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社会支持对于留守儿童依恋模式对其自尊水平的影响。方法: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社会支持评价量表、自尊量表,对220名留守儿童及89名非留守儿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留守儿童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得分上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t=-3.18,-2.36;P<0.05),自尊量表得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得分上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t=2.45,3.22,3.52,2.82;P<0.05);②留守儿童依恋回避与自尊水平、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呈负性相关(r=-0.23,-0.29,-0.35;P<0.05),自尊水平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正相关(r=0.31,0.30;P<0.05);③留守儿童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在留守儿童依恋回避和自尊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具有不安全依恋、低自尊及社会支持欠缺等特征的留守儿童,这种依恋模式可以通过社会支持可对其自尊水平产生影响。
据2013年妇联工作报告,全国约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不断增多,渐成低龄化趋势[1]。儿童青少年期是心身发展的关键时期,父母陪伴的缺失,物质、情感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儿童在留守过程中更容易出现自卑、孤独、社交退缩等不健康的心理问题[2,3,4]。
依恋起源于儿童早期与依恋对象(父母)的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会对个体以后的情感反应和社会适应具有持久的影响。Laurita[5]认为个体在与父母的情感互动中,如果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反馈,个体更容易发展成安全型的依恋方式。相反,父母对个体的需求不能给予及时有效的回应,个体往往容易发展成为不安全的依恋方式。与安全型依恋相比,不安全个体往往消极评价事物,逃避困难,拒绝接受帮助,出现抑郁、焦虑、自尊及社交等社会心理障碍[6]。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亲子依恋关系不稳定[7],有留守经历的个体往往具有不安全依恋特征[8]。社会支持是个体与社会各方面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对个体自尊水平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9]。因此,本研究通过调查农村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的依恋模式、自尊水平及社会支持,探究留守儿童依恋模式对自尊水平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依恋模式对自尊水平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3月在合肥地区随机抽取3所农村中学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年龄、性别、家庭经济、家庭矛盾等一般情况。共计收集309名儿童,其中以父母或父母一方外出打工而被留在家中,不能与父母一起生活的儿童为留守儿童,并将其纳入研究组。共收集研究对象220名,其中男生114名,女生106名,平均年龄(13.67±1.04)岁。其余89名为对照组,其中男性44名,女性45名,平均年龄(13.88±1.23)岁。
1.2方法
1.2.1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中文版[10],由依恋回避、依恋焦虑两个维度组成,共有36个条目,采用7点评分,得分越高代表依恋回避或依恋焦虑程度越高。此量表经国内学者修订证实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
1.2.2自尊量表(SES)
Rosenberg自尊量表中文版[12],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广泛应用,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1。
1.2.3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3](SSRS)
该量表有10个条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10条目计分之和为量表总分,其中第2,6,7条评分之和为客观支持分,第1,3,4,5条评分之和为主观支持分,第8,9,10条评分之和为支持利用度。量表效度较高,3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724~0.835;总量表及3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896、0.849、0.825、0.831。
1.3统计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使用Shapiro-Wilk检验连续变量正态性,对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使用t检验,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SPSSprocess脚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研究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ECR、SSRS、SES的比较
两组间一般资料结果显示,研究组对家庭经济满意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年龄、性别及家庭矛盾波及等情况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CR量表结果示:研究组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得分均高于对照组;SSRS量表结果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上研究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SES量表结果示,研究组自尊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见表1。
