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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在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及病理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2024-08-22 6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究四种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血清片段21-1(CYFRA21-1)、糖类抗原(CA125)、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在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及病理分析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4月—2018年4月本院收治的700例肺部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分为对照组(良性肺部疾病，372例)和研究组(非小细胞肺癌，328例)两组。研究组根据患者不同病理类型又分为肺鳞癌组(201例)和肺腺癌组(127例)两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以及不同种类非小细胞肺癌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阳性率。结果研究组患者体内的CEA、CA125、SCC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CYFRA21-1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中肺鳞癌患者中的SCC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根据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血清片段21-1(CYFRA21-1)、糖类抗原(CA125)、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在不同患者血清内的水平差异使其作为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非小细胞肺癌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能够提高对患者非小细胞肺癌诊断的敏感度，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诊断以及病理分析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因此，广大医学工作者应该加大对肿瘤标志物类型及其在不同疾病内含量水平差异的研究，不断创新非小细胞肺癌的检测方法，为临床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提供一种有效的检测依据。

关键词：
扩散转移
病理分析
肿瘤标志物
诊断
非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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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我国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疾病的首位，非小细胞肺癌是肺癌的一种，它的种类有肺鳞癌、肺腺癌以及肺大细胞癌，与其他种类小细胞肺癌相比，它的癌细胞具有生长速度慢、分裂速度较缓慢以及扩散转移主要发生在晚期等特点[1-2]。调查显示，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约占我国肺部恶性肿瘤疾病的79%～85%,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化疗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近几年通过检测患者体内相关血清肿瘤标志物来对肺癌患者进行拟诊是临床上比较流行的检查方法之一[3]。检测患者血清中的肿瘤标志物具有对患者的损害小、材料提取方便、操作的重复性高等优势，通过血清肿瘤标志物来检测非小细胞肺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临床上推荐的肺癌检查方法之一[4]。本文研究分析了四种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血清片段21-1(CYFRA21-1)、糖类抗原(CA125)、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在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及病理分析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临床上提供一种有效的非小细胞肺癌诊断依据，现报道如下。

一、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选择2017年4月—2018年4月本院收治的700例肺部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病情分为对照组(良性肺部疾病，327例)和研究组(非小细胞肺癌，328例)两组。研究组根据患者不同病理类型又分为肺鳞癌组(201例)和肺腺癌组(127例)两组。对照组中男210例，女162例；年龄21～78岁，平均(53.6±6.5)岁。研究组肺鳞癌组(201例)中男110例，女91例；年龄22～85岁，平均(60.1±4.5)岁。肺腺癌组(127例)中男80例，女47例，年龄20～80岁，平均(57.1±2.5)岁。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经初步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的患者，患者之前没有接受过手术或放化疗治疗；(2)采用细胞学或组织学方法检测患者的肺癌细胞确诊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5];(3)患者在接受手术或放化疗治疗前进行了血清内CEA、CA125、CYFRA21-1、SCC水平含量检查；(4)患者治疗前均进行了远处转移病理分析、MRI以及CT的检测评价[7]。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肿瘤的患者；(2)经原发病灶以及淋巴结检测评价其恶性肿瘤发生远处转移[6]。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同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2.方法：

两组患者在接受化疗、手术治疗、药物治疗等临床治疗之前的14 d内，对患者血清内的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血清片段21-1(CYFRA21-1)、糖类抗原(CA125)、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进行检测。每天清晨采集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10 ml, 1次/d,利用本院检验科的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检测并记录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8]。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正常标准：CYFRA21-1<3.4 ng/ml, SCC<1.6 ng/ml, CEA<5.2 ng/ml, CA125<68.7 U/ml[9]。

3.观察指标：

(1)两组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比较：治疗前14 d内对两组患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进行检测。正常标准：CYFRA21-1<3.4 ng/ml, SCC<1.6 ng/ml, CEA<5.2 ng/ml, CA125<68.7 U/ml。(2)肺鳞癌组和肺腺癌组两组患者四种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情况比较。

4.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两组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体内的CEA、CA125、SCC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CYFRA21-1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肺鳞癌组和肺腺癌组两组患者四种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情况比较：

肺腺癌患者中的CEA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鳞癌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鳞癌患者中的CA125、CYFRA21-1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鳞癌患者中的SCC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两组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比较

表2肺鳞癌组和肺腺癌组两组患者四种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情况比较[n(%)]

