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预计至205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到4.34亿，即将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1]。因此，如何引导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提高其幸福感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2]。目前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主观幸福感[3-4],但主观幸福感仅为总体幸福感的一个指标。总体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做出的总体评价，能够直接反映个体是否幸福[5]。因此，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不仅是对老年人心身健康状态的综合评估，也是衡量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6]。已有研究[4,7-9]证实，社区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可受到生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心理(抑郁)、家庭(家庭关怀度)、社会(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以往有关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角度大多集中于单一层面(个人层面)[3-4],未能系统地将老年人置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同时未探讨生理、心理、家庭、社会四个层面对其总体幸福感的影响，且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四个层面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尚不明确。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的生理-心理状态与家庭-社会系统相互作用影响着个体发展，强调个体的生理因素可通过心理状况、家庭功能和社会关系影响个体的整体功能[10]。基于此，本研究结合以往研究，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拟从生理、心理、家庭、社会四个方面探讨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以期为科学的提高老年人幸福感，促进积极老龄化提供理论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2年2月至3月对浙江省杭州、温州、绍兴、金华4个城市的237例社区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年龄≥60周岁；社区居住时间≥6个月；意识清楚，认知功能正常，能自主回答问题；有较好的理解能力，能与研究人员沟通交流。排除标准：重症或终末期疾病患者；有严重精神疾病、听力障碍，无法配合调查者。采用样本量粗略估计法[11]:影响因素研究的样本数至少是变量数的5～10倍。本研究中共有26个变量，因此计算出样本量为130～260例，考虑到无效问卷，再将其扩大20%,为163～325例，最终纳入样本量为237例。本研究已获得温州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NO.2021-025,所有研究对象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居住形式、宗教信仰、锻炼情况、患慢性病种类、职业或退休前职业、配偶职业或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配偶的文化程度、退休工资、健康自评情况及社会经济地位(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健康自评情况是衡量个体对其健康状态感知的一种常用方法[12],研究者通过向老年人询问自己的主观健康情况予以测量，按照0～10分划分，0分为非常差，10分为非常好[13]。社会经济地位根据老年人及其配偶的职业或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退休工资三个方面进行衡量[14]。职业：无业/失业、其他、农民、工人、服务员、公司职员、商人、私营企业主、技术人员、干部/公职人员，依次赋分为1～10分；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及以上，依次赋分为1～4分；退休工资：≤2 000元/月、2 001～4 000元/月、4 001～6 000元/月、>6 000元/月，依次赋分为1～4分。其中，职业依据职业声望得分[15]赋分，老年人及其配偶的职业或退休前职业与文化程度均取二者较大值[16]。将以上指标分值相加，转化为社会经济地位，其总分范围为3～18分，取值越大，表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1.2.2 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Scale, GWB)

采用段建华[17]修订的中文版总体幸福感量表评价老年人的幸福水平，共18个条目，包括对健康的担心(条目10、15)、精力(条目1、9、14、17)、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条目6、11)、忧郁或愉快的心境(条目4、12、18)、对情感和行为控制(条目3、7、13)、松弛或紧张(条目2、5、8、16)6个维度。条目1～14采用1～5分或1～6分计分法，条目15～18采用0～10分计分法，按选项得分值累计，其中条目1、3、6、7、9、11、13、15、16为反向计分，总分范围为14～120分，得分越高，幸福感越强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各维度得分转化为标准化分，标准化分=原始粗得分/理论最高值×100[18]。

1.2.3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 ADL)

该量表由Mahoney等[19]研制，后被Leung等[20]翻译成中文，用于评估被试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共10个条目。排便控制、排尿控制、如厕、穿衣、进食、上下楼梯6个条目按0、5、10分3级计分；床椅转移、平地行走2个条目按0、5、10、15分4级计分；洗澡、修饰2个条目按0、5分2级计分。总分范围为0～100分，评分越高表示日常活动能力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7。

1.2.4 抑郁症筛查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

该量表由徐勇等[21]翻译修订，用于被试者抑郁初步诊断和严重程度评估，共9个条目，包括情感方面和躯体症状两个维度，各条目采用4分(0～3分)制评分法，总分范围为0～27分，得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7。

1.2.5 家庭关怀度指数(Family APGAR Index, APGAR)

该量表由Smilkstein等[22]设计，吕繁等[23]翻译修订，用于测量被试者对家庭功能的满意度，共5个条目，包括适应度、合作度、成长度、情感度和亲密度，各条目采用0～2分评分法，总分范围为0～10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怀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4。