表1两组一般资料、ECR、SSRS、SES的比较[x¯±s,n(%)]
2.2社会支持在留守儿童依恋模式和自尊间的中介分析
2.2.1研究组依恋模式、社会支持、自尊间的相关分析
见表2。依恋回避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自尊均呈负相关相关,自尊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正相关。表明在3个量表间存在依恋回避—主观支持—自尊,依恋回避—支持利用度—自尊两两相关变量。
表2留守儿童依恋模式、社会支持、自尊水平等变量间的相关(r)
2.2.2主观支持在依恋回避和自尊间的中介分析
以依恋回避为自变量、主观支持为中介变量、自尊为应变量,参照Preacher和Halers提出的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14],样本量选择5000,在95%的置信区间下,中介检验的结果示:①依恋回避对主观支持的影响、主观支持对自尊的影响、依恋回避对自尊的影响均显著(β=-1.17,β=0.32,β=-0.71;P<0.05),见表3。表明主观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71;②控制中介变量主观支持后,自变量依恋回避对应变量自尊水平的影响也显著,见表4。因此,主观支持在依恋回避对自尊水平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并非是完全中介,而是部分中介,见图1。
2.2.3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自尊的中介分析
以依恋回避为自变量,支持利用度为中介变量,自尊为应变量,中介分析结果示:①依恋回避对支持利用度的影响、支持利用度对自尊的影响、依恋回避对自尊的影响均显著(β=-0.81、β=0.52、β=-0.66;P<0.05),见表3。表明支持利用度中介效应显著,且中介效应大小为-0.66;②控制中介变量支持利用度后,自变量依恋回避对应变量自尊水平的影响也显著,见表4。因此,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对自尊水平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见图2。
表3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自尊水平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4依恋回避通过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对自尊水平的间接影响(x¯±s)图1
图2
3、讨论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具高焦虑、高回避的依恋特征,这一结果与李晓敏等人研究一致,提示留守现象对儿童依恋发展着消极的影响。童年时期个体被迫与父母过早的长期分离,家庭内部联系方式改变,亲子互动频率减少,儿童对父母亲近的渴求不能得到满足,亲子间不稳定的情感联结使儿童担心害怕被父母抛弃,产生焦虑不安[15];在长期亲子分离中,儿童情感需求不能及时得到父母的支持和回应,被拒绝和被忽视的亲子情感体验使儿童形成不安全他人工作模式,对他人和周围环境产生质疑和退缩[16]。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具有低自尊水平的心理特征。自尊是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获得的对自我价值的一种积极评价,这种评价通常与需求相联系的情感体验有关。高自尊个体对自己持有肯定态度,较多的接纳自己和肯定自己的价值。而在留守过程中,个体获得的物质经济支援不足,家庭成员间情感的疏远,代养者对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不能给予重视,个体在与他人比较的过程中与需求相关的情感体验缺乏,出现低水平的自我胜任感和自我悦纳感,回避社交,限制社会网络的发展,产生抑郁、焦虑等一系列的内化问题行为[17]。
研究结果示,留守儿童自尊水平与依恋焦虑、依恋回避负性相关。自尊的情感模型[9]认为,自尊是亲子关系的产物,形成于个体生命早期。早期依恋关系对个体自尊成长、发展有着密切影响[18]。个体早期通过与照顾者的情感体验,发展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表征或内部工作模式。安全依恋个体建立对他人和自己积极印象的内部工作模式,乐观的评估自我,期望被他人接纳、认同,获取更多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不安全依恋个体对自我和他人有着消极的工作模式,认为自己不值得关爱,不需要关注,他人是不值得信任的,导致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出现归属感、掌控感的丧失,使留守儿童对自我和他人进行消极评价,产生自卑心理。
本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低,结果与先前研究一致[19],表示留守儿童在社会网络中获取的物质支援、社会联系以及情感上体验到的支持、理解、尊重和满意程度不足。中介分析结果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可以调节留守儿童依恋回避对自尊水平的影响,结果与周晓琴等人研究一致[20]。依恋回避的个体具有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式[21],面对压力和潜在的危险时,不太能感受到社会支持,对他人提供的支持不信任或者拒绝他人提供的帮助,社会连接缺乏,产生孤独和低自尊。而提高社会支持水平,提升个体对情感支持的体验以及对现实支持的使用度,有利于减弱留守儿童不安全依恋对自尊水平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提示,养育者应当早期与儿童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和他人内部工作模式,构建和完善更加积极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留守儿童在生活发展中的情感支持和满意度体验,对促进留守儿童自尊自信,完善自我人格,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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