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南海地区面临历史性权利主张和先占原则冲突等众多复杂的国际法律问题。同时,就年度海洋捕鱼总量而言,南海地区为全球最多产的渔区。2015年,南海区域捕鱼量占世界总量的12%。菲律宾和越南两国消耗的鱼肉约一半来自南海。1除此之外,南海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捕鱼基地。根据2018年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为“战研中心”)的报告,“从19世纪50年代起,南海鱼类总量下降了70%-95%,捕鱼率在过去20年内下降了66%-75%。巨型蛤蜊的捕捞、挖掘和人工岛的建造,对珊瑚礁造成的严重损害及损毁面积超过160平方千里,也就是约4000英亩,而珊瑚礁已经在以每十年16%的速度减少了。除非索取者们采取紧急措施遏制对珊瑚礁的破坏,否则,解决数百万人的就业、养活成千上万人的南海渔业将面临巨大的灾难。”2

南海的渔业和其他方面近年来一直都很引人关注。一个被共享却没有有效规制的资源被哈丁描述为“全员免费的悲剧”和“公地悲剧”:“首先我们会将农场围以篱笆,限制草场、鱼塘的使用及猎取活动”并且“后来我们意识到,作为废物处理场所的公地也将被放弃。限制生活污水的排放在西方世界已被广泛接受;我们仍在努力减少汽车、工厂、杀虫剂喷雾器、施肥和原子能装置造成的污染。”3在南海,情况更加复杂——主权争端与地缘政治纠缠不清,再加上缺乏管理体制、执行力、合作意愿和善意。

在南海渔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战研中心在2018年提出了“大堡礁海洋公园”模式:在南海设立一个渔业和环境管理区,并参照包括《大堡礁海洋公园》和《海洋生态系统公约》(注:《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在内的成功先例加以实施和执行。管理区域将构成一系列独特的生态系统渔业区,覆盖对区域鱼类资源至关重要的珊瑚礁,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斯卡伯勒浅滩、卢科尼亚浅滩以及捕捞远洋鱼类的水域。4

然而,南海区域面临着有关历史权利主张、先占原则、专属经济区沿岸扩张和其他一系列有关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问题,来自所有当事国的共同合作与协商的努力对于海洋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总体情况起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历史性权原主张、占领、建设、军事化、污染和权力竞赛引起的重大风险会对整个区域的生态保护、稳定与安全造成危害。

南海半封闭的本质的和洄游鱼类种群意味着这一重要的食物和贸易来源被沿岸国家所共享,由此导致了鱼群和基因可持续性的“公地悲剧”之困境。本文试图通过运用和创新博弈论,探索与南海相邻各方博弈的最优结果以及南海各博弈方的行动、预期、收益、海洋渔业管理、海洋环境保护的需求以及公海区域渔业管理的经验。

二、南海海洋资源保护与利用理想模式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主要用于社会”。5海洋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以博弈论来分析,在南海地区有太多的利益相关方,有必要通过简化的博弈模型和模拟方法帮助决策者认识到这个问题水域焦点是什么。目前人们对于一个相互合作和协调的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认知并不足够清晰,而当科学、政治和军事竞争等许多其他问题又纠结在一起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动荡与不安。合作的基础是行动,而非沉默或算计。当科学与政治相遇时,澄清而非混淆是共同受益之关键,各方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南海稳定、安全、有利于合作与协调的政治制度基础上。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帮助各方决策者确立系统思维和团队思维。

系统思维将问题的复杂性分解为复杂系统的典型要素。随着海洋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围绕南海展开了激烈竞争和权力斗争。博弈论主要的模型概念包括参与者、预期、行动、境况、事件和回报等,在南海地区,博弈者众多。“随着博弈复杂性的增加,全面调查需要的复杂数学工作随之增加,需要一套比案例中使用的计算方法更复杂的博弈分析才能奏效”,“这意味着参与者可以交流并组成可由裁判执行的联盟”。6一个层级机制或许可以像纳什的n人博弈一样计算出最优回报。n人博弈是指每个参与者都对应一个纯策略的有限集,且n人对应的n个纯策略集都有明确的支付集,其中每一个人对应一个策略。合作博弈包括一众参与者、纯策略和回报,但前提是参与者能够并且愿意合作,就像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理论中所做的那样。在囚徒困境中,D是每个玩家的主导策略。但如果每个玩家都选择了D,那么他们的结果都比选择了C更糟(他们得到的是1而不是2)。这说明了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这一主题可能具有更广泛的重要社会影响。许多学者认为,环境污染、军备竞赛或广告等往往会导致类似囚徒困境般的情景。7

如果研究是通过政治分析进行的,那就够复杂的了。因此,为了超越传统的博弈论定义,我们可以建立另一个术语来处理这种政治复杂性,即纳什定义的“参与者层”或“参与者n元组”(图1):8

