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正在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全面推进数字乡村战略是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步，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战略方向，同时对农村数字经济与乡村数字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发展与提升的基础在于农民，农民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迫在眉睫。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战略，强调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要从十个方面着手。2023年，《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1]明确构建覆盖全民、城乡融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发展培育体系；持续推进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实现乡村产业、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数字化发展。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持续推动数字乡村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差距[2]。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其数字素养水平高低是数字乡村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目前，我国农民数字素养发展水平仍呈现中东部地区发展领先、东北部相对滞后的现象，对其参与数字乡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形成制约。

2021年发布的《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城市居民数字素养平均得分超农村居民37.5%，在不同职业中，农民数字素养远低于平均值57%，仅有18.6分，城乡“数字素养鸿沟”差距大，群体间数字能力鸿沟差异显著。当前，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低，掣肘我国乡村振兴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因此，本文基于此，在充分了解农民数字素养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合于我国本土的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并针对性地提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途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水平。

1、农民数字素养概述

1.1 数字素养的概念与内涵

“数字素养”由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于1994年提出[3]。随后，保罗·吉尔斯特在《数字素养》一书中将数字素养解释为在数字信息时代对数字的使用与理解[4]。国际图联发布的《国际图书馆协会和机构联合会数字素养宣言》指出，数字素养是个体为满足其自身数字信息需要并充分发挥其数字技能以获取数字信息的能力。学者武小龙等认为，数字素养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数字素养指信息获取、筛选、处理、应用等的能力与技能；广义的数字素养指个体关于“知识、技能、态度、伦理”等的思考方式[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中以数字安全、问题解决、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职业能力相关七个方面评价数字素养。以色列学者阿尔卡来提出，数字素养概念框架包含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分支素养、信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五大框架。武小龙和王涵结合胜任素质理论提出，数字素养框架应包含外显的基础层与应用层以及内隐的创新层与价值层，将数字基础知识、技能运用以及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态度、情感、伦理等融合在一起，综合考察农民数字素养发展情况[5]。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素养的内涵及概念都有深入的研究，国内学者关于数字素养的研究部分源自于对外国学者研究的延伸，有关农民数字素养这一板块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我国国情和发展的需求，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与提升不仅具有本土性的特征，而且内部发展呈现差异的特殊性。因此，梳理我国农民数字素养的框架体系并研究其培育路径具有一定意义。

1.2 农民数字素养在我国发展现状

农民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提高。2021年发布的《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6]指出，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得分仅35.1，比城市居民低37.5%，制约城乡数字发展的不再是基础设施的差距，而是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调查发现，农村居民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已经趋近于城市居民，在使用电脑创造价值方面的能力欠缺是短板。研究表明，电脑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生产力工具，与部分收入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数字能力越高，收入水平越高。《2023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提出，2022年我国共培育了75.39万高素质农民，全国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辐射超过1.85亿人次。通过对农民数字技能的培训，有效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水平，并对周围农户起到了辐射带头作用[7]。通过国家层面的文件要求以及具体的实用技术培训、科技科普、“名课名师”项目等提高农民获取、筛选、辨别数字信息能力，通过掌握现代化技能，满足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生活需求，提升了农民数字素养。

农民数字技能助推乡村经济发展。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不断发展完善，2022年，农村地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2.27亿，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8]。以青海省线上“茶马互市”APP为例，农户通过“茶马互市”APP发现牛肉价格上涨，便通过APP确定出栏数，完成线上活畜屠宰交易。“茶马互市”APP整合了青藏高原牛羊活畜交易资源，在这一平台上有上千养殖户与屠宰户完成着各自的工作，APP上线仅8个月便完成交易额3184.8万元。从“线下”转到“线上”，从“自己找”到“自己选”，农产品数字化交易打通了原本东西交易不便、信息闭塞的情况，养殖户可以根据价格随时下单，降低交易风险。通过“茶马互市”线上交易平台，建立起扎根本土，带动省会城市，整合全省资源，面向全国的互联网交易生态圈。

农民数字素养技术条件逐步完备。根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实现全覆盖，5G加速向农村延伸，实现了“县县通5G”。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0.5%，农村网民规模达3.01亿人，占网民整体的27.9%，移动设备已经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各地开展的技术培训、“名课名师”项目帮助普通农民掌握基础数字技术，帮助有一定数字技术基础的农民掌握农业生产生活的相关技能，均为农民使用数字技术、提升数字素养提供了基础。

