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理论，也称统一理论、概括性理论、普适性理论，是指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社会或经济体系而言，存在着关于人类经济的或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行为的实质性解释或模型。一般性理论涵盖范围比较广，能够为社会现象提供最为一般性的解释范式。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希望在社会科学领域，能够拥有一般性理论。一些学者甚至挖掘、剖析、借鉴伟大思想家的理论范式，去建构自己的普适性理论。他们会认为，如果存在着一般性理论，那么，就可以将其运用至广泛的领域。一个单一的理论框架可以囊括所有的可能性，这正是一般性理论的魅力所在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该做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统一于某种范式或模型，社会现象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应该存在着不同理论的研究途径，一般性理论尚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一般性理论的探寻

好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对一般性理论羡慕不已，希望科学走向简明与统一，因此，对于一般性理论的探索，自古希腊以来就是西方科学家们心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古希腊人寻求自然界的共同模式和对称性；毕达哥拉斯聆听铁匠打铁的声音，发现重量不同的铁锤发出的不同频率的声音，探索出铁匠打铁的节奏遵循简单的比例规律；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将地面上物体运动的规律和天体运动统一起来；法拉第电磁学理论揭示了电、磁现象之间的统一联系；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将空间、质量和能量都统一起来了，以至于波普尔将其称为“物理理论中最美的一个”。直至今天，自然科学依然在致力于用一个共同的框架来解释各种不同的现象，统一的目标贯穿于科学发展的脉络之中，并且启发了诸多成就的诞生。

应该承认，自然科学中确实有许多创新都归功于将不同的现象整合进一个更为一般性的科学框架之内。如，牛顿将原子论同机械力学相结合，提出了微粒学说，给出了组成世界的微观基础；而牛顿物理学最终又被相对论包容，成为相对论中的一种极限形式。科学哲学家们已正确地认识到了统一性解释的力量和价值，保罗·萨加德与菲利普·基契尔指出，统一性解释在自然科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克拉克·格利穆尔认为，科学中成功的解释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它们消除偶然性，实现统一［1］。伴随着自然科学的成功，一般性理论体现出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在社会科学中，一般性理论同样令人着迷神往，通常它被认为比分析范畴相对狭窄的理论更好。结果，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都出现了广泛追求一般性原则或者规律的学者。如，在古典经济学的全盛时期，亚当·斯密将归纳与演绎进行结合；追随他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西尼尔则走得更远，他们追求公理性的、演绎主义的方法，试图从少数公开声明的一般性的基本命题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经济学研究中追求一般性尝试的最为著名的例证之一；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和其他经济学家发展的一般均衡理论已将一般性理论的目标发挥到极致，甚至成为经济学的时尚。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存在对社会行为、交互作用研究的一般性理论的推崇。帕森斯、莫顿、霍曼斯、吉登斯、科尔曼、怀特等，都建构出了20世纪社会学中的里程碑式的理论，试图用一般性来解释“社会”，而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结构类型。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从客观主义的兰克学派，到泰恩的《英国文学史》中，都谈到了历史的目的在于发现一般规律，之后，巴克尔明确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同样将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视为自己的楷模，通过一般性原则，探索各种问题的逻辑结果。理论越是具有一般性和概括性，其威望也就越大，普世化获得了殊荣。

二、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

（一）难以处理历史特性问题

历史特性问题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一般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能力处理它的。自然科学的进步似乎说明了一般性理论既有科学的吸引力，又具有一些解释能力，但是，当涉及处于不同实体层次特定的情形和情况的细节时，它们的应用经常存在局限。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系统中，由于存在着时空的差别，研究对象的本质是不同的，这些区别会对解释的统一性有所限制。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以解释整个宇宙，并且它的应用领域可以扩展到所有的物理现象中，但是它对于像明天的天气如何和金门吊桥的承受力大小等问题，就没有多少解释力。物理学家总是迷恋于TOE（Theory of Everything，大统一理论，万物理论），或者GUT（Grand Unified Theory，宏大统一理论），这些理论将量子理论与广义相对理论相嫁接。但是正如科恩所指出的：“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将整个宇宙都包括进去，也正是这一点使它毫无用处。”［2］365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就曾谈道：也许会发现大统一理论，但这个大统一理论并不是爱因斯坦最初想的大统一理论，因为不可能通过一个简单美妙的公式来描述和预测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情，毕竟宇宙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相互统一。新奇事物无止境的涌现体现出社会演化的本质特征。赖特指出：“如果一种理论不考虑新知识的生产，那么它在逻辑上的唯一结论就是，或者是一种静止状态，或者是一种‘生态灾难’。”［3］258社会生活中的新奇创生是无法明确预测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一种新奇。所以，尽管一般性理论会达到一定程度的解释性统一，但是，将其不加甄别地建立在科学共同的或普遍的特征上，这一点明显是有误的。一般性理论无法有效地处理以新奇创生为核心内容和根本动力的社会经济的演化或变迁。我们认为，在本体论意义上，一个理论进行统一的能力并不是依靠它的公理或者命题，而是依靠它在应用领域真实的、潜在的统一性或相似的程度。因此，不论统一性还是一般性，都不意味着理论可以对处于不同实体层次的特殊的、偶然的情况提供充足的解释［4］。

