无法实现客观评价,其教育价值无法准确客观衡量,成为制约其发展和完善的关键因素。为改变上述现状,笔者尝试将表现性评价引入博物馆课程类活动的教育效果评价。大量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表明,表现性评价在过程性、发展性、多元性、总结性的教育评价以及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活动过程方面具有较好的效果,被很多国家及学科所采用。

一、表现性评价的内涵

所谓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活动,是对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而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活动满足社会与个体需要的程度做出判断的活动,是对教育活动现实的(已经取得的)或潜在的(还未取得,但有可能取得)价值做出判断,以期达到教育价值增值的过程[2]7。纵观教育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发展,大致经历了古代的传统考试、近现代的科学测试和当代的科学评价三个不同时期[3]。表现性评价作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型教育评价方法,被学校教育应用在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教师能力的评价中,特别是针对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实验课、写作、语言表达等教学领域的综合评价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所谓“表现”,是通过动作、语言、行为等显现出的认识和感受。关于表现性评价,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各种表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真实情境、开放、过程、任务、建构反应、多学科综合等关键词,这些关键词与博物馆教育课程类活动高度重叠。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把表现性评价定义为:利用综合的实践作业去评价学生的内容知识和程序知识,以及学生运用这些知识进行论证或解决问题的能力[4]。赵冬臣认为,表现性评价是要求学生在一定的真实情境中完成一项任务,根据事先确定的评价标准对学生的表现或作品进行评定,并确定学生学业成就的一种评价方法[5]。

综上,表现性评价是一种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学生在完成表现性任务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学习过程或结果进行评价和评估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要学生执行某一项任务而不是回答某些客观问题的评价方式,在学生执行具体的操作时直接观察和评价他们的表现。借助表现性评价,可以通过主观判断收集到关于学生的推理能力、表现性技能和成果创建能力的信息[6]。实施表现性评价,需要根据评价目标,设置表现性任务,并对表现性任务实施和完成过程中的行为表现设定评价标准。表现性任务是在特定情境下(真实、生活、实验、模拟等)可以激发被评价者特定的行为表现,并可根据行为表现收集证据的特定活动内容;评价标准是用来衡量表现性任务完成情况的依据,是一种评分方法,而具体的评分规则与标准相关,体现期望学生达到的表现水平。标准和任务互为条件,表现性任务中可以让评价者有效识别被评价者在完成任务过程中的特征表现或标志,为评价标准的制定创造了空间和条件,对特征表现或标志的描述性信息构成了评价标准中的评分规则。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借助表现性任务,用自己的行为表现,证明学习的过程和学习结果;教学组织者根据教学环节各个阶段学生的动作、语言等行为表现获得直接信息和反馈,了解学生各阶段的学习结果,了解学生的知识建构过程,把握活动的教学组织进度和节奏;通过情境性的真实任务,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可以“做”的能力,体现学生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评价标准,完成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直接评价。因此,不同于标准纸笔测评将教学和评价割裂开的事后评价,表现性评价将评价镶嵌在教学组织的过程中,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既可以对过程进行评价,也可以对结果展开评价,实现将课程活动、教学和评价的一体化,实现对学生内在能力或倾向的行为表现的评价、对能力或倾向表现的直接评价[7]。

二、课程类活动与表现性评价的关系

开展教育评价,是需要在一定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依据确立的教育目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对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科学判定的过程[3]。在馆校合作层面,表现性评价可以实现对博物馆课程类活动教育结果、教育过程、教育活动的判定。