图1  囚徒困境与纯策略

n元组的参与者带有共同的期望。一般来说,为了达到简化博弈论分析的目的,一个共同的预期将对应于一个模型开发,作为产生解释结果的主要逻辑。系统中的预期也被证明是复杂的。然而,由于本文致力的唯一目标为渔业保护和勘探,预期将会被简化,并被限制在该地区的某些渔业领域。

通过博弈论分析,系统必然会考虑其他因素,如行动、情况、事件、回报等。最优结果是为南海渔业的保护和勘探的国际决策系统提供最终产品。但这远远不够。南海地区的政治生态是该决策系统在已有的合作政治制度中实现实用性的关键。

(一)博弈预期回报模拟

在这个部分,我们将一个模拟的预测博弈数据赋给博弈模型,旨在探索最优的回报以及结构性冲突如何导致零和结果。

在建立南海利益相关者的收益预测博弈模型之前,我们假设南海争端的定性性质是在以下非合作博弈框架下进行的。所有与南海接壤的索赔人的索赔依据要么是历史性权原,要么是对无主地的占领,要么是对失去领土的侵占。每个参与者都被分配了三个参数,即影响(I)、价格(P)和回报(PO)。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加积法预测I、P和PO值总和的数据集模型。该非合作博弈和模拟下的解释结果可为南海参与者即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提供参考。在下面的仿真模型中,分配给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每个数字是在x时间段(TX)内的参考参数。

表1非合作博弈下南海利益相关者的回报模拟

回报(PO)模型建立在从影响(I)中减去价格(P)的基础上,即:

公式1

预测结果如下:

公式2

利益相关者参与的非合作博弈从整体上看是零和博弈。一般来说,影响力更大的国家更有可能获得更多回报,但代价会更大。影响力较小的小国可能会因为非合作博弈而遭受损失,或有时只能获得很少的回报。因此,透过合作模式的博弈,以创新的方式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对各方都有好处。

类似著名的囚徒困境,参与者根据预测对方的行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虽然不合作的策略可能带来最大的回报,但对于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来说,这也是代价最高的结果。在多参与者博弈中,每个参与者都要面对来自所有参与者的结构性影响。同一战略的每一行为都是M,这假定是最适合自己的一步。回报值PO是参与者P在一段时间m内的某一时间点的策略和附加价格P的回报。因此,在多人博弈矩阵中T时间内系统操作n次的结果为:

公式3

则所有参与人的回报转换矩阵为:

公式4

在博弈论的非合作模型中,负报酬的增加值是最大的。随着各种策略数量的增加,风险被最小化,回报的总和趋向于零。

(二)公平分配导向的博弈分析

另一种博弈现象,即古老的渔人公平分配,吸引着南海的相关参与者。一方面,专属经济区和断续线主张的地图区域很大。如果没有合作的精神和国际政治的坚定基础,海上冲突将更加严重。尽管中国愿意与包括南海参与者在内的地区国家合作,但在中国看来,这种合作不能越过主权红线。

另一方面,岛礁建设和南海申索方的非法占领导致南海安全的系统性崩溃,中国被迫加强对南海地区的控制。建立海上最大城市三沙和建设南海岛礁等是中国行使主权的举措,也是对南海周边国家或地外国家在占领、海上活动、岛礁建设、钻探等方面一系列举动后做出的反应。

政治合作是该区域进一步合作发展的优先事项。中国在以断续线和历史性权原重申主权的同时,始终谨慎行事。迄今为止,中国不太可能基于历史权利主张而放弃其主权立场。与此同时,根据合作博弈理论,即使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合作也同样有效,所有的参与者都可以通过参与合作行为而获益。

“一些相关当事国提出的新的海洋划界方法忽略了一个法律事实,即专属经济区在1947年的国际法中还未存在;另外,这种新的划界方法侵蚀了中国在U形线之外的历史性领土主权权原”。92015年5月4日中国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指出,根据“非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利和效力”这一基本法律原则,中方不承认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被菲方非法侵占的所谓“现状”。10以一种系统思考模式看待像美济礁这样的案例,可以看到一旦旧的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滑降,并导致南海政治系统的崩溃。重建地区政治互信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智慧。

在渔业的合作性保护和勘探方面,任何国家想要扩大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和改变普遍分配以解决渔业种群和生产问题,就像是在政治意义上建立空中楼阁,从战研中心2018年《南海渔业管理和环境合作蓝图》中也可以看出。它没有根据对长期分配具有约束力的生物学规则深入研究渔业的核心问题。扩大专属经济区的协议本身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它可能引发更多的冲突,而不是扑灭目前的矛盾之火。国际渔业博弈的竞争性将导致非合作及零和博弈的局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在各领域进行合作的义务包括保护海洋环境和管理鱼类资源。这反映了半封闭海洋中的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紧密,海流会循环海洋生物(和污染),而不受国家管辖控制。此外,《公约》第192条规定了各国“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一般义务。碳氢化合物的开采权只基于国家对大陆架的权利,而共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义务则使渔业管理和环境保护成为南海合作中“唾手可得的果实”。

