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晚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西方列强使用武力轰开其门户,中国进行了被迫的开放。中国社会从此由传统转向现代,学术体系也发生了改变,进而引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科学体制化在中国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被动的开放却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和制造工艺。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加以创新和实践的改革、开放之路。但有一批科学之士却从来没有放弃主动探索科学的步伐,其躬身科学和国家民族利益紧密的联结。就身份而言,这一群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既无功名、又不被当时主流社会所承认的底层“学绅”。这些人通过亲身躬行科学实践,获得科学奖励,取得社会地位,并获取新的社会身份——“科学士绅”,通过发挥社会功能,运用西方科技维护晚清王朝的“大一统”,他们所实践的西方科技借道传统体制,开始了在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1]

众多研究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进程始于1915年任鸿隽模仿美国的Science杂志创办的中文《科学》杂志,尤其是中国科学社的诞生开启了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发展;中央研究院的设立是科学体制化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是完成。[2,3,4,5]以上研究或许忽略了这样一个科学事实:洋务运动时期,现代科学开始在中国诞生并较为广泛传播,科学体制化在中国萌芽并发展。这一时期有一批有识之士出于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领略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之后,寻求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些人甚至献身科学事业。晚清的“科学士绅”通过科学实践把西方现代科学嫁接到中国的官办和民用企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可见,如果没有晚清的改革、开放,便没有西方科学技术的引入,也没有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更没有科学体制化在中国的发生与发展。晚清这一历史阶段可谓是“启后”和“开来”,不仅对中国社会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知识体系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国学绅的知识结构也发生了离散,由传统的经史子集等人文社会科学转向数理化等现代自然科学,其身份完成了从传统的底层“学绅”到“科学士绅”的转变。他们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和相关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原理,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体制化建设奠定了厚重的基础。

二、科学士绅与科学体制化

1.传统“士绅”及社会功能

国内外学者对“士绅”这一概念从不同视角进行诸多探讨,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早期的研究显示,“士绅”这一概念较为模糊,如费孝通的《中国士绅》、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同时出现的还有“乡绅”、“精英”等概念。这些概念因为研究对象的广度不足、应用原则的历史文化性探讨深度而备受诟病。这些概念因出现的历史阶段不同、指涉的范围不一而具有不同的内涵。相比较“乡绅”和“绅士”这两个概念,“士绅”这一概念虽然出现和使用的时间较晚,但有丰富的内涵和宽泛的外延,也越来越多的为学界所接受。

西方学者最早使用“gentry”一词来指代中国的“士绅”,但因中西两组概念之间存在内涵上的差异,后有学者使用意义更为宽泛的“elite”(精英)一词来指涉“士绅”。[6]美国华人学者瞿同祖、萧公权等人常用“绅士”一词来指代这群人,并对这一群体进行分层;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lderKuhn)、费正清(JohnKingFairbank)等人则偏好使用“精英”一词来称呼这一阶层。[7]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此进行专门研究,“科举制的教育使得那些取得功名的士绅们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是其为官的资本。”[8]在韦伯看来,中国政体中的大部分官吏都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他们是政治精英阶层,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论在朝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能够凭借自身的学识和社会地位对周围的人发挥潜在的影响。日本汉学界从宏观到微观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士绅进行多元化研究,力图说明这一社会身份群体的本质,进而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9]

“科学士绅”概念的形成涉及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这一群体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士绅的形成有一定历史原因,它源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国家治理中一个较为特殊的阶层,介于官宦和贫民之间,通过对知识的占用并依附特权阶级,他们虽然在野,但是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权,充当社会权威和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能。[7]自明清时期开始,中国的科举制发生某种质变,通过科举取得一定的身份之后,形成终身制,并享有相应的身份特权,在地方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10]“科举制度的开放和吸纳,导致官僚体制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性。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总是跟做官相联系的,读书不是为了求知,更不是为了探索真理。”[11]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国家,架构起庞大的官僚机构,带着封建社会巨大的惯性前进,以至于晚清政府为了集团的利益,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使中国错过了西方的科技革命,在工业化道路上与世界的中心也渐行渐远。

