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随着大批学者从大陆赴台，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与研究在台湾地区逐渐开展起来。“莎士比亚戏剧在台湾地区是集中体现东方与西方、政治与文化、传统与现代、话剧与戏曲交集共鸣的最佳场域。”1历年来，大陆学界对台湾地区莎学与莎剧翻译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梁实秋所译《莎士比亚全集》和对梁实秋莎评的探讨。莎学专家李伟昉对梁实秋进行过持续性研究，2001年，出版大陆首部深入系统研究梁实秋所做莎评的专著《梁实秋莎评研究》,并发表一系列相关论文。以此为基础，围绕梁实秋的翻译观、戏剧观、莎评特色和梁译莎与朱生豪等译文版本的对比，以及梁实秋与鲁迅翻译思想比较等相关研究，为大陆学界所关注。此外，莎学专家李伟民在其《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2009年)一书中提出“莎士比亚在当下中国”的议题，首次对台湾地区莎学进行综述性介绍。台湾地区莎剧研究是中国莎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透过海峡两岸莎剧翻译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两岸莎学的共同起源。以历史学的视角，系统梳理海峡两岸莎剧翻译的渊源与发展，将有利于构筑中国莎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台湾地区莎剧起源于日据时期，1945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地区学者和戏剧家在接受莎剧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与戏曲精髓，并进行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在20世纪，梁实秋、朱生豪等莎剧翻译家的成就同属于海峡两岸的翻译成果。进入21世纪，台湾地区莎学专家彭镜禧与大陆莎剧翻译家傅光明等学者的成果带动了两岸莎学的共同发展。两位莎剧翻译家的译作为中文莎剧增添了独特的研究范例，是中国莎剧翻译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将台湾地区莎剧翻译纳入中国莎学研究的整体框架，阐述海峡两岸莎剧翻译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意义，以期推动两岸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一、海峡两岸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渊源

自莎士比亚被引入中国以来的近二百年，中国莎学以莎剧中文翻译为基础展开，台湾地区莎学则是在大陆莎剧翻译与研究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美国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影响’乃是一个隐喻，暗示着一个关系矩阵——意象关系、时间关系、精神关系、心理关系，它在本质上归根结底是自卫性的。”2中国大陆莎剧翻译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就是建立在一个关系矩阵之上的隐喻。自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提到“沙士比阿”的名字以来，尤其是1921年田汉以现代汉语翻译《哈孟雷特》之后，中国大陆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莎剧翻译家，深刻影响了海峡两岸的莎学研究。

莎士比亚戏剧的译者大多同时又是莎剧研究者和批评家，对莎剧有深刻而独特的体会，但单纯的莎研者和批评家却不一定能做好莎剧翻译。在海峡两岸，许多莎剧专家、学者、诗人和剧作家都曾尝试过莎剧翻译。然而有些因没有足够的英国文化背景知识，没能完全了解莎士比亚所生长的时代历史、政治氛围、剧场沿革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因而没有足够的理解力去诠释这位伟大的剧作家，翻译莎剧时，难免失之分毫，差之千里。若没有扎实的中文写作功底和英文阅读与理解力，莎剧译文将令人不忍卒读。

历年来，相对于大陆学界极少关注台湾地区莎学与莎剧翻译，台湾地区学者对大陆莎学专家的翻译与研究则持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在朱生豪对莎剧翻译的基础上，赴台后担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历时37年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成为迄今为止独自翻译莎翁全集的唯一中文译者。这两个版本的莎剧全集在20世纪成为台湾地区莎剧翻译的典范，之后大陆翻译家卞之琳、孙大雨等人的翻译在两岸相继出版。同时，一批台湾地区学者和翻译家也对莎剧展开重新翻译。3在这一阶段，台湾地区学者的莎剧译本多为单行本，并没有持续翻译多部莎剧的译者出现。近年在大陆出版的莎剧全集，多为朱生豪、梁实秋译本的重新校注再版、或多人合作的翻译之作，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地区翻译家彭镜禧的“莎戏曲”翻译和大陆学者傅光明的莎剧新译，均以精深的莎学研究为基础，为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阅读感受。

