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肠息肉是指任何从大肠粘膜上皮来源的、表面突出到肠腔的良性隆起性病变凹，大多位于乙状结肠或直肠，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男性多于女性。大肠息肉相关临床症状不多见且无明显特异性，主要包括腹痛、腹胀、腹泻、便秘、便血等。其发生机制尚不明确，但与诸多因素相关，如遗传、年龄、性别、生活习惯、疾病、药物等。

在发达国家，大肠癌的发病率高居恶性肿瘤的第2~4位2]。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的大肠癌发病率与病死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而且患者低龄化日益明显。据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均位居第5位B1。大肠息肉与大肠癌关系密切，以腺瘤为代表的部分大肠息肉，具有较大的癌变机会,已被公认为癌前病变。癌变的途径主要有“腺瘤癌途径”和“锯齿状途径”。大肠息肉的早发现、早治疗，对降低大肠癌的发病率具有重要意义。

结肠镜是目前最有效的检查手段。结肠镜下可以直接发现病灶并取活检以明确病理分型，也可以直接在镜下进行治疗。但由于大肠息肉起病隐匿，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加之结肠镜检查过程中患者的不适感以及经济因素等，结肠镜检查不适合作为首选的筛查手段。中青年人，特别是青年人，并非大肠息肉与大肠癌的高发人群，但青年人群大肠癌相较老年人群大肠癌分化程度更低，恶性程度更高[4.5]。

大肠息肉无特定的中医病名。根据其的临床表现,归属于祖国医学“肠癖、肠覃(肠蕈)、泄泻、便血、积聚、肠瘤、息肉痔、腹痛"等病。基本认为本病是饮食、情志、先天禀赋、劳倦内伤、久病体虚、外邪侵袭等因素，致使脾、肝等脏腑功能异常，气滞、血瘀、痰湿结聚于大肠而形成息肉。大肠息肉的辨证分型无统一定论，但总属本虚标实。

目前已有不少关于大肠息肉发病因素、中医证型、中医体质相关的研究，但对年轻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研究中青年大肠息肉患者血脂、尿酸水平与中医证型、病理类型的相关性，为大肠息肉的临床诊治提供参考。

第一部分 理论研究

1.西医研究背景

1.1大肠息肉临床特点

1.1.1流行病学

大肠息肉是指任何从大肠粘膜上皮来源的、表面突出到肠腔的良性隆起性病变凹大肠息肉约占肠道息肉的80%，大多位于乙状结肠或直肠，回盲部较少，左半结肠多于右半结肠(以脾曲为界)[61。诸多临床研究表明大肠息肉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般40岁以下的发病率较低，50岁以上发病率较高，内镜下检出率11.0%-21.7%不等19910101]，男性多于女性，比例在1.52:1-2.36:18912.13.14。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大肠息肉的发现率逐渐提高，且低龄化趋势明显，因其存在恶变可能而受到高度重视。

1.1.2临床症状

大多数患者无症状，少数患者有腹部不适、腹胀、排便习惯改变、便血或鲜血便，大的息肉可引起肠套叠、肠梗阻或严重腹泻6]。这些症状不具有特异性，且不易判断症状与息肉的相关性。

1.2大肠息肉的分类

1.2.1形态分类

大肠息肉按息肉数目可分为散发(单发、多发)、息肉病。形态学分类，较经典的是根据日本山田对隆起性病变的分类方法分为4型:I型，隆起起始部平滑呈慢坡上升，无明显境界;II型，隆起呈半球状或平盘状;型，有亚蒂隆起;IV型，有蒂隆起[1]。

随着内窥镜技术的发展，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根据内镜下息肉结构表现来判断病灶性质与浸润深度的分类方法:如根据大肠粘膜陷凹的开口随周围粘膜形态变化产生的形态学变化来的pitpattem分型(I、II、II、IIs、IV、VI、VN),根据放大内镜下毛细血管网的可见度、直径变异、有无分支盲端及分布均一性判断的Sano分型(I、II、IIA、IIg),根据NBI内镜下病灶颜色、血管、腺管结构判断的NICE分型(1、2、3),根据病灶黏膜的微血管及微腺管结构判断的JNET分型(1、2A、2B、3)等。这些分类方法，在大肠息肉的临床诊断和临床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

1.2.2大肠息肉病理分类与恶变

大肠息肉的组织学分类,较为经典的是以Morson的组织学分类为基础的分类方法，将.息肉分成肿瘤性(腺瘤性)、错构瘤性(幼年性)、炎症性和增生性四类，其中后三类也因癌变机会较小而可称为“非肿瘤性息肉”或“非腺瘤性息肉”。这一分类方法至今仍在国内外广泛使用。但后来有国外学者发现-部分息肉结构.上有腺瘤的特点又不同于传统的腺瘤,也具有癌变可能，而且其癌变过程不同于腺瘤，提出了锯齿状腺瘤的概念，归属于腺瘤的范畴中。2010年发布的消化系统肿瘤WHO分类(第四版)[15]p313中使用了锯齿状病变的概念，包括增生性息肉、无蒂锯齿状腺瘤/息肉、传统型锯齿状腺瘤，与腺瘤、异型增生/上皮内瘤变、错构瘤等同属于上皮性肿瘤，同时指出不应再使用不加修饰的“锯齿状腺瘤”这一名词。

息肉癌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致癌基因与抑癌基因表达的失衡。目前认为大肠癌的来源主要有四条途径:腺瘤_癌途径、锯齿状途径、denovo途径、炎症-异型增生-癌途径。其中前两者均是通过大肠黏膜向息肉再向癌发展的途径。

