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丝绸为媒介的东来西往

丝绸是中华文明最古老、最伟大、最杰出的发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了一个距今六千余年的半截蚕茧,证明中国先民曾食用蚕蛹,对蚕茧有相当的了解。中原古老的神话传说是嫘祖等发明了桑蚕。1921年,在辽宁砂锅屯仰韶文化遗址中发掘了一个长数厘米的大理石制作的蚕形饰。1936年,在江苏吴江梅堰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过一个绘有两个蚕形纹饰的黑陶。1977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一个刻有四个蠕动蚕虫纹饰的骨盅。这些都证明在五千多年前,中国的广阔地域上都出现了人工饲养蚕和蚕神崇拜。中国也是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度。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下房,发现了由家蚕丝织成的绢片、丝带和丝线。这个遗址的年代是在公元前2800年。商代以来,丝织物成批地向外推销,其中以向西北和通过西北向西方传播为外销的主途径。公元前5世纪,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领域都发现了此一时代的巨石墓遗址,出土了一批中国制造的丝织物。古代希腊及其之后的罗马已经成为丝路西端,希腊的雕刻、陶器彩绘人像中,已经发现了细薄透明的丝绸服饰。古希腊巴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雅可波利斯的科莱女神石像、陶瓶上绘饰的狄奥希索斯、彭贝,象牙绘画的“波利斯的裁判”等女神像,都穿着只有中国才能制造的丝织品。

公元前1世纪,当西欧古典奴隶制社会进入罗马帝国时期后,“赛里斯”(丝国)成为罗马时代对中国的记忆。丝绸以其丝滑的触感、挺括的质地、华丽的视觉感,长久地刺激着罗马人对赛里斯国的好奇与兴趣。公元前80年前后,古代罗马百科全书式作家老普林尼在其传世名作《自然史》中说:“赛里斯人以他们的森林里盛产毛织品而著名。他们从树叶中釆取的白丝绒,然后又加入水,最后又由妇女们承担络丝和纺线的双重担子。正是由于采取了这样复杂的技术,才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生产出了这种琳琅满目、绚丽多彩的产品,这才使罗马贵妇们得以扮饰这样透明的服装在社交场合抛头露面。赛里斯人具有高度的文明,但又与野蛮人很近似。他们不与其他民族相交往,仅仅坐等买卖上门。”1《自然史》还记述了发生在公元前53年的一次事关丝绸的奇怪战争。那年盛夏之初,古罗马“三巨头”(克拉苏、恺撒、庞培)政治之一的执政官和叙利亚的总督克拉苏率领七个军团越过幼发拉底河,征伐东方,在卡尔莱被安息人包围。罗马人一时陷入困境,长久不得脱围。一天正午,安息人在战斗中突然展开无数军旗,这些军旗鲜艳夺目,猎猎作响,令人眼花缭乱、胆战心惊,疲惫不堪的罗马军团受到惊吓,顿时崩溃。历史学家指出,这些耀眼的军旗就是丝绸制作的军旗。卡莱尔战败后10年,恺撒在罗马庆贺他东征的战绩,就向罗马人展出了一批丝绸织物,令目击者惊诧不已。恺撒还在此后的公元前48年,公开身穿一件中国丝袍去剧场看戏,被认为奢侈至极,致使在场的王公贵族无心看戏,把目光全集中到他所穿着的光彩照人、华丽夺目的丝绸上了。正是由于恺撒的喜好与推崇,丝绸在罗马愈发大行其道。不仅妇女们穿着薄如蝉纱的丝绸招摇过市,成为一时时尚,既显示风流,也显示财富,似乎是一种美丽与华贵的完美结合。史学家认为,当时,中国丝绸最大的主顾是罗马帝国。这种现象引起了争议和警惕。罗马的监察官们批评丝绸服装过分下流猥亵,败坏了社会风气。罗马帝国初期,皇帝梯皮留斯曾下令禁止男子身穿丝绸衣服。但此风不仅未刹,而且势头更猛,丝绸热一直持续数百年,到6世纪时仍未衰退。571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为了摆脱位居东西方之间的波斯人高价垄断经营中国丝绸的局面,联合突厥可汗攻伐波斯,战争长达二十年之久,未分胜负。这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丝绢之战”。

