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在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上对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深层次探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要求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传统意义上延续下来的教育治理观念、手段、结构以及时效等，逐渐形成的一种崭新教育治理形态以及中国式文化特征的过程。而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是针对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高校内部存在的文化问题进行纠正并改进。因此，我国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要立足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价值遵循，在追求大学文化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对其文化失调现象进行整治，重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助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稳步前行。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下的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价值遵循

1977年我国为招才纳士、促进生产力发展、决定恢复高考制度，逐渐加大对高等教育的关注度，大学文化治理也逐步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大潮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当中。扎根中华大地办教育，广纳人才，发展文化和科技是高等教育办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具体而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科学性与真理性相融通、民主化与效率化相联结、法治化与规范化相契合，是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价值遵循，更是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人民至上原则，在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意见，给予人民政治权利和自由[1]。人民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与动力，也是丈量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尺度与标准[2]。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国共产党都牢牢把握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前进方向，所以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更离不开中国人民。

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此背景下，衍生出教育现代化和教育治理现代化，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与挑战[3]。就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而言，影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必须与人民互动，“人民是我们党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 ,这从根本上明确了“人民标准”是衡量党执政成效的主要依据[4]。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过程中要坚定人民立场毫不动摇，紧紧依靠人们谋发展、奔未来，追求教育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5]。大学内部文化治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价值遵循的自觉性，只有将党性与人民性统一于文化治理内蕴，才能加快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

(二)科学性与真理性相融通

在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指引下，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要坚守科学性价值遵循，推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在实践中深化并逐步走向真理，为科学治理注入源源不断的价值支撑与实践动力[6]。大学内部文化治理旨在统筹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重塑文化治理体系，形成良好治理风范，增长文化知识，培养科学意识。

坚持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科学性与真理性相融通是重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的有效手段。科学性体现在教育治理观念的更新和手段革新等方面，这对于教育改革内容上的推陈出新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科学性不仅重在开发创新性教育内容，培养尖端型人才方面，还注重制定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监督体系，落实各主体的责任义务[7]。真理性则体现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过程中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实践逐步走向真理，避免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揠苗助长、饮鸩止渴的情况。科学性和真理性是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随意丢弃。

(三)民主化与效率化相联结

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过程中，民主是尤其重要的一点，相对于治理一元化来说，治理多元化更能凸显大学内部治理的高效和科学。近年来，我国深化“放管服”改革，逐渐下放权力。同时，各高校也在积极推进“去行政化”,在治理过程中，注重教学、管理、决策等程序的信息公开和民主高效[8]。

大学内部文化治理民主化主要集中于三方面。第一方面表现为完善教师职工代表对治理工作的监督机制。高校内部定期召开教职员工代表大会，高校管理层不得私自通过决议，每项决议都要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中进行集体表决，表决通过后方可生效。第二方面可概括为拓宽学生代表参与监督治理的有效渠道。大学生作为高校内部的学习主体，同样也拥有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监督权，各学院或各专业应推选出学生代表，承担学生“发声人”的责任，对学校的文化治理进行监督与评价。最后一方面在于营造民主公开的大学文化治理环境，这与建设“阳光政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通过决议后要及时在学校官网进行公示，还要顺应新媒体时代潮流，可充分利用本校的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进行信息公布，保证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程序公开和信息透明。

在推进治理民主化的同时，也应注意效率化。能否持续推进民主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治理成效是否显著，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民主化建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如果只是将民主建设写在纸上而不在实践中检验，那么民主化的效率及广大师生的权利也将无法得到保障，大学内部文化治理将成为一个空壳[9]。因此，在积极推进高校内部民主化建设的同时，也要注重效率化的提升，只有高效率的民主化建设才符合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基本要求与评价标准。

(四)法治化与规范化相契合

法治化与规范化是大学文化治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关乎文化治理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正当。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法治化一方面依赖于各高校依照教育部章程制定校规校纪，学校领导、任教教师以及学生各司其职，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酌情变通，深入贯彻大学内部治理法治化原则。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教授治学、教授治校的渠道与方式。高校内部文化治理不能仅仅依靠高层领导班子，学术权力是行政权力的基础和先导，可通过公正、规范的程序让具有突出学术影响、广泛代表性的教授、教师组成各类学术组织，行使学术权力，使高校内部文化治理逐渐走入正轨。