1.3发病相关因素

部分大肠息肉，特别是息肉病、息肉病综合征，已被证实与遗传有关。基因的异常表达在息肉发生、发展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遗传、年龄、性别外，生活习惯、疾病、药物等因素与息肉的发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秦锴等127]研究发现BMI>24kg/m2和脂肪肝是结直肠腺瘤发生的危险因素。张莉128]等调查发现吸烟和饮酒习惯、热烫饮食、喜食肥肉均能增加大肠息肉的发病风险，而坚持体育锻炼、常吃豆制品和多吃水果是其保护因素。黄蓉蓉等I29]研究后发现高脂血症，包括高甘油三酯(TG)、高胆固醇(TC)、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血症，增加了大肠息肉的发病风险。而王瑞301的研究中大肠腺瘤组患者的TG、TC水平明显高于非大肠腺瘤组患者，但组间的HDL-C、LDL-C水平却差异不大。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C肽升高可通过不同途径刺激结肠细胞生长，从而影响大肠息肉的发生131]。肠道的慢性炎症是息肉的危险因素。李旭颖|2]认为肥胖与肠道菌群失调可增加胰岛素抵抗及引起炎症，导致氧化应激，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进而导致肠息肉发生。陈丹丹等133)的Meta分析认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会增加结直肠腺瘤的发病率，石磊1341的研究中腺瘤性息肉组与非腺瘤性息肉组的Hp阳性率也均高于对照组。非酒精性脂肪肝与大肠息肉的发生、发展相关，其机制可能与促炎因子的激活、抗炎途径的破坏、细胞增殖/生存的活性的增加有关35]。Troschel等[361研究认为，除肝硬化，各种病因引起的慢性肝病可能促进了“腺瘤一腺癌”过程。肝胆疾病可能还与通过肝肠循环影响肠道内环境进而影响息肉发生相关。另外，部分药物对息肉的发生可能存在影响。阿司匹林、COX-2抑制剂等NSAIDs可减少对COX-2过表达的结直肠腺瘤初发;叶酸、维生素D、钙剂在-定程度上减少结直肠腺瘤的发生与再发B37]。部分药物如糖皮质激素、噻嗪类利尿剂等,长期使用可影响血脂水平,也可能影响息肉的发生。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PPI)可提高胃底腺息肉发病率(38)，但是否与大肠息肉的发生相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1.4诊断与筛查

目前结肠镜检查结合组织学诊断是诊断大肠息肉的金标准。由于大肠结构特点、结肠镜视野的局限性及息肉大小、形态等因素，结肠镜检查仍存在一定的漏诊率，大约在20%左右[39]。近年来，随着放大内镜、色素内镜、电子染色内镜等技术的发展，在镜下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到息肉的组织结构。对于坚决拒绝结肠镜检查或有结肠镜检查禁忌症的患者，钡剂灌肠造影、结肠CT、MRI检查可作为替代的检查方式。结肠镜与结肠CT对结肠癌及高危腺瘤的检出率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对早期病变如较小的息肉或扁平病变，敏感性不及结肠镜检查[40]。

对于结直肠腺瘤性息肉超过10枚、有腺瘤性息肉综合征家族史、结直肠腺瘤患者，且.有FAP相关肠外表现的腺瘤性息肉综合征可疑患者建议行相关基因检测，主要筛查基因为APC和MUTYH。

大便隐血试验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初筛手段之一，相较结肠镜具有更经济、更方便、患者无不良体验的优势，但敏感性仅为47%-87%,，且多种原因可导致隐血试验阳性，特异性亦不高，而且并非所有大肠息肉患者都有息肉引起的出血，故不能作为诊断的手段。通过隐血试验(--般至少2次)以及病史、家族史、不良生活习惯等的调查筛选出高危人群，继而完成结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

筛查大肠息肉，根本目的是发现并处理癌前病变以预防大肠癌的发生。2011年《中国大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建议我国大肠肿瘤筛查的目标人群为50~74岁人群[42]。现虽无统--标准，但大致意见与该年龄范围相似。如条件允许，可及早行结肠镜检查作为筛查。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应更早进行全结肠镜检查。

1.5大肠息肉与肿瘤标志物

CEA、CA50、CA125、CA19-9、CA72-4、CA242是目前在大肠癌临床诊治中常用的肿瘤标志物。此外，如CD276、CD133、IMP3和COX-2均可在大肠癌中过表达[43]。-般认为，在癌前状态或早期癌症中，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难以检测出异常，而在息肉组织中的含量可升高44。但血清肿瘤标志物可以作为监测息肉癌变的标志，其明显升高多提示预后不佳。

1.6治疗

内镜下息肉切除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具体包括活检钳直接咬除、圈套勒除术、氩离子束凝固术、内镜黏膜切除术、内镜黏膜下剥离术等I12]。息肉数量多、内镜下不能完全切除病灶、内镜下治疗风险较高的患者可行手术治疗。发现息肉后不论是否切除都应定期复查结肠镜以评估是否存在进展、漏诊、复发等情况。

2.中医研究背景

2.1病名

祖国医学并没有直接记载大肠息肉病名的文字。“息肉”--词最早见于《灵枢.邪气藏腑病形》:“肺脉急甚，为癫疾;微急，为肺寒热，怠惰，咳唾血，引腰背胸，若鼻息肉不通。”杨上善注:“肺病出气壅塞，因即鼻中生于宿肉也。”这里的息肉指的就是向鼻腔内突起、阻碍呼吸通畅的赘生物，与今之息肉类似。《灵枢.水胀篇》:“肠覃如何?”岐伯曰:“寒气客于肠外，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著，恶气乃起，瘪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肠，即指大肠，提示病变在腹部。覃，音“谈”，有延、长深之义;古又通“覃”，音“训”，义同“菌”，指某些伞状的菌类。古人大致以“病势迁延”或是“形如菌类”两种观点解释肠覃中“覃”字[45]。瘛肉，寄肉，恶肉，义同《灵枢》中的“息肉”[461。肠覃当为腹部可进行性生长、具有活动度、与月经无关的占位性病变，且据原文描述似乎更倾向于发生在女性的病变。这其中可能包括了由今之大肠息肉发展成的大肠癌，但与发生于肠腔内、男女均可患病的大肠息肉明显不符合。有学者细究后认为，肠覃应是指一类妇科慢性良性肿瘤性疾病l45]。同样，中医认识下的大肠息肉也没有特有的症状，这也为其命名增加了难度。目前西医“大肠息肉”所对应的中医病名，多依据其临床表现，归属于中医“肠癖"、“肠覃(肠蕈)”、“泄泻”、“便血”、“积聚"、“肠瘤”、“息肉痔”、“腹痛"等病证范畴。林寿宁等l4)建议使用西医“大肠息肉”的命名，因为这--病名既反映了病变的部位在大肠，又反映了病变的实质为气血运行不畅形成的赘生物，符合中医的命名规律。