在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中,中国丝绸向西输出直到抵达罗马,也有迹可循。周代周穆王(公元前1001—前947年)时曾西征犬戎,打开了通往西北的通道。《史记》(成书于公元前90年)等书记载周穆王还曾向西巡狩,得见西王母。周穆王时代,在中西两端文明的东方中国和希腊罗马中间,东欧、亚洲的辽阔草原、沙漠半沙漠和山区地带,散居着许多独立的游牧部落,希腊罗马人把这些散居在东欧、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的部落统称为斯基泰人。中国古代称这些人为塞人。周穆王在中亚会见的西王母是塞人一部的国王。史载周穆王几乎要“乐而忘归”了,以后才又跨越数千里东归。出土于古汲县(今河南卫辉)战国魏国墓的《穆天子传》(281年),记载了周穆王从群玉之山(叶尔羌河上游,葱岭以东)到西王母之邦的历史。

到了汉代,中国当时的典籍已经用“大秦”专指罗马帝国。中国人认为大秦就是泰西,即西方西海之国,是“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也就是日落之地。而东方正是日出之地。50年罗马史学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2这种用东西方极端、终点地理意识定位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的表达,与公元初罗马作家把赛里斯(中国)当作亚细亚极东国家的做法,可谓如出一辙,殊途同归。在世界史的一个漫长的时期,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国都是东西两端体量最大、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实际上自己对自己和互相彼此间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典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称“秦”帝国,而在秦亡汉兴后,汉代典籍开始确指西方的罗马帝国为“大秦”,可见两者在汉字和称谓上都关系密切、关联度很高。

中国与罗马的往来,在西汉(公元前202年至公元8年)时得到转折性地突破,这就是著名张骞出使西域,它开辟了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官方形式和官方渠道,丰富了历史的可能性。以后,汉朝政府多次派出使团去西域诸国,每年多者十余次,少则五六次,每次百余人或十余人,史载:“使者相望于道。”可见盛况一时。这种西行应该也有到达罗马的。2世纪罗马史学家佛罗勒斯的《史记》,以赞颂的言辞宣扬奥古斯都的功绩,说世界各国都见到罗马的光荣富强而生敬畏之心,不但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人都遣使通好,“而且远到赛里斯人和地处太阳直照之下的印度人,也都派遣使者奉献珠宝和象,要求和罗马订结盟约”2。无独有偶,中国古代史学家也记录了罗马使者来中国的情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二、艺术的丝绸之路与魅力叠加效应

古罗马一直是中国丝绸的最大主顾,而贩运丝绸的则都是会做生意的波斯人。几百年来,波斯人想尽办法阻拦罗马人直接与中国人交往,意图永久独霸丝绸贸易,为此,罗马人与波斯人发生过多次战争冲突,积怨很深。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就曾记载过类似的阻隔东西方的事。在另一处,该书还说出了安息阻隔中国和罗马直接交往通使的原因:“大秦国……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