1.2.6 Lubben社会网络量表(Lubben Social Network Scale, LSNS-6)

该量表由Lubben等[24]编制，Chang等[25]翻译修订，用于评估被试者社会网络水平情况，共6个条目，包括家庭网络(3个条目)和朋友网络(3个条目)两个维度，各条目采用0～5分评分法，总分范围为0～30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网络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开始前，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确保调查人员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减少人为干扰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正式调查前，调查人员向老年人介绍本研究的目的，取得老年人的知情同意。问卷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发放，以老年人自填为主，如填写有困难者由调查人员将问卷条目读出，根据其选择代为填写。量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并进行检查，如发现漏填项目立即请调查对象进行补充。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42份，回收237份，有效回收率97.9%。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EpiData 3.1双人录入，采用SPSS 26.0、Amos 28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组间比较，应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分层回归、路径分析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社区老年人一般资料及总体幸福感单因素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37例老年人，年龄为60～94岁，平均(72.02±6.64)岁。总体幸福感得分为(87.07±11.76)分，其中男性得分为(88.16±10.67)分，女性得分为(86.03±12.68)分，与全国常模[男性：(75.00±15.00)分；女性：(71.00±18.00)分][26]进行分析比较，男性(t=13.282,P<0.001)、女性(t=13.040,P<0.001)均高于全国常模。根据社区老年人及其配偶的职业或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退休工资三个方面(见表1)计算SES得分为(8.44±3.68)分。健康自评情况得分为(7.05±1.62)分，ADL得分为(96.75±10.55)分，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得分为(4.63±3.92)分，家庭关怀度指数得分为(8.41±2.03)分，Lubben社会网络量表得分为(15.68±6.57)分。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居住形式、锻炼情况、患慢性病种类的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社区老年人及其配偶的职业或退休前职业、文化程度、退休工资情况(n=237)

表2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单因素分析结果(n=237)

2.2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量表标准化得分及Lubben社会网络量表维度得分情况

总体幸福感量表各维度得分中忧郁或愉快的心境维度得分为(17.73±2.33)分，对情感和行为控制维度得分为(13.44±2.35)分，松弛或紧张维度得分为(20.25±3.63)分，精力维度得分为(20.77±3.32)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维度得分为(7.54±1.76)分，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得分为(7.34±2.58)分。标准化得分：忧郁或愉快的心境维度得分为(80.57±10.57)分，对情感和行为控制维度得分为(79.05±13.81)分，松弛或紧张维度得分为(77.88±13.97)分，精力维度得分为(74.19±11.87)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维度得分为(68.58±15.98)分，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得分为(45.89±16.12)分。Lubben社会网络量表各维度：家庭网络维度得分为(8.63±3.38)分、朋友网络维度得分为(7.05±4.53)分。

2.3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与各量表得分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健康自评情况、ADL、家庭关怀度指数、Lubben社会网络量表得分与总体幸福感得分呈正相关，抑郁得分与总体幸福感得分呈负相关，见表3。

表3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与各量表得分的 相关性分析结果(r值)

2.4 影响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分层回归分析

以总体幸福感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及健康自评情况、ADL、抑郁、家庭关怀度、朋友网络作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4。其中生理层面因素(锻炼情况、患慢性病种类、健康自评情况、ADL)纳入第一层，心理层面因素(抑郁)纳入第二层，家庭层面因素(居住形式、家庭关怀度)纳入第三层，社会层面因素(朋友网络)纳入第四层，见表5。

表4 自变量赋值方式

表5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分层回归分析结果(n=237)

2.5 不同层面因素对总体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分析

根据社会生态学理论以及相关参考文献[4,7-9,27-30],以ADL、抑郁、家庭关怀度、朋友网络及总体幸福感总分进入模型。经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较好，卡方自由度比值=1.386(<3),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0.040(<0.08),适配度指数值=0.998(>0.9),调整后适配度指数=0.965(>0.9),规准适配指数=0.992(>0.9)、增值适配指数=0.998(>0.9)、非规准适配指数=0.977(>0.9)、比较适配指数=0.998(>0.9)。根据模型提示，ADL、家庭关怀度、朋友网络对总体幸福感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抑郁对总体幸福感有直接影响，ADL、抑郁、家庭关怀度、朋友网络对总体幸福感影响的路径分析见表6,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见图1。

表6 ADL、抑郁、家庭关怀度、朋友网络对总体幸福感 影响的路径分析(n=237)