严格说来，台湾地区的莎剧翻译与莎学研究起始于1949年从大陆赴台的梁实秋(1903-1987)。就整个中国莎剧翻译史而言，20世纪40年代是莎剧翻译的高峰期，而梁译本是这一时期莎剧翻译的代表，在其从1931年开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有10部译作是在大陆完成。梁实秋以其丰富的英国文学背景知识与深厚学养，孜孜不倦坚持不懈地翻译莎剧，最终以一己之力成就伟业。

在梁实秋翻译莎剧全集的同时，虞尔昌也在续译朱生豪未竟的10部历史剧，并于1966年完成并出版。相较前者，虞尔昌的历史剧翻译似乎并未在两岸莎学界引起重视。台湾学者李奭学在其撰写的《莎士比亚入华百年》一文中提到在国民党赴台后，“除梁实秋之外，尚有虞尔昌和夏翼天(生卒年不详)等致力于莎剧迻译。其中以虞尔昌的成就较大”4。1944年朱生豪因病去世。1947年秋，其译稿由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莎士比亚喜剧》《莎士比亚悲剧》和《莎士比亚杂剧》出版，计27部剧作。同年，虞尔昌赴台后在台湾大学英文系任教，立志完成同学遗志，补译了10部历史剧、1部《十四行诗》和1部《莎士比亚评传》。这部《莎士比亚评传》译自日本籍爱尔兰裔学者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51899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所作关于莎士比亚的9篇演讲稿，原名为Lectures on Shakespeare by Lafcadio Hearn。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中，虞尔昌在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承接校友朱生豪的遗志，笔耕不辍，在英文教学之余投入十年精力与心血补译莎剧全集，是中国莎学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翻译家之一，其译作反照当时台湾地区的社会民情与政治，值得更多学者进行深入研究。

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对莎士比亚的接受是日本殖民统治强力干预的结果。抗日战争结束，台湾地区回归到中文语境，使得莎士比亚研究可以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开展”6。虽然台湾地区莎剧接受史起始于日本殖民时期，早期上演的莎剧均以日语演出，受日语莎剧影响较大，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文莎剧译本在台湾地区的出版展示了其所代表的话语权，进而改变了我国台湾地区的莎剧接受史。进入21世纪，两岸莎剧中文翻译的蓬勃发展，更是印证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事实。

二、彭镜禧与“莎戏曲”翻译

在台湾地区众多莎学学者中，台湾大学外文系和戏剧系荣休教授彭镜禧是备受敬仰的莎学泰斗。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第二任会长方平曾经对彭镜禧“求形存真”7的莎剧翻译给予高度评价。除莎剧翻译和莎学研究之外，他还与台湾师范大学跨文化戏剧研究专家陈芳教授合作，以中国传统戏曲形式分别把《威尼斯商人》《一报还一报》和《李尔王》改编成豫莎剧《约/束》(2009)、《量·度》(2012)和《天问》(2015),并把“失传”莎剧《卡丹纽》改编成“类京剧版”8(2013)和客家大戏版《背叛》(2014),同时将改编的莎剧作品积极推向英美国家进行巡演，令国际莎学界展开对“莎戏曲”(Shake-xiqu)的热议与关注。2019年，彭镜禧与陈芳改编自《皆大欢喜》的豫莎剧《可待》在台湾地区成功上演，以莎剧为媒介，对中华文化和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莎戏曲”概念的提出者陈芳在其著作《莎戏曲：跨文化改编与演绎》中对“莎戏曲”给出明确定义，指“从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而成的中国传统戏曲”“是亚洲莎士比亚戏剧跨文化剧场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9。她提出在对莎剧复杂的跨文化改编过程中，要注意五个改编要点：即“文化的转移”“剧种的特性”“情节的增删”“语言的对焦”和“程序的新变”10,并对改编莎剧作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戏剧主体性问题做了重点阐释。可以看出，所谓“莎戏曲”就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对莎剧的改写，是对莎剧一种有益的文化挪用，而彭镜禧对于“莎戏曲”中文台词的英文翻译，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有效的对外传播。

在台湾著名莎剧导演杨世彭为中英文版《约/束》(Bond)所做的序言《〈约/束〉问世有感》中，这位曾担任过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戏剧舞蹈系教授、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和美国科罗拉多州莎士比亚戏剧节艺术及行政总监的莎剧专家说：“由于彭镜禧教授中英文的深厚造诣，陈芳教授在古典诗词上的通透精熟，这部戏的唱段有时虽也偏离了原文、删减了篇幅，但却保留相当分量的莎士比亚戏剧精华。”11豫莎剧《约/束》的唱词基于彭镜禧对《威尼斯商人》的中文翻译。以第四幕第一场，鲍西亚(彭译为“波黠”)假扮男装，化身为律师，协助威尼斯公爵断案，并告诫夏洛克要心怀仁慈的对白为例，彭镜禧对莎剧诗体翻译持续多年精深专研的功底立显：