健全高校内督导体制机制、提升教育督导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促进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规范化的重要举措。教育治理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建议，高校内部权力主体众多，可充分采取多元主体共同理事方式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这对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现代化氛围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现存问题

“欲速则不达。”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发展速度迅猛，导致大学内部治理出现多种文化冲突，也可称为治理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紊乱、失调现象，例如官僚思想百杀不死、人治高于法治，以及将规章制度束之高阁等现象时有发生，大学内部文化亟待治理。

(一)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

官本位思想是我国封建社会残留至今的糟粕，其中心思想就是当官者将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几乎完全以个人喜好处理所有问题[10]。这可能也从一方面解释了古代人为何如此崇尚科举考试，最终目的在于得一方官职，光耀门楣。而现代的大学并不是以权力为主体，学术文化才是高校内部文化的主旋律。所谓大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但大部分大学领导层似乎将“权力”二字看得格外重要[11]。在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应当是弘扬学术为先、坚守研究真理的学术自由园，教师与学生都将学习和研究作为根本任务，而不是绞尽脑汁去争当院长、处长等官职。之所以将官位看得如此之重，原因有二。其一，官本位思想萦绕于脑海当中，扰乱管理人员心绪。做官后带来的好处与红利使当官者无法抵抗。其二，部分人阿谀奉承、放弃个人原则甚至违背法律条令，将做官者抬到较高的位置上从而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从这两个主要原因来看，官本位思想仍然作用于大学治理过程当中，这与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是背道而驰的。

就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的高校管理层人员手握实权的确比学术人才要多，大学的校长、各学院的院长、书记等通常将权力的重心放在管理上，他们是主管行政的负责人，通常也拥有相当的学术权力。由此可见，我国大学内部治理其实是由拥有行政权力的教师所掌握的，而所谓的学术权力却与行政权力混淆，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使高校内部的学术人、研究人无法有效行使自己的学术权力，导致大学的学术本质出现了偏差。如果管理者只是一味地追求地位高低、权力大小，那么大学内部的文化治理就会出现问题。众所周知，管理人员的素质与高校发展水平直接挂钩，近年来已查处的案件暴露出官僚主义危害学术环境，例如湖南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黄惠勇、广西财经学院原党委副书记兼院长席鸿、沈阳音乐学院院原党委书记董亲学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违规行为。官本位思想带来的种种恶果都逐渐浮出水面，大学本就是一个尊重学术、崇尚学术的乐园，不应该因官僚思想而变质腐烂。

(二)人治缺乏监督与制约

溯源历史，我国是传统的法治化国家，自战国时期便有韩非子提出以法律为基础，制定明确而严厉的法度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并管理百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开启了法治化建设新征程。但在高校治理时还是一定程度地依赖于“人治”,“人治”观念主宰大学内部的文化治理，“人治”产生的问题屡见不鲜，不依托法治的人治既不民主也不科学。“人治”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中产生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制约和监督，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几乎依赖于管理者的意见，很少有反对的声音，周围的大部分人存在阿于奉承、献媚讨好的情况[12]。在这种权利逐渐独大的情况下，管理者变得胆大妄为、放飞自我，这也是出现高校管理者违法乱纪的原因之一，没有法治的约束，人治岌岌可危。

一旦“人治”占据上风，对高校内部的文化治理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例如，广东开放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卫红违背组织原则，违反党规党纪，擅自妄为，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取巨额钱财。由此可见，高校的治理权并不能集中于个人或者小团体，如个人或团体权利过大则会导致高校内部的文化失调，严重影响师生权力的公平以及高校治理的水平，造成普通教师学术权力得不到有效保障，治学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进而影响学术生态环境，引发我国大学的错位政绩观和功利化教育观，使各高校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止步不前。

