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印记理论和社会行为理论,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混合OLS、固定效应回归、系统GMM等方法,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有抑制作用;受到产权异质性的影响,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减弱。因此,建议上市公司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制度,国有企业内部更应充分发挥独立董事作用;在扶贫工作中,国家应该继续倡导"扶贫先扶心"的帮扶理念,加强对贫困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
一、引言
2021年,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形势,我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实现“国内循环”的主体作用,就要不断完善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从2012年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到“十三五”收官的2020年,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从试探前进转入稳步推进阶段。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也随着宏观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不断引发热议。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发现,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仅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员工积极性和企业运行风险,而且关系着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收入分配改革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解决企业内部薪酬差距不合理。缪毅(2019)认为,解决薪酬差距过大且不合理最根本的方法应该从企业内部的管理入手。依据印记理论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处的特殊位置,独立董事能否将其贫困经历与其专业且独立的外部监督行为结合,成为缩小薪酬差距的一把利剑。这在已有研究中所见甚少,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本文的研究可能有以下贡献:第一,基于印记理论、高层梯队理论、社会行为理论,将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拓宽了研究深度,丰富了相关理论的解释范围,强化了结果的客观性。第二,不同于现有的研究大多将所有公司都一概而论,忽视公司间的产权性质差异,本文从企业文化、薪酬结构、公司地位的角度深化和细化了产权异质性对研究的影响。第三,考察了个体价值观在社会阶层跃迁过程中的变化,为国家的一线扶贫工作提供了启发性以及反思性的研究成果,为在长期扶贫任务中缓解相对贫困给予过程补充。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与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对经营管理中的事务决策受其知识储备、情感风格和价值观的影响(Hambrick,1984)。同时,印记理论指出,个体的知识储备、情感风格和价值观主要又受其早年间的学习和生活影响。因此,独立董事早年间的贫困经历会通过其道德情感和价值观进而对公司的发展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早年间有过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在其年少时期极有可能属于社会底层,经济条件较差,接触的资源相对不足,于是形成互依的自我概念,能够体恤员工的辛苦劳作,更加追求外界环境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来看。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日益扩大的企业内部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会提升高管的风险偏好,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促使员工使用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利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由于贫困经历给独立董事留下特殊“印记”,他们在面对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过大所产生的风险时会选择规避,表现出谨慎的行为(李维安等,2019)。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有利于抑制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
(二)产权异质性的影响
在进一步细化研究中发现,国有控股公司在上市公司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例。因为产权异质性的存在,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薪酬结构迥然不同,所以这可能会让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对不同产权下高管和员工的薪酬差距关系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区分这种差异,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将公司产权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
从企业文化的角度来看,产权不同,企业文化也存在差异。佟爱琴(2020)认为,受到历史原因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国有企业内部不仅盛行集体主义“人人为公,全面公有”的思想,而且充斥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企业文化。因此,国有体制内全体员工会因此更加追求公平,继而削弱了独立董事的作用。在企业运行方面,虽然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但是国有企业依旧没能完全做到政企分开(徐亚文等,2016)。国有企业因其特殊地位和所有制性质,企业行为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色彩、管理层的人事任命也都包含着政治力量的博弈。由于国有企业内部产生“所有者缺位”,管理层的办事效率和能力将大大降低,董事会正常的治理能力也会受到影响,独立董事独特的外部监督和建议机制也将受到限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产权性质对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H2a: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减弱。
H2b: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Gap)。选取货币性的高管-员工绝对薪酬差距来度量。
解释变量:独立董事贫困经历(Pid)。从时间维度出发,将0-14岁视作童年时期,若“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处于高管童年期内,则认定其在童年时期有贫困经历。
调节变量:产权性质(Cr)。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信息来区分产权性质,分为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
控制变量:使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衡量股权集中度(Shrcr)、总资产净利润率作为考察盈利性的重要指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Oigr)考察公司成长性、资产负债率(Perdebt)衡量财务风险、公司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独立董事比(Inper)、薪酬委员会规模(Rcs)、年度(Year)。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选取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锐思金融研究数据库(RESST)中我国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研究的初始样本。为保证数据质量,剔除样本中金融业及ST公司不完整的数据与异常值,得到7089个观测值。经过筛选,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最终得到7045个有效样本观察值。
(二)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在面板数据回归中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时间维度出发,现有的研究方法,大部分是静态地考察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因素。由于薪酬差距不仅由当期决定,而且还受到上一期甚至是上几期影响。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可靠的结论,参考有关学者的方法引入被解释变量Gap的滞后两期来完善模型。
Gap=α0+α1Gapt-1+α2Gapt-2+α3Pid
+∑αj×Control+ε
四、实证分析
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状态都属于健康水平。各变量的统计值均属于合理范围,上市公司整体发展符合证监会规定。再对所有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结果略),发现Gap与Pid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为进一步细化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实证基础。然而,与预期不符的是,Gap与Shrcr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该问题的发现值得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继续分析与比较。Size与Perdebt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为了进一步验证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检验结果略),发现各变量的VIF值都低于10,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在混合OLS回归分析中,由于估计结果是有偏差且不一致的。笔者将做固定效应回归和系统GMM进一步细化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根据表1显示,GMM的估计值处于混合OLS和固定效应的估计值之间。因此,系统GMM的估计值是有效的,具有参考意义。
