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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015年至2018年《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的分析及评论
摘要：本文对于2015年至2018年科学史学会公布的四期《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进行了简要评析。通过对《书目》的分类体系、作品数量和部分收录成果的分析,作者评述了近年来科学史学科在机构设置、选题方向和编史方法等方面呈现出的特点与整体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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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萨顿(G.Sarton)为了定期公布《科学史评论性书目》,创办了《爱西斯》期刊。[1]541自此,书目与期刊并行,一百多年间连续出版,成为科学史学科发展的风向标。相较于《爱西斯》期刊,《爱西斯科学史书目》(以下简称《书目》)更明显反映出整体论史观与不断分化的编史实践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它需要强调科学与文化的统一性和科学活动的整体性,唯有基于这一点,萨顿才能够将科学家撰写的“各学科史”转变为独立学科“科学史”[2];另一方面,它在公布科学史最新成果和前沿动态的时候,必然忠实反映科学史职业化后的专门化趋势。这一矛盾是科学史学科本身的难题,但同时也是其活力所在。2015至2018年四期《书目》显示出对于该矛盾的主动性回应,其书目分类体系更加精细和齐备,科学内史与外史以及科学史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趋向更加明显。
一、分类体系与作品数量
《书目》在问世后的四十多年里,一直由萨顿本人担任主编。萨顿自首刊起,按照历史年代、文明类型和学科领域三种标准对科学史作品进行分类。1953年,盖拉克(H.Guerlac)接替萨顿担任《书目》主编后,主张简化和缩短《书目》,只保留了“科学的”和“历史的”,对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教育史一类作品进行限制,只收录“与科学史有直接关系的”[3]226。这一原则沿用至下一任主编约翰·钮(J.Neu)时期。2002年,在第四任主编威尔顿(S.Weldon)的主持之下,《书目》采用A—G七种分类。其中,A类是科学史家必备的研究工具,包括通史、国别科学史、参考书和资料集、编史学、科学史职业以及科学史家记传;B类是理解科学的理论方法,包括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修辞和视觉艺术;C类是主题研究,包括科学与伦理、政治、法律、经济、文学艺术、种族、性别和宗教等多个范畴的关系;D类是科学实践与科学组织,包括科学机构、科学教育与科学职业化以及科学工具与测量;E类是专科史,除了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各领域。过去被认为是“伪科学”或“前科学”的占星术、炼金术和博物学都单独列出;F类是文化影响,包括阿拉伯—伊斯兰、中世纪拜占庭、东亚与东南亚、印度、犹太、北美以及非洲、大洋洲和其他传统文化7个文化范畴;G是历史年代分类,分为史前、古代近东、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文艺复兴时期西欧、17世纪、18世纪、19世纪、20世纪早期、20世纪晚期以及21世纪11个历史时期。自2002年以来,该分类体系增加了一些分支学科,基本框架保持不变。
无论从基本分类还是从大门类下的特定分支来看,目前《书目》采用的分类体系都是历史上最为精细和完整的。它将D类“科学实践与科学组织”单独列出。“科学教育”在萨顿的体系中属于专科史,强调教育内容,而现在归于科学实践一类。E类专科史从萨顿的8类增加到2018年的37类。之前笼统的“生物学”现在分为“植物学”、“动物学”、“遗传学”、“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人体生物学”6个类型。就文化类型的划分而言,萨顿的“东方科学与文明”现在分为“阿拉伯—伊斯兰”、“东亚与东南亚”和“印度”三类文化范畴,新增了“犹太(文化)”、“大洋洲”两类。在具体文化类型以外,又增加了“跨文化研究总论和殖民主义研究”。年代划分对20世纪以来的科学史有所偏重,将20世纪和21世纪区分开,并将20世纪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划分成两部分。
《书目》分类体系的变化无疑有文献检索技术的推动,但更有科学史学科自身发展的原因。一方面,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产出、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得到普遍的承认。该分类体系回归了萨顿关于科学统一性的思想,同时又超出了萨顿的文化维度,强调具体科学活动的实践性。另一方面,研究者采取越来越精微的观察视角,反映为《书目》分类体系的不断细化。
《书目》)列出的作品类型包括专著、期刊论文、论文集、学位论文和书评。其中大部分是英文作品,近几年增加了一些德文、法文作品。由于编目原则是同一作品不重复出现,根据条目序号可以得知每一类作品的数量。2015年《书目》列出的科学史代表作品总数为4023部(不包括书评),包括专著1349部(以书评数量计)[4];2016年作品总数为3059,包括专著1116部[5];2017年作品总数2429部,其中专著901部[6];2018年作品4243部,专著1366部[7]。2015至2018年《书目》每年公布作品约在3400部。这一平均数相比于《书目》刊行后半个世纪(1913至1965年)公布作品共计8万多部、年均1538部的数字,[8]161考虑到近几十年出版物成级数增长,实在不能算高。2015年至2017年有明显递减的趋势,2018年回暖,返至四年中最高点。