波黠：慈悲之心并非出于强迫。

它像柔和的雨自天而降，

落到下界，有双重的福分：

既造福施者，也造福受者。

这在权势之人最有效力。

它适合在位的君王，胜过冠冕。

令牌显示凡间权柄的力量，

乃是敬畏和威仪的表征，

因此君王受人畏惧、害怕；

然而慈悲高过令牌的威势。

它坐在君王内心的宝座，

乃是上帝本身的一种特质。

世间的权力若要比拟上帝，

须以慈悲搭配公义。因此，犹太人，

虽然公道是您的诉求，您要考虑：

一味地追求公义，我们谁都不能

得到拯救。我们都祈求上天慈悲，

同一篇祈祷文也教我们为人处世

要悲天悯人。我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劝你不要坚持讨回公道，

你若执意如此，执法如山的威尼斯法庭

必须做出不利于这商人的判决。12

这段鲍西亚规劝夏洛克要仁慈的经典台词，经过陈芳的雕琢打磨，并结合其古典诗词底蕴，形成了带有浓烈中国传统戏曲韵味的“莎戏曲”唱段，由被改名为慕容天的贝芒县富有淑媛乔装打扮成的匡先生唱出：

慕容天：大慈大悲天下本，

犹如雨露降凡尘。

善有善报古明训，

点册记载言谆谆。

柳毅传书成合卺，

漂母一饭值千金。

一念之间怀恻隐，

结草衔环报深恩。

宽容大度留分寸，

得饶人处且饶人。

即便诉求要公允，

法理人情宜酌斟。

顾全仁义尽本分，

劝君三思存哀矜。

(白)说了这么多，无非想劝你不要坚持讨公道，你若执意如此，根据法律，本人必须做出不利于安员外的判决。13

该唱段对取自唐代传奇小说《太平广记》的“柳毅传书”、《史记·淮阴侯列传》的“一饭千金”和取自《左传·宣公十五年》的“结草衔环”等中国典故的娴熟运用，直接显示出豫莎剧改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为使目标观众易于理解，改编者对唱段进行了文化挪用。改编后唱段内容彰显原文内涵，即“惟有搭配慈悲的公义，才是真正的公义。而拥有世间权势者，尤其要戒慎恐惧，心存悲悯”14。这段中国戏曲通用的七言诗词形式的填词，使莎剧真正做到跨越东西文化障碍，深具中华文化精髓。

实际上，彭镜禧最初将以中文改编的“莎戏曲”剧本翻译成英文，是为了方便在国外演出时作为字幕使用，后来正式出版为中英对照的“莎戏曲”剧本。以上段豫莎剧的英文翻译为例，彭镜禧对这段唱词的英译不但将中国典故言简意赅地介绍给外国观众，其精妙的文笔使剧本再一次实现了文化的跨越：

Murong: (sings)

The base of all humanity is mercy;

It droppeth as the gentle rain from heaven.

Good deeds are ever recompensed with good,

As witnessed truthfully in history.

The message of Liu Yi is marriage bliss.

Her bowl of rice makes rich a washer woman.

Even beyond this life, a moment of

Commiseration can be deeply felt.

Be tolerant, and be magnanimous;

Forgive where mercy seems to have a case.

For even if your suit is just and right,

It’s well to weigh humanity with law,

Consider both of justice and good will.

I entreat you this: think thrice, be merciful.