如此一来，一般性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人们质疑一般性理论的可操作性、解释的充分性和通用性。比如，主流经济学为了构建普适性的经济理论，假定了普适性的经济特征、社会经济体制的自然类型、人类的自然倾向，并将自由和不受约束的市场视为衡量经济状况的理想标准。这些不是历史特定的经验总结，甚至没有严格地反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是来自于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再如，基于理性预期假设的均衡分析涉及的知识是一种可以往返的双箭头的逻辑时间，在这一时间内，无论需要发生什么事，都会发生。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在定点上所总结出的理论模型怎能完全匹配最新发现的事实呢？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系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性，但是在关键的细节上，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比如生产和分配结构、社会规范、文化习俗、个体目的等等。这些差异有可能会非常巨大，以至于盲目使用统一性理论将会导致问题陷入困境。比如，一个关于封建主义的充足理论可能对资本主义来说就是不充足的。范式化的理论和模型不能够解释具有不同历史特性的社会现实。换句话说，充满异质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告诉我们，仅仅将单一的、一般性的理论进行推广应用，是根本行不通的。

（二）难以体现出解释的价值性

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到凯恩斯的“通论”，再到“阿罗-德布鲁”体系，经济学家们不断追求一般性原理和规律，然而，这种普世化的理论、模型与真实世界中极其丰富的事实几乎无关。这样看来，它又有何解释的价值性呢？我们可以建构出许多的一般性理论，比如，我们已经被外部生命编好程序，或者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又或者神造万物理论，这些理论都具有一般性，而且在原则上可以用来解释任何行为形式，然而，它们的解释价值，却非常值得怀疑。再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原则上，效用最大化可以应用于任何行为，包括非人类有机体的行为。或者说，任何行为都可以视为某种偏好下最大化的结果，如果不对偏好本身进行约束的话，效用最大化似乎什么都没有说……它的提倡者只是简单地操纵这一理论，使之适合任何现象，而没有成功地辨别潜在的因果机制和结构。早在1904年，韦伯就曾经谈到，“最一般性的法律”其“价值也最小”，因为“其范围越广”，它们偏离解释特定现象的任务就“越远”［5］。所以，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一定会涉及人类精神和人类的相互作用，并且可能会用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

经济学发展史印证了一般性理论解释价值的局限性。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探究理论模型的兴趣要远远胜于探究现实特征，而所谓的“建模”，既不能对社会实在做出满意的解释，也不能对将来发生的社会现象进行很好的预测。在重大的经济转型和危机面前，经济学显得束手无策。如20世纪末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经济学模型并未给出合宜的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持续至今，经济学并没有准确地预测出危机的爆发及其后果，其解释与预测价值愈发使人失望。

价值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含着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反映与反应，如果过度推崇那种“无生命的”一般性理论，反而会忽视人类最富有意义的方面。唐纳德·坎贝尔谈到，存在着共同的、统治着所有复杂系统的演化原则。然而，他的这个一般性的陈述，其实并没有体现出普遍演化原则的真正解释价值。如，在生物学的层面上，DNA是一种复制实体的例子。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复制实体却是非常不同的，它们还包括社会惯例和社会习俗。再如，博弈论取代了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包装了经济学。然而，博弈论本质上是数学分析的工具，仅仅提高了证明的方法，在理论和内容上并无根本性的突破，更无法谈到解释的价值性。当世界大战刚刚落幕时，美苏的冷战一触即发，此时，美国面临着一个致命的诱惑，该不该在苏联研制出原子弹之前，先发动一场核战争。博弈论的创始人诺依曼支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战争，他的理由是，在核扩散成为必然现实的情况下，核战争是“逻辑的必然”。这也符合博弈论的原则，你有个最优策略，你就要使用它。显然，他的理论里并没有包含对生命的尊重，又何谈价值体现？所以，社会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多重性、情境性、不确定性、非均衡性、非线性，反对任何雄心勃勃的一般性理论的计划。

