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出现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并驾齐驱现象，“跨学科研究”也成为比较文学的重要概念。但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研究领域，在学界却并没有确切的说法。尽管在6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学科概念和学术报告中经常出现跨学科的字眼，但跨学科研究其实并没有清晰、明朗的方法指导与原理梳理。本文认为，在今天比较文学蓬勃发展的大好情势下，跨学科研究也日益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种模式，我们更应梳理、勾勒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应用方法，以此推动比较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提出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提出呈现了对法国学派研究与美国学派研究的兼容与拓展

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来看，法国学派作为开创者，重视实证与考据，立足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事实基础，对各国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做出探究，以丰富的学术成果证明了比较文学的科学价值，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法国学派过分拘泥于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导致其研究方法一直饱受诟病。1958年美国学者韦勒克（RenéWellek）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作了《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对法国学派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斥责“他们将一套陈旧过时的研究方法强加于比较文学，使之陷入十九世纪僵死的唯事实主义、唯科学主义和历史相对主义的掌控之中而不能自拔”，将比较文学变成了文学研究的“外贸”1。这一发言，不仅对法国学派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成为了美国学派的宣言书，自此，美国学派开始在比较文学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伴随着美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理念也开始出现。1961年美国学者雷马克（Henryremak）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2。日后，学界将雷马克所言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具化为“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自然科学”以及“文学与宗教”等。但雷马克对比较文学的定义同样受到了韦勒克的猛烈抨击。韦勒克认为：“雷马克的这一提法似乎是为一个实用的目的设计的，那就是，在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把某一论文的题目贴上‘比较文学’的标签，可以抵挡那些认为自己的学术领域受到侵犯的同事们的抱怨和攻击。但是，作为一个定义，他却经不起仔细推敲。”3但196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列文（HarryLevin）报告》重新强调了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或许我们还要在此考虑文学以外学科与比较文学的相关性，尤其是语言学、民俗学、艺术、音乐、历史、哲学，甚至是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4，韦勒克也是当时比较文学专业标准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列文报告》却得以成功通过，可见他对雷马克的反对并没有成为该委员会的主流。

（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本身呈现了文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为主要任务，对当代文化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做出研究。1963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任主任理查·霍加特（RichardHoart）在《英语系与当代社会》的讲话中对中心成立之后的研究范围和任务作了明确解说：一是“历史和哲学”的领域，这一领域广泛地关注当代文化与社会变迁问题，考察一个世纪以来关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观念运动与思想潮流；二是“文学与艺术社会学”，关注所有类型的文化生产的社会背景与重要意义，力图把文学批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三是“批评的价值评判”，从根本上去理解群众艺术或大众艺术是如何产生影响力的，在研究的纵深上包括群众艺术、流行文化和大众媒介[1]。学界认为这三个领域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独特性所在，构成了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恰当性理解。除此之外，中心在研究方法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即建立各种不同的研究小组来共同完成某一相关课题的研究。1964年到1988年间，中心成立了不少于30个研究小组，其中包括“文学与社会小组、亚———文化小组、媒介研究小组、艺术与政治小组、文化历史小组、文化与政治小组”等，这些小组不仅体现了中心研究的广泛性，也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色彻底显现出来。美国学者本·阿格（BenAgger）在他的著作《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跨学科”，认为他们打破了传统学科分类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2]。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研究开始在英语世界风靡，并成为国际学术界最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在文化研究大潮的推动下，跨学科研究方法也开始更广泛地使用在比较文学研究中。