(三)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

教育部巡视组在给予有关高校的反馈意见中的主要问题就包括“干部考核问责、能上能下的机制不够完善”“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和考核等还缺乏刚性、可操作性的制度要求”“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完善，缺乏适合本校特点、操作性强的考核和责任追究具体办法”等[13]。目前，一部分高校并没有遵从教育部指示，建立起一套系统完整的高校治理章程，制定管理人员和从教人员具体细则规定。大部分高校按照教育部规定制定了所谓的“完美”校程规章，但在高校文化治理的运行过程中使用频率寥寥无几，只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敷衍了事。还有一小部分高校虽然制定了校本章程，但由于官僚思想作祟，仅仅是根据管理者喜好随意制定，在执行过程中还可以大批量更改，导致整个治理程序混杂，无法甄辨真正的规章内容，给治理造成严重的困扰和麻烦。

“文化是人的活动，它从不停止在历史或自然过程中所给定的东西上，而是坚持寻求增进、变化和改革。人不是单纯问事物是怎样的，而是问它应该是怎样的。以这种方式，他能够通过确立超出实际状况的规范(超越性),而突破自然过程中或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确定条件(固有性)。”[14]事实上，人作为文化治理的主导者，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高校内部文化治理中依靠法治制约人治，将管理者拉回现实，落实教育部指定的规章体系，为打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奠定基础[15]。在治理决策过程中，参与进来的权利主体越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群众性就越差，决策执行时难度也会越大。2020年11月20日至2021年1月8日，省委第九巡视组对泰州学院党委进行巡视，巡视反馈结果就包括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针对安全管理抓而不紧以及制度建设着力不够等问题，从侧面折射出部分高校存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情况。

三、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下的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已然到来，大学内部的文化治理水平要紧跟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因此，应从各高校内部出发，按照科学有效的治理原则，构建以大学章程为核心、与大学发展规律相适应且契合我国教育现代化要求的大学内部治理文化[16]。文化重塑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再生与积淀，更是高校文化治理内涵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优化大学内部文化治理原则

1.以生为本原则

20世纪70年代年我国提出恢复高考制度，21世纪提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越来越体现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7]。高校内部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师生应同心协力、达成共识，秉持以生为本的态度制度出一套高效的文化治理制度，要有大局观念，在工作中少拉帮结派、少扯皮，避免“一言堂”和“家长制”。

高校内部文化治理还要充分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注重大学文化治理的价值与意义，建设融合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环境文化为一体的大学内部治理文化，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18]。落实“以生为本”的治理原则，不断探索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注重学生个性化与综合化的兼容，最大限度地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权和选择权，构建多元化和开放式的学生培养路径，推动落实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促进高校内的教育公平和公正。

2.以法为尊原则

知法明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道德品质，从“识字扫盲”到“教育强国”,我国始终坚持守正创新、遵纪守法的文化治理与教育改革。1993年2月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努力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现代化[19];21世纪初，我国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满足了普通民众上大学的热切期盼；当今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造就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四有新人”。

在中国式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大学内部文化治理遵循法律至上原则。高校要认真梳理本校发展历史、总结学校发展经验，制定适合本校实施的校本章程，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坚持守正创新的前进方向，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治校育人[20]。不仅如此，还要求高校领导层要坚定初心跟党走，依法治校育英才，牢牢把握先进文化治理的前进方向，自觉遵守党规章程，尊法规守纪律，努力实现高等教育文化治理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与和谐式升华。

3.以实为尚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之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21]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实事求是基本原则，才能发挥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并在高校运行中自觉遵守，增强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真实感和信任感。

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要重视对学校特色特点的培育与发展，治理的思路、方式都要结合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进而转化为办学特色，增强治理本土性，避免千“学”一面的情况[22]。各高校要认知本校文化特色，重点推广文化优势，同时也要积极寻找文化劣势，悉心听取他人的建议，对文化问题进行改进。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引领下，书写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文化，探索出一条更加真实独特的大学文化治理路径，构建出更具感召力和引领力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