2.2病因病机

大肠息肉的病因病机至今也尚无统一定论。基本认为本病是饮食、情志、先天禀赋、劳倦内伤、久病体虚、外邪侵袭等因素下，气滞、血瘀、痰湿结聚于大肠而形成息肉。饮食不节，嗜食肥甘生冷或嗜酒无度，损伤脾胃，或劳倦久病伤脾，痰湿内生;情志不畅，肝郁气滞，失于疏泄，气血运行不畅;加之外感寒湿、湿热，内舍于肠，发为息肉。脾虛被认为是最关键的病机，而息肉为有形之病变，痰湿与瘀是最主要的病理产物。因其与禀赋相关，加之痰湿、血瘀等病理因素具有病势迁延的特点，大肠息肉常为多发，且治疗后多有复发。不同学者对病因病机的认识不同，但对于大肠息肉存在正虛，特别是脾虛，以及痰、湿、瘀致病的特点大体还是持赞同态度。

2.3辨证分型

目前对大肠息肉的辨证分型尚无统一标准，但基本体现了大肠息肉本虛标实的特点。国家中管局发布的大肠息肉中医诊疗方案[47]中分为湿瘀阻滞证、肠道湿热证、气滞血瘀证、脾虚夹瘀证四型。刘添文等将大肠息肉分为脾胃虚弱、血瘀内停、肝郁气滞、大肠湿热四证，临床可表现为两证、三证的相互兼夹。闫思蒙等[49]、罗芬[50]的研究中均采用脾胃虚弱证、中虛脏寒证、湿热壅滞证、肝郁气滞证、瘀血内停证、寒邪内阻证六型的分类，两项研究均发现脾胃虚弱证最多。薛晶等则采用了脾肾阳虚、脾虚夹湿、脾气虚弱、肝脾不调的分型，以脾肾阳虚证最多。胡文[521的研究中肠道湿热证最多，脾胃虚寒证次之。综上，不同辨证分型方法或有虚实的倾向不同，或有寒热的倾向不同，但大致概括起来不外乎脾(肾)虛、肝郁、血瘀、痰凝、湿热这几大类。在证型分布上，不同地区的患者可能因环境、生活习惯等因素而出现不同的倾向，但在不同研究中各种类型脾虛证的分布均占优势，这与“脾虛是大肠息肉的最关键病机”是一致的。

2.4治疗

大肠息肉本虚标实的特点，以及标实中痰湿、血瘀等致病因素属于中医学观点中的难去之邪，单纯以中医药治疗大肠息肉可行性不高。目前主流的治疗方式仍是西医内镜下息肉切除。相较西医治疗直观迅速地将息肉完全切除，中医治疗不能确切保证息肉地消除，但在临床症状的改善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已有不少学者将中医方法作为大肠息肉的辅助治疗，用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或是尝试以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息肉的复发率。

李兵[53]以健脾活血解毒方(党参10g、白术15g、茯苓10g、扶芳藤15g、地榆10g、泽泻10g、凤尾草15g、白花蛇舌草15g、红花6g、广“木香5g、炙甘草6g)治疗大肠腺瘤切除术后的脾虛湿热瘀阻证患者30例，证候疗效上有效率93.33%，优于未予中药治疗的对照组，而短期复发率较对照组差异无意义。莫荔荔[54)用加味滋生颗粒(人参20g、白术10g、陈皮6g、茯苓10g、山楂肉10g、甘草3g、山药10g、黄连3g、薏苡仁l0g、白扁豆花6g、豆蔻3g、广蕃香10g、莲子10g、泽泻l0g、桔梗6g、芡实10g、炒麦芽l0g、黄芪10g、赤芍10g、山慈菇10g)口服联合EMR治疗脾虚夹瘀证63例，治疗总有效率86.21%，术后12个月复发率12.06%，均优于对照组。杨婷15]用黄连解毒汤(黄芩l5g、山栀子l5g、黄连10g、黄柏l5g、苦参10g、煅石膏1l5g、木通9g、甘草l0g)口服治疗30例湿热下注型腺瘤性息肉术后患者，临床疗效、术后1年复发率均优于对照组(阿司匹林)和空白组。贺进波[56I以清热化湿肠宁汤(木槿花20g、炒白术l5g、白芨20g、芡实l5g、椿根白皮15g、秦皮15g、浙大贝l5g、五倍子15g、马齿苋l5g、黄柏l5g)治疗以泄泻为主要表现的湿热蕴脾证大肠炎症性息肉患者25例，治愈率达92%。韩树堂教授[571分别以参苓白术散、柴胡疏肝散合左金丸、白头翁汤合黄芩汤、二陈汤合四逆散、四神丸合金匮肾气丸为主方进行加减联合内镜下息肉切除，分别治疗脾胃虛弱证、肝郁气滞证、大肠湿热证、痰瘀阻滞证、脾肾阳虚证患者，在改善症状、降低复发率上明显优于单纯内镜治疗。

除中药煎剂口服外，中药煎剂灌肠因其药物可直接接触患处起局部治疗作用，也是常用的治疗手段。高见1581回顾性分析130例直肠息肉患者，发现在西医治疗的同时加用补阳还五汤口服兼灌肠，降低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张茂桃[59]对71例息肉切除术后患者行肠炎清(黄连、黄芪、蒲黄、白及、元胡、赤石脂)保留灌肠，能缩短创面愈合时间、提高黏膜修复质量。

此外尚有埋线、针灸参与治疗的报道。戴美兰等以雷火灸预防大肠腺瘤性息肉属气滞血瘀证者术后复发率取得一定效果。韦艳碧以穴位埋线配合附子理中汤口服治疗大肠腺瘤性息肉术后患者，也降低了息肉的复发率。

3.中医体质学说

体质是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以及心理状态的相对稳定的特质[62]。这种特质能归纳、反映出在生理、病理上不同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一群人之间的相似性。每一种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类人在疾病发生、发展时的倾向性。

《内经》最早论述了人类个体或群体在形体的差异性、疾病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倾向性，已存在体质的概念。《内经》中有丰富的体质分类方法:如根据人体阴阳盛衰分为太阴人、少阴人、太阳人、少阳人、阴阳之气和平之人5类;根据五行分为“木、火、土、金、水”5个主型，每个主型又分为5个亚型;根据人体形态、功能分为肥人、瘦人、壮人，并进-步将肥人划分为膏人、脂人、肉人;根据人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分刚、柔，或勇、怯;根据人的形(身体)与志(心理)分形乐志苦、形乐志乐、形苦志乐、形苦志苦、形数惊恐5种[63]。《伤寒论》中也有“强人、赢人、盛人、虚弱家”等能够反映出体质特点的描述，不同类型的人感邪后发病，其表现有不同的六经倾向，并且不同类型的人在用药上须有不同。“体质”一词真正提出见于《临证指南医案》。叶天士在其中多次用“体质”来描述患.者的平时情况，并用以指导临床。