2、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结构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中包含了七大数字能力领域，分别是数字安全、问题解决、职业相关能力、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并对每个领域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细分[9]。在结合数字素养内涵、数字乡村建设相关文件及农民本土化特征基础之上，参考联合国《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提出我国农民数字素养框架的基本内容，包含数字基础素养、数字技能运用素养、数字创新素养与数字意识素养四个维度。

2.1 数字基础素养包括数字信息与数据素养和数字社交素养

数字信息与数据素养是数字素养提升的基础。农民要充分获取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数据、信息并加以运用，通过数字技术满足生活所需，从而提高农民数字素养。第一，了解数字设备。这主要体现在农民能够熟练操作数字设备实物与数字设备软件，从而迅速地获取数字信息。第二，浏览、搜索和筛选数据与信息。这体现在农民有意识的运用智能设备浏览、搜索和筛选数据信息，主动获取并运用真实有用的信息解决问题。第三，评价管理数据与信息。这主要体现为获取信息后，农民能够对信息内容有自身合理的认知，不盲目制造或追随舆论，同时，在获取有关农业生产的数据信息后进行有效分析并发挥数据信息的价值，使其反作用于农业生产生活中。

数字社交素养是指农民通过数字平台进行交流、传递信息的能力，这一能力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干扰，呈现出连续性、交互性、实时性等特点[10]。第一，互动的意愿。主要体现为农民愿意将个人的想法通过数字技术传递给他人，同时获取数字内容的人能够准确的识别数字信息，理解他人所传递的想法，并在合法的前提下开展交流活动。第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农民足不出户便了解政策的愿望实现。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农民可以在合法情形下提出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对生活中违法事件的举报，通过数字工具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政府，构建起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桥梁。第三，协作。协作是指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某项活动，达成活动目的的过程。农民运用数字工具不仅可以获取信息、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且能获得政府、企业和其他个人的帮助。

2.2 农民数字技能运用素养包含数字农业素养和数字金融素养

农民数字农业素养是指数字化手段与高新技术在农产品生产、交易、运输等阶段的运用，从而实现农产品产量与质量、打造农产品知名度与附加值的能力。第一，运用数字技术参与生产。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农业生产也随之提出新要求。作为新时代农民，要学会利用遥感技术、地面物联网等动态检测农作物的种植情况，实现水肥精准施用、精准种植、农机智能作业，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智能管理[11]。第二，利用数字技术助力农产品流通与运营。农民通过国家数字平台，依托农业发展新业态，发展共享农业、云农场等线上经营模式，利用数字技术拓展农业发展范围。同时，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中，农民通过数字平台打通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知名度与附加值。

数字金融素养由理解金融知识、运用金融技能与熟知金融风险三方面构成，是农民能够运用数字技能解决金融问题的能力。第一，理解金融知识。农民首先要具备了解金融知识的能力，其次要了解关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政策相关基础知识，最后农民要了解资产配置、理财、保险、借贷等专业的金融知识，以具备解决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所遇见的金融问题的能力。第二，运用金融技能。农民在了解金融知识的前提之下，将金融技能运用于生活中的能力。主要包括农民能够运用银行APP、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转账工具完成基础的转账功能；通过运用银行借贷业务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难题，通过理财、保险等业务完成对家庭财产的重新配置和保障，提升农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第三，熟知金融风险。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并不一定保险，农民在进行金融行为前，要了解相关风险，在出现金融风险后，要能够有应对风险的能力。

2.3 数字创新素养主要指数字文化创新素养

数字文化创新素养是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以及依托文化知识创新、传播乡村文化的能力。对于农民而言，第一，学习文化知识是农民理解文化知识、投身文化创作的前提，是农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是农民主动融入数字时代的重要举措。数字乡村的建设离不开数字人才的支持，而人才的培养是从有学习知识的意愿开始。因此，在针对农民的学习上，要从提高农民的学习意愿入手，提高农民学习数字知识与数字技术的意识，使其正确认识在数字时代的公民身份。第二，农民通过数字平台扩展了乡村文化传播的范围与领域，例如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介绍家乡历史文化、传播乡风文明。这些前提是农民掌握数字整合与创建技能，其次是要能够编辑数字内容，融入创造性想法，将题材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进行传播。第三，农民在创新过程中要有敏锐的意识，将农业农村相关的创新内容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对乡村文化进行创造，赋予乡村文化新的内涵；农民在传播乡村文化同时，要注重与当前社会主流发展相结合，进行文化创新，更利于青年人对于文化的接受，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2.4 数字意识形态素养包括数字安全素养和数字伦理素养