(一)表现性评价与课程类活动的教育结果

教育结果是学生在参与课程或活动中的收获,设计者和实施者希望学生掌握的知识和具备的能力,或者称为学业目标[8]。课程类活动对学生参与后的结果,常规做法是围绕活动目标,提前设计客观性问题,通过提问和回答进行评定。形式选择有多种,如学生的口头表述、纸质问卷等,内容和形式与传统的标准化纸笔测验相似。学校教育习惯采用标准化纸笔测验,其教育结果评价常和认证、鉴别、选拔等相关,具备高利害性等特点,虽然广受诟病却依旧是常规手段;而课程类活动在馆校合作层面,是学校教育的拓展、延伸和补充,强调的是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学生的真实表现和实际获得,突出知识技能在实际中的应用,应对参与者活动过程中的操作、参与、思维等能力以及思考、应用、解决实际问题等其他更深层次的角度进行评价。博物馆教育课程根据学生表现判定课程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评价的结果在现阶段无需向学校反馈,与学生成绩无关,不需要区分学生的优良,不关注对被评价者的分等鉴定,仅供博物馆教师根据多数学生的具体表现及时调整课程内容和结构。传统的标准化纸笔测验并不符合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特点,相比较而言,表现性评价更适用于对博物馆教育活动教育结果的评价。

(二)表现性评价与课程类活动的教育过程

良好的教学能促进学生有效的获取知识,是保证课程活动有序、有效开展和推进以及教育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分属两个不同的教育体系,即使是面对相同的自然班学生,教育环境、教育资源、教育执行者等方面仍具备差异性。特别是在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方面,博物馆教学和学校教学存在显著差异:学校的教学课程通常是一名教师面对相同学生完成不同内容的连续教学,而博物馆的教育课程类活动是一名甚至多名教师面对不同学生(博物馆教育的普适性)完成相同内容的单次教学。单次教学的状况使得博物馆教师对于受众的了解只能通过活动开始前与带队教师、学生的简单对话获取,包括参与学生的学校、年级、人数等简单的内容。根据笔者经验,不同地区、学校相同年级的不同学生在科学前概念、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动手能力和认知特点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学校教师可以在长期的跟踪教学中将相关内容内化在教学设计中,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和学习结果进行有效预设。而博物馆教师很难做到有效预设,普遍做法是博物馆教师随着活动的开展和推进,根据学生的表现和反馈,对教育过程进行调整,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实现教育过程的有效组织。表现性任务的设计、评价标准的制定和描述为博物馆教师在设计、组织开展单个活动过程中完成了明确的预设,保证博物馆教师教育过程的推进和及时调整。

(三)表现性评价与课程类活动本身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否为受众所接受,活动整体效果是否满足博物馆活动教师的策划初衷,其教育价值如何,需要对博物馆教育活动开展科学、有效的评价。钟琦提出:针对博物馆活动的评估应采用问卷调查等评估方法,从参加原因、次数、信息获取渠道、满意度、整体评价和重复参与意愿等方面设计问题[9]。馆校合作层面的博物馆课程类活动由于要参考相应的《课程标准》进行策划、学校或博物馆教师选择主题内容、学生团体式单次参与等原因,上述的评价角度和方式并不适用。针对一项活动面向不同的学生团体多次开展,应将教育效果评价的目标设定为诊断活动方案或计划、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形成性评价)[2]12,侧重于教育活动设计的教育执行过程中的活动完成质量、是否实现了教学目标、博物馆教师的课堂表现等内容,并以此映射教育活动的方案和计划,完善其教育价值。活动策划时明确的教学目标和活动过程中表现的教学结果是否达到一致,是否体现了活动的教育价值;学生的学习表现和教师的教学表现与活动方案或计划中的受众分析、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准备、教学过程等内容的匹配程度,是否体现了活动方案和计划的质量。

三、课程类活动表现性评价的设计

科技博物馆课程类教育活动注重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实际获得和感受,在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强调情感(如学习态度等),此外还包括了一些非认知的因素,如主动学习的能力、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基本文明礼貌等方面,上述内容都可以通过学生的行为表现获得。为便于理解,本文以“走近昆虫”教育课程类活动为例,对其表现性评价的设计进行了探索。