图2管辖范围扩大的南海国家的区域分配估计值

根据我国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有612200平方海里的南海海域在我国管辖范围内(图2)。与上述扩大管辖的范围相比,我国的历史性权利将被压缩至很小的一部分,与所主张的权利形成鲜明对比(图3)。

图3我国最大南海历史性权利主张区域

所谓“渔人公平分配”,最初的办法是由四个渔民挑选一个公正的分配者,这个人能够公平地分配是四个参与者的期待。然后,被选择的分配者(假设为)按照众人所期待来进行公平分配,得到最大的回报。“简言之,无嫉妒分配是指这种分配不会引起参与者的嫉妒,即无论参与者多么重视物品子集,也不会希望与别的参与者进行交换的一种分配。如果一种分配不是无嫉妒的,那么,视参与者对物品子集的重视程度而定,参与者可能会嫉妒另一参与者。另外还有一种是绝对嫉妒分配,即无论参与者重视物品子集与否,都会产生嫉妒的一种分配。

图4渔人公平分配模型揭示了最小可能性）

其他的渔人认为被选择的人需要对其自身的分配十分小心，且执行公平分配，所以分配者应是最后一个拿到份额的，即在分配者之前拿到自己的份额才是有保障的。但是很快剩下的三个面临着新一轮的公平分配问题。可以理解的是分配者并不是完美的。他可能会犯错。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分配结果，从而产生了排列组合的问题。的分配结果导致了各种排列组合，只有一个绝对公平的分配方法，即。

如果其他三名渔民认为这个顺序对他们来说足够公平,他们就不需要继续了,只要按照抽签结果的顺序把他们的份额拿去。但是,假设剩下的两个人仍然要公平,在第一个人拿了一个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重新分配剩下的分额。这就变得复杂和重复,且对最后一个拿走份额的人不公平。通常情况下,分配博弈是以抽签的方式结束的,抽签的顺序由其他玩家决定。顺序靠后的不幸者会嫉妒,从而创造新的平衡。(图5)

图5公平分配博弈模型的僵局

其实很难有绝对公平的分配。数量和质量问题太复杂以至于不能作公平的划分。通过公平的程序,相对公平的分配仍然是可行的。这类似于最初的博弈分配方法。但是这种原始的方法是不充分的。事实上,只有重复原始的公平分配方式,这样才能使剩下的博弈内容被公平分配。

非合作博弈产生的结果是零和博弈。“渔民公平分配”只是近似于公平博弈,但它更多地依赖于参与者的哲学理性和感性,最重要的是团队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形成。因此,公平分配博弈必须考虑以下因素:数量、质量、对公平分配重复请求的次数。在南海渔业的保护和开发中,两个主要因素是关键指标。一个是最优产量Y,另一个是分配给区域渔业的每个参与者最优努力量Z。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部分观察现实、了解渔业问题并获取必要的信息,以便制定决策。

古代的“渔民公平分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并不适用于南海的整个区域。然而,它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政治“游戏”,既安慰所有人,又让人满意。“对所有申诉人来说,较好的结果是通过直接谈判建立一个联合开发当局”。12最后,建立一个监测鱼群、设定捕捞限制和保护区以及执行这些条例的机制将比扩大管辖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更容易为人接受和切实可行。统一的多边机制可能是解决各种协议和缺乏效率等引起的问题的最佳办法。

对于非南海毗邻国家来说,有两个选择,即要么越来越纠缠不清,要么远离军事和政治的纷争。美国试图通过说服、胁迫和军事对抗来实现转变的努力可能在海洋资源分配和开发方面招致更多的障碍风险。

关于谁在南海渔业管理和环境保护中发挥领导作用,洛佩兹平达多制定的检测不对称激励计划的效果证明,不平等会促进而不是阻碍积极参与合作任务;就有效的任务分配而言,合作和协调在非对称方案中比对称方案更有效。13根据此结果,当所有参与者都对信息结构的平等或平衡感到满意时,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并不一定运行良好。

(三)对南海冲突的结构性动力博弈模拟

对南海政治舞台上所有参与者的行动进行结构性分析,可以为决策提供必要的定量描述和解决方法,为所有参与者提供博弈建模系统的解释。为了得到最优的结果,我们应该且必须建立一些准则,整个系统的核心是结构动力学平衡。这来自于,或者至少灵感来自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在多博弈者游戏分析中,复杂性是不可低估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决策支持系统的计算必须基于结构动力学。因此,基于此种均衡的南海渔业决策博弈模型系统本质上是友好的。它涉及系统所有成员的合作、决心和联合合作行动。