数字安全素养是指在万物互联时代能够合理使用互联网，注重个人隐私防护，运用合法的数字工具实现政务参与[5]。对于农民而言，第一，农民需要具有较强的安全与隐私保护意识。首先，农民要了解互联网不仅不是万能的，还存在网络风险与威胁，在使用网络时要谨慎；其次，农民在使用互联网时要有自制力，避免无节制地使用网络造成网络成瘾，要学会辨别网络信息来源、抵制网络不良信息，不随意相信“网络馅饼”，防止遭遇网络诈骗。第二，要拥有保护数字安全与隐私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对于获取信息、分享资源时要谨慎，时刻警惕网络骗局，并时常对个人设备进行检测，对个人数据进行定期清理；农民在利用数字平台进行商品交易时，要选择正规的平台保障资金安全，选择合规商家进行交易，减少被骗几率；在互联网交流中保护好个人账号与密码，不随意向他人透露。这些做法对于数字乡村建设中常出现的购物诈骗、电信诈骗等有一定的防护作用。

数字伦理素养是指应当遵循的要求与准则，与现实社会标准相同，在网络使用中同样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农民在乡村数字化转型时，需具备以下方面素养和能力。第一，履行权利与责任。农民在数字乡村发展中要正确行使个人权力，运用合法合规的数字工具开展行动，更要履行个人责任，成为网络平台的使用者与监督者，对个人违法违规行为承担责任。第二，遵守法律法规。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同样都要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农民作为虚拟世界的使用者、信息的传播者、数据的管理者，要遵守数字伦理与法律要求，约束自身的数字行为，合法的利用数字技术达成个人目标。第三，成为互联网“绅士”与“淑女”。农民在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流过程中，要遵守网络礼仪，用礼貌的语言与他人进行交流、在网络上合理表达自己的观点。要文明使用网络，在进行网络直播或互动交流时，不得宣扬封建迷信、不得侮辱谩骂他人、不得传播血腥、暴力等内容。

3、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是农民，如何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民数字素养培育需要政府、社会、学校、企业等多方合力，共促农民数字素养提升。

3.1 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8月，5G网络已覆盖约96% 的乡镇地区。尽管农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出现了较大的改变，但为了更稳定的网络环境，需要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网络的建设与升级。首先，加快5G网络的覆盖广度与深度，不断推进5G网络向农村地区的延伸，提升农村地区以及偏远地区的网络使用便捷性，为“三农”转型发展提供数字底座。其次，加快推进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农村数字化“生活服务圈”建设，实现农民足不出户享受公共服务；设置各类提供信息服务的村级服务站点和设施，通过站点进行线上与线下的结合，着力打通和发挥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作用。最后，融合传统基础设施与智能化基础设施，打造信息综合平台。整合信息资源，建立信息发布、便民服务、政务监督等一体的农村信息综合平台，以便农民获取信息、办理业务等。同时，通过乡村智慧公路、智慧物流等融合基础设施，为农业农村的数字化生产生活提供基础，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3.2 提升数字意识，激发学习动力

提高数字意识能够使农民在学习数字知识、数字技能时不仅是被动的接受，而且是主动的思考和分析，寻找适合自身的学习策略，训练解决问题的数字思维。因此，为提高农民数字素养，首先要提高农民数字意识，使其了解数字知识、接纳数字技术、运用数字工具解决问题。第一，加强数字信息的宣传。通过宣传单、宣传栏、广播等形式向农民宣传数字农业知识、国家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要求，加强农民数字意识。第二，政府、社会、学校要各自发挥作用，形成合力，以政府为依托，社会与学校开展农民素质教育，提升农民数字意识。例如，农业农村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制定综合素质体系，各地政府依据本地农民发展情况，制定农民素质培育细则，并加以监督与落实。第三，根据数字时代发展特点，对农民的技术培训不再只是停留于线下讲授，而是“线上+线下”多方位开展培训。通过线上课程与线下培训班，邀请广大名师、技术人员突破时空限制，将先进的知识与技术传授给农民，提高农民数字素养。