(一)课程类活动“走近昆虫”简介

“走近昆虫”是北京自然博物馆依托馆藏资源和展厅资源,结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设计开发的面向学校自然班开展的课程类活动。《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提出的生命科学学习目标是:3～4年级能根据某些特征对动物进行分类,识别常见的动物类别,描述某一类动物(如昆虫、鱼类、鸟类、哺乳类)等的共同特征;5～6年级描述和比较灭绝生物和当今某些生物的相似之处。按照该《课程标准》,以小学3～4年级为受众对象,结合博物馆资源设计的课程类活动“走近昆虫”。

设置的课程目标为:

1.学生运用观察、描述、统计、分类和比较等方法,了解昆虫的基本结构特征;

2.能够借助昆虫的基本结构特征有效识别哪些动物是昆虫并阐述原因;

3.能够将关于昆虫的基本结构特征通过模型制作加以呈现;

4.通过比较古昆虫和现生昆虫二者的个体大小和身体结构,为5～6年级学习关于在灭绝生物和当今某些生物的相似性部分做铺垫。

围绕上述目标,活动主要内容参见表1。

博物馆展品是开展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最合适的教育载体,它具有唯一性和特殊性[10]。本次活动中昆虫标本和展厅资源的使用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设计和使用的。在相关内容的学习

表1课程类活动“走近昆虫”主要内容*导出到EXCEL

注:*为表现性任务。

方面,体现博物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差异性,最后阶段展厅的学习将科学内容进行升华,从有限的物种放大到无限的自然界,体现活动内容和真实世界的关系。

(二)课程类活动“走近昆虫”表现性评价的编制

“走近昆虫”活动通过“情境创设—形成认知—认知检验—实践应用—知识拓展”几个环节的层层递进,完成博物馆中课程类活动的组织,针对学生的综合素养、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设计了以观察、记录、统计、比较、描述、制作等为主要过程的多阶递进的任务内容;围绕表现性任务,对活动的第二至第五阶段从三个维度设计了评价标准。表现性任务由活动内容和目标、学习目标直接转化形成,评价标准除包含学生的任务表现外,结合博物馆开放的学习环境,增加了学生的学习态度表现和行为表现,内容如表2所示。

表2课程类活动“走近昆虫”学生的表现评价内容和标准导出到EXCEL

注:阶段五以展厅集体参观辅以博物馆教师的讲解为主要形式,重点在学生通过多样的昆虫(含现生昆虫和古昆虫),结合展厅的展示风格,产生诸如提升兴趣、建立内容联系、验证过往经验、提出新的疑问、对相关内容产生好奇等各类可能的开放式结果,体现环境包括语言、展厅、实物、画面等,体现非正式、非正规相融合的特点,不强调一定要产生某种特定结果,因此未设计认知类的评价标准。

以第四阶段为例,活动的表现性任务是结合有关昆虫身体结构的科学信息,利用超轻粘土制作展出用蝴蝶模型,任务的设计除考虑实践性(动手操作)、艺术性(不同颜色材料匹配、模型外观、各部分身体比例等),重点关注学生能够准确将科学信息融入模型的制作。任务的选定应强调确实是想要评价的行为,而不是看上去像而实际上没有发生的行为[11]。任务的设计从时间、难度、情境、范围、与知识的关联、需要诊断的信息等都予以考虑,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评价标准紧密围绕任务内容,由学生表现的三个层次组成,相对容易判断。由于学生年龄较低、活动内容相对简单,本活动不包含学生自评。博物馆教师可以结合教育目标与课堂上学生的构成,收集学生进步的依据,在此范围内看到教学效果[12]。教学过程设计围绕学生的认知建构和教师的教学组织,将学生的学习内容转化成观察记录、讨论分享、模型制作等阶段性任务。博物馆教师可以根据各阶段学生的实际表现获得直接信息和反馈,完成分阶段教学效果的评价,如通过制作展现科学性的蝴蝶模型的真实任务,检验学生在参与活动过程中的知识获得和应用,观察学生是否可以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题,最终根据评价标准的得分完成对学生学习结果的直接评价。