相隔十年，《格林（ThomasGreene）报告》相对于《列文报告》给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更大的关注。格林报告开篇便指出：“比较文学运动还希望探索文学与其他艺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例如哲学、历史、观念史、语言学、音乐、艺术和民间传说等的关系”5，虽然这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围相对于雷马克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列文报告》来说有了一定程度的缩小，但这无疑是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又一次肯定。同年，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JeanPierreBalliselli）在一次比较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不应该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首次将“跨学科”一词引入比较文学领域。此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其实，在雷马克提出这个定义之前，就有许多学者进行过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德国学者赫尔德（J.G.Herder）、弗·施莱格尔（FriedrichvonSchlegel）和科赫（RobertKoch），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的学者们，都在他们的研究中或多或少的应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只是当时他们还处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之中，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就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也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雷马克的定义第一次将跨学科研究正式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两大主题之一提出，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更将比较文学引入了新的道路，赋予了比较文学更为深刻的意义和无可比拟的时代前瞻性。当今世界，各学科之间的整合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许多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应运而生，社会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正如金吾伦所说：“当代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正是产生于各门学科相互交叉的切点上。当代科学发展中最有前途和取得丰硕成果的科学流派大多具有综合研究的特色。当代杰出科学家的视野都没有囿于其狭窄的专业领域，而具有更广博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6当代社会，跨学科研究无疑已是大势所趋。从历史来看，早期不自觉地跨学科研究昭示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提出的必然性，从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提出更被证明是极其正确和富有远见卓识的选择。尽管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纷扰不断，但是这一方法的提出所带来的深远意义，却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与争议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许多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之中。但是，由于定义本身的模糊和理论建构的不足，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他们的热烈探讨与争论。综合来看，学者们探讨与论争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由于跨学科研究拓宽了比较文学的边界，一部分学者在进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出现了偏离文学本身的问题，因而引起了学界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以文学为中心”的讨论；二是雷马克定义本身的模糊性给一部分学者带来了困惑，他们围绕着“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同时跨文化”的问题各抒己见，却又很难达成共识；三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由于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操作方法，导致一些学者在实践的过程中陷入了一定的困境，从而引发了一部分学者关于应该“如何进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与争论尽管造成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纷纷扰扰的表象，但在实际上却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注入了活力，推动了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以文学为中心

雷马克在提出比较文学的定义之后，遭到了同派学者韦勒克的猛烈抨击。1970年，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一文中说到：“雷马克最近给比较文学下的定义不能说轻率，却更雄心勃勃。他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领域，认为比较文学……但雷马克先生却不得不做出某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区别，例如，研究霍桑与加尔文教的关系被称作‘比较文学’，而研究霍桑关于犯罪和赎罪的观念则被称作‘美国文学’，这类区别显然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是作为一个定义，它却经不起仔细推敲。”7韦勒克对于雷马克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他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是文学本身，而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势必会冲淡文学研究，从而导致比较文学“文学性”丧失。与韦勒克持同一观点的还有美国学者韦因斯坦（UlrichWeisstein），他提出应该“将文学当作研究的起点与目标”，以此来消除跨学科研究给比较文学学界带来的“恐泛症”8。从当时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状态来看，韦勒克和韦因斯坦的批评似乎并非没有道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美国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本来在雷马克的定义中处于恒定不变的一极———“文学”，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被忽略了，文学最终沦为研究其他学科的附庸与载体。这些现象在雷马克提出跨学科研究时就已经以女权主义、宗教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等形式出现过，而后则更具体地体现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一些议题上：如流放与他者性，数码媒体、文化生产与投机资本主义等。在这些议题中，“文学”已经不见身影，跨学科研究也开始脱离比较文学发展的轨道，这直接导致了格林报告中对跨学科研究的压缩和对比较文学“精英性”与“文学性”的重提。1975年针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实践中出现的偏离文学研究范畴的情况，《格林报告》明确提出了“必须谨防学科的交叉导致学科的松弛”9的警示，但是在结构主义席卷一切成规的冲击下，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不断加剧，比较文学的比较空间也不断扩大，《格林报告》对于解决“文学”不断淡出研究者的视野、比较文学研究对文学研究美学意义实践的否定倾向等问题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1993年《伯恩海默（CharlesBernheimer）报告》针对《格林报告》中所表现出来的危机意识提出要进行比较文学领域的更新，认为“在这个广阔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领域，上述扩大文学语境的方式大大有别于以作者、民族/国家、时期和文类为依据的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以致‘文学’这个词已经不再能有效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了”10。对于文化研究项目大规模进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现象，报告则认为“这种合并可以使比较文学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生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11。伯恩海默对文化研究理论进入比较文学领域的支持，使得比较文学中传统的文学研究进一步被忽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一极也面临着被彻底消解的危险。2003年，在总结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长期实践状况后，《苏源熙（HaunSaussy）报告》针对《伯恩海默报告》中学科泛化的问题进行了反拨，主张“文学性，或者用蒂尼亚诺夫（YuryTynjanov）的著名术语，literaturnost，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也是所有文学传统的共享因素”12，将“文学”重新召回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之中，由此实现了“文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回归。

