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育龄女性中约有15%的女性患有不孕症，患病人数已经超过5 000万人[1]。受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不孕症治疗的社会经济负担，很多不孕症患者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交意愿无法得到满足，从而产生社会疏离感[2]。长此以往，不仅会导致不孕症患者产生孤独、冷漠等消极情绪，还会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健康水平[3]。因此，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关注不孕症患者的社会疏离感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病耻感是社会疏离感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病耻感越高，社会疏离感水平越严重[4,5,6,7]。而提高患者的心理弹性可以增强个体对病耻感的抵抗力，降低患者的病耻感水平[8]。本研究据此提出假设：心理弹性对不孕症患者病耻感与社会疏离感起中介作用。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和社会疏离感水平，明确心理弹性是否在两者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为探索如何降低患者的社会疏离感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23年1—8月选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就诊的600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20岁；②经主治医生诊断后确诊为不孕症；③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不能配合完成调查问卷者；②患有精神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者。本研究已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2023伦审字6号），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1.2.1样本计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的方法。根据Kendall粗略估计的样本估计法，样本量应为条目数目的10～20倍。本研究涉及的量表中，条目数最多的为不孕症病耻感量表，一共27个条目，由此推断应回收270～540份有效问卷，考虑到20%的无效样本，经计算所需样本量为324～648例，本研究最终确定样本量为600例。

1.2.2问卷调查：

对600例不孕症患者发放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不孕症患者的一般资料、病耻感水平、心理弹性和社会疏离感水平。研究开始前对调查者进行统一培训。调查者对于符合纳入标准的不孕症女性进行问卷的发放，发放问卷时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并使用通俗易懂且不产生歧义的中立语言向不孕症患者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强调匿名形式。经过患者本人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由不孕症患者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回收。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42份，有效回收率为90.3%。

1.3研究工具

1.3.1一般资料调查表：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内容包含年龄、学历、婚史、不孕年限、流产次数、家庭月收入、夫妻感情等。

1.3.2不孕症病耻感量表（The Infertility Stigma Scale,ISS):

该量表由Fu等[9]编制，包含自我贬损（7条）、社会退缩（5条）、周围人群羞辱（6条）、家庭成员羞辱（9条）4个维度，共27个条目，可以用来测量不孕症患者的病耻感水平。量表采用Liket 5级评分，总分27～135分，总分越高表示其病耻感水平越高。27～63分为低水平，64～100分为中等水平，101～135分为高水平。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66。

1.3.3心理弹性量表（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

该量表由Connor和Davidson共同编制[10]，包括坚韧（13条）、力量（8条）、乐观（4条）3个维度，共25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t5级评分，“从来不”评0分，“很少”评1分，“有时”评2分，“经常”评3分，“一直如此”评4分，总分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可作为可靠工具考察我国国内成年人心理弹性水平，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内部一致性Cronbach’sα系数为0.910。

1.3.4一般疏离感量表（General Alienation Scale,GAS):

该量表由吴霜等[11]修改汉化，共包括4个维度：自我疏离感、他人疏离感、怀疑感、无意义感，量表采用Liket 4级评分法，总分15～60分。分数代表社会疏离感严重程度，分数越高说明程度越严重。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3。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9软件录入数据，采用SPSS 26.0和PROCESS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究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病耻感和心理弹性的关系。采用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和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 000次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因果逐步回归检验法以模型1:Y=c X+e1确定系数c是否显著，以模型2:M=a X+e2确定系数a是否显著，以模型3:Y=c’X+b M+e3确定系数c’和b是否显著。Bootstrap检验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通过从数据中重复抽取样本进行分析来估计参数的分布。使用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可以通过生成重复样本来计算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并判断中介效应是否显著。检验水准设置为α=0.05。

2、结果

2.1不孕症患者的一般情况

参与调查的542例不孕症患者中，年龄<35岁者329例（60.7%）；大专及以上学历者309例（57.0%）；婚姻状况为初婚者496例（91.5%）；不孕年限<3年者332例（61.3%）；流产次数0次178例（32.9%),1～2次244例（45.0%），≥3次120例（22.1%）；家庭月收入>7 000元者346例（63.9%）；仅有187例（34.5%）不孕症患者认为自己和丈夫的夫妻感情较好。见表1。

2.2不孕症患者ISS、CD-RISC、GAS各项目得分情况

542例不孕症患者病耻感量表的总分平均分为（75.20±6.83）分，有11.21%的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处于较低水平，62.82%处于中等水平，25.97%处于高水平；心理弹性量表的总分平均分为（45.15±13.19）分；一般疏离感量表的总分平均分为（44.43±7.85）分。量表各项目平均得分见表2。

2.3不同特征的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得分情况的比较

不孕症女性社会疏离感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学历、不孕年限、流产次数、夫妻感情的不孕症患者GAS得分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542例不孕症患者的一般情况  