但是,不管有过怎样的道路远阻和关山重重,以丝绸为主体和象征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从来就不可能中断。除了中国的丝绸、陶瓷日益深入西方,西方的文化也东传留下无数历史的痕迹。比如,斯泰基-西伯利亚野兽纹和阿尔泰艺术同时传入中国;公元前4世纪时,赵武灵王大力推广胡服骑射,胡服衣冠和中亚风格的动物纹饰流行中原;起源于两河流域近东的鹰头兽纹成为早期中国三大纹饰主题之一;再往西就是希腊罗马的文化和艺术直接传入中国了。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和田釆集到一个出自约特干遗址的埃及沙罗毗斯神的红陶俑坐像。同一遗址还出土过与公元前4世纪希腊双面神相同的双面神陶塑。20世纪初,河南一座汉墓中发现了一件亚历山大城生产的模制玻璃瓶。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新疆楼兰一佛寺遗址发现众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2世纪的一件有翼神兽形象木雕、一件花瓶木雕,均出自希腊罗马格里芬守护花瓶的神话母题和雕塑主题。1997年新疆尉犁营盘墓地发掘出百多座汉晋墓(公元前202年至公元420年),其中15号墓出土一种双层两面纹组织的精纺毛织物,通幅织出成组的以石榴树为轴的两两相对的裸体人物、动物,带有浓郁的希腊罗马风格。在新疆山普拉墓葬(公元前217年至公元283年)中出土一件剪裁成四块缝成裤子的壁挂,其图案上部是希腊神话中吹奏竖笛的人首马身像,下部是执矛武士像。此外还有罗马金币、起源于埃及的箜篌、希腊酒器、希腊雕塑、罗马装饰纹饰等。

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大量西汉初年(公元前2世纪)时代的丝织品和纺织服饰,一时轰动中外。共出土纺织制品114件,有丝织服装、鞋袜、手套等一系列服饰。丝织物有素绢、绣花绢、朱红罗绮等,有朱红、泥金彩底、黄地素绿、红姜纹罗、泥银黄地、绛绢、锦绣、绣花、彩绘等多种纹彩丝绢,有纱、绢、罗、锦、绮、绣等品种,有云气纹、鸟兽纹、文字图案、菱形几何纹、人物狩猎纹等纹样。还有超轻薄的素纱禅衣、彩绘帛画、罕见的帛书等。墓主人只是一个管辖七百户的小诸侯,其家庭墓葬达到如此奢华的程度,具有如此精美的丝绸品种,说明当时中国丝绸业已经十分发达和精致,其成就为世界瞩目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马王堆出土了一件令世人叹为观止的素纱禅衣。衣长128厘米,两袖通长180厘米,重量只有49克。该衣由超细蚕丝织就,千米长丝仅重1克,每平方米衣料仅重12克,其牢度却与军用降落伞不相上下。马王堆丝织品的丝线纤维都极其纤细,比现代家蚕蚕丝普遍还细,说明当时养蚕水平已经十分高超,同时这也是在长期研究养蚕方法才会有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家蚕丝达到如此纤细的程度。丝纤维如此之细是马王堆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同时,我们也知道,希腊雕塑中的人物所着丝绸服饰,是希腊雕塑最引人瞩目的精湛技法、美学范式、雕塑风格。由于罗马人对希腊文化艺术的崇拜或者说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反过来又被希腊文明征服,所以现今存世的许多希腊雕刻,实际上都是罗马时代的复刻。希腊罗马雕塑除了裸体和人体的健美外,另一个突出表现并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人物身上的衣饰。衣饰雕刻的成就一是对女性薄如蝉翼般的透明的丝绸的刻画和表现,另外则是对挺括的绸缎衣饰的表现。前者突出薄、透和贴身,人体美及女性性征的表现既真切又朦胧,比裸体造像多了一份娇羞,也多了一些诱惑,服饰美与人体美相得益彰。在技法上是用有丝感的细小皱褶及其垂感表现丝衣,又用突出女性乳房圆度、身体曲线、肚脐细节等逼真反衬丝绸之薄,然后用整体的贴身、贴肉的紧身性表现细薄透。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巴特农神庙的“命运女神”、埃里契西翁的加里亚狄像、雅可波利斯的科莱(Kore)女神大理石像等。后者通常以男女人体半裸相衬,或者大线条披挂周身,显示出衣着的华贵、挺括、皱褶,与裸身形成动感的对比,与姿态气质形成高贵典雅的烘托。最具成就的还是其中对薄丝的表现,在形成这种视觉感时将雕刻的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