南海决策博弈将该地区视为一个“池塘”(图6)。这个池塘为参与者提供围绕这个中心“池塘”的渔业资源。所有参与者与获取区域渔业资源利益即“池塘”之间,存在吸引、阻力及干扰力的动力数量关系。在竞争博弈理论计算中,零和意味着区域渔业资源的枯竭和破坏。因此,在启动这个人工智能决策系统时,我们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很清楚,他们的每一个利益都依赖于其他参与者的合作行动。在下面的图表中,在南海渔场的“池塘”周围,大小、数量、依赖程度等因素决定不同的参与者的关联方。

这一个平面图并不是一个围绕南海的焦点期望实体的平面(注:用一个实心的红色点)。博弈参与者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所有其他的预期都将反映在其他新层面上,可能会有另外一组不同的参与者围绕这些新层面旋转。轴线表示平面相同。下图是两个平面。水平面是内部平面,有着南海地区传统参与者。倾斜的是指有外围国家参与。因为现实可能要复杂得多,所以下图中列出的国家并不一定反映博弈的实际情况。在这篇文章中,接下来将介绍每个平面上的博弈建模细节,或者至少使用这个人工智能支持的决策系统来观察和计算每个平面的现实情况。优化或效用最大化是每个平面参与者在最终交易中共享的价值。每个平面的操作和参与者行动的本质类似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即“宇宙间的一切物体都是互相吸引的,两个物体间的引力大小,跟它们的质量的乘积成正比,跟它们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图6南海博弈中的结构性万有引力定律

那么,每个平面是如何准确运作的呢?这种博弈关系适用于人类社会事务博弈的方程如下:

公式5

博弈通常是在多重基础上进行的。建设性博弈理论是将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相结合,以反映现实的复杂性。每个平面图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当每个参与者的影响力、价格都可能与其他参与者发生冲突,就会产生零和博弈。如果平面交错,便会产生零和的相交,类似博弈者们产生冲突的时候。这揭示了社会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舞台的复杂性。这里要总结的定理是:

(1)只有当影响和价格以维持结构性动力结果的稳定性建立时,平衡才会存在;

(2)在不同平面中,博弈者们可能会因为排斥性预期力量的同步对抗而发生碰撞;

(3)在历时性上,当博弈者聚集在同一平面图形上的同一期望时,他们可能会发生碰撞。

结构动力博弈模型在南海地区的应用:

(1)最小化博弈者的n元组将降低南海系统的复杂性;

(2)当预期发生变化时,参与者面临更高的碰撞风险;

(3)信息结构的不平等促进而不是阻碍合作与协调博弈的进行;

(4)当利益或有争议的利益增长时,互动力量之间的关系将会转变和重构。

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零和博弈。“渔民公平分配”只是近似于公平博弈,但它更依赖于参与者的哲学理性和感性,更明确地说,是团队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形成。结构引力博弈揭示了人类社会中更为复杂的宇宙。实际上,如果每个参与者都能在不冲突的情况下,以最优的影响力和价格进行游戏,那么参与者的回报也会是最优的。悲剧的一幕是,一些或所有参与者相互碰撞,并产生了相应的零和结果。从博弈理论分析的结果来看,一个大胆而果断的转变是所有参与者都采用团队思维和系统思维,这是解决南海渔业和相关环境问题的关键和最终解决方案。

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作出最佳的决定,这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迫切的需要。尽管合作博弈论在这个方向上做得很好,但从根本上适应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是压垮被严重破坏海洋渔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种更哲学的方法,称为哲学博弈论,被称为处理全球化海洋渔业的适当方法。该哲学博弈论主要从传统的博弈论出发,以人类智慧的共同哲学为基础,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结构分析。这保证了这一理论的开放性。它没有基于意识形态、宗教和种族的偏见,可以吸收人类智慧的精华。以迎接“天下为公”(由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时代。论证是哲学博弈论的关键词,因此,团队思维必须在围绕南海区域的所有参与者中形成。

三、南海渔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中的人工智能应用

南海区域博弈方包括中国、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在此区域管理生物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南海主权争端与地缘政治争端交织在一起,加上南海地区各博弈方在博弈中缺乏统一的公地管理及合作和制度思维,南海渔业、珊瑚破坏、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正面临甚至正经历着公地悲剧。

联合是反自然资源过度开采和反污染的一条准则,这一准则不局限于公地。在当代渔业和捕鱼技术的背景下,政府最有效的措施是限制性措施。现实主义是南海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保护和开采的关键,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治理,无论是渔业企业还是个人都不会进行自我约束。南海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海洋争端一样,具有系统复杂性。因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公约》第123条还规定,毗邻半封闭海域的国家有义务进行合作。目前迫在眉睫的任务不仅仅是决定多少渔业储备资源可在当代消耗,还包括决定应为未来保留多少渔业资源。