评价是一个过程,博物馆教师的目的是通过教学评价得出相对客观的结果,并进行有效的交流,从而最大限度地帮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具有实际获得。根据“走近昆虫”的活动设计,围绕各阶段的内容和任务,博物馆教师在活动过程中通过实时观察、记录学生的直接表现,获取多数学生的现场反应和各阶段表现性任务的完成情况等信息,如是否会使用记录单记录、是否会正确使用放大境、记录单的记录内容是否科学准确等,并给予引导、鼓励;是否可以做到按要求不事先碰触材料、可以与学生进行分享等给予更明确的规定。内容和评价标准逐级递进,为教学活动的组织和推进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前一阶段的有效完成为后续内容的展开提供支持,因此保证博物馆教师及时发现问题,给予反馈和调整,通过重复任务内容、强调任务结果、提出任务缺陷或适当引导等方式解决问题。活动组织过程中按阶段、按进度推进,有时则需要根据学生表现增减课程内容、调整课程难度,如依据规定时间内活动内容的有效完成情况,调整第四阶段活动材料的颜色使用(多颜色的超轻粘土会增加干扰项,使学生更关注蝴蝶模型的艺术设计,而忽视科学性)。将学生表现和教育过程建立联系需要博物馆教师的经验和智慧,但应强调的是:对于学生活动过程中的部分非认知性表现,如在爱惜标本、分享材料等方面如果普遍表现不佳,应与学校教师进行相关信息的反馈和沟通,在学校教育过程增加相应内容的教育,关注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单次的校外表现仅仅是现状的体现,而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行为模式。

四、在课程类活动中开展表现性评价的重要作用

表现性评价作为教育评价体系中的一种评价复杂学习的方法,在监测学习结果的同时,兼顾了诊断、监督、管理和导向的作用,开展表现性评价可以将课程类活动的设计、组织、实施、结果和效果评价一体化,互为反馈,互相促进,实现课程类活动的效果提升。

(一)表现性任务的设计和评价标准的制定有助于阐明学习目标,与课程类活动密切联系

优质的表现性任务既可以作为评价工具,又可以作为教学活动[7]。针对课程类活动,可以将表现性任务与活动内容、教学过程相整合,将任务材料、任务内容、任务目标和评价标准写入活动方案,在完善活动的同时,也为活动效果评估提供了方法和参考,便于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搜集学生表现的证据,形成活动方案的同时完成教育效果评价的相关内容。结合博物馆教育活动一个方案的多次实施,表现性任务的设计和标准的制定可以实施多次的评价,避免了学校开展相关评价在“经济性”上存在的局限性[13]。

(二)表现性评价与教育效果和教师评价密切联系

借助表现性评价,可以评估课程类活动是否形成有效教学,同步完成对教育结果、教育过程和教育活动的三维评价,三者的合力构成了活动的教育效果,进而实现对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效果评价。此外,除对活动效果评价,还可借力第三方(馆内、外的专业人士),根据教师的教学表现,完成对教师教学组织过程中在全面而整体的素养、引发真实情境中的表现、促进专业的持续发展[14]等的评价,用以安排在职培训或完成绩效、考评等人事鉴定。

(三)表现性评价与教育评价效度密切联系

不同于学校教育按照教材大纲等教学资料组织教学,博物馆教师结合博物馆资源,参考相应的《课程标准》,参与了从主题确定、内容选择、资源使用到教学组织的全过程,更深层次理解活动的设计意图,在活动过程中结合预期,根据活动内容、学生表现、自身表现开展教育评价,可以提高评价的效度。博物馆未成年人教育项目的评估应采用评估者全程参与、及时客观的总结评估[1]。博物馆教师在教学组织和评估过程中,也可以不断获取经验、自我优化,提高其教育活动策划和执行的能力。

和所有的教育评价一样,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评价应是基于实证的评价,采用什么方法开展、如何开展涉及评价的专业性,是博物馆教育工作者应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将学校教育中的教育评价方法向博物馆教育领域迁移,为博物馆教育活动效果评价提供借鉴和参考,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表现性评价可以作为其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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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优先关注课题“北京市中小学家､校､社共育课程开发与实施研究”,编号:CDEA19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