从《内经》到现代，体质理论不断丰富、完善。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中医体质学说”的概念。这一时期有较为经典的以王琦教授为代表提出的七分法:正常质、气虛质、阳虚质、阴虛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而后王琦教授又在既往体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临床与其他体质分类方法进一步完善了体质分类系统，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虛质、阴虛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其中把平和质定为正常体质，其他八种体质定为偏颇体质。中华中医药学会据此于2009年正式颁布了《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64]作为判定体质的标准。这也是目前最为接受、应用最多的分类方法。

中医体质与中医证候，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体质是个体相对稳定的生理特征，证候是个体患病后正邪交争的动态性、阶段性表现。体质与证候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特殊体质所发生的证候源于特定的体质基础:另一方面，体质的特异性往往决定着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发病后病变类型的倾向性，从而影响证候的类型。

体质具有稳定性，与先天禀赋有很大关系，但也受饮食、起居、精神情志、环境、疾病、药物等后天因素影响，所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疾病诊治过程中，应当注意体质与证候的有机结合，有时甚至需要通过改变后天因素来纠正偏颇体质。

体质与大肠息肉的关系，在国内己有不少研究。于春月16]观察276例大肠息肉患者的体质分布，主要为痰湿质、湿热质和阳虚质。刘杨[6]等观察181例患者，阳虚质最多，平和质次之。罗芬[91的研究中分布最多的4种体质依次为气虛质、痰湿质、气郁质、湿热质。董月秋[67等观察200例患者，阳虚质和平和质最多，其中腺瘤性息肉患者阳虛体质最多，非腺瘤性息肉患者平和质最多。崔洋阳1681关于腺瘤性息肉患者的研究中阳虚质最多，其次为气虚质、湿热质、痰湿质。谭玮璐1691研究97例复发的大肠息肉患者，气虛质或有气虚质倾向最多，之后为湿热质或有湿热质倾向。王仕行1701的研究中182例复发性大肠息肉患者以痰湿质最多，之后为湿热质、阳虚质、气虚质。大致可以认为，大肠息肉患者在偏颇体质中以阳虚质、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4种最多见，而且平和质的患者亦不少见。

第二部分 临床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资料来源

研究对象均来源于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于苏州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住院，并行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检验，以及全结肠镜检查者。

1.2诊断标准

1.2.1西医诊断标准

结肠镜下见单个或多个隆起于肠粘膜面并向肠腔内突出的赘生物，并且病理诊断符合大肠息肉。

病理组织学检查参考2010年《消化系统肿瘤WHO分类》[151,并根据息肉恶变倾向分为肿瘤性息肉和非肿瘤性息肉。肿瘤性息肉包括腺瘤(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管状绒毛状腺瘤)、无蒂锯齿状腺瘤/息肉、传统型锯齿状腺瘤;非肿瘤性息肉包括增生性息肉、各种类型的错构瘤、炎性息肉。

身体质量指数参照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研制的中国成年人肥胖判定的BMI标准[71:BMI<18.5为体重过低，18.5≤BMI<24为体重正常，24.0≤BMI<28为超重，BMI≥28为肥胖(单位:kg/m2)。

高脂血症的标准参照血脂异常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高总胆固醇血症(TC≥5.18mmol/L)、高甘油三酯血症(TG≥1.70mmol/L)、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LDL-C≥3.37mmol/L).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HDL-C<1.04mmol/L),上述四项血脂指标中任-项异常即可诊断为高脂血症。血清尿酸水平升高的标准参照原发性痛风诊治指南(草案)I73]:男性SUA>416μmol/L,女性SUA>357μmol/L。

1.2.2中医辨证标准

中医辨证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大肠息肉中医诊疗方案[47]:(1)湿瘀阻滞证:大便溏烂不爽或粘液便，或见便下鲜红或暗红血液，或腹痛腹胀，或腹部不适，脘闷纳少。舌质偏暗或有瘀点、瘀斑，苔白厚或腻，脉弦或涩。(2)肠道湿热证:腹胀腹痛，大便溏泻，或粘液便，泻下不爽而秽臭，或有便血，或大便秘结，兼口渴喜饮，小便黄，肛门灼热坠胀，舌质偏红，舌苔黄膩，脉弦滑或滑数。(3)气滞血瘀证:脘腹胀闷疼痛,或有刺痛，便秘、便血或大便溏烂，或有痞块，时消时聚，舌质偏暗或有瘀斑，脉弦或涩。(4)脾虚夹瘀证:见腹痛隐作,大便溏薄或便秘，便血色淡，神倦乏力，面色萎黄,纳呆,或畏寒、四肢欠温，舌质淡或胖而暗，或有瘀斑、瘀点，脉虚或细，或细涩，或沉细，或濡。

1.2.3体质判定标准

体质判定标准体质判定标准，按照中医体质类型概念框架确立编制量表。(详见附件三)积分方法:回答中医体质分类判定标准中的问题，每一问题按5级评分，计算原始分及转化分，依标准判定体质类型。每个条目原始最低分是1分，最高分是5分，9种体质分别计算分数。先计算各体质的原始分数,即原始分数=各个条目分值相加。计算原始分数后再换算为转化分数，各体质的转化分数为1-100分。转化分数=(原始分-条目数)十(条目数x4)x100判定标准: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8种体质为偏颇体质。平和质转化分>60分，且其它8中偏颇体质转化分均<30分时，判定为:是;平和质转化分>60分，且其他8种偏颇体质转化分均<40分时，判定为:基本是;否则判定为:否。偏颇体质转化分>40分，判定为:是;30-39分，判定为:倾向是;<30分，判定为:否。分数越高，该体质类型倾向越明显。

1.3纳入标准

1.3.1大肠息肉组纳入标准

(1)符合西医诊断标准者;(2)根据WHO年龄划分标准，所有纳入患者年龄≥20岁且<60岁(20-44岁为青年，45-59岁为中年);.(3)无肠道肿瘤、息肉病综合征病史及炎症性肠病病史;(4)无大肠切除手术史;(5)征得患者知情同意，能配合完成调查问卷者。