2.“科学士绅”的形成

晚清时期,士绅群体可以分为“传统士绅”和“新兴士绅”两大类。根据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不同,“传统士绅”包括拥有官职的官僚阶层,掌诸多国家资源,称之为“官绅”,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拥有土地资源的地主阶层,在社会事务上具有较大话语权,称之为“土绅”,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既无官职也无土地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拥有传统儒家知识体系,称之为“学绅”,社会地位一般;依靠经营活动获得成产资料,称之为“商绅”,社会地位较低。晚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此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性发生动摇,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这一切皆因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新兴士绅”群体诞生,并配合“传统士绅”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维护国家稳定。这一群体多集中在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和民用企业、教育机构、翻译机构、出版机构等,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躬行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致力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较为典型的有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王韬、薛福成、严复、赵元益、舒高第、李凤苞、贾步纬等新兴士绅群体。这一身份群体不同于“传统士绅”,具有自身的特色。首先他们不拥有官职、土地等资源,其次和传统的“学绅”相比,他们的知识结构也不尽相同,拥有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知识,最后,他们多就职于官办和民营的洋务企业,或者出版教育机构等。就其知识结构、就职单位、职业规划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开端,成为西方科学在中国本土化最早的实践者。与此同时,“科学士绅”和传统士绅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洋务运动时期,传统士绅倡导西学、领导洋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雇佣海内外懂得西方科技知识的“科学士绅”。他们之间拥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强调以传统儒家核心思想和价值理念对社会生活进行规制,通过官僚机制和伦理秩序实现国家运转、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可持续性。他们的社会行为动机之一是自身利益以“大一统”社会整合度之间的正向关系。[1]

3.科学体制化的含义

科学不仅是一种心智上的探索未知和创造发明的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指科学技术事业成为社会构成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部门和职业部类的一种社会现象。[12]它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社会角色、科学技术的社会体制、科学技术共同体及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一般认为,科学技术社会建制的形成有两个标志:一是社会上出现专职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这种角色,二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3]本·戴维(JosephBen-David)对科学体制化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体制化有以下内容:(1)社会把一种特定的活动接受下来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因其本身的价值才受到尊敬的;(2)存在着一些调整特定活动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其管理方式适于该领域中的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有别于其他活动的自主性;(3)其他活动领域中的规范要在某种程度上适应特定活动的社会规范。[14]对于科学而言,体制化意味着承认精确的以及经验的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方法,它导致了重要的新知识的发现。可以说科学的体制化是科学的社会功能被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李正风认为科学社会建制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组织设计、物质基础。[15]价值观念是科学体制化的思想前提,科学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具有特殊价值,并得到社会的承认,其主要作用是向社会成员表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存在的意义。科学体制化表现为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出现、科学职业化、科学共同体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科学体制化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制度安排,科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需要相应的制度规范,包括科学家的行为规范(如理性精神、实验方法的认同)、与科学活动相关的激励制度、财政制度、产权制度等。制度规范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化,并非一成不变,其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科学体制化的另一基本标志是组织设计,它是科学体制化的实体部分,是制度及其规范的载体。科学社会建制的承担者是一个被赋予特定科学或技术目标和职能的组织系统,这一组织系统通过制度规范约束其成员的行为,以维持组织系统的秩序和效率。这一组织系统包括科学学会、研究院、大学院系的设置、工业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中心等。物质基础是科学社会建制运行的基本保障。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离不开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情报、研究经费等物质因素的支持,这表现为国家大力资助,科学成为国家事业。科学体制化是指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由自发走向自觉,制定规范自身发展制度的过程,在这个组织化过程中实现自我管理的权利。其显著特征表现在专门的组织机构、职业科学家的出现、用于科学交流的出版物、培训科技人才的教育机构等方面。同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社会其他的子系统进行交流互动,其学术纲领、行为规范和研究方法开始从科学内部向外部扩散。

三、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

根据戴维的界定,科学体制化可以有如下理解:(1)科学作为一种特定职业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而从事这一特定职业的人即职业科学家的出现,因其特殊的知识生产而获得社会尊重。(2)行为规范是一系列关于人类特定社会活动行为模式的规定。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技术活动,具有其社会成员直接面对的特色规范系统,反映出对于成员行为的制约性。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以最充分的发挥科学技术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科学独立于其他的探索领域,以及承认科学的规范独立于其他规范。循此进路,科学体制化首先要有职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其次是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如建立科学学会、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最后进行科学交流包括科学期刊的设立、定期或不定期的学术交流等。科学体制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早期的科学体制化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制化,它是一种不完全的体制化,所包含的要素相对简单。

1.职业科学家形成:“科学士绅”