(二)重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

1.尊重学术文化主体地位

大学以学术为根基，学术性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和最本质属性[23]172。缺失了学术的大学就像一个人丢掉了灵魂，古往今来，大学以学术和研究作为两大根本任务，学术文化理应作为大学发展中的主流文化，为学习者和研究者发声。如何具体巩固学术文化主体地位，有以下三点做法。

其一，充分尊重学术文化，给予学术主体权利。在重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学术主体作为权力主体的一部分，应当被给予法律规范的各种权利。为构建生态型文化治理样态，须多方协同努力，赋予行政文化以学术内涵，提升管理层人员学术研究水平，促进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科学高效[24]。

其二，培育学术意识，凝练文化精神。在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各权力主体都要树立“学术”的思想和认识，将学术文化变成大学治理的符号和特征[25]。在进行大学内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学术权力，给予学术权力主体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在规则制定、程序规定、权力分配等方面倾重于学术权力，赋予学术文化新的内涵和任务。

其三，建立民主、平等和协商的权力运行机制。尊重学术人的声音，以强化学术权力、维护学术尊严为价值依归，要建立“学术人”走进行政权力的运行机制，使行政权力主体以“学术”为根本指向，逐步改变传统、刻板和严格的行政科层管理，建立围绕学术的主动、柔性和平坦的校园服务方式，为学生群体营造自由轻松的学习氛围，也为教师群体构建民主创新的研究场所[26]。

2.助推法治文化落地生根

为了确保大学内部治理稳步前行，法治文化不可或缺。法治文化与学术文化同等重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文化提供支撑，起保障作用。在高校内有效落实法治文化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制定校规章程，确保一校一章程。

要依照党的领导建立起法律制度制定、执行、问责和监督等机制，形成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法治文化氛围。在学校章程制定完毕后，校内所有人员按照制度依法办事，不得有藐视法治文化的行为出现，如出现此类现象，应当按照处罚规定进行整治[27]。

第二，形成法治文化共同体意识。

有相当一部分人漠视法治文化，将它视为空谈，但事实上，法治文化在促进高校文化治理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依法治校提供可靠依据，各主体应该养成遵纪守规的文化自觉，推动大学内部文化治理越走越远。

第三，营造公开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

有关于学校、学院的重大事项要组织民主决策大会进行统一决策，充分尊重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参与权。一旦有否决现象出现，不能随意隐匿信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进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3.构建诚信文化双向互动

“在组织管理情景中，可信任度与自愿接受组织决策有着正相关的显著差异性，是影响自愿接受组织决策的最重要因素。”[23]173可见，诚信促使大学内部文化治理更加顺畅通达，减少人与人之间无端的猜疑和妒忌，为组织管理增添润滑剂。实现诚信文化双向互动应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心存诚信观念，树立诚信意识。诚信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文化，如果每个人心存诚信观念，那么会增强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感，进而容易形成互惠共赢的文化理念[28]。大学内部文化治理最需要的就是相互信任、彼此认同，拥有诚信是一个管理者最难得也是最宝贵的品质。

其次，运用诚信智慧，弘扬诚信文化。心中有诚信，共赢成默契，大学内部紧密联系、关系复杂，如果各部门之间充满信任，那么整体治理也将降低难度。在高校内部弘扬诚信文化，对上至校长、书记，下到学生群体都有相应的益处。因此，应灵活运用诚信智慧，化解不必要的纠纷与难题，在大学内大力弘扬诚信文化，形成“人人守诚信，治理要共赢”的诚信氛围。

最后，坚持实事求是，拒绝盲目认同。当然，“诚信”不是盲目地讲原则和论事实，不能遇事只是“一根筋”,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原则，在理性通达的基础上做到“诚信”二字。文化治理过程中坚守诚信原则和法律底线，有个人辨识力和选择权，远离盲目跟风和主观随意性。

总之，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不可一蹴而就，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产生的问题正在逐步被攻克。为此，高校要自觉履行文化治理价值遵循，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内在文化治理矛盾，重塑大学内部文化治理体系，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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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汪伟旭.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大学内部治理文化重塑[J].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2024,43(09):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