代表作品总数的波动可能是由于创作至出版、出版至编目的自然延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科学史领域的机构变动。2016年前后,国内外科学史教职和博士点均有减少的趋势。例如,威斯康辛大学科学史系是美国最早成立的科学史系,其规模仅次于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是中世纪科学史、医学史、生物学史以及化学史研究的重镇,却因为公立大学削减开支而被裁撤,人员分流并入历史系。在国内,在高校评估体系下有若干个科学史硕士点和博士点被取消。国内首屈一指的科学史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即将裁撤,并入该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虽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新近成立,但是学科建设需要时间考验,拆与建并不是如同化学合成与分解的对等过程,科学史专业从整体上给人一种收缩的印象。不过,从乐观角度来看,这种学科建制上的收缩与重组未必意味着科学史研究活力的丧失。相反,更大的可能性是科学史家在其他学科领域另辟天地,或者科学史研究者不再限于有正式科学史职位的学者。例如,德国马克·普朗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新成立的跨文化科学史研究中心就集中了来自经济、文化、历史、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
尽管分类齐全,但是不同类型作品的数量差异较大。G类即按照历史年代分类的作品最多。2015年G类作品3335部,占作品总数83%[4];2016年2749部,占总数90%[5];2017年1718部,占总数71%[6];2018年3159部,占总数74%[4]。这一类作品除了“史前”和“古代近东科学”以外,像“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7世纪”均是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20世纪”(无论是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与“21世纪”领域更是现代科学的主流。因此,可以看出:尽管科学史界不断努力发掘新的研究对象,例如非西方文化、被现代科学摒弃的传统知识以及被科学共同体边缘化的历史人物,但是从编史的操作层面上却难以摆脱科学与非科学的传统划界,从认识上也无法否定西方是现代科学策源地这一基本事实。
E类按学科分类作品偏重科学理论、概念和方法,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内史。2015—2018年,E类作品在总数中所占比例为7%、9%、13%和11%,平均不过十分之一。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对标准意义上科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并未增多,而近年来新增的社会科学史和人文学科史研究因其涉及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被划归到按年代分类的G类。即便是以概念分析见长的克莱因(U.Klein)的化学史作品也是被归于G类的。可以看出,屏蔽了历史年代和文化影响的“纯内史”方法在科学史学科中并不占多数。
表:2015—2018年《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部分作品数量和所占比例
二、部分收录成果
《书目》收录作品较多,本文仅列举特定主题的部分专著和文集。
2015至2018年《书目》中,A类研究工具的“参考书与资料集”下仅列出《笛卡尔与笛卡尔哲学历史词典》和两卷本《牛津美国科学、医学与技术史百科全书》。[9,10]这一类工具书受到互联网文献搜索功能的挑战,还因为科学史专业研究的高度细化面临读者定位的问题。例如,即便像“曼哈顿计划”这一具体词条也无法满足专业科学史研究者的需要,而对普通读者来说又过于细琐,最后只适用于初级研究者。
科学通史作品明显反映出全球史视角的影响,与整个史学领域保持了一致。例如,《光明的黑暗时代:比较与联系的视角》追溯了公元500年到1500年即一般认为西方科学毫无建树时期中国、印度和中东的科学成就。[11]《世界性的知识———中世纪以来知识的流动与传播》描述了近代早期以来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12]即便是近代早期科学革命这一老题目也出现了新写法,例如,德文作品《维也纳的科学之旅》通过城市游记来讲维也纳的科学文化史。[13]《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科学———对知识传播、接受和改造的历史研究》[14]、《成功与压制———文艺复兴时期的阿拉伯科学与哲学》[15]、《全球视野下的科学革命》[16]、《历史上知识的全球化》等一类作品更加突出科学活动在全人类发展史上呈现出的连续性,在叙事风格改变了过去那种强调科学异军突起、英雄横空出世的方式。[17]
关于科学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主题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探索新的编史方法,而是表现出较强的现实关切,预期在普通读者群引发强烈反响。例如,《取消一夫一妻制:科学政治学与生物学可能性》研究了“一夫一妻”这一概念如何在美国科学研究与政治背景下得以重构。[18]女性主义者一般关注一夫一妻制如何成为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而该作品更进一步,探讨了生物学、人类学等科学领域如何将一夫一妻制解释为“自然的”(也就是合理的)过程。这无疑构成了对当今社会女性主义思潮、特别是围绕堕胎问题激烈争论的一种回应。
对于科学与宗教的相关研究有明显增加。例如,《信仰与事实:为什么科学与宗教互不相容》针对美国国会议员不承认全球变暖、半数以上美国人否定进化论、学校注射疫苗停止而疾病再起等美国社会现实问题,反对美国人对待宗教的回暖态度,论述科学与宗教在方法论上的本质性差异。[19]《无神论史》的写作背景正是21世纪初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R.Dawkins)、美国神经科学家哈里斯(S.Harris)、美国作家希钦(C.Hitchen)和美国哲学家丹内特(D.Dennett)组成“四骑士团”,发起“新无神论运动”。[20]《十全十美:宗教的自然性与世界的非自然性》提出:宗教的出现只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而科学才是建构完美(即非自然)世界图景的那一支传统。[21]这一观点无疑是对有关科学“祛魅”看法的反驳。此外,此类研究不再限于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讨论。《科学与宗教:东方与西方》就提供了一个与科学相克相生的多元化宗教背景。[22]新近的科学与宗教主题研究从总体上不再沿袭德雷伯(J.Drape)的冲突论,[23]也不完全赞同后来的协调论,更不再投身于衍生论(即将科学的源头归于中世纪基督教),而是以一种更加精细的方式描述科学与宗教的复杂互动,并且不怯于表达非学术性立场。