1.3.2非大肠息肉组纳入标准

(1)行全结肠镜检查后未见明显异常者:(2)年龄≥20岁且<60岁者;(3)无大肠息肉、肠道肿瘤、息肉病综合征病史及炎症性肠病病史,无降脂药、降尿酸药用药史,近期无急性胰腺炎等与血脂明显变化相关的疾病史,血清学检查前24h内无饮酒、高脂饮食、高嘌呤饮食史;.(4)无大肠切除手术史;(5)征得患者知情同意，能配合完成相关检查者。

1.4排除标准

1.4.1大肠息肉组排除标准

(1)结肠镜检查时盲肠未到达者;.(2)肠道准备不充分、影响内镜下窥视者;(3)病理诊断不明确或不符合大肠息肉者:.(4)术中发现大肠癌、息肉病、息肉病综合征、炎症性肠病、大肠黑变病病例，或出现严重并发症如肠梗阻、肠穿孔、大出血等的患者:.(5)出现严重的原发性疾病或影响其生存的严重疾病者;(6)妊娠期和准备妊娠的妇女，哺乳期妇女。

1.4.2非大肠息肉组排除标准

(1)结肠镜检查时盲肠未到达者;(2)肠道准备不充分、影响内镜下窥视者;(3)出现严重的原发性疾病或影响其生存的严重疾病者:(4)妊娠期和准备妊娠的妇女，哺乳期妇女。

1.5调查方法

1.5.1调查问卷设计

(1)-般情况登记表: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病史、家族史、生活习惯、用药情况等。(详见附件一)(2)症状登记表。(详见附件二)(3)中医体质辨识表。(详见附件三)

1.5.2收集资料

身高、体重、症状、体质、辨证分型;血清总胆固醇、血清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酸;息肉的数量、位置、大小(长径)、病理诊断。

1.6数据处理

(1)核实测评表信息;.(2)通过计算确定患者BMI、体质类型;.(3)设计数据库;(4)录入数据，保存并备份数据;(5)统计分析数据。

1.7统计处理

在Excel中建立数据库并导入SPSS26.0中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则采用t检验或单因素ANOVA分析，不符合则采用Mann-WhitneyU检验或Kruskal-WallisH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分析水准为a=0.05，P<0.05有统计学差异。

1.8质量控制

(1)统一按调查表严格执行。(2)调查者在调查时严格按照标准化执行,减少>调查者偏倚,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3)血清学检查、结肠镜检查、病理诊断分别由苏州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内镜室、病理科医师完成;发放及回收问卷、资料收集及信息统计由研究生完成;中医诊断、辨证由-名主任医师与一名高年资主治医师完成;最后由主任医师审核，确保收集信息准确、客观、全面。

2.结果

2.1一般情况

2.2生化检验结果

2.2.1血脂结果

86例大肠息肉患者TC范围在1.77-7.53mmol/L,高胆固醇血症者19例;TG范围在0.49-13.19mmol/L，高甘油三酯血症者34例;HDL-C范围在0.50-2.02mmol/L,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者48例;LDL-C范围在1.20-6.09mmol/L，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者37例;合计高脂血症者71例(82.6%)。78例非大肠息肉患者TC范围在3.22-5.78mmol/L，高胆固醇血症者11例;TG范围在0.38-4.64mmol/L，高甘油三酯血症者19例;HDL-C范围在0.68-1.94mmol/L，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者33例;LDL-C范围在2.02-4.37mmol/L,高低密度脂蛋白血症者23例:合计高脂血症者55例(70.5%)。

2.2.2尿酸结果

大肠息肉组86例患者SUA范围在144.8-722.4umol/L,水平高于正常值者男23例，女4例，合计27例。非大肠息肉组78例患者SUA范围在158.7-557.4umol/L，水平高于正常值者男10例，女4例，合计14例。

2.3肠镜结果

86例大肠息肉患者中，5例既往有大肠息肉史，81例(94.2%)为初发;单发者32例，.多发者54例。.本研究共统计有完成病理检查的息肉151枚，按息肉病理性质分类:腺瘤性息肉90枚(59枚管状腺瘤，31枚绒毛状管状腺瘤)，增生性息肉51枚，炎性息肉10枚，未发现其他类型息肉;肿瘤性息肉共计90枚，非肿瘤性息肉共计61枚。仅检出肿瘤性息肉(腺瘤性息肉)者39例，仅检出非肿瘤性息肉(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者28例，同时检出肿瘤性息肉与非肿瘤性息肉者19例。

2.4相关性分析

2.4.1大肠息肉患者与无大肠息肉者血脂、血清尿酸水平对比

经Shapiro-Wilk检验，大肠息肉组与非大肠息肉组P值分别为0.006、0.135，大肠息肉组TC水平不呈正态分布。经Mann-WhitneyU检验，P=0.698>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5)。大肠息肉组与非大肠息肉组TC水平无明显差异。

2.4.2血脂、血清尿酸水平与中医证型的相关性

湿瘀阻滞证、气滞血瘀证患者例数较少，故将该两类证型归纳为其他证型进行统计。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值均大于0.05，大肠息肉患者的中医证型与血脂、血清尿酸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2.4.3不同证型血脂、血清尿酸水平的差异性2.4.3.1TC与中医证型

2.4.4有无腺瘤与血脂、血清尿酸水平的相关性

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值均大于0.05(表2-15),大肠息肉患者有无腺瘤与血脂、血清尿酸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2.4.5血脂、血清尿酸水平在有无腺瘤组的差异性2.4.5.1TC与有无腺瘤

2.4.6有腺瘤组与无腺瘤组中医证型分布的差异性

腹痛类、腹泻类、便秘类、便血类症状以及乏力、口千、怕冷共7类症状的分布如表2-21所示。以上P值均大于0.05，无统计学差异。腹痛类、腹泻类、便秘类、便血类症状以及乏力、口干、怕冷7类症状在有腺瘤组和无腺瘤组无明显差异。

2.4.7有腺瘤组与无腺瘤组中医证型分布的差异性

四证按有无腺瘤分组如表2-22所示。经Pearson卡方检验，P=0.260>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有腺瘤和无腺瘤的大肠息肉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无显著差异。