3.3 运用数字知识，鼓励跨时空社交

检验数字知识与技能学习成果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农民是否有意愿、合规范进行数字社交。首先，要提升农民数字社交互动意愿。可以通过举办数字社交活动，例如通过村微信群发布节日活动信息并进行建议与投票，鼓励其表达个人想法；开展数字社交礼仪普及活动，通过话剧、视频等方式科普数字社交礼仪，确保农民在数字平台上的文明交流活动。其次，促进农民参与村务治理。基层政府应当完善政务服务平台，确保村民可以通过例如微信小程序等进入了解政策、提出建议和举报违法事件。再次，强化数字协作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与政府、企业之间通过数字平台，提高农产品生产、销售、运输等方面的便捷性，打开乡村知名度，实现乡村振兴。数字社交不仅是一对一的交流，而且有一对多的分享。最后，基层政府应当开展视频拍摄、剪辑等课程鼓励农民运用智能设备记录生活、创新文化、拍摄乡村传统习俗，并奖励优秀视频、图文记录者，以提高农民文化创新的积极性。

3.4 聚焦数字技能，培养农业人才

数字农业素养与数字金融素养是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体现。通过对农民专业数字技能的培训，提高农业生产智能化、便捷化，从而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感。首先，职业院校应整合资源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提供针对性教学，减少“大水漫灌”粗放型培训，培训目标明确，培训内容符合要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形成规范化的培训方案与标准。其次，高科技、高等人才走进“田头地间”，专业技术人员走进乡村，实地教授农民如何使用智慧农业相关软件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何通过数字平台宣传农产品、提高知名度并实现售卖，如何通过新媒体获取“三农”相关信息等。再次，开展数字技能实地训练，通过教学讲授基础技能知识后，在数字化场地与设备进行模拟与训练，提高农民数字技能掌握深度。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模式不仅增加了数字技能教学意义，而且提高了农民学习动力。最后，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活动。通过开展活动，有效提升农民学习农业数字技能的兴趣，并根据农民年龄、文化程度、务农类型等有针对性地开展合理的宣传与活动，奖励高素质农民和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较快者，也可以和其他地区开展活动，促进农民之间进行数字技术的交流与分享，在提升自身技能时学习他人的经验。

3.5 规范数字伦理，共造和谐网络环境

网络世界中开放的表达环境和匿名化更容易使人展现出道德缺陷的一面，即在虚拟世界进行不道德的行为，降低对自身的道德约束感。因此，为避免农民在互联网交流中出现道德失范行为，需要从多方面对互联网和个人行为进行约束[10]。首先，国家相关部门应出台有关数字伦理与数字道德文件，规范互联网使用行为，并明确网络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其次，建立数字安全机制，保护农民数字安全。通过政府与数字专家合力，组织专家对农民进行数字安全保护讲座，讲授数字安全知识，保护自身账号、密码与财产安全。同时，教农民遇到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进行合理维权，避免遭受网络的二次伤害。再次，发扬乡风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民使用互联网时遵守数字伦理，不发表消极不当言论、不谩骂侮辱他人，共同营造互联网和谐的使用氛围。最后，在对农民进行数字素养培训时，要建立考核制度，提前纠正农民对于网络使用时会出现的不当行为，并增强农民的数字伦理道德意识，避免出现伦理风险，提高农民数字安全意识。

4、结束语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步，而农民是数字乡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数字素养高低与数字乡村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农民数字素养进行培育是助力乡村发展的关键所在[12]。本文通过分析当前农民数字素养发展现状，构建本土化的农民数字素养培育框架以及培育路径，以期为提高农民数字素养、提升农民生活幸福感与农业生产便捷性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3,32(2):69.

[2]姜长云.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J].农村金融研究,2024(2):3-13.

[5]武小龙,王涵.农民数字素养:框架体系､驱动效应及培育路径——一个胜任素质理论的分析视角[J].电子政务,2023(8):105-119.

[6]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EB/OL].

[7]刘明国.《2023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发布词[J].农民科技培训,2023(12):6-7.

[8]农业农村部.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EB/OL].

[10]俎邵静,邓韬.农民数字素养的培育框架及路径研究[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4(2):37-42.

[11]李宣,桂敏,王赛月.高素质农民数字素养探析:框架体系及培育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4(3):91-97.

[12]李宣,桂敏,陆海峰.内生性发展视域下高素质农民培育的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研究——以Z省J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12):84-89.

文章来源:丁颖,马晓东.农民数字素养的框架体系及培育路径研究[J].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2024,36(06):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