从世界范围内看,科学体制化最早诞生于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随后是法兰西科学院;19世纪下半叶科学体制化逐渐在德国和美国展开。晚清的洋务运动刚好契合西方科技革命大发展和工业化浪潮在全球的扩张,洋务运动的目的是“求富”、“强盛”。因此,需要向西方国家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才得以在中国传播。客观上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发展奠定了初期基础。江南制造局见证了中国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建局之初,招募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徐华封等此前就已经在安庆内军械所有所建树的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也吸纳了旗记铁厂留下的一批“洋匠”和一批中国工匠。其中的中坚人物,是一批颇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同时也具备一定西方科技知识的精英,他们“壮心夙具凌云志”,抱着“终教绝技等屠龙”的强国志向,在处处受阻的环境中艰难地坚持着自己的事业。[16]这一批本土工匠是最早的职业科学家,他们是科学士绅的典型代表。就知识结构而言,多数科学士绅有过洋务学堂教育的背景,他们摒弃传统儒家教育体系,不再受科举制度的规约,钻研西方的格致之学。如徐寿“摒弃科举出仕之道,转而潜心实用之学”,后至无锡,以制造乐器、农具、日用器皿为生,将数学、工艺制造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很快成为著名“巧匠”。因“精研器数博涉多通”受曾国藩赏识,入安庆内军械所,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又制成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获同治帝亲书“天下第一巧匠”横匾。徐寿主持翻译馆务并参与翻译工作17年之久,化学译著成就突出,首创用新造汉字命名化学元素,其中36个译名沿用至今,故被称著名化学家和近代化学先驱。他在科学实验中成功研制出硝化棉、硫酸、雷汞等,使中国摆脱了完全依赖西方的局面。因纠正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Tyndall)有关声学定律错误,其论文发表在Nature上,成为中国科学家在世界权威杂志发表论文的首例。因此而获得西方科学家的赞誉,“对声学定律进行现代科学的纠正竟然出现在中国,他们使用最原始的实验器械进行证明得出的”[17]。华蘅芳自幼对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却喜欢钻研数学,精通历算、几何学,撰写的《开方别术》一书被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推为杰作。他曾协助徐寿从事机动船的研制工作,并成功设计出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纵观华氏一生,致力于研究、著述、译书、授徒,蔽衣粗食,“未尝求禄仕进”,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中国的科学事业,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舒高第早年因家境贫寒只能入教会学校求学,后留学美国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因通晓英语和自然科学知识,受聘于江南制造局。以上诸科学士绅与传统士绅在知识构成上有较大的区别,他们所擅长的是西方科技的实践,通过躬身科学实践,西方科学借道中国,开始体制化的发展。而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完成了身份的蜕变,取得了科学士绅的社会身份,并获得了功名和职位,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维护了皇权尊严和“大一统”。

2.科学学会出现:格致书院

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出现科学学会、科研院所、实验室、大学等组织形态,它们是科学交流的媒介平台,共同构成了科学体制化的组织模式。洋务运动进程中出现的格致书院被认为是“科学学会的雏形”、“了解西方科学的窗口”、“科学之家”。[18]1911年《上海时报》称格致书院为“中国年轻人的麦加”。[19]格致书院由麦华佗(WalterH.Medhurst)、傅兰雅(JohnFryer)、唐廷枢、徐寿等中外人士共同创办,“原意欲中国士商深悉西国之事,彼此更敦和好”、“随时请有西人讲解机器各法并西国各论”、“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20]格致书院筹备期间,徐寿作为“科学士绅”这一群体身份,与传统士绅参与公共事务、整合社会的功能相一致,培养格致人才无非是维护皇权尊严,实现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情怀,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徐寿在《格致汇编》序言中表达了这种意愿,认为“致知格物之学乃修齐治平之初级功夫”[21]。“窃为格致之学,大之可跻治平,小之可通艺术,是诚尽人所直讲求。”[22]由此可见,把科学作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把科学当成一种具有实际价值、值得花精力的职业,目的是为了实现“修齐治平”的夙愿。格致书院不同于同期的旧式书院,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专门性的科技学校。[23]格致书院在招生授课、公开讲座、接待访客及回答咨询等方面都体现出新式学校的功能,并集教学、科研、科普、展览、阅览等多种新式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科学教育机构。[24]格致书院招致生徒启“……学有两端,听其向,例亦定位两则:一为学西国语言文字者,本书院延有名师,朝夕课责,来学者每岁纳四十金,本书院供给饮食;一为讲究格致实学者,本书院于算学、化学、矿学、机器之学,皆有专家,其考据、书籍、器具亦皆罗列。来学者先纳三百金,三年学成后,原银任教交该生领回。学未三年,不成而思去者,其银罚充公项。望有志之士,先期赴院报名注册,及期甄收,再行通知可也。”[25]就招生启事而言,格致书院的学生不限籍贯,皆为培养考求格致之学者,这批人家境殷实、社会地位较高,属于“上层士绅”。从其课程设置上看,格致书院摒弃了旧式书院的经史子集等传统课程,取而代之的是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等六个西学专业,其考课内容也涵盖了当时西方前沿学科,可以看出格致书院培养皆为新学,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空间。[26]公共讲座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手段,也是格致书院具有特殊的教学。西方传教士傅兰雅、狄考文(C.W.Mateer)、白尔顿(JohnBurton)、帕克(PeterParker)、秀耀春(F.HubertyJames)等人都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科普讲座,中国学者徐寿、栾学谦主持化学讲座;华蘅芳、陆仁堂主持过数学讲座;讲座内容均为西方科学及其时务,这些讲座向公众免费开放,意在普及西方科学技术,培养公众参与科学的兴趣。格致书院回答读者有关科学技术的提问,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读者遍布国内各地,培养了中国人利用科学知识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除了西方传教士外,格致书院传授现代科学知识的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职业科学家,拥有不同于传统士绅的知识结构,即现代科学。由此可见,科学西来打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架体系,其中一部分人发展成为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科学家,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格致书院设立的宗旨是培养通晓西学的“格致”人才。西方学者毕乃德(KnightBiggerstaff)认为格致书院在科学西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贡献。格致书院的设立契合了现代科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如果能够被保存下来,它就可能导致从事科学研究固定职业的出现,也会导致产生有组织的科学研究工作方式。