国际比较文学学者们对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文学”一极的关注，也使得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们就“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以文学为中心”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笔者翻阅了1989—2017年间中国学者王宁、刘献彪、刘介民、蒋述卓和高旭东等人的比较文学著作，发现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面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时，大多数都坚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以文学为中心的观念。

1989年，王宁在《超学科比较文学》一书的导论中认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起点是文学，经过了一个循环之后又回归到文学本体来，但这种回归并非简单的本体复归，而是一种螺旋式的本体超越，得出的结论大大超越原来的出发点，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13，指出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文学的本体地位；2001年，刘献彪、刘介民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一书中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之一，它是从文学的外围入手，并通过这些外围领域和文学关系的研究来研讨文学的本身”14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强调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该以文学本身为重点；2015年，蒋述卓又在《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一书中表明了“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15的观念；这种以文学为研究中心的观念在2017年高旭东主编的《跨学科研究》专著中又重新得到了强调：“归属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以文学为中心，是为了研究文学的特性而将文学与其他表现领域进行比较的”16……此外，在曹顺庆、胡亚敏、方汉文等诸多比较文学学者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我们都不难瞥见这样的观点。

除了这些专著以外，笔者查阅了2000—2018年间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论文，发现也有不少学者撰文批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导致比较文学研究丧失了“文学性”，坚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以文学为中心的观点；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表示应该突破学科本位的思想，促进比较文学的创新与发展。

孙婷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之我见》中认为比较文学即将走向无边的境界，要想规范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就必须规范比较文学跨学科的边界，以文学研究为核心，将文学看成比较文学的生命线和唯一的立足之地[3]。张俊萍、李莉也认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使比较文学学科本身形成了无限的扩展性，从而让学科界限变得模糊甚至不再存在”17，这容易形成比较文学研究对“文学性”的丢弃，使得文学本身沦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资料，她们认为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应该时刻秉承以文学为中心的理念，谨慎从事，以适当的分寸进行……在面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偏离文学研究的问题时，这些学者无一不坚守着比较文学应该以文学为中心的观念，但在面对该如何“以文学为中心”这个问题时，大多数学者却又语焉不详，无法说清。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青年学者赵义华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以文学为中心”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文学研究”与“非文学研究”之间本来就没有办法进行明确的划分，大多数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文学本位”的强调，与其说是严密的学理论证，不如说是由于长期的学科分化造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学科身份思维。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基本都是大学中某个学科领域从事专门性研究的教育者和研究者，这种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性更是强化了他们的学科身份思维，“以至于当他们面对一个新的方法时，总是无法摆脱自己的学科中心，任何思考都呈现一种学科向心性，从而影响和限制了学科对话和学科开放，走向固步自封。”18他进一步提出，在当今学科综合越来越成为科研创新的有效途径的社会发展趋势之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但不应该坚持“文学本位”，还应该积极打破这种学术潜意识的思维壁垒，倡导一种开放的研究心态和研究视野，开展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多途径互动和对话，更进一步地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对此，曹洪祥也认为我们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为了寻求一个可以驻足的终点或者一种永恒不变的身份，而是为了在语言的‘活生生的’存在之中，不断突破理解的困境”19，他认为如果只考虑“文学性”这个来自形式主义者的观念，而不去考虑整个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历程，不可能解决比较文学自身的问题。

赵义华和曹洪祥的观点启发我们去重新思考学科本身的意义，这无疑对比较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对于比较文学这个年轻的学科来说，要放弃“文学”这一使学科得以立足的重要核心而去追逐更遥远，甚至是虚无缥缈的学科意义似乎言之尚早，也无任何道理可言。任何学科一旦选择了放弃自身的学科特色与立足之地，所要面临的都只会是无休无止的纷争与混乱，最终也必将走向衰败与消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本就因为文学研究而生，如果放弃了“文学”这一研究的中心，那么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以是任何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也可以不是跨学科研究。因此，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我们应该时刻警醒自己不要忘记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坚守文学的阵地，以文学为中心，致力于解决文学本身的问题。要深刻地明白，比较文学只有更好地解决了文学本身的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为社会为人生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不能着急也无法舍弃的过程。