通常,要达到博弈平衡(南海渔业整体数据统计的融合与整合)就必须信息透明和信息平衡,用于决策的结构性信息检索系统可以被用来预测最佳行动和与决策相关的选择。

首先需要建立的是包括管理海洋自然资源等相关环境问题的政策标准。数学和经济模型有助于了解渔业规则。一种鱼类的捕捞量不能超过其剩余增长。每一段时间内的鱼群规模和剩余增长的关系如下图。在处于S**和S*(即最低生存值和自然平衡值)中间的某个值的时候,鱼群数量将保持稳定。剩余增长代表了鱼群可持续性的增量。当鱼群数处于特定的值Smsy(S** <Smsy< S*)时,最大剩余增长和可持续性增量将出现。平均成本和平均收益曲线分别显示了每个工作水平下每个单位工作量的成本和收益,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曲线分别显示了总成本和总收益的变化,而总数变化是由这些工作量变化引起的。

图7单位时间内种类规模(S)与过剩增长(G)的关系

鱼类是典型的可免费获取的资源,以具有许多独立的决策单元为特点。没有单个的决策者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控制鱼类资源。当平衡被终止,应该有权威监控来处理来自像人工智能等科学系统给出的警告。人工智能支持的决策机制现在已经被如加拿大、挪威、美国和英国等很多国家用于渔业、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定措施和采取行动不应浪费由系统解释结果所分配的时间,这是为满足生产统计权威监测的人工智能系统而制定的标准。

最大可持续产量和最大渔获总值(最大总回报)不是渔业管理的最适当目标,它们没有充分利用渔业资源,即使目标是最大蛋白质(在所有资源中)(图8)。16

图8渔业生态经济算法模型

最大可持续性产量和最大渔获总值(最大总回报)并不是最适当的渔业管理目标,因为他们并不能最大可能性的利用渔业资源。最大资源租金或者最大(净)经济产量会在工作量边际收入等于工作量边际成本的E1水平出现。但是在这一水平的工作量在一个不受管制的开放捕捞渔业中是站不住的,因为这种渔业倾向于一种高得多的工作量E3,在这个水平上,所有资源租金都被消耗掉了。最高可持续产量的概念是渔业管理人员的一个单方面目标,它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捕捞活动的水平可以吸收剩余生产,并在一段时期后保持鱼类生物量不变。“最大可持续性产量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生物概念。即使最大经济产量可以被实

现和维持,团体的经济健康也将依赖于产业利润”。17经济因素将会导致产业变化,长期平衡下的真正稳定是不可能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和生态可持续目标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段较长周期内通过牺牲短期收益来解决。

对于像渔业这样可以免费获取的海洋自然资源,一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似乎阻碍了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受益者达到最大可持续产量。以广阔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区域性管理组织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它致力于确保公共资源的持续性。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渔业管理研究,明确区分养护和分配决策将显著改善渔业管理。19

图9产量（Y）、捕获工作量（Z）、剩余增长量（G(S)）三个关键指标的波动及占比

在产量、捕捞量和剩余增长的实际发展中，系统延迟效应是捕捞动力学里的常态（图9）。捕捞工作量的增加和产量的增加导致了剩余增长的迟滞，并导致其减少。通过以上三个渔业关键指标推理出适用于南海渔业的定理：

(1)与成正比，与二者皆and成反比。

(2)随着的下降，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产量的增加。

(3)但是的下降必然导致产量的减少。

(4)的减少与、和成正比。例如，持续合理的捕捞工作量可能导致出现和即类似先前的耗竭和鱼类种群恢复力的消失。

四、国际公海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与借鉴

美国国务院列出以下组织作为通过条约成立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它们合作执行科学研究,制定渔业条约规则,以保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性保护和管理:1)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以及国际大西洋金枪鱼养护委员会;2)国际海豚保护计划协定;3)北大西洋鲑鱼养护组织和北太平洋溯河鱼类委员会;4)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西北大西洋渔业组织。

表2-2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规模、文件和功能

以上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表格显示,中国是所有最重要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有时还包括中国台北)是以上四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成员,且我国没有参加任何非区域渔业组织,这四个有中国作为成员国的渔业管理组织都运行良好。运营效率通常由战略、组织、研究、数据库、监控和执行来体现。渔船和港口等的记录都保存在操作良好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中。定期更新统计数据也是高效的渔业管理组织的一个关键因素。种群建议、捕捞报告、IUU、渔业状况报告和不断刷新的执行决议都是执行区域性管理组织的计划、原则和预设目标的必要的数据。这些建立科学研究小组、印发出版物和以研究支持运行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是国际科研和人员共同研究与合作的主要特征。在上述8个渔业组织中也可以看到组织性创新,例如,一些区域性渔业组织通过给予非成员合作伙伴或观察员的身份来为他们提供合作的渠道(参见附件国际海豚保护计划协定的“合作的非成员国或渔业实体;观察者”)。