2.4.8有无腺瘤与偏颇体质倾向的相关性

偏颇体质倾向(包括“是”与“倾向是”)按有无腺瘤分布如表2-23所示。经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值均大于0.05，八种偏颇体质倾向与大肠息肉患者有无腺瘤无明显相关性。

2.4.9有无腺瘤组身体质量指数(BMI)的差异性

经Shapiro-Wilk检验，有腺瘤组与无腺瘤组P值分别为0.112、0.511,均大于0.05，两组BMI呈正态分布。经Levene检验，p=0341>0.05，方差齐性。经独立样本t检验，P=0.147>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24)。大肠息肉患者BMI与有无腺瘤无明显差异。

2.4.10不同病理类型息肉大小的差异性

息肉大小按病理类型分布如表2-25所示。经ShapiroWilk检验，三种病理类型P值分别为0.000、0.000、0.033，息肉的长径在该三三组不呈正态分布。经Kruskal-WallisH检验，P=0.000<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肿瘤性息肉的长径大于非肿瘤性息肉的长径。

第三部分 讨论

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大肠息肉患者86例，其中男性59例，女性27例，男女比例为2.19:1,中年组多于青年组，且年龄集中在50-60岁。目前诸多研究大致都赞同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发病率与年龄正相关。张知良等I9对12924例行肠镜检查的病例进行研究，青年组结直肠息肉检出率为11.80%，中年组23.18%。纳入的息肉患者中，初次发现大肠息肉者81例(94.2%)，其中又多数既往无肠镜检查的经历。

2.临床症状

大肠息肉直接相关的主要症状为腹部不适、大便习惯改变、便血，但是一.般不明显，且无大肠息肉特有的症状。本次研究纳入的86例患者中，绝大多数患者有相关症状，无这几类症状的患者仅8例(9.3%)。当然，多数患者有症状，很大程度是因为患者其他疾病引起了不适，在诊治过程中需要行结肠镜检查从而发现了大肠息肉，而这些不适症状，在现代医学角度看与息肉无直接关联，但在中医有“证”这一概念，局部的息肉也好，腹痛、腹泻等症状也好，都是人体这个有机整体在某一时间点、某一状态的不同表现，所反映出的人体的病理状态是一致的。所以无症状的患者在临床并不少见。

本次研究中，临床症状以腹泻类症状最多，其次是腹痛类，便秘类、便血类症状较少。伍小青[741的研究中630例大肠息肉患者，症状以腹痛类最多，便血类次之。唐保东I7])等调查了824例大肠息肉患者，便血类症状的发生率也高于腹泻类。临床症状与地区环境有重要的关系。从中医角度看，苏州地区湿邪较甚，热不太甚。脾最易为湿所困，大肠息肉以脾虚为关键，脾虚易生湿，湿易伤脾阳，两者相互影响，为大肠息肉的发病提供了条件。湿邪致病，可阻滞气机发为腹痛、腹胀，可侵犯胃肠发为便溏、泄泻，而热不太甚，不耗阴动血，相对少见便秘与便血。本次研究中这四类症状也以腹泻类、腹痛类为主。另外，湿性重浊，加之脾虚，患者会有困重、乏力感;湿邪阻碍津液上承可出现口干，阻碍阳气通达则出现怕冷。湿邪致病症状的多样性也解释了大部分大肠息肉患者有临床症状的原因。

3.中医证型

86例患者的中医证型以肠道湿热证、脾虚夹瘀证最多，气滞血瘀证最少。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多以脾虛、湿热两类证型最多52.76.7]。这也与脾虛、(痰)湿盛有重要的关系。虽然肠道湿热证以邪实为主，湿邪化热倾向明显，脾虚夹瘀证以正虚为主，虛寒倾向明显，但是大肠息肉是本虚标实的病证，脾虚与(痰)湿盛两个因素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脾虛不甚，则湿邪得阳气温煦从热化，发展为肠道湿热证;脾虚较甚，则从寒化，发展为脾虛夹瘀证。可能是因为调查的对象为中青年人群体，正气较为充盛，气血运行相对流畅，除息肉本身与局部气血运行停滞相关外，很少能见到患者有明显的口唇、舌质紫黯或其他血瘀表现，因而湿瘀阻滞证与气滞血瘀证相对少见。

4.中医体质

除特禀质几乎完全与先天禀赋相关，其他体质都可以在后天因素影响下得到改变。于春月165)的研究中，痰湿质、湿热质、阳虚质患者较多;董月秋等67]的研究中以阳虚质、平和质最多。本研究中，大肠息肉患者分布最多的体质为平和质(46.5%)，其次为阳虚质(20.9%)、湿热质(12.8%)，可能体质对中青年大肠息肉的影响不大。体质特点与对象人群的年龄特点以及证型分布特点是一致的。中青年患者正气相对充盛，机体的调节能力、适应环境能力较强，其他疾病较少，平和质更多;偏颇体质，仍与脾虛、(痰)湿盛两个因素有关。而在研究中发现，虽然其体质以平和质最多，但同时有三种及以上体质倾向的患者有24例(27.9%)，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部分患者对相应症状出现的频率或程度的理解与其他患者不同而给出了较高分数;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大肠息肉的发病需要较长的时间，在调查体质时要求患者描述近一年的情况，与大肠息肉发生的时间会有明显的重叠，而脾.虛、湿盛在这些患者的发病中又起着重要的作用，湿邪致病可以同时出现口干等热证、阴虛证的表现和怕冷等寒证、阳虚证的表现，这一年中，患者确实已经出现了多种体质倾向.的相关症状。

5.肥胖、血脂、尿酸

家族史、男性、高龄、肥胖、不良生活习惯、部分疾病、部分药物已被认为是大肠息肉.发病的高危因素。中青年群体，特别是青年人群体，具有基础病史相对简单的特点，在大肠息肉的发病上可能受遗传、生活饮食习惯的影响更多。生活、饮食会影响血脂、尿酸水平。不少研究已经证明了肥胖、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在大肠息肉患者与非大肠息肉患者间的差异1性1729.0.78.79]。其中SUA的水平又与脂质代谢异常呈明显正相关。苏州地区经济水平较高，生活饮食条件较好，-定程度上提高了脂类、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减少了运动，提高了高脂血症等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尽管饮食习惯中并未以荤菜、肥肉类为主，并且也有运动习惯。肥胖、高脂血症等代谢相关疾病，与中医理论中的脾虚和(痰)湿盛本质上仍是相通的一-脾胃运化功能失职，水谷精微不能转化为气血阴阳充养人体，而是变为有形之痰湿积蓄于皮肤腠理。86例大肠息肉患者超重与肥胖者共36例(41.9%);大肠，息肉组患者高脂血症共71例(82.6%);SUA水平高于正常范围者27例。在非大肠息肉.组患者中血脂异常者也占了较高的比例(70.5%)。两组对比后大肠息肉组的TG(P=0.001<0.05)、SUA(P=0.015<0.05)更高，HDL-C(P=0.010<0.05)更低，提示TG、HDL-C、SUA与大肠息肉的发病可能相关。应当建议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行全结肠检查以筛查大肠息肉。