三、东方的回响与相映成辉

希腊罗马雕塑艺术向中国的传播,经过斯基泰文化和犍陀罗艺术,从中亚和印度北部继续向东,形成了中国一大批石窟艺术和佛像泥塑、石雕等雕刻艺术遗存。《汉书》记载:“(公元前221年)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史学家认为,这个秦始皇十二金人可能是从斯基泰人那里学来,是模仿希腊战神阿瑞斯神像铸造的十二尊青铜雕像。汉代墓葬大量出现画像石,大多为线刻、浅浮雕构图成形,有埃及浅浮雕之风。汉画像石中的神仙羽人和裸体人像,与希腊罗马雕刻的表现手法在艺术构思上极为相似。来自西方传统的有翼神像、有翼神兽、羽人、有翼动物等造型在汉画像石中大量涌现;马首人身、人首马身、人首蛇身、鸟首人身,以及裸体人像、裸体舞、裸体力士、大力神像等图像也频频出现在汉画像石中。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出自希腊罗马的石雕艺术。

在绘画方面,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部发现的米兰壁画是罗马式绘画在中国的重大发现。1906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若羌东北50余千米的米兰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两座佛塔中发现了一批带双趐的半身人物画像(共有十余幅此类形象),此造型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鲜明的罗马风格。斯坦因将其命名为“有翼天使”,认为是从希腊神话中的爱罗神演变而来。这些作品属于4世纪。米兰壁画题材多是佛教内容,但神和人的容貌却是罗马式的,有些则完全是基督教艺术。画中的马车是罗马式驷马车。绘画色彩鲜艳,釆用了西方透视学上的渲染法,具有浓厚的罗马风格。