从主流区域性渔业合作组织呈现特征如下:

美洲热带金枪鱼委员会的《安提瓜岛公约》的任务是让所有国家养护和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包括高度洄游物种,并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这些措施。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本公约所包括的鱼类资源。其职能包括进行科学研究、渔业数据处理、采取措施、制定决议、维持或恢复种群、监测捕捞工作和渔获量、采用预防措施及革新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本身等。

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自行制定养护管理措施和决议。养护管理措施通常在被采用60天后开始具有约束力。决议向委员会成员和合作的非成员提出的不具约束力的声明和建议。它制定了渔船的标记和识别规范,适用于被授权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公约地区捕鱼的委员会成员的所有作业渔船。

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合作,以维持在大西洋发现的金枪鱼和类金枪鱼鱼类的数量,使其达到最大限度的可持续性的食物和其他用途的捕捞量。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有一个数据编码系统,以确保数据库的准确性,并遵循国际标准以及统计小组委员会的标准。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的数据库包含一系列标准的字母或数字代码(国家、齿轮类型、地区、年度时间等),它的“数据编码体系”是:21

表3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数据编码体系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是一个国际委员会,其目标为保护南极海洋生物,有25名成员,仅次于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护委员会和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另有11个国家加入了该公约。与其他7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相比,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具有最系统的保护南极海洋生物的机制。它实行了基于一种生态系的统管理,但它并不禁止捕捞,只要捕捞是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并考虑到对生态系统其他组成部分的影响就可以。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主要机构组成部分包括:

(1)《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于1982年4月7日生效

(2)一个决策机构,委员会

(3)一个科学委员会,其建议委员会使用目前最好的可利用科学

(4)保护措施及决议

(5)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和国际合作与协作条款

(6)设在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的秘书处,支持委员会的工作。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建立了一个关于捕捞量限制、渔业工作量监测、年度渔业状况和管理审查、科学信息和详细数据支持的系统。它使用一套支持监测应用制度及工具的保护措施,力求达到遵守的最高水平。成员应遵守的制度包括:

(1)船只牌照(保护措施10-02)

(2)监察船舶动态(保育措施10-04)

(3)监察船只转运(保护措施10-09)

(4)检查制度

(5)船舶监察系统(保育措施10-04)

(6)渔获量文件规划(保育措施10-05)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采取了额外的保护措施,具体解决非法、未报告和不受管制(IUU)捕捞的威胁,包括建立非缔约方和缔约方的IUU渔船名单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成员国国民控制方面的义务。此外,委员会亦成立了遵约委员会执行事务组,作为附属机构,每年举行会议,检查保护措施及遵行制度的运作,并就这些措施的改善及执行向委员会提供意见。

五、讨论与结论

(一)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特点

公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数据是渔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典范。然而,南海在复杂性层面上与公海不同且在非合作模式下还涉及两个以上利益相关者的区域渔业更有可能面临零和结果。赛琳·斯蒂德提出了两种参与形式:1)自我规范,即参与本身;2)海岸带综合管理,即所有利益相关者(在理想情况下)共同参与。

主权期待的复杂性、多边主体的复杂性和各方的行动决定了南海地区政治生态的复杂性。这种情况下,南海仍有三个法律问题悬而未决: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地物的性质,海洋管辖权的划定。此外,至今仍有两项原则被申诉者所适用,即历史性原则和先占原则,使得南海政治生态更为复杂。为了清晰化国际人工智能决策的目标,一方面,解释结果必须在一开始就以一种尽可能公平、合理和科学的方式呈现;另一方面,行为影响的计算结果或许可以帮助揭示在南海地区国际关系的结构和事实,并且帮助所有的参与者们认识到这样一种战略性观点,即博弈各方力量均衡是有利于南海整个政治生态的正常状态。

科学和政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可以说,科学和政治永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现实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使两者相同。当两者不能在证据的基础上就世界上何为实在或真实达成一致时,科学就有可能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或使决策者就有可能在政治与科学之间进行理智的协调,以使公众获得最大的利益”。23虽然政治经常依赖于科学来做决定,但某些科学所支持的观点也可能因政治而被“拒之门外”。政治和科学的安排比纯粹的科学更有可能成功。我们强烈建议,南海地区的政策应坚定地依附于相关国家的政治主张。面对现实,找出解决办法。没有和解和相互吸纳,科学和政治都不可能完成任务。