(speaks) I have spoken these things to mitigate the justice of your plea. If you insist on following through, I’ll have to pass sentence against Master An.15

在这段英文翻译中，对“柳毅传书”和“一饭千金”有所体现，而“结草衔环”由两个典故组成，过于复杂，在中译英的过程中进行了简化处理。“莎戏曲”这种跨文化、跨语言的改编无论给中国观众还是给外国观众，都带来了重温经典文化的感受。“莎戏曲”翻译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译者对莎剧的掌握，更取决于其所具备的中国文化底蕴。

可以说，在台湾地区众多学者当中，彭镜禧是唯一一位以莎剧翻译作为莎学研究基础，并以剧场学为理论支撑对多部莎剧进行莎戏曲改编的学者，是多年来台湾地区莎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同时，彭镜禧也是台湾地区莎学专家中与大陆莎学界联系最为紧密的学者。2004年，彭镜禧创立台湾大学莎士比亚论坛(NTU Shakespeare Forum),该论坛在2012年台湾莎士比亚学会成立之时共举办6届，在研究、教学、国际交流与推广上皆成果丰硕，对台湾莎学的持续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傅光明的莎剧翻译与莎剧溯源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傅光明集作家、学者、翻译家于一身，自2012年以来，以莎学研究为翻译基础，通过文本细读，探究莎剧原型故事的历史及演变，撰写了大量细致透辟的莎学论文。同时，他汲取当今国际莎学界多种研究方法之长，以其独特的作家视角和写作功底，不仅为我国莎学研究中对莎剧故事的溯源考据、莎剧版本研究和莎剧与《圣经》互文性等方面的研究填补了空白，还纠正了许多前人的误译与误释，其译文中丰富的注释为中文读者深层次地理解莎剧的内涵与隐喻，提供了极具可信度的参考。傅光明的译作不但显示出对前人的超越，而且以符合21世纪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精准且流畅的译文再次在读者中掀起中文莎剧的阅读热潮。

以上文列举的《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波西亚的经典台词为例，傅光明以散文体所进行的翻译，无不彰显出其扎实的学术研究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波西亚：仁慈的美德非强迫而为，它像绵绵细雨从天而降，滋润大地。它赐予尘世双重的祝福：既祝福施与仁慈的人，也祝福得到仁慈的人。无比的权威，才能显出它无边的威力；它比国王头上的王冠更适于国王。国王的令牌不过代表世俗权威，它既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也因此会使人对国王望而生畏、胆战心惊。但仁慈却有超越王权的力量，国王的内心便是仁慈的宝座，它体现的正是上帝的仁慈；当正义由仁慈来改变的时候，世俗王权才最像上帝神力的体现；因此，犹太人，尽管你要求得到正义，但只要想一想，假如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归于上帝的正义之下，应该没有谁的灵魂能得到救赎。我们总为仁慈祈祷，也理应听从《祈祷书》的教导，以仁慈的行为来回报。我说这些话，是想劝你不必非要坚持依法惩处不可；假如你非要坚持，这严格执法的威尼斯法庭，也必定会对那位威尼斯商人，依法宣判。16

在这一段多次提到上帝的经典台词翻译中，傅译一共标注了七个注释，分别从《圣经》的《旧约·申命记》《以赛亚书》《德训篇(次经)》《新约·使徒行传》《旧约·出埃及记》《民数记》《历代志上》《弥迦书》《哥林多后书》《旧约·德训篇》《旧约·箴言》《旧约·诗篇》《新约·罗马书》《新约·路加福音》中，列举出与莎剧原文相关的23个句子作为引证，并指出角色语言的隐含意义，使读者对莎剧中的幽微意蕴得以深刻体察。

以“it is twice blest; It blessed him that gives and him that takes”17一句为例，傅译为：“它赐予尘世双重的祝福：既祝福施与仁慈的人，也祝福得到仁慈的人。”18注释中标注出：“《新约使徒行传》20:35:要记得主耶稣亲自说过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19可见，在傅译中，莎剧台词与《圣经》的互文性不言而喻。傅译中对莎剧与《圣经》关联性的细致挖掘，使翻译莎剧成为一项更加庞大繁杂的工程，对译者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和底蕴的考察更加全面彻底，对译者精力和耐力的考验更为极致。

莎剧翻译的体裁选择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朱生豪以散体译散、以诗体译诗，梁实秋以散体进行莎剧翻译之后，以诗体译莎的尝试和挑战一直没有间断。尽管以诗体译莎的各位译者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但还是很难做到形神兼备，往往是具有诗体的分行，却无法译出与原文对应的韵律。傅光明选择以散体译莎剧中的无韵诗，其所采用的“散”不是指散文，而是指具有散文诗的风格，虽然没有分行，却具有诗的张力。以第一幕第三场最后安东尼奥的台词为例，傅译为：