表2 542例不孕症患者病耻感量表、心理弹性量表、一般疏离感量表各项目得分情况  

2.4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病耻感与心理弹性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所调查不孕症患者的社会疏离感总分和病耻感总分呈正相关（r=0.810,P<0.001），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r=-0.801,P<0.001）；病耻感与心理弹性呈负相关（r=-0.600,P<0.001）。  

表3不同特征的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得分情况的比较  

2.5心理弹性对不孕症患者病耻感与社会疏离感的中介效应

采用温忠麟等[1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通过进行回归的方法去探索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首先，将社会疏离感水平作为因变量，病耻感作为自变量进入方程第1步；然后，将心理弹性作为因变量，病耻感作为自变量进入方程第2步；最后，将社会疏离感水平作为因变量，病耻感、心理弹性作为自变量进入方程第3步。研究结果显示，在第1步（模型1）检验中，病耻感对于社会疏离感水平存在显著影响关系（β=0.810,P<0.001），说明总效应成立；在第2步（模型2）检验中，病耻感对于心理弹性存在显著影响关系（β=-0.600,P<0.001）；在第3步（模型3）检验中，病耻感对于社会疏离感水平的影响效果显著（β=0.516,P<0.001），心理弹性对于社会疏离感水平的影响效果显著（β=-0.491,P<0.001），说明心理弹性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成立，并且为部分中介。

采用Bootstrap法对心理弹性在模型中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可以看出间接效应值为0.094,95%CI:0.076～0.109，不包含0，说明间接效应成立，心理弹性在模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直接效应值为0.164,95%CI:0.149～0.178，不包含0，说明直接效应成立，心理弹性在模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效应值占比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36.58%。

3、讨论

3.1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显示，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略高于谢雷等[2]的研究结果，得分为（44.43±7.85）分，处于中高水平。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学历、不孕年限、流产次数、夫妻感情是影响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的影响因素（均P<0.05）。与刘玉瑶等[13]的研究结果类似，学历越高，社会疏离感水平越低，这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高的不孕症患者自身知识更加全面，而且学历高更受人尊重，经济条件也更好，因此，遇到挫折和困难时能够更加从容面对。不孕年限越长的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越高，这可能与长期不孕和治疗失败导致患者更加焦虑、自卑、孤独有关。流产次数越多的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越高，这可能与流产次数多的患者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痛苦，还容易因家人埋怨和自身内疚而产生“二次痛苦”有关[14]。与罗晴昱等[15]的研究结果类似，夫妻感情越差的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越高，这可能与亲密关系作为夫妻婚姻关系中的一种重要资源，能够给予配偶情感上的支持，同时能够起到积极作用，支撑对方勇于面对疾病有关[16]。

3.2不孕症患者心理弹性、病耻感与社会疏离感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和病耻感呈正相关（r=0.810,P<0.001），表明不孕症患者病耻感越强时，社会疏离感水平也越高。这与赵翠翠等[5]、梁亚清等[17]的研究结果类似。不孕症患者不仅承受着无法怀孕带来的悲伤和挫败情绪，还承受着他人的偏见和排斥，这使得不孕症患者存在普遍的病耻感[18]。有研究发现，不孕症患者病耻感的产生会导致其不愿就医，容易错过进行相关治疗的最佳时期，因无法及时获得有效治疗继而进一步加大了受孕难度和心理压力，不孕症状的加重和心理压力的增加又会继续变相提升患者的病耻感水平，长此以往，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孕症患者可能发展出多种心理或社会问题，比如抑郁情绪、夫妻感情破裂、社交活动次数减少等[19]。

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的社会疏离感、病耻感均与其心理弹性呈负相关（r=-0.801,P<0.001;r=-0.600,P<0.001），表明不孕症患者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社会疏离感和病耻感水平均会越低。因此，应该重视对不孕症患者情绪的关注，有针对性地制定干预措施，提高其心理弹性水平，以此降低病耻感和社会疏离感对不孕症患者带来的不利影响。

3.3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弹性对病耻感与社会疏离感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孕症患者的心理弹性对其病耻感和社会疏离感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当个体面对挫折等应激事件时，心理弹性能够帮助个体积极有效地面对逆境状态。在许多研究中，心理弹性的调节效应显著[20,21]，在本研究不孕症患者的病耻感对社会疏离感的影响中，心理弹性能够作为一个调控的环节，降低不孕这一负性生活事件对不孕症患者内心负面的影响，降低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对于其社会疏离感水平的影响，继而降低不孕症患者的社会疏离感水平。

综上所述，病耻感既可以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不孕症患者的社会疏离感水平。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一方面，应重视对不孕症患者病耻感的评估；另一方面，应积极开展心理弹性相关干预策略，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入手，降低不孕症患者社会疏离感水平，促使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提升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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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院级科研项目(202306006);

文章来源:海力琪古力·买买提,王荣,阿斯娅·阿不都热依木,等.心理弹性对不孕症患者病耻感和社会疏离感的中介效应[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24,15(02):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