三、讨论

肺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并具备高致死率的肿瘤之一[10],肺癌是我国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是我国癌症患者目前死亡的主要病因之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居恶性肿瘤疾病的首位，肺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非常低，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占82%左右[11]。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主要为肺鳞癌和肺腺癌[12]。肺癌早期不易被检测出来，其早期的临床确诊率不到14%,大部分肺癌患者经临床诊断检测出来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并发展为晚期恶性肿瘤，导致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13],进展期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更是不到2%[14]。因此，临床上提高肺癌患者生存率的主要手段之一，便是提高肺癌的早期诊断水平使肺癌患者能尽早地接受治疗[15]。目前，肺癌诊断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病理分析以及影像学资料分析，但是采用影像学方法进行疾病监测与评估时存在着明显不足[16]。肿瘤标志物是一种由肿瘤细胞产生的并释放进入到血液循环中的物质，标志物的含量的高低可以反映恶性肿瘤的进展程度[17]。研究显示因为肿瘤细胞的代谢能力高，患者血清中的肿瘤标志物的水平会显著高于不具有恶性肿瘤细胞的患者，同时通过肿瘤标志物来检测肿瘤的方法对患者没有伤害、检测方法简单以及可以一定时期内对患者进行动态监测等优势，该种方法越来越多地被临床应用于肺癌诊断过程，血浆蛋白生物标志物在肺癌的早期诊断及微创诊断中具有巨大潜力[18],肿瘤血清标志物作为血浆蛋白生物标志物的一种，同样具备该种潜力[19],因此通过监测恶性肿瘤患者中的血清标志物有助于对患者病情的评估[20]。

本研究中共选择了700例肺部疾病患者，经过初步诊断确认有372例患者为良性肺部疾病；328例患者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其中肺鳞癌201例、肺腺癌127例。依据初步诊断将其分为肺部良性疾病组以及非小细胞肺癌组。两组患者体内四种肿瘤标志物的水平含量检测结果为研究组患者体内的CEA、CA125、SCC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CYFRA21-1肿瘤标志物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病理类型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情况对比结果为201例肺鳞癌患者中有25例CEA阳性、17例CA125阳性、98例CYFRA21-1阳性、61例SCC阳性；127例肺腺癌患者中有78例CEA阳性、6例CA125阳性、36例CYFRA21-1阳性、7例SCC阳性，结果表明：肺腺癌患者中的CEA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鳞癌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鳞癌患者中的CA125、CYFRA21-1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肺鳞癌患者中的SCC阳性率水平明显高于肺腺癌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根据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血清片段21-1(CYFRA21-1)、糖类抗原(CA125)、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在不同患者血清内的水平差异使其作为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非小细胞肺癌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能够提高对患者非小细胞肺癌诊断的敏感度，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诊断以及病理分析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因此，广大医学工作者应该加大对肿瘤标志物类型及其在不同疾病内含量水平差异的研究，不断创新非小细胞肺癌的检测方法，为临床上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提供一种有效的检测依据。

参考文献:

[1]汪赛兵,周美文,张宜武.血清CYFRA21-1､HE4水平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病理特征和预后的相关性[J].西部医学,2022,34(7):1073-1077.

[2]杨波,陈洋,关静文,等.五项肿瘤标志物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研究[J].广州医科大学学报,2023,51(1):40-44.

[3]武永红,刘蓓,梁晓萍.血CEA､CYFRA21-1､CA125联合检测对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应用价值[J].科技视界,2020,8(12):169-172.

[5]彭微波.肿瘤标志物与非小细胞肺癌病理分期的相关性[J].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6,7(5):516-518.

[7]吐尔逊,周永,韩文广,等.MSCT联合肿瘤标志物检查对中央型小细胞肺癌及非小细胞肺癌的鉴别诊断价值[J].临床放射学杂志,2016,35(5):711-716.

[8]于小伟,徐川,李敏,等.益气固本抗癌方联合化疗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肿瘤标志物､炎症因子及生活质量的影响[J].陕西中医,2016,37(7):844-845.

[9]王珊珊,臧婉娜.不同化疗方案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及肿瘤标志物与疗效的相关性研究[J].饮食保健,2019,6(27):52-63.

基金资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22D01C302);

文章来源:胡佳捷,余帆,曹燕珍,等.肿瘤标志物在非小细胞肺癌诊断及病理分析中的应用研究[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24,45(16):1560-1563.