安东尼奥这个希伯来人要变基督徒，

慷慨大方，用心不再歹毒。

巴萨尼奥我不喜欢嘴上抹蜜、内心藏奸之人。

安东尼奥走吧，在这件事上莫惊慌。

我的商船提前一月就回港。20

这段台词的韵律看似不规则，但如果把巴萨尼奥的一句台词抽出，安东尼奥这四句台词的韵律则非常明显，结构工整，完全符合韵体诗的形式。

同样是这段台词，彭译为：

安东尼犹太人要变基督徒了，他越来越好心。

巴萨纽我却不喜欢好话说满，坏事做尽。

安东尼算了，这件事不必恐惧惊慌，

我的船两个月内就会回航。21

由此可见，无论用中文的无韵诗体还是散体翻译莎剧中的无韵诗，并不能决定译文的优劣，而在准确达意的基础上，又能更接近“原味莎”,才是译作的最高境界。从上文可以看出，傅光明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译文的节奏和韵律，将诗的韵致放在散体之中，不但能使原文的文化、历史、语言内涵尽可能充分地表达出来，还能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观众更容易接受。

实际上，傅光明早在其所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2013年)和《罗密欧与朱丽叶》(2014年)中就增加了丰富的注释，以及对前人错译、误译的比较分析。为了更好帮助当代读者理解莎剧，他每新译完一部莎剧便写一长篇导读，其中包括戏剧故事溯源和戏剧版本介绍等。截至目前，他已将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四大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及9部历史剧共18部戏剧，从剧作版本、素材来源、戏剧结构、人物分析等层面进行了阐释，并出版了3部专著《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2017年)、《戏梦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喜剧世界》(2018年)和《俗世一莎翁：莎士比亚的史剧世界》(2021年)。这3部专著是国内近年来难得的莎学新成果，“在吸取东西方莎学研究精华的基础上，傅光明的莎学研究参考资料权威，溯源考证严密，论证推理充分，构成了其‘注释导读本’莎剧译文的独特所在”22。2019年，傅光明的另外一部学术专著《莎剧的黑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原型故事”之旅》出版。该专著首次集中对《哈姆雷特》等9部戏剧作品的“原型故事”进行细致梳理，探讨了莎士比亚在创作过程中对前人文本的吸收和再创作，“既是对莎剧原型故事的溯源，又是对莎士比亚创作资源的钩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价值、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23。傅光明译本的学术性、莎学研究的深度以及所挖掘剧本的广度，为新世纪中文莎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海峡两岸两位莎剧译者的共性特征与个体差异

作为新世界海峡两岸具有代表性的莎剧翻译家，彭镜禧与傅光明两位莎剧译者凭借精湛的中英文功底，带着对中华文化与莎剧的热爱和对中文莎剧读者的眷顾，积极投入到莎剧翻译之中。在时间上，彭译早于傅译，在翻译8部莎剧之后，彭镜禧浅尝辄止，转而投入到“莎戏曲”的改编与英译之中，可谓独树一帜，而傅光明则立志以一人之力挑战莎剧全集翻译。在通读彭译和傅译的莎剧译本之后，可以看出两位译者均付出了极大心血，但从他们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也能看出两位译者对剧本的不同理解和认识。

以上文列举的《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波西亚的经典台词为例，在最后一句的处理上，彭译和傅译差别明显，英文原文为：

Which if thou follow, this strict court of Venice

Must needs give sentence ’gainst the merchant there. 24

彭译为：“你若执意如此，执法如山的威尼斯法庭必须做出不利于这商人的判决。”25彭镜禧在译本绪论中指出“波黠似乎每每在劝阻夏洛之后，又似乎鼓励他坚持拒绝拿钱走人”26 ,这实为波黠的“量罪计谋”,并在注释中解释道：“波黠在断案过程中，除了一再对夏洛动之以情外，同时也一再明白宣示夏洛的要求完全合法。这种情与法的对照，有多方面的戏剧效果：其一，让好戏拖棚，造成悬疑；其二，使夏洛信心满满，态度愈加顽强；其三，舞台上以及舞台下的观众必然更觉得安东尼生机渺茫。这样的过程跟最后的结局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27另外，彭镜禧还在译本绪论中指出，在安东尼写给巴萨纽的信中，“爱”这个字眼的使用让波黠心生疑窦，促使她下定决心来到法庭，试探安东尼与巴萨纽之间真正的关系，到底是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还是同性恋人之间的隐秘爱情。28可见，彭译对细微之处的处理可谓别具匠心。