（三）难以处理复杂计算问题

一般性理论似乎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可以由简单的原理和规律消解，只要找到这些简单的原理、模型，就可以阐释和推演出一切现象。然而，社会世界是动态与复杂的，构建社会科学中的一般模型意味着，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问题，还要处理人们自身的计算问题。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复杂性问题。例如，在一般均衡模型中如何对待多重市场？罗伊·拉得纳已经考察了其中包含的计算问题，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存在一个市场，在任何可能的自然状态下，在所有可能的时间里，可以交易所有可能的商品。那么，如果存在1000种类的商品，1000种可能的时间和1000种可能的状态，那么就会存在10亿种不同的市场。考虑到所有可能性和连接，市场的数量会爆炸性地增加，这会超过任何人的计算能力。再如，指令性计划经济需要事先统计所有人口的各种各样的差别性变化的需要，并根据这种需要分配给不同的工厂、企业来寻找和采购各种原材料和劳动力进行生产。这个信息的搜集、处理与传递过程，早已超出了人的计算能力。

此外，即便是根据大数据所做的判断，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异质性，其结果也未必是准确的。谷歌曾经做过一项大数据判断：如果在某个地区某种疾病的搜索量猛然上升，则判断该地区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增加。但是最终的结果是该判断失败了，因为并没有数据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显著的关系。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强耦合、开放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一般性理论往往无法面对与处理大量的动态数据。比如，有些数据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动态性的排列组合，有些数据则涉及动态隐私（个人信息资料的不断变更），这些都是颇具难度的复杂计算问题。奥地利数学家库尔特·戈德尔曾经谈到，为大量的演绎推理体系建立一个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是不可能的。杰克·科恩和伊恩斯·图尔特论证道：“足够饱满的系统确实服从戈德尔的理论，因此它们必然包含真正的陈述，但这些陈述的证据比这些陈述本身要长1000倍或者10亿倍。”［2］439而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不可能性甚至比戈德尔所能揭示的还要普遍。

因此，将复杂性置于一般性理论之中，随之而来的计算问题的爆炸将会带来毁灭性的结果。为了处理即使是相对适度规模的复杂性问题，我们应该将庞大框架的一般性理论缩小，缩小至可以处理的相对微小事件的子集上，关注实在与本体。事实上，这样的小分支很有可能代表着真实世界中最重要的、最本质的或最相关的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论述的三个方面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中经常相互交织，共同论证了社会科学中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

三、简要的评论

虽然统一性是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目的，但是，社会—经济现象是多样化的、复杂的、不断变迁的，这些特点意味着，尽管一个一般性理论可以粗陋地掩盖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所有地理和历史的区别，但却破坏了历史的特殊性。恰恰是历史特性问题才帮助我们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社会—经济系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物质世界的本质特性和规律自从大爆炸之后就没怎么变化过。因此，用自然科学的准则与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的思路必须改变，以追寻不断变化的分析主体［4］。

梅内尔曾经谈道，在有关社会学的思想著作中，从未有过统一性的理论作为基础，往昔伟大的思想家只是代表着百家争鸣的学术流派而已［6］。应该说：“大多数的经济现象根植于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它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无法用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和概念来对待。”［7］社会世界是一个多层次动态复杂的系统，不能用简化的方法来解决。换言之，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上不是黑白分明的。一般性理论只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之一，将理论放在历史之后，我们认为是合宜的社科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中也需要建立适用于特殊的、历史特定的机制的理论。

尽管我们论述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但并非要否定与消解一般性理论。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成功地处理了复杂体系，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鲍尔温评价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原则不仅仅适用于生物演化，而且适用于思想演化和社会演化［8］。既然如此，也会有一些人以此类推地指出，系统论、演化论以及一些适用于复杂系统的概念、原则同样也能够解释一些社会现象，但是我们不要期望过高，这种一般性的、抽象的理论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详尽的、经验性的基本原理。一般性理论如果被拓展得太远，其结果是我们很有可能止步于那些不能抓住的现实概念。最后，我们想要表明的是，一般性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只有有限的作用，具有历史、制度、事实特征的特定理论仍然应该拥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M].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M].高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保罗·A·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M].彭宗超,等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276.

赵华.论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的局限性[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9,31(11):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