环境科学史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领域。其中,《曲线之下———科学与全球变暖政治学》梳理了美国半个世纪的气候变化研究,着力讨论科学家、环保主义者和政治家的复杂关系以及政治环境对于环境变化结论的影响。[24]《武装自然母亲———灾难环境论的产生》研究冷战时期地缘政治对于环境学的影响。[25]这些作品的出发点是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现实,得出的结论却具有相当的悲观色彩。它们不仅仅回应了人们有关科学的客观性的疑问,实际上也揭示了科学在20世纪斑驳世界图景中呈现出的一种异化本质。
文化转向近四十年以来发生于历史学各个领域,但是对于科学史学科有着特殊意义。因为承认文化对于科学的影响,则意味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观察与理论关系等问题需要被重新审视,在一定意义上质疑了科学的真理性。在近期《书目》列出的科学与文化著作中,出现了将文化转向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倾向。欧洲科学史学会会长林力娜(K.Chemla)组织多位科学史家撰写的文集《不含文化主义的文化:科学的形成》便是典型一例。[26]该书由多个个案研究组成,包括金融市场操作、中国六七十年代地震预报体系、中国古代二次方程以及对职场歧视的社会学研究等。它传递出一种中间立场:如果过于笼统地概括文化对于科学的影响,则与单纯强调科学真理性一样进入一种本质主义,没有呈现科学工作的广阔范围和多样性。因而最好的方式是一方面保持从历史与文化角度看待科学的方法,承认科学活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不要奉行绝对的“文化主义”,以免抹杀科学的真理性。
科学与文学艺术的代表作品有《变出科学———近代法国科学表演与舞台魔术史》[27]、《事实与虚构———德国与英国的文学与科学文化》[28]、《达尔文的窥视镜———当代英国小说与纪实作品中的进化论及其作者生平》[29]、《施莱格尔生平———艺术与诗歌的世界主义者》等[30]。这些作品题材各异,但是从整体上没有跳出18、19世纪欧洲文学艺术的范围。这一状况似乎暗示,当研究科学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实践性要素时,研究对象很容易由欧洲扩展至非西方国家;但是当涉及文学艺术这一科学的深层根基和微妙表达时,仍然要追根溯源到科学策源地。
在有关科学实践与科学组织的研究中,博物馆、大学以及科学职业化一直是重头。《19、20世纪欧洲大学里的科学———学术图景》从大学的历史、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大学、大学与学术研究以及大学与学科形成这四个方面讲述两百年间欧洲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31]《利德尔:博学者的关系网与欧洲北部的文艺复兴》研究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德国与苏格兰的知识传播与科学家的职业活动。[32]此外,科学史研究日渐显示出对“质料”的关注,如《科学工具如何改变手工过程》研究从18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的科学仪器市场。[33]今后的编史学大概需要在“精神的”与“物质的”两个方面保持平衡,一如目前要平衡“科学的”和“文化的”两个方面。
《书目》还详细列出了《爱西斯》每期焦点栏目的作者和文章名。这些讨论具有前瞻性和导向型,提示着今后科学史著述的新题目。主题包括对夏平(S.Shapin)《利维坦与空气泵》的再讨论、科学史与技术史和经济史的结合、科学史与档案史的结合、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编史学异同、古尔迪(JoGuldi)新书《历史学宣言》等。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史和人文学科史的比重上升,尤其以经济学和人类学最为突出。这一类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发展嵌套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为科学史家提供了开放的视域和更灵活的可操作性选择。
总而言之,2015至2018年《爱西斯科学史书目》的分类体系、作品数量以及具体收录成果都指向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史学科如何打破内部壁垒以及科学史如何伸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共生”毫无疑问是未来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共生并非派别林立、各自为政。当今世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急迫性要求人类知识不能只沿着专门化的路径一条道走到黑,而碎片化更是破坏了人文学科的立身之本。科学史作为一门有着文理交融理想的学科,应该在这条“共生”的道路上提供一个示范,并且进一步带动其他学科。这才是这门学科未来的活力所在。
李文靖.2015—2018年《爱西斯近期科学史书目》评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1):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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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选择，还涉及成果信息传播、成果定价、技术市场、金融投资、市场发展、企业的转化能力以及法律、法规和政府有关鼓励政策等[1]。
2020-11-26