在所有的回归模型中Gap与Pid的关系都是显著的负相关,由此初步验证了假设H1。从系统GMM估计的结果中可以看到,Gap与Gapt-1的关系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且回归系数较大,Gap与Gapt-2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说明滞后一期的薪酬差距对当期薪酬差距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当期收入差距受滞后两期薪酬差距的影响则不明显。Pi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为负,表明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对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假设H1的结果得以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Shrc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公司内部股权越集中越不利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Rcs、Inper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这表明薪酬委员会规模、偿债能力能够抑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与之相反,Size、Oigr的回归系数分别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说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受公司规模、营业收入增长率显著的正向拉动作用。
根据对产权异质性调节作用的实证结果显示,两组数据中Pid的系数均为负,这说明不论是在国有企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于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都产生负向影响,这与未对产权分组前得出的结论相吻合。在国有企业中,Pid的系数并不显著。然而,Pid的系数在非国有企业中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由此可见,产权性质在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同时,这说明产权性质的不同影响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关系,由此验证假设H2。两组样本数据对比说明产权性质下,国有企业中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抑制作用削弱,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非国有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增强。假设H2a、H2b得以验证。在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中Gapt-1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分组回归表明,产权性质的差异并没有影响当期薪酬差距受上一期薪酬差距正向作用这一结论。
表1综合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企业的当期薪酬差距受到其上一期薪酬差距的正向影响。由于公司的业务经营正常运转存在惯性,因此,薪酬的波动也毫无例外地受到惯性作用的影响。第二,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基于其年少时不同寻常的“印记”、严格的外部监督风格、独特的建议机制,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十分显著。这也说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的建立机制相对比较完善,独立董事履行了相应的职能,但是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深入发掘。独立董事存在个体差异,我国的上市公司也不尽相同,不同的公司引入相应的人才,有“贫困印记”的独立董事可以因地制宜地履行自己的职能。第三,受产权调节作用的影响,国有企业中高管与员工间的薪酬差距受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抑制作用削弱。同时,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的背景下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具体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国有企业内部的企业文化强调平均主义,内部文化的认同和根深蒂固的约束机制削弱了管理的作用,独立董事的监督和建议职能受到掣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国有企业由于其特殊的产权性质和社会地位,在日常的经营中强调社会责任,而非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股东对董事会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其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独立董事“装点门面”的现象很大概率会出现,这导致独立董事往往处在一个虚职的状态,职能作用开始弱化。最后,虽然在国有企业中委托代理关系的应用更为广泛,但是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现象”导致委托代理效率相对较低。委托代理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内部发展得更好,企业在正常运转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更强调管理的作用,因而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也能更好地行使其职责。
鉴于以上结论,得出如下启示:首先,本文样本选取的是上市公司中具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在社会的其他领域也有很多有同样贫困经历的个体,因此得出结论应该具有普适性。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贫困经历能很好地抑制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促进企业内部的薪酬公平。然而,这也反映出早期贫困经历对独立董事成年后的行为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其更加追求公平,渴望平等。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应首先意识到我们追求的是相对的公平,而非为了寻求平等而强调绝对公平。现阶段我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是在今后巩固扶贫成果的工作中,应该继续倡导“扶贫先扶心”的帮扶理念,尤其是要加强对儿童的心理和思想健康教育。一方面,在源头上解决贫困地区儿童的“意识贫困”问题,引导其树立正确公平观。这样或许能减轻他们童年时期面对财富不平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对成年后心理认知造成的不良影响,使其成功脱离“意识贫困”,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培养贫困儿童的感恩意识,铭记他人的帮助,长大后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添砖加瓦。其次,从企业的微观层面讲,上市公司应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相关制度,由于公司间也存在着个体差异,更应结合公司的现实情况,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的才能和背景,让独立董事不再只是一个虚职,在日常的经营中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独特的监督和专业咨询的能力。在薪酬差距较大的企业内部,应结合企业的客观发展情况提高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让有贫困经历的独立董事,更好地抑制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提高企业内部薪酬公平,做到人尽其能,尤其在国有企业内部更应如此。但是,独立董事的职能作用终究有限,公司内部的薪酬差距更应该发挥公司“三会”话语权来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应鼓励高管深入基层工作岗位调研、锻炼,充分了解企业内部薪酬情况,体恤员工工作辛劳,更有益于优化企业内部薪酬分配,为推动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改革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李维安,刘振杰,李颖达.董事长贫困经历与企业战略风险承担[J].华东经济管理,2019,33(11):142-152.
[2]缪毅,胡奕明.产权性质、薪酬差距与晋升激励[J].南开管理评论,2014,17(4);4-12.
[3]佟爱琴,任梓铭.产权性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J].财政科学,2020(2):88-100+110.
文章来源:曹天培,李锦生.独立董事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关系研究[J].中国物价,2021(07):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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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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