3.科学期刊的创设:《格致汇编》

学术期刊是学术交流的重要媒介和科学研究成果得以展示的平台,更有助于科学的传播,促使科学家对某一科研课题进行交流或引起争鸣。19世纪后期的晚清出现了许多科学普及的杂志和白话报纸,诸如《格致汇编》、《格致新报》、《普通学报》等。这些报刊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格致汇编》是其中创办最早、最有影响的一份科普杂志。清光绪二年正月(1876年2月),《格致汇编》创刊,续接《中西见闻录》,所使用英文名称为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由格致书院在上海发行。《格致汇编》的出现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定期出版的科学期刊。[27]它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学报,但是介绍科学知识的通俗期刊,对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28]中外科学家对格致书院的设立和《格致汇编》的发行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具有开拓性贡献的是西方学者傅兰雅和中国学者徐寿。傅兰雅在《格致汇编》创刊声明中曾明“创办科学月刊目的是为了满足国人对西方科学的认知。主要通过翻译西方科学图书、刊登科学论题、回答读者的科学问题、传播科学知识、培养探索精神等方式,从而使这个国家取得真正的科学进步”[29]。《格致汇编》即将发售之时,傅兰雅现在《万国公报》上发布启事,“启者来年正月有格致汇编第一卷刊印出售,嗣后月出一卷,每卷纸价五十文,常年观者计洋半元,其书由上海格致书院发出,分寄于各处,存卖此汇编之意欲将西国格致之学广行于中华,令中土之人不无裨益。或有欲闻格致之事,或欲闻西国物件,或有矿藏物色,欲知其为何物何用,均可寄信下问,如有所知,则必于后卷详细覆明,不取刻资,倘有华士已有阐明格致者,自能作论,亦可寄来,以便刊印。凡欲定买格致汇编或有疑问之事者,如格致书院未开之前祈寄信至上海隆茂洋行代收转交也可。光绪元年十一月英国傅兰雅启”[30]。徐寿在《格致汇编·序》也讲明其创立的目的。“所谓格致之有益于人,而可施诸实用者如天文、地理、算学、几何、力艺、制器、化学、地学、金矿、武备等此大宗也。中华得此奇书、格致之学必可盛行。”[21]可见,徐寿对科学的重视程度,科学所带来的革新也将是巨大的。下面仅以《格致汇编》中文刊为例进行说明。第一年《格致汇编》春季·目录[31]如下:

徐雪村撰序

1.格物略论·天文

算学图说、日本效西艺、气锤略论、韧性玻璃、印布机器、益树选栽、轮锯图说、西国造糖法、算学齐题(七题)、互相问答(二问)、问猫生电(问水缸冻)、格物杂说(二则)、无火灯(向日葵)。

2.格物略论·重学

汽机要说、西国瓷器源流、便用水龙说、算学奇题(三题)、互相问答(四问)、问金星过日(问赌跑马)、问造强水(问恒星变)、格物杂说(八则)、种埋不死(种树有益)、大地为球(热水泉)、大莲花(古善熟铁)、造假宝石(万国公文)。