（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同时“跨文化”

1961年，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并没有明确指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同时跨文化，尽管后期他为了规范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范围，提出“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20，也仍然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因此，出于对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定义的困惑，比较文学学者们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同时跨文化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就雷马克本身对这一定义的论述而言，我们可以看出雷马克本人并不强调跨学科研究必须同时跨文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用》一文中，雷马克举了四个例子论述“文学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内涵。第一个例子是论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材料来源，将文学与史学联系起来，同时涉及到古希腊、罗马、意大利等不同的国家，在跨学科的同时也跨越了文化的界限；第二个例子是探讨法国金融体系或思维意识与《高老头》的关系，只超越了学科的界限；第三个例子探讨霍桑或麦尔维尔的伦理或宗教观念，因为美国新教的伦理与宗教观念不可避免地与整个欧洲相联系，因此可以看作这一课题实现了学科与文化的双超越；第四个例子是描述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与心理学的关系，也只是超越了学科的界限[4]。从雷马克所举的这四个例子来看，雷马克并没有强调比较文学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必须同时跨文化，而是不自觉地认定跨学科研究只要超越了文学学科的界限，就属于比较文学。而此后，在里恩·艾德尔（L.Edel）《文学与心理学》、牛顿·P·斯托尔克奈特（NewtonP.Stallknecht）《文学与思想史》和玛丽·盖塞（MaryGaither）《文学与艺术》等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中，我们也并没有窥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需要同时实现跨文化的观念。但对于这一问题，韦因斯坦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一方面支持“各种艺术相互阐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又直接强调这样的研究应“不超越国家的界限”21，简而言之就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不应该同时跨文化。韦因斯坦提出这一观念无疑有着他自己的忧虑，他所担心的是跨越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很可能做成影响研究从而丧失跨学科研究的真正意义。

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对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应该同时跨文化这一问题，国外学者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而长期以来，由于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定义的语焉不详，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在进行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之时也并没有深入思考过“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间有何种差异，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否应同时跨文化也没有予以关注。他们有的直接忽视了这个问题，有的则似乎认为只要实现“跨学科”这一“跨”就算是完成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直到王向远对此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较文学的学者们才真正开始把目光投向这一问题。王向远在《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一文中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跨学科研究是否是文学研究特有的方法？二是跨学科研究方法是否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对于第一个问题，王向远明确指出，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所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之下，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过是文学研究对于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一种借鉴而已。针对第二个这个问题，王向远举出了大量的例子说明各个国家在进行国别文学研究之时也采取了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因此，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实只是普遍的文学研究的方法，并没有任何比较文学的学科特色。王向远认为，真正属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的研究还应该具有“跨文化”这一特点。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而研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能属于“跨学科研究”而非“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因此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与王向远持同一观点，坚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同时也应该跨文化的学者还有陈雅谦。他认为，任何一个学科的合理存在，都必须拥有某种程度的“限定性”，因为别的学科也在做着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方面的工作，所以比较文学不能通过单纯的对学科界限的超越而获得作为学科存在的理由，他直言“如果要使雷马克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比较’也成为‘比较文学’，它还必须同时具备‘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比较’之所以成为‘比较文学’的那个特征，这个独特的因素才是能否成为‘比较文学’的必然条件”22。与王向远和陈雅谦相比，何云波对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范围的界定则显得更为宽松。他提倡不要给比较文学设置太多的条条框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跨文化，但也并非一定要跨文化，有些时候，甚至最好不要跨文化。何云波强调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要跨文化的原因与韦因斯坦一样，担心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一旦同时跨越了文化，就成为了一种影响研究，而不再属于跨学科研究的范畴了。虽然这一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可言，但就比较文学本身而言，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一直都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学科得以立足的必要条件，如果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没有跨越文化的界限，那么，正如王向远所说，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就只是一种普遍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已，并没有任何的学科特色可言。因此，跨学科研究只有同时具备了跨文化的特点，才能真正称之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诚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跨文化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研究范式和实证方法上的确与影响研究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其在研究范围和对象上，却与影响研究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从宏观上比较其他学科与文学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注重其他学科对文学的影响，从整体上把握文学的发展规律与特性；后者则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以文学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作品传播、接受与演变的过程；前者的重心在于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而后者则更注重影响的过程。因此，我们只能说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有着影响研究的特点，却不能因此就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同于影响研究，二者之间，是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