(二)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行动路线图

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是基于当前协议范围内的政治安排,这些协议主要包括南海行业准则、我国与南海申诉人达成的协议和我国与东盟的协议。以务实的态度看,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建立自然是基于上述政治框架之间的协议。没有一方希望其他参与者占据优势,但在这场博弈中的合作态度将为所有人带来最佳回报。

在政治上,无论是双边合作还是多边合作取得的政治性联合,都需要以生态需求为标准在南海有争议地区的不同区域进行标记。只要最佳回报得到每个政府同意和商定,多方面的生态标志做法便会奏效。在这种情况下,生态不排除政治,政治也不排除生态。

当各方通过这样一个在决策过程中有团队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来做有关南海渔业保护和开发的一致决定时,所有当事国都会乐于接受回报。该路线图的制作需要保证所有国家都采取行动,以避免破坏渔业资源并着手养护和建设渔业资源。

我国根据国际自然法在断续线范围内建立其南海合作主权。1946年,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南海地图建立了一条十一段的线作为划界线。241948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南海官方地图(见图10,原地图)正式出版。《公约》直到1994年才生效,远落后于我国确定作为疆域线的断续线时间。乐观的情况是,根据合作博弈论,即使在竞争情况下,所有参与者也都可以通过参与合作行为来获得收益。25中国政府提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6。人工智能支持的区域资源管理的生物和生态算法允许在区域各方的公地管理机制下做出中立客观的决策。

图1 0 1948年中华民国内政部方域司南海官方地图原图

各方在南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面临的各种基本问题需要所有决策者采取集体行动和果断决定。希望一个南海渔业保护和开发的国际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可以对南海其他领域,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的区域开发,起到共同合作和共同协调的良好范例作用,因为南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存量已经激发了很多国家和公司的开发意愿。国际人工智能决策如果能以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态得到成功的执行和运用,将会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利用的决策手段。它是全球化世界自然资源管理的技术支撑,是人类在实践中参与合作精神的有力帮手。数据将保持不变,但是人工智能支持的数据呈现和解释将发生变化。友好将是关键,因为一个南海渔业管理组织而成倍增加的共同亲善将会是把人的愿望变成现实的强大动力。这种数据友好将推动最终有助于南海渔业、其他自然资源及其环境保护的和平与繁荣的未来。

正如之前的博弈论分析所揭示的,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现有的任何一个“一劳永逸计划”来解决所有问题任何框架。因此,在多重管理模式上逐步采取措施将是一种比一劳永逸计划更灵活的战略。总而言之,在南海中建立一个具有创新组织模式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是可行的(图11)。

图1 1南海区域性渔业组织的路线图

由于南海主权和军事力量等问题微妙而敏感，很难不触及政治上被划为“禁区”的“红线”。对南海地区的各种“瓶颈”设置一个正常的或有时太大的“瓶盖”（图12）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在这里，每个不同性质或大小的瓶子都可能含有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或自然群落。想要找到一种瓶盖来防止各种各样的瓶子耗尽自然资源或群落是不可能的。下图中的瓶子瓶口向下，表示自然资源或群落濒临耗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可以为所有的瓶子找到一个瓶盖，但它很可能不起作用。假设有一个足够大的盆子，自然资源或群落在瓶子中耗尽，整个过程在盆子中结束。这个盆子是代表保护这些自然资源或群落努力的计划或路线图。

图1 2“盆中瓶口朝下的瓶子”和不合适的瓶盖

如图12所示,南海中的“盆子”是一个在组织技术方面需要创新的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一劳永逸”的方式永远是幻想,一个能够放弃幻想、以提供服务为使命,同时又具有整个区域的行政权力的组织是这样一个“盆子”,容纳着单边、双边或多边的各种现有的附属合作实体。这个南海渔业管理组织操作并执行以下功能:

(1)帮助决策。

(2)协调各种实体、组织、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

(3)进行区域决策所需的科学研究。

(4)监测区域渔业工作和环境保护。

(5)处理和转换数据,以帮助其在渔业管理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功能。

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目的是作为一个底盆以保护自然资源或人口,并将其维持在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开发该区域的水平。由于现有的实体(主要是双边实体)已经开始执行相似的目标,确保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协调保护工作和监测措施及决议等,是南海地区各国高度期待的主要结果。总而言之,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并不打算用一个不合适的上限来阻止自然资源或人口的耗尽。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也不应试图用“一劳永逸计划”,以获得海洋自然资源的公平分配。相反,它是为整个地区担任服务角色和行政角色。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管理研究指出,“以可接受的生物捕获量确定形式作出的养护决定应在决定使用者之前作出。如果这两个决定同时作出,就会产生更多压力,迫使管理机构服务于更多使用者的利益”。27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在作出分配决策时面临更大的困难。该研究报告还建议,所有参加这个区域渔业管理协调会的国家最好立即采取行政行动,确定该区域的有关当局和区内管辖渔业协调管理的责任。