图1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图

3、讨论

3.1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本研究显示，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得分男性和女性分别为(88.16±10.67)分和(86.03±12.68)分，均高于全国常模水平，总体幸福程度处于较高水平。这可能与本研究仅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浙江省社区老年人有关。据统计，浙江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中国省份排名前四[31],老年人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则会更进一步重视精神的发展，促进幸福感水平的提升。通过总体幸福感各维度标准化分结果可知，忧郁或愉快的心境(80.57±10.57)分、对情感和行为控制(79.05±13.81)分，这两个维度得分较高，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得分(45.89±16.12)分，水平较低。由此表明，社区老年人拥有较愉快的心境及高控制感，且对自身的健康水平有较高的自信心。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政府日益重视老年人精神文化的发展，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及医疗保险制度，积极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32],使老年人保持着较为愉悦的心身及应对变化时拥有较高的调适控制能力。而对健康的担心维度得分相对较低，提示社区老年人对自身健康水平存在忧虑。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会面临身体器官衰老及功能下降，进而造成身体受损和生活自理能力的降低[4],加之本研究纳入对象中近2/3的老年人受到慢性病的困扰。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应多加强对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定期对老年人身体进行检查，降低其对自身健康的担忧，从而达到更高的幸福水平。

3.2 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受多种因素影响

3.2.1 健康自评情况及患慢性病种类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是影响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主要生理因素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健康自评情况与总体幸福感存在着一定关联，健康自评情况评分越高，其总体幸福感越高，此结论与此前已有研究[3,33]结果相似。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状况不仅反映了老年人对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也是老年人根据自己实际的身体状况做出的判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实际情况[33]。老年人认为自身的健康情况越好，表明其有更高的自我效能及正性情绪，能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降低其内心的空虚孤独感[3],从而体会到更高的幸福感。不清楚自身是否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其幸福感低于患有慢性病的患者，这可能与不清楚自身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疏于关注自身健康情况有关。此外，本研究结果提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水平越高，总体幸福感越高，此结论与已有研究[4]结果相似。且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ADL对总体幸福感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通过抑郁及朋友网络对总体幸福感产生的间接效应。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患病的概率也会随之增加，伴随着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水平的降低，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幸福感水平。同时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水平下降的老年人也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减少，产生社会隔离，从而进一步影响其总体幸福感水平。因此，社区工作者应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指导，积极鼓励老年人参与体育锻炼及活动，提高身体健康水平。

3.2.2 抑郁是影响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重要心理因素

心理健康状态是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抑郁是老年人中发病率较高的心理疾病[34]。本研究中，社区老年人的抑郁水平可负向预测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水平，即老年人抑郁情绪越高，其总体幸福感水平越低，该结论与此前的研究[7]结果相符。多数老年人因退休后的社会角色转变，使其社会联系和社会支持体系减弱，因而产生角色适应不良，从而产生抑郁等心理，影响其总体幸福感水平。因此，社区工作者应对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加以关注，开展心理教育，及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老年人的负性情绪的困扰。

3.2.3 家庭关怀度以及与家属共同居住是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家庭保护因素

本研究显示，社区老年人若拥有较高的家庭关怀度，其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此结果与李忠莲等[3]的研究结果相似。路径分析图显示，家庭关怀度可通过朋友网络对总体幸福感产生影响。良好的家庭环境是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条件与保障，对老年人的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35]。家庭关怀是老年人重要的支持力量，家庭关怀度越高的老年人与子女及伴侣的关系越亲密，其社会参与热情也更高，易产生社会参与感[36];反之，家庭关怀度越低，则越易产生社会隔离和孤独感等负性情绪[29],从而导致总体幸福感的降低。本研究发现，尽管有无配偶与老年人的总体幸福观无关，但与配偶同住或与配偶、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其总体幸福水平均高于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究其原因，与配偶、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在生活、情感、经济等方面能得到较高的支持[3],不仅能感受到配偶对自身的情感和经济支持，配偶也会分担一定的生活压力，因此幸福水平高于与子女同住者。所以，应积极鼓励家庭成员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尤其是子女多与父母交流，营造来自家庭的安全感与归属感[37],可有效提升老年人总体幸福感。

3.2.4 社会网络是老年人总体幸福感不可忽视的社会因素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与老年人总体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社会网络的大小是社会支持水平的重要体现，拥有广泛的社会网络则表明老年人与家庭成员、朋友间的联系密切，应对压力时则能更积极地寻求社会帮助，降低个体的心理压力，提升幸福感水平。本研究中，社会网络中朋友网络得分越高，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本研究结果显示，朋友网络可对老年人的总体幸福感产生直接效应，也可通过抑郁对总体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随着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以及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与他人保持适当的友谊关系，有助于老年人消除一定的抑郁情绪及减轻社会隔离的现象，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38]。但本研究结果显示，朋友网络对老年人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朋友支持存在着较大的变动性[39],老年人会由于自身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下降、朋友离世等原因导致朋友逐渐减少。因此， 社区工作者应积极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扩大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同朋友保持紧密的社会联系，构建更为多元的社会网络，科学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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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编号202210343009;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编号2022R413A010; 温州医科大学本专科学生科研立项课题(社会科学类),编号wyx 2022102007;

文章来源:戴诗梦,史莹莹,林仁毅,等.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社区老年人总体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与康复,2024,23(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