（三）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推进比较文学学科进步的同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在提出时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天的实践缺乏对理论的建构，因而导致学者在从事研究时，没有一套系统的方法论进行参照，从而使得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混乱的一面。一部分学者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致力于提升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对应该“如何进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欧洲比较文学界的跨学科研究在二十世纪末期趋势愈发明显，但随着学科边界的不断扩大，比较文学也发生了一些转向。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出版了《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一书，在“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这一章中，巴斯奈特提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气数已尽，认为“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已经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总体面貌。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将翻译研究看作主要的学科，而将比较文学视为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但次要的研究领域。”23巴斯奈特对翻译研究的提倡开启了比较文学翻译转向的命题，但是在此后的十年间，翻译研究却并未像巴斯奈特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迅速甚至取代比较文学，对比依然是翻译研究的核心。2003年，巴斯奈特在《二十一世纪比较文学反思》一文中尽管不再坚持用翻译研究取代比较文学的观点，却依旧认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都不应该看作是学科：它们都是研究文学的方法，是相互受益的阅读文学的方法”24。无论是放言用翻译研究取代比较文学还是坚持将比较文学仅仅视作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巴斯奈特的观点显然都是有所偏颇的。虽然翻译与比较文学关系密切，并成为了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与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却有着显著的区别。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对象始终都是文学翻译，关注的重点是翻译的选择和译本的文学影响，研究的目的则是寻找文化间的可通约性和文学的共同性，而通常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则更多关注的是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等译文层面上的问题。尽管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与当代翻译研究在经历了文化转向之后，都超越了传统的翻译模式，加强了对译入语文化语境的关注，但当代翻译研究在这一方面相比于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来说，却稍显滞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当代翻译研究关注的对象，更多的还是翻译问题本身；而比较文学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意识、语境意识、比较意识和关系意识，其研究的领域则要宽泛得多。因此，翻译研究非但不能取代比较文学，还应该“借鉴比较文学翻译研究的思想，即强化翻译研究中的文学关系意识、语境意识、文学互文性和文化间性研究意识”25。2003年，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出版了专著《一门学之死》，极力否定现今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具有不平等“渗透性”的比较文学，提出构建一种非政治化的、未被西方中心意识概念化的“星球化”比较文学[5]。但斯皮瓦克却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实现这一目标，“星球化”也更多的像是“一种理论上的‘真空’假设,一种人类不再互为‘他者’的乌托邦”26。

比较文学从诞生到发展至今，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学科特色，形成了系统的学科体系，在学科建设和研究实践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无论是否定比较文学的学科特性还是选择一种新的模式来完全取代比较文学，显然都是不可取的。在面对比较文学新的发展状况时，我们不应该急着去引导甚至是阻碍这种新的趋势，悲观地否认整个学科的存在意义，而应在学科已有的成就上，做出积极有益的探索，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添砖加瓦。面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西方学者在深感危机的同时也从未停滞过追寻比较文学更好发展路径的脚步。无论是“危机论”还是“死亡论”，都表示了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关注，都是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积极探索。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在面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各种问题时，表现出了更为冷静乐观的一面，他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致力于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体系进行更好的构建。

王向远在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同时应该跨文化的要求之后，进一步提出进行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的设想。“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27按照王向远的设想，比较文学不再将比较的焦点放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上，而是放在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之上，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这种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使得文学研究不再受制于人为的、抽象的学科概念，而只需对文学有影响的国际思潮与事件进行研究，看似更易于操作也更加符合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准则，却也遭到了学界的质疑。何云波认为王向远提出的这种“超文学”研究，看似超越了学科的界限，实则不过是对学科中某些因素的提取式地比较研究，虽然满足了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的要求，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对于比较文学应该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何云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何云波认为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并非一定是跨文化的研究，但是应该引入跨文化的视野；其次，何云波认为现今比较文学的不少论著都停留在对不同艺术门类、不同学科之间如何互相影响的梳理上，很少有进一步的拓展和思考，因此“如何在跨文化的视野中，通过对知识范式的清理，寻求不同学科之间的概念、范畴、话语规则、精神架构的差异与相通，便成为我们需要努力探索的课题”28，认为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应该致力于寻找文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言说方式与话语原则，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双向阐释中找出各个学科的话语通约性，从而真正实现各学科之间的互动、互证与互补，在不同学科相互阐发与辩难的越界对话中，寻求融通的可能。何云波提出的这种方法毫无疑问能够有效推进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进行真正的对话，但也对从事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的丰富知识，从社会整体上深刻地把握文学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