(三)结论和进一步的工作

要解决南海渔业与环境问题,所有南海参与者形成团队思维与系统思维的基本精神是重要和最终的解决方法。鉴于南海区域的复杂性,充分发挥南海区域现有的生态保护合作实体的作用,对南海区域生态保护合作模式进行组织创新是十分必要的。

南海的政治和权力关系错综复杂。一般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都基于相似的利益。为在建立最优政策系统中得到最优结果,麦克·霍尔顿(Mike Holden)在他的《共同的渔业政策:起源、评价和未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1)现在科学提供的建议是否令人满意?2)如何改善渔业管理的方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渔业管理研究建议“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根据目前可得的最佳科学资料,为区域渔业制定了可接受的生物捕获量”。28鉴于南海利益的复杂性,通常的区域渔业合作模式必须适应该地区的政治生态。

虽然以联合开发为核心价值的国际决策还有待实现,但我们的研究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为决策者提供最优解释结果,将是南海渔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一个有前景的技术解决方案。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是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最佳答案。关于养护和保护南海渔业、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决议必须以澄清南海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的主要目标为基础。人工智能在未来将成为该地区的增长点。从长远来看,当所有参与者意识到共享的命运必须盖过所有的自私动机时,大数据或共享信息将有助于人工智能支持的国际决策系统。无论是在海洋资源保护开发领域的联合开发项目之前,还是在共享信息的时代之后,我们对该系统的运行都抱有很高的期望,它在制定最佳选择以共同达到最优化目标方面要有效率得多。

人工智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但它比传统科学更重要。正如钱学森所预测的那样,这是思维科学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29显然,这位科学家强调思维科学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数据转化、检查、建模对于国际渔业管理是很有必要的。数据分析产生了数据统计并且提供有用的可视化来帮助而不是代替决策制定。正是观察和控制实验,帮助人类定义事物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和控制实验,使得人类揭开了理解世界的帷幕,开启了一个数据时代。除此之外,它还为我们管理世界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想象力和创造力。算法通过搜索参数组合的可能变体来训练自己,以探索特征和类别之间的重叠。30人工智能为人类提供了无限的视野,尤其是在全球治理这方面。

人工智能的应用绝不仅是一个信息技术问题。多模式研究需要将不同的方法、模型和技术集成到任意的人工智能系统中,为了维持一个富有成效和可持续的渔业秩序,必须建立三个制度,即鱼类生境环境监测和保护系统、鱼类生产统计和权威监测系统和有助于鱼类增长的海洋技术系统。它们还需要演变成规划、执行、监测和调整系统。系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运作熟练,才能表现良好。

渔业的背景是环境问题。鱼类栖息地组成了海洋水域最大的系统结构,包括海水、气候、自然环境和捕捞行为等。这在对渔业的监测和保护意义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要用全局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系统的目的为何,例如,来自海洋和大气部门的警告和有关渔业活动的警告需要各方携手合作,以遏制对鱼类栖息地环境的破坏和消耗渔业基础。

通过简单的模式对于各参与者在南海保护和开发方面的行动进行识别和预测,人工智能支持的国际决策机制是可以被建立的。在公地保护和开发的协作模式下,它可以起到预警、决策、资源监控等作用。该人工智能系统主要包括实施人工智能支持南海区域渔业保护和开发实践的子系统:人工智能支持的南海区域渔业开发保护合作政治系统及人工智能支持的监控系统。

人工智能系统对了解南海问题的敏感性和迫切性的程度和动态有很大的帮助。渔业统计是促进渔业发展规划和管理的基础,渔业保护和开发的博弈模型依赖于渔业统计数据。南海是一个所有沿海国家都渴望开发的渔业“池塘”,这里不只是一个普通的鱼塘,这是一个海军力量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显的地方。使得南海资源保护与开发最优化是建设性的一步,而这一步是所有有关国家所渴望的愿景,加强合作是抵消潜在区域冲突的一种可取的趋势。诚然,为了保护和管辖权,人们总想要划出一条更长的“保护”和“生产”界线。许多因素将阻碍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成功地管理公地资源,为了提高南海渔业管理组织的效率,可以建议“通过发展有效的合作机制、引入可执行的惩罚制度及报告/监测制度来加强”。31由于人工智能支持的决策提供了公平和透明的渔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保护,这对于南海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海洋环境保护和区域性资源管理来说是一个有前途的趋势和研究方向,更多政治和学术上的努力都可以集中于像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技术措施中。

陈书鹏,吴绍渊,谢茜,曾艳.南海渔业资源开发和管理中的博弈论与人工智能应用[J].中华海洋法学评论,2020(01):41-98.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针对南海问题预警决策的‘南海云系统’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7BGJ04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