王英[76]的研究中，腺瘤性息肉与非腺瘤性息肉组患者的TC、LDL-C、TG水平存在差异，不同证型间的TC、HDL-C存在差异。丁玲等1781的研究中，腺瘤组SUA.HDL-C水平明显高于非腺瘤组。本研究中，血脂和尿酸与中医证型、有无腺瘤无明显相关性，其水平.在不同中医证型、有腺瘤组与无腺瘤组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但在血脂、尿酸水平异常的患者中，证型的分布表现出了一定的倾向性,对中医药治疗的介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增大样本量，可能能够发现其中的相关性。

6.病理

在实际的结肠镜检查中，有经验的高年资医师会根据息肉在放大内镜、染色内镜、NBI等技术下所观察到的结构判断息肉类型，再加上经济因素的考虑，当发现一部分较小的、镜下观察考虑为恶变倾向不大的息肉，会以高频电流灼除或活检钳夹除而不取活检，甚至不作处理。所以本研究中炎性息肉的检出率较低。

腺瘤性息肉，特别是绒毛状特征越明显的腺瘤性息肉，具有更高的恶变倾向。多于90%的结直肠癌为腺癌，而腺瘤性息肉又是结直肠腺癌的主要来源。本次研究中，检出的腺瘤性息肉最多，在血脂、尿酸水平异常的患者中，检出腺瘤性息肉的人数均多于无腺瘤的人数。腺瘤性息肉相较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倾向于有更大的长径(P=0.000<0.05)，与其他学者的观点一致(81]。除恶变倾向高之外，腺瘤性息肉具有较高的切除后复发率[18]。5例复发患者均检出了腺瘤性息肉。86例大肠息肉患者中，有19例同时检出了肿瘤性息肉(腺瘤)与非肿瘤性息肉，这可能提示了腺瘤参与了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患者发展为大肠癌的过程。而本次研究中，检出腺瘤性息肉的患者年龄最小仅为27岁。面向更年轻的群体推广:全结肠镜检查作为筛查、随访大肠息肉的手段仍然是有必要的。

7.展望与不足

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和临床研究条件的限制，本研究的病例数较少，且均来源于苏州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病房，病例来源较为单一。特别是非大肠息肉组的患者，也来源于脾胃病科病房，相较健康人群，或者可能有其他影响d血u脂、尿酸代谢的疾病，进而影响检测结果，特别是TG受饮食影响较大。而结肠镜检查不包含在常规的体检项目中，较难收集健康人群的肠镜检查结果。如进-步扩大样本来源与样本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选择偏倚与统计学误差。且本次研究发现的息肉类型较少，也并非所有息肉都取活检，扩大样本量后可能会发现其他类型的息肉。

息肉的发生可能与血脂、尿酸长期的水平有关，而在短期内影响血脂、尿酸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尚不能将这些干扰因素完全排除，也没有对其血脂、尿酸水平异常的具体原因作进一步研究。另外，本研究未对中青年群体大肠息肉的发病因素进行分析。这些都可以在今后大样本的调查中作更深层次的研究。

结论

1.中青年大肠息肉患者最常见的中医证型为肠道湿热证、脾虚夹瘀证;最常见的体质依次为平和质、阳虛质、湿热质;最多见的病理类型为腺瘤性息肉。

2.腺瘤性息肉相较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更大。

3.大肠息肉组患者TG、SUA水平高于非大肠息肉组，HDL-C水平低于非大肠息肉组。

4.高TC血症患者倾向于表现为脾虚夹瘀证，高TG血症、低HDL-C血症、高尿酸血症患者倾向于表现为肠道湿热证，高LDL-C血症患者倾向于表现为脾虚夹瘀证或肠道湿热证。5.血脂、尿酸水平异常的中青年大肠息肉患者息肉为腺瘤性息肉的可能性更高。

参考文献：

[1]龚均,董蕾,王进海.实用结肠镜学[M].第2版.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47-48.

[2]陈叶,刘金涛,朱源,等大肠癌中医辨证及治疗概况[J].中国肿瘤,2015,24(04):319-32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政医管局,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国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7年版)[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18,38(10):1089-1103.

[4]李红平,肖宏,张华,等.高龄与青年人大肠癌临床及内镜特征对比[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24):5955-5957.

[5]苏伟,臧洪亮36例青年大肠癌的临床特点分析[J].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2017,32(09):1032-1033.

[6]林果为,王吉耀,葛均波.实用内科学[M].第1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1545.

[7]崔西玉,黄燕霞,罗笑雁.2706例大肠息肉内镜治疗及随访[J].中华消化内镜杂志2005(02):123-124.

[8]张婧,刘颖,张林,赵正中2011~2015年某院1013例大肠息肉临床特征及变化趋势分析[D重庆医学,2017,461):1513-1515.

[9]张知良,刘近春赵芬等,不同年龄段结直肠息肉患者临床特点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5,53(28):15-18.

[10]李伏娥,叶红军,李坚,等.796例大肠息肉的临床､内镜及病理观察[J].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2005(04):463-466.

[11]刘海峰,唐红卫,陈晓光,等.大肠息肉679例临床特征及内镜､病理学特点分析[J]小武警医学,2008(02):130-134.

[12]陈功,孙洁,李学良.2667例患者结直肠息肉诊治及随访分析[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8,27(03):308-313.

[13]杨姣,方海明,章礼久.491例胃及大肠息肉的临床及病理特点分析[J].安徽医科大学学报,2014,49(02):265-267.

[14]陶文武,高峰.1970例健康体检者结肠镜检查结果分析[J].胃肠病学,2014,19(04):221-224.