对于这句台词，傅译为：“假如你非要坚持，这严格执法的威尼斯法庭，也必定会对那位威尼斯商人，依法宣判。”29傅译中给出注释，指出：“波西亚在此用词十分严谨，因她对辩护安东尼奥最后‘无罪’胸有成竹，故不会使用‘宣判定罪’(朱生豪译)或‘惩处’(梁实秋译)之类的字眼。‘依法宣判’则暗示她最后是要宣判‘无罪’。而此时，不仅夏洛克，包括安东尼奥在内，尼莉莎之外的所有人，都不知波西亚所深藏的玄机堂奥。”30傅译对波西亚在这段对白中对原告夏洛克动之以情，希望他以慈悲为怀，饶过安东尼奥的初衷有所体现，并在“依法宣判”这四字的翻译中做了细致入微的思考。可以说两种理解各有道理，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于一个女扮男装、急切寻求方法帮助心上人的富家小姐复杂心思的揣摩，均深得莎剧精髓。

两个译本除体裁不同，跨文化的特征亦明显不同。在彭译本中，当波黠否定了巴萨纽提出让法官破例动用手中职权，来惩处夏洛的提议之后，夏洛对波黠赞扬道：“A Daniel come to judgment! yea, a Daniel!”31彭译为：“好个包青天再世；真是包青天!”32“Daniel”旧译为“但以理”,被誉为希伯来先知，以解释异象、善断冤案著称。傅译为：“一位丹尼尔亲临审理!是的，果然是丹尼尔再世!”①33可见，彭译明显带有其改编的“莎戏曲”风格，多处采取“归化”的翻译方法，使剧中人物与中国历史人物勾连，更具中华文化特质，使中文读者更容易参透莎剧的内涵；而傅光明的译本则更突出“原味莎”的特质，推陈出新，强调“新译”,同时保留译者身为学者的严谨，基本采取“异化”的翻译方法，更适合莎剧研究者进行研读与考据。

2017年11月11日，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傅光明莎剧新译研讨会上，彭镜禧作为莎学前辈、资深莎剧翻译家应邀参会，并分享了自己进行莎剧翻译的心得与体会，以及彭译莎剧的与众不同之处。2018年6月2日，在台湾师范大学举办的台湾莎士比亚学会论坛上，彭镜禧在主旨发言中，分析了辜正坤诗体翻译、傅光明散文体翻译及彭译莎剧的特色与异同，表达了对傅光明立志完成莎剧全集翻译的敬意。海峡两岸莎剧译者积极的交流与切磋极大地促进了中文莎剧翻译的发展，“只有坚持对话、求同存异，才能和谐共生、同谋发展”②34。可以说，彭镜禧和傅光明两位莎剧译者为两岸学术界树立了楷模，真正做到了互通有无、文明共鉴，这也是两岸莎学发展的大势所趋。

结语

自梁实秋、虞尔昌等学者在1949年从大陆赴台在高校任教并从事莎剧翻译与研究，借由后续历代学者潜心治学，台湾地区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与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翻译中文莎剧、表演“莎戏曲”,到成立莎学团体，台湾地区莎学学者多年来传达出对祖国大陆的民族文化认同，在现阶段的两岸关系中显得弥足珍贵。

在新世纪中国莎剧翻译史中，彭译和傅译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海峡两岸翻译家对莎剧持续多年的中文翻译是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最有力的证明。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莎戏曲”作品被成功改编、上演，随着海峡两岸莎剧专家们对莎剧的文化挪用，中华文化将在全球熠熠生辉。莎剧翻译是最能生动体现中文语言生命力的载体之一，中文语言的生命力会在莎剧翻译中得到最为生动的体现。

海峡两岸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渊源与发展，既体现出台湾地区莎剧研究是中国莎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亦为未来共同研究、协同发展提供了前期基础。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历史性地系统梳理海峡两岸莎剧翻译发展史，创新性地搭建起海峡两岸莎剧研究的公共平台，推动地域性的学术交流与世界性的文化对话，不仅有利于建构中国莎学研究的完整体系，更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基于这一视角，阐述海峡两岸莎剧翻译的历史脉络与进入21世纪之后的发展趋势，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海峡两岸文化认同，从而推动两岸莎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文章来源：孙宇.新世纪海峡两岸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的渊源与发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8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