1、张瑞琨先生与自然辩证法2、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始末3、第七届中国技术史与技术遗产论坛综述4、严敦杰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5、结合自然科学史和哲学专题多方位提高《电磁学》教学效果6、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之回顾与前瞻7、明安图、董祐诚、项名达的无穷级数表示法研究
2020-08-15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上，祖冲之虽然不是最重要的数学家，但他是第一个在正史里有传的。《南齐书》和《南史》都单独给他立了“传”，《隋书》也把他测算的圆周率结果写入了“律历志”。 如果沈括附两个堂侄骥尾被写入“列传”（《宋史•列传•沈遘（弟辽从弟括）》）不算数的话，祖冲之就是先秦至宋元唯一一位官修正史里单独有“传”的数学家。
2020-07-13
晚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西方列强使用武力轰开其门户,中国进行了被迫的开放。中国社会从此由传统转向现代,学术体系也发生了改变,进而引发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科学体制化在中国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被动的开放却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学和制造工艺。
2020-06-30
2002年12月,一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业的学者聚在上海,举办“首届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咖啡馆聚会,刘华杰忽然说:“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这句话如醍醐灌顶,马上引起众人的认可。“缺省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比喻我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
2020-06-30
科学思想史大师柯瓦雷多次强调科学革命的本质和核心特征是:有限宇宙解体为无限宇宙、空间的几何化。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中，柯瓦雷的说法有所不同，这里他单独将宇宙论变化视为主线和理解科学革命的关键，在这里，柯瓦雷似乎在说:空间的几何化或自然的数学化是宇宙论变化的一个伴随过程，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有限宇宙的解体。
2020-06-28
科学革命的编史学从不把炼金术纳入科学史进行讨论,因为自18世纪始,炼金术便因其神秘混乱的样貌招致现代学术体系的敌对与驱逐。持此史观的萨顿对炼金术展开过肆意指责,并将其从业者称为傻瓜、无赖或两者不同比例的组合;巴特菲尔德则宣称,研究炼金术的史学家终会染上疯狂。
2020-06-28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又译自然志),是对全部自然知识(涵盖动物、植物、矿物、天文等)的系统化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博物学为思想家们的哲学思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场所。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也都是博物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培根等。近年来,在科技史、科技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领域,博物学及其历史和文化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2020-06-28
汤姆森在球调和函数方面的工作是位势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在拉普拉斯、勒让德、傅里叶等人势理论及热的解析理论工作基础上，汤姆森是第一位定义球调和分析，给出球调和函数概念及其性质特征，并将任意函数表示成球面调和函数的线性组合。为拉普拉斯方程求解提供了新的有效方法，并被应用于一系列数学物理问题中。
2020-06-28
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机构，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在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种变化体现在博物馆数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分类的细化等方面。与此同时，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科学传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受众范围极广的科技类博物馆随之与科学教育有了愈加深刻的关涉，科技史不可避免地渗入科技类博物馆中。
2020-06-28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自然科学史研究
期刊人气：1061
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出版地方：北京
专业分类：科学
国际刊号：1000-0224
国内刊号：11-1810/N
邮发代号：2-564
创刊时间：1958年
发行周期：季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一年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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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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