3.格物略论·地学

论轻气球、印书机器、压水柜、自记风雨表说、水雷说、医学论、西国农妇图说、算学奇题(两题)、互相问答(十三问)、问电镀金(问自来火)、问农机器(问治水法)、问橡皮料(问上海日午)、问四余(问日月食限)、问黄白距(问象限测)、问上海潮汛(问掌心电)、问照相事、格物杂说(四则)、大千里镜(造镜之难)、喷砂器(地震说)。

从第一期《格致汇编》的内容来看,涉及天文、重学和地学三类栏目,并衍生诸多科目,几乎涵盖了现代科学的各个门类。甲午战争后,《格致汇编》又增加了教育栏目。这使得《格致汇编》成为集科学、技术、教育、时事等于一体的综合期刊。傅兰雅是《格致汇编》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其他传教士提供部分稿件。徐寿、王韬、徐建寅、栾学谦、赵元益、舒高第、杨文会、贾步纬、华蘅芳、汪振声、沈善蒸、程培芳、赵宏、贵荣、王镇贤、吴宗濂、席淦、董明甫、李铭熙、李全才、李毓兰、尹端模等中国科学家也为《格致汇编》组稿。《格致汇编》设有“算学奇题”一栏,介绍西方数学、物理学、天文、地理、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工艺技术等现代西方科学知识。《格致汇编》还介绍了诸如徐光启、李善兰、爱迪生、富兰克林等中外科学家的生平事迹。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份期刊所刊登的科学技术内容或许较为简单,但对当时的世人来说较为陌生和罕见,代表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了解西方科学的最高程度。

英国《自然》(Nature)杂志对《格致汇编》的报道:“科学季刊的文章图解力学原理、机械制图、铁路建造等科学问题,介绍国外最新的科学产品如留声机、天文望远镜等,目的是推动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32]1876年3-4月《教务杂志》上关于《格致汇编》的评论:“格致书院兴办的同时,傅兰雅先生致力于创办一份科学学刊,这将有助于中国人的科学进步,鼓励致力于中国知识进步的外国人参与这项事业。”[31]1876年4月《科学美国人》对《格致汇编》的评论:“傅兰雅先生想把《格致汇编》办成《科学美国人》一样有名,介绍科学书籍、刊登科学论题的讲座笔记,即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和实用信息。”[31]“无疑,这份杂志会取得巨大成功这将给闭关锁国几个世纪的中国带来生机。中国正在开始一个高度发展的新时代。这个国家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教育体系的落后限制了她的发展,人口庞大是她最严重的障碍,不过可以通过建设大工业和开发矿藏来弥补。中国正在进步,已经派遣了学生到海外留学,并修建了铁路和组建了海军等,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31]1890年4月《教务杂志》评论《格致汇编》:“内容丰富,介绍平板印刷术、机械仪器、铁路建造、养蚕技术、路面排水系统、清扫垃圾制度等文章,杂志中还有摄像机和留声机的图片,这是一份优秀的期刊,希望傅兰雅先生在传播科学事业中取得更多成绩。”[31]由此可见,无论科学出版物还是学校教育,科学传播在中国已经起到巨大作用,有效的抵制封建迷信活动的流行,从而促进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31]

四、余论

晚清风雨激荡70年,老大帝国的傲慢和卑弱同时凸显,在开放和封闭中踌躇,在前进和后退中蹒跚,在变量和不确定中亢奋与焦虑,然而科学的传播已是蔚然成风。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洋务运动,这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有突破也有继承,但断裂多于连续。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一直寻求现代化建设,希冀回到世界的中心,战争使现代化进程无法延续下去,直到1978年才得以承接,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得以继续。那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进程也是始于150年前的洋务运动,彼时科学体制化在中国得以萌芽和发展。晚清的科学士绅是科学体制化在中国最早的践行者,作为职业科学家,他们把现代科学当成富强的手段,毋宁说是辅助社会的工具,发挥现代科技的社会功能,以此消除社会的动荡,实现“王土”的完整、维护皇室的尊严,以及体现“王臣”的职责。科学士绅在发挥社会功能时主要依赖政治力量,但政体的坍塌使他们失去了存在的位置,未能建立起独立、持续的科学文化事业,科学士绅也逐渐被后来的海归科学家所取代,科学体制化也未能顺势而为,这些都是科学体制化未竟的重要原因。但是他们实践科学的精神却深入人心,以至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把“科学”与“民主”作为现代观念引入中国,成为推动中国前进的两面旗帜;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文化氛围的社会,必定是科学与民主同行。[33]然而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进程的发端伊始就留给后世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如科学体制化是否完成?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进行科学建制?科学是否应该回归科学本身等问题?这些值得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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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科学文化建设的中国实践”(2018ysxh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