任何学科在遭致争议的同时，也意味着获得新的生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和雷马克关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界定的模糊性使得比较文学学者们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难以下手，但也为后来的学者们留下了诸多发挥的空间。时至今日，学界对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人无从选择。但正如宋德发所说：“‘众说纷纭’代表着百家争鸣，‘无从选择’意味着有更多选择”29，比较文学学者们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争论终会凭借着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构成多元互补的状态，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与完善注入活力。因此，当面临暂时的学科失范问题时，我们不必诚惶诚恐，更不至于惊慌失措，毕竟偏离正常的路径并不只是意味着粉身碎骨，也可能意味着新的发现与方向。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迄今已有将近六十年的历史，仍然有着充沛的活力，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范式也并没有消减跨学科研究的力量，反而与之相辅相成，这进一步启示我们要给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留足空间。但留足空间并不意味着毫无规范可言，对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明确跨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边界，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发展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路径

巴斯奈特认为“比较文学的危机，源自于过分规定性与明显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论的结合”30，“比较文学的未来在于放弃任何规定性的方法来限定研究的对象，而聚焦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承认文学流传所带来的必然的相互联系”31。但是放弃对研究范围与对象的规定无异于放弃学科本身。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本就因为研究对象与范围的不确定性而带来了接连不断的问题，因此，要更好地面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非但不能放弃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还要更加清晰地明确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首先，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这是比较文学的根基，也是每个比较文学学者都应该坚守的阵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起点是文学，终点也应该是文学，关注其他学科对文学的影响和这一影响所产生的文学意义，从而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特征与规律应该是现阶段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其次，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必须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跨越了文化界限的跨学科研究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以往学者们所做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虽然跨越了学科的界限，却与比较文学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它们可以划归于国别文学的领域，也可以划归于与文学比较的其他任一学科领域。最后，必须重申的是雷马克的观点，在从事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时，与文学相比较的学科必须是系统的、独立连贯的，必须从学科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其他学科对文学本质特征、艺术本体构成和艺术技巧形成等的影响，不可过分拘泥于同源共生的学理依据，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简化为同异关系的探讨，而要积极地发现新兴学科的产生对文学的改变与影响。

另外，关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还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在当今科际整合的时代下，各行各界都在寻求与其他学科的互补与共通，许多新型的交叉学科也顺势出现，那么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与这些交叉学科有什么区别呢？借用方汉文的回答：“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转换体系，在它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中，是维持自身特性而不必求助于其他特性的……比较文学中，文学与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受艺术审美心理的约束，与文艺心理学不同，后者可以用心理学的规律来完成转换。”32可以明确的是，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学始终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而交叉学科则可以以任意一门学科为中心。二是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等文学批评方法使部分学者感到了这样的疑惑：用文学批评理论所进行的文学研究是否也属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呢？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种，用文学批评方法来解读作品是所有文学研究通用的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的专属；另一方面，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历来就是文艺学的三个分支，而文艺学从属于文学，那么文学批评本就是文学范畴之内的研究，因此，用文学批评理论所进行的研究根本算不上是跨学科研究，更不是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迄今为止，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未能完全得到人们的认同，一部分学者甚至对它抱着极大的误解，将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视为投机取巧的手段而予以极端的蔑视。明确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对象与范围，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本质，也更利于学者们理清思路，更好地探索文学的奥秘。未来，当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也许也可以试着如宋德发所说，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从“学科立场”走向“问题立场”，致力于解决人的问题。通过找到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最大的契合点，寻求人类文明的共通。因此，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出发，从学科研究的规范开始，致力于更好更透彻的比较文学研究，从而走向比较文化，实现全人类更好的沟通与交流，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出路与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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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本·阿格尔,张喜华译.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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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广东省教育厅创新项目“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话语研究”(项目编号:0000031426)的系列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