直接受到希腊罗马塑影响而在中国美术史彪炳千秋的是曹仲达和吴道子。他们两人留下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中国绘画顶峰式样式和范式。曹仲达是南北朝(420—589年)时北齐人,是当时和后世极为推崇的中国美术大家。唐代张彦远著《历代名画记》中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国朝宣律师撰《三宝感应通录》,具载仲达画佛之妙,颇有灵感。僧惊云:‘曹师于袁,冰寒于水,外国佛像,无竞于时。’”这是说曹仲达师承自南北朝南齐画家袁昂,但比老师更加优秀,尤其擅长描画传入中国的外国佛像,无人可比。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曹吴体法”论,将曹仲达和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相提并论,使用“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来比喻形容二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图画见闻志》说:“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故后辈称之曰:……曹衣出水……雕塑铸像,亦本曹吴。”就是说曹仲达的绘画特别擅长人体和紧身衣服的关系,后人誉之为曹衣出水,即他画的人物像穿着丝绸衣服刚从水里出来一样,既透明又贴身,具有肉感和流畅的线条曲线。以至于他的风格又叫曹家样,时人雕塑铸像都是学得他和吴道子。“曹衣出水”让我们联想到希腊罗马的穿透明丝绸的女神像。郭若虚说曹仲达“尤得绮罗之妙”,就是说他特别会表现丝绸的韵味和精妙,是从丝绸衣饰的穿着效果获得了绘画雕塑的衣饰塑造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技巧。这可算得上是东西方的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了。曹仲达的作品没有留传下来,但是他的曹家样式的作品在敦煌壁画、佛像泥塑、石雕中都可见其踪影。1996年发现的山东青州佛像窖藏,出土了四百余尊南北朝(420—589年)时期的石雕和各种材质的佛像,大部分作品都精美绝伦,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和雕塑艺术的一个高峰。其中有号称东方的维那斯的最美女神像,也有被专家认定为堪称“曹衣出水”典范的穿丝绸袈裟的佛像。此外,山西天龙山石窟的雕像也有此风。天龙山石窟在山西太原市西南40千米天龙山腰。天龙山历史上曾是北齐(550—577年)皇帝高洋之父高欢的避暑宫。四周山峦起伏,遍山松柏葱郁,山头龙王石洞泉水荡漾,山前溪涧清流潺潺。北齐时山下兴建天龙寺。石窟分布在天龙山东西两峰的悬崖腰部,有东魏,北齐、隋、唐开凿的24个洞窟,东峰八窟,西峰十三窟,山北三窟。共存石窟造像一千五百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幅。各窟的开凿年代不一,以唐代最多,达十五窟。唐代石雕体态生动,姿势优美,刀法洗炼,特别是其中的衣纹极其流畅,具有丰富的质感。第九窟观音立像,高约11米,形体丰满,璎珞富丽,纱罗透体,是石雕群中的精品。此观音立像形态生动,姿态优美,身披璎珞,体态丰满,薄软的丝绸罗纱质感清晰,极巧妙地表现出肉体、纱衣、饰物三者之间的关系,显示出雕刻技法穿插迂回的功力,是天龙山石窟中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尊雕像。“曹衣出水”佛像雕塑与希腊罗马雕塑之间的相通性、关联性、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史载曹仲达本人是来自西域的曹国人,是粟特人的一支。粟特人在中国史籍习称昭武九姓,其原本居处的主要范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泽拉夫珊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包括有若干城邦小国,如康国(飒秣建,今撒马尔罕Samarkand)、安国(捕喝,今布哈拉Bukhārā)、曹国(劫布呾那,Kapūtānā)、石国(赭时,Chach)、米国(弭秣贺,Māymurgh)、何国(屈霜你迦,Kuşāņika)、火寻(花剌子模,Khwārizmik)、史国(羯霜那,Kashāna)等。其中以康国为最大的宗主国。粟特人姓氏以安、康为主体,包括曹、安、史、康、石、罗、白、米、何等。这给我们研究中意丝绸雕塑之间的关系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还不止于此。中国绘画家们将衣饰表现艺术又推到另一极致。于是又有了“吴带当风”的出现。吴道子(约680—759年)是盛唐时代最负盛名的画家,后人尊为“画圣”。所谓“吴带当风”,就是他所绘人物衣带宛若迎风飘曳之状,即“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吴道子长于壁画佛像创作,在描画人物衣饰上开一代先河,创其动态表现新风。他把线条用到极致,将衣纹绘出高、侧、深、斜、卷、折、飘、举各种姿势,人称“风云将逼人,鬼神若脱壁”,可见其造像栩栩如生,充满动态美、韵律美。代表作有传世的《送子天王图》《八十七神仙卷》等。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三百余幅。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唯观吴道玄之迹,可谓六法俱全,万象必尽,神人假手,穷极造化也。所以气韵雄壮,几不容于缣素;笔迹磊落,遂恣意于墙壁;其细画又甚稠密,此神异也。”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这就是曹、吴二人所创一静一动的表现丝绸衣饰,静到肃然起敬,动到运斤成风,把一种衣饰绘出两种姿态和线条,成为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家。东方和西方艺术各行其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中国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及其贯通,实现了欧亚大陆时代已知陆地世界的“全球化”。希腊罗马雕塑的丝绸衣饰的美学魅力和艺术范式,造型的技法传统,对东方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形成东西方相通的人体、神像衣饰美学传统;形成精雕细琢、精美绝伦的造型技法;东西方互相以异域性、陌生化、新奇感的审美偏好,互致美人之美的审美胸怀与情怀,形成他美与我美融合统一的典范,开辟西方美术东方性、东方元素(如陶瓷出现在油画中)、东方题材、中国风尚(如洛可可风格)的源头;中国曹仲达曹衣出水、吴道子吴带当风的衣饰线条法,与希腊罗马丝绸造像相映成辉,分别是东西方表现衣饰的各自的艺术巅峰,为世界艺术史留下了标志性、标杆性风格。

注释：

1.[古罗马]老普林尼:《自然史》,转引自许苏民:《比较文化研究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2.(3)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向云驹.东西方古代艺术审美与造型的文化史考略——以丝绸之路雕塑艺术为例[J].民艺,2020(03):7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