[16]黄蓉蓉,沈志香,姚红玉.血脂水平对大肠息肉患者发病的影响[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5,24(09):1091-1094.

[20]曹海龙,王邦茂,曹晓沧.Gardner和Turcot综合征的临床特点93例[J].世界华人消化杂志,2010,18(36):3922-3925.

[21]程静,王邦茂,王涛.MYH相关性息肉病的研宄进展[J]?国际消化病杂志>2010,30(02):03-106.

[23]涂素芳,黄思霖,傅静雯,等.无蒂锯齿状腺瘤/息肉(SSA/P)的临床特点及其治疗研究进展[J].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122.

[24]苗娜,李俊芝,穆海拜提,等.儿童结直肠幼年性息肉30例临床病理分析[J].诊断病理学杂志,2019,26(09):579-581,586.

[25]姜磊,焦宇飞.大肠非肿瘤性息肉的分类及病理学特征[J].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2015,4{04):64>66.

[26]高汉青,韩静,孙淑珍,马怡晖.Cronkhite^Camda综合征1例临床病理分析[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8,27(04):452>454.

[27]秦锴,贺长林,刘峰.结直肠腺瘤发生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J].医学综逡2013,19(24):45574558.

[28]张莉,高旭东,王国芬,等.生活及饮食习惯等因素与大肠息肉形成的关系[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3,21(06):669-672.

[29]黄蓉蓉,沈志香,姚红玉.血脂水平对大肠息肉患者发病的影响[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5,24(09):1091-1094.

[30]王瑞.大肠腺瘤与年龄､性别､血脂的相关性分析[D].大连:大连医科大学,2014.

[31]叶倩云,刘凤斌?大肠息肉发病相关风险因素及方法学研宄[J].中华中医药杂志52018,33(03):1100-1103.

[32]李旭颖,孙涛.肠道微生态与肠息肉发生的相关性探讨[J].生物通讯.

[33]陈丹丹,吴克俭,周婷.幽门螺杆菌与结直肠腺瘤发病关系的Meta分析[J].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8,27(09),1040-1044.

[34]石磊.幽门螺杆菌感染与结直肠肿瘤的关系研宄[D].青岛:青岛大#318.

[37]房静远,时永全,陈萦眶,等中国结直肠癌预防共识意见(2016年,上海)[J].胃肠病学.2016,21(1)668-686.

[38]刘梅,周本刚,李仕宇,吴会超.质子泵抑制剂使用与胃底腺息肉发病关系的Meta分析[J.山东医药,2016,56(08)33-35.

[39]吴进峰,刘锦涛,余细球,范东俊,杨建荣黄威,赵娅敏,李鑫.大肠息肉电子结肠镜检查漏诊率及相关因素分析[J].吉林医学,2013,34(15):2975-2977.

[40]朱鹤.结肠镜与结肠CT对结肠癌及腺瘤检出率的荟萃分析[D].长春:吉林大学,2018.

[41]李鹏,王拥军,陈光勇,等.中国早期结直肠癌及癌前病变筛查与诊治共识[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5,3503):211-227.

[42]房静远.中国大肠肿瘤筛查､早诊早治和综合预防共识意见贝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2011,20(11):979-995.

[43]黄丽娜.CD276､CD133联合CEA､CA199在结直肠癌及其癌前疾病中的表达及意义[D].郑州:郑州大学,2018.

[45]胡潜月,肖承惊“肠覃"初探[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5(06):46-48.

[46]林寿宁,陈洋,林树元.结肠息肉中医病名刍议[C]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二十四次全国脾胃病学术交流会论文汇编.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中华中医药学会,2012:601.

[47]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4个专业105个病种中医诊疗方案(试行)[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443-446.

[48]刘添文,陈延.大肠息肉患者中医证型特点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7):1562-1564.

[49]闫思蒙,刘杨,麻树人,等200例大肠息肉患者中医体质与证候类型及其关系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4,20(06):760-761,772.

[50]罗芬.大肠息肉患者中医体质类型的初步调查分析[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4.

[51]薛晶,林一帆,刘杨,等.结肠息肉发生及生物学特征与中医证型的关系[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1,19(02):88-91.

[52]胡文.大肠息肉中医证型及其相关因素调查[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7.

[53]李兵.健脾活血解毒方防治大肠腺瘤性息肉复发疗效观察[D].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17.

[54]莫荔荔.加味资生颗粒联合肠镜下EMR术治疗大肠腺瘤的临床研究[D].南宁:广西中医药大学,2017.

[55]杨婷.黄连解毒汤加减对抑制湿热下注型肠覃术后复发的临床研究[D]: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2017.

[56]贺进波.清热化湿肠宁汤治疗大肠炎症性息肉(湿热蕴脾证)的临床观察[D].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2.

[57]张凌云,韩树堂韩树堂教授治疗大肠息肉经验[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6,40(04);299-302.

[58]高见.中西医结合治疗直肠息肉的临床疗效评价[J].医药论坛杂志2016,37(08):154-155.

[59]张茂桃.结肠息肉摘除术后行肠炎清灌肠71例观察及护理[J].齐鲁护理杂志,2014,20(08):96-97.

[60]戴美兰,覃健.雷火灸预防腺瘤性大肠息肉内镜治疗后复发的效果观察[J].护理研究,2016,30(02):224-225.

[61]韦艳碧.穴位埋线配合中药防治胃肠腺瘤性息肉再发63例[J].中医外治杂志,201,20(02):10-11.

[62]王琦.9种基本中医体质类型的分类及其诊断表述依据[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04):1-8.

[63]王琦.中医体质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9.

[64]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ZYYXH/T157-2009)[J].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404):303-304.

[65]于春月.大肠息肉患者中医体质类型分布规律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6.

[66]刘杨,冯玉霞,闫思蒙,高文艳,巩阳,林-帆大肠息肉病理类型与中医体质关系的研究[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2014,22(06):291-293.

[67]董月秋,李连,郑玉,姜莉云.200例大肠息肉病理类型与中医体质关系的探讨[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7,38(05):41-42.

[68]崔洋阳.大肠腺瘤性息肉患者中医体质与血脂指标相关性分析[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16.

[69]谭玮璐.复发性大肠息肉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研究及中医体质调查[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0.

      沈哲韵.中青年大肠息肉患者血脂､尿酸与中医证型､病理类型的相关性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20.

